阿德勒：临终前我们总会为一些没能做的事情感到遗憾。我知道您也有一些遗憾，比如，不会说更多的语言，没有勇气去学习新的语言。但阅读您的作品时，我惊讶地发现，您还有一个遗憾是没吸食过致幻剂。
斯坦纳：没错。我有一些学生吸过，他们说那种感觉很难描述。我让他们给我解释一下，但其实不可能：他们对你讲述的一切，都远不如真实情况有意思、美妙、实在。这似乎是一种无法带回创作灵感的体验。波德莱尔、兰波和爱伦•坡，他们通过吸食鸦片和可卡因带回了某些创作灵感。他们吸毒后的创作量不大，写下的却都是很重要的作品。不过，这些学生没获得任何创作灵感。也许我应该亲自尝试一下，但我缺乏勇气。
阿德勒：我知道您经常在一些地方休假，也想过定居，比如法国南部，马拉喀什的大广场，塞杰斯塔的小神庙，耶路撒冷清晨的屋顶，等等。您会不会对您梦想去游览却无法到达的地方感到遗憾？
斯坦纳：会的。我列了一份简短的终极愿望清单，写的是我永远不会去的理想之地。目前我还不知道怎么去佩特拉古城，在我这个年纪，去那里不是不可能，但很困难。我还有一份不长的清单，叫“遗失的梦”。我本来希望去看看澳大利亚的红山，还有艾尔斯岩。我曾被邀请过十二三次。但去那里需要二十三个小时的飞机航程，我没有胆量去。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自传选用了这样的标题——《勘误表》。我的生活存在一系列错误，至少是缺憾。
我最主要的缺憾就是，年轻时没能冒险去创作。我小时候画了很多画，也发表了一些诗歌。我认为都很糟糕。但既然发表了，它们就有自己的读者。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教学成了我的目标和几乎全部的事业。
我想举个更琐碎的例子，它完美地解释了我的缺憾。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前五六个星期——那时我非常年轻——国际象棋就像神圣的毒药一样吸引了我，我每天要和很厉害的专业棋手下十八个小时象棋。芝加哥大学曾是国际象棋中心之一。我们喝一杯咖啡就继续下棋，把棋局当成很严肃的东西。我们学习、研究国际象棋理论，关注理论史的问题。说真的，我们做到了心无旁鹫。或许，我离真正的职业棋手并不遥远。但就在这种眩晕面前，我退缩了。我缺少足够的勇气将生命全部投入国际象棋……毕竟这只是一种游戏，但这是多么有趣的游戏啊！从那时起，我一直在下象棋，但下得很烂，充其量是业余爱好者中的爱好者。
这短短几周的经历让我瞥见了一个无底洞，也就是亨利•詹姆斯所谓的“真实的东西”：它指的是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生命的威胁、死亡、耻辱和债务我们都无所畏惧。为了过一种纯粹的生活，不惜冒一切风险。超越自我的登山者每次都这样做，深海潜水员每次都这样做，就是为了知道何为绝对的迷醉——那就是心无旁鸯的境界，所有布尔乔亚的美德都不复存在。但我没有这种极致地冒险的勇气。
有时萦绕着我的还有另一种遗憾。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英格兰，当时我与经历过重要战役的人来往密切。晚上，在大学校园喝下第三杯波尔图葡萄酒之后，著名的英格兰式的矜持开始褪去，战斗过的人会坦承：“战斗中我们多么幸福！我们多幸福啊。我们生活中再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与战斗的高潮相媲美。”他们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是杰出的老师，杰出的思想家。当坦诚的时刻到来时，他们说：“从那以后，生活是多么无聊！”首先，他们在战争中远离了妻子，这已是闻所未闻的幸福。对英国人来说，远离妻子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此外，还有带着同性恋色彩的男性友谊：并不是同性恋，而是一种男性的爱欲。男人间的这种感情是英国学院和英国精英生活的关键。今天，我们在伦敦经常看到一些混入黑帮的年轻人手持刀具，这种情形已经很严重。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把他们送进突击队里接受训练，五周内就能培养出拔尖的士兵。黑帮和突击队几乎是一回事。实际上，犯罪团伙和伞兵很接近。对于亚历克西•费罗南柯来说，在阿尔及利亚的经历是决定性的；对于阿兰也是如此；笛卡尔对战斗很了解；荷马教过我们什么是战斗的迷狂。我从没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永远也不知道在战争中我会有怎样的举动。但他们全都知道，不论结果是好是坏。就像用英语说，“他打了一场好仗”，这句话本身是不可译的。贝玑24知道——我认为蒙泰朗也明白——与敌人面对面交锋意味着什么。当我听同事们回顾往事时，他们对幸福的回忆很真实，毫无虚张声势的成分。总之，他们那时候每天要生活二十五个小时，压根没时间去吹嘘自己的故事。也不会对精神分析学家、治疗师和记者讲起。他们不对别人吹嘘，只跟自己说：“结果就是这样，与原先的计划相差甚远。嗯，好吧……但我们尝试过，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总而言之，要知道，伟大的人物是特立独行的。
为何那么多大学同事都不太喜欢我？为何我这辈子一直有点边缘化？因为出版第一部作品《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至今，我一直说，创作者和评论者（或者解读者）之间的距离是以光年计算的。现在我深信不疑。诚然，有些作家也同时是伟大的批评家，比如写过《驳圣伯夫》的普鲁斯特，写过散文的艾略特，以及解读过但丁的曼德尔施塔姆。他们通常是创作上的巨人，也是首屈一指的评论家和批评家。能同时胜任创作和批评这两项工作实属罕见，但肯定是存在这类人的。有比波德莱尔更伟大的艺术批评家吗？但如果他只写了《恶之花》，其实也足够了。在我晚年，这种创作与批评的差异常常令我很难过，因为我本该在年轻时冒一冒风险。
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因为我没成为创作者。这让我相当痛心。我想说，其中部分是我受到的家庭教育所致，我必须经常援引的伟大的犹太教传统。我父亲确信：创造一些东西是好的，但也是不可靠的。成为一名教师是最高的责任。此外，“拉比”这个词的意思是教师，它蕴含的一切都是世俗的，没有丝毫的神圣性。
我对您提到过，我年轻时出版过几本诗集，有天早上我重读之后，发现它们仅仅是韵文。韵文是诗歌最大的敌人。后来我就再也不出版诗集了。我也发表过诸如《运送阿道夫•希特勒到圣克里斯托瓦尔》这样的小说，但它们是对思想和辩论的虚构，换句话说，是以小说或叙事的形式进行的思想对话。《运送阿道夫•希特勒到圣克里斯托瓦尔》（1981）不仅是一场关于思想的辩论，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的著作，是围绕最高权力和希特勒主义而展开的深思。
我完全缺乏伟大创造者的天真和愚蠢。读大学时，雕塑家亨利•摩尔偶尔和我们一起用餐。每当谈论政治时，他浑身散发出令人惊愕的天真。这时我们会看着他那双搁在桌上的手，属于亨利•摩尔的富有生命力的双手，在心里对自己说：“不必在乎他说了什么！看看他的手，看他能用手做出什么。”伟大创造者那纯真的神秘是非常深奥的，作为局外人我们并不能理解。
那么，我的任务是什么？我要像那部出色的电影《邮差》（1994）里表现的那样，成为一名邮递员。那是一部关于聂鲁达和为聂鲁达送信的小绅士的电影，后者在影片中逐渐意识到成为聂鲁达的意义。我一生都试图做一名很优秀的邮递员，把信件投入正确的信箱。找到合适的信箱来谈论作品、介绍一件新作品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我们可能会犯严重的错误，但这是一项极其重要且令人激动的任务。能够成为伟大作家的邮递员，我感到很激动。但绝不能把邮递员和作家混淆起来。普希金——他也是贵族，我们有时会忘记俄罗斯王子与我们之间的差距——喜欢提醒人们：“致我的出版商，我的译者，我的批评者，我衷心地感谢你们，但这些文字，是我本人写下的。”没错，这说明了一切。
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碰碰运气，写几本糟糕的书。兴许应该尝试着创作一些小说或者戏剧一对年轻的我来说非常重要。但我不想承担风险，因为手持信件和把信件放入信箱的特权赋予我很大的压力。这一生中，我曾有两三次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得以引荐一些很重要的作家，为他们敲开出版界的大门。我永远不会忘记《泰晤士文学增刊》给我打来的那通电话，他们礼貌地问我：“您给我们寄了篇关于一位叫（他费劲地拼读起来）C-E-L-A-N先生的文章。请问这是笔名吗？他是谁？”这是英文世界第一篇评论保罗•策兰的文章。还有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家和诗人是我帮助引荐的，他们当时都刚刚迈进职业生涯。
阿德勒：斯坦纳先生，您说您没能成为一名创作者，但您其实是一位小说作者，还撰写理论书籍，这些都算得上创作行为。您刚才谈到《运送阿道夫•希特勒到圣克里斯托瓦尔》，它展现了希特勒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的过程。我想谈谈您另一篇鲜为人知的文本，叫《证明》（Épreuves）。这是一篇能更好了解您的关键文本，讲的是一名逐渐失去视力的校对员的故事。所以，他再也看不到文字，世界在他眼前逐渐消失。但里面也涉及整个世界的错位。
斯坦纳：这个文本仅仅在意大利产生了反响，因为人物原型是意大利的廷帕纳罗，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拒绝向新闻界和学术界作出任何妥协，靠在夜间做校对为生，失去了部分视力。在意大利，这本书引发了争论，既有赞许也有反对的声音。在其他国家则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您想让我谈谈这个文本，其实，我是试图通过它去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在某些人对正义的渴望中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心理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挫败也是人类的巨大挫败。马克思主义是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深受犹太教的影响，它来自《阿摩司书》和先知们。马克思在1844年的手稿中写道：“总有一天，我们不会用货币交换货币，而是用爱交换爱，用公正交换公正。”25这是伟大的救世主计划。
我们知道古拉格是什么。您不需要告诉我。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也许人们过于贪婪，有过多私心，过于斤斤计较，从而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可能性一是纯粹的利他主义理想。在剑桥，我幸福地住在一座美丽的房子里。孩子们已经离开（他们成年了），我本应留出空房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但我什么都没做。马克思主义会对我说：“我们不关心你怎么选择。这是强制性的。必须把两个房间腾出来。”这有助于解决一些道德问题。在某些方面，我知道它会让事情变得更好，而在其他方面就未必了，我心里有数。
我们必须时常自问：伟大进步的代价是什么，受害者是谁。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野蛮资本主义的终结”、"奢侈的终结”，但这个现象仍在继续：你可以裁去一万人的岗位，毁掉你经营过的产业或银行，然后带着五百万奖金离开。这真的是人类自由的理想吗？我想知道。
因此，我这部短篇小说试图展示的是，一个葆有马克思主义希望的失明者会遭遇到什么。我以巴尔扎克（他是绝对坚定的无神论者）的名言为全书结尾一身一人在城里时，我的小说人物对上帝说：“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这是准备发起的最后一次伟大斗争：独立理性的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之间的斗争。
阿德勒：阅读《逻各斯统治》时，我们会感觉您在等待最终的约会，您迫不及待地摩拳擦掌，并对自己说：“这最终的约会，这最后一次，它会非常有意思。”
斯坦纳：我不会迫不及待。毫无疑问，面对死亡，我就像其他人一样胆小。我是英雄的对立面，甚至是优秀的反英雄。面对牙医，我宁愿跪行去麦加朝圣，我的内心在恐惧地尖叫。
我强烈支持安乐死。我们开始成为他人和自己的负担与麻烦时，便有权结束生命。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而且，我们正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改变自己的习惯和法律。我希望在弥留之际首先想到的是，“瞧！发生过的一切都多么有趣”，其次是，我读不到当日的晚报了，这是最后的遗憾……
阿德勒：在您最近出版的书《片段（有点烧焦）》中，您恰好从正面探讨了安乐死的话题。
斯坦纳：我百分之百地支持它。有些人活得很痛苦，还要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生，这种情况下，我们却坚持让他们活着，真让人愤怒。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治疗老年痴呆，这已经是一种负担，会摧毁整个家庭，并给某些家庭带来铅板一般沉重的压力。这让我异常愤怒。这些人除了痛苦外没有任何别的生活寄托。但安乐死的合法化终将到来。不仅在荷兰，目前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安乐死一或者被称为协助死亡——都开始实行了。尽管某些人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却必须活着，真让人难以置信。这在我看来无异于可怕的虐待。我觉得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就像对待堕胎一样，可怕到不可原谅。我很愿意这样公开地表态。
阿德勒：您的老年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斯坦纳：我希望自己离开时千万别给别人添麻烦。我不想给他人制造经济的、社会的和人事上的问题。我希望我能去……我知道的一个地方。我告诉过亲密的朋友，我理想的骨灰抛洒地点在哪里。然后还有睡觉这个问题，我现在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睡觉是一种很大的特权。“让我在土地的沉睡中入眠”，这句诗非常美，写这句诗的维尼26是一位现在很少被阅读的诗人。可惜啊！我们不怎么读诗T！假如问法国最聪明的年轻人：“你们读过维尼吗？”我想不会得到多么积极的回应。
阿德勒：您难道不觉得，也许有一天，您会信一位神吗？
斯坦纳：信什么？
阿德勒：信一位神？
斯坦纳：不不，我不觉得。我唯一的希望是，时候到了，我就能离开。我一生都非常幸运，曾住在最美的城市，生活在最激动人心的环境里。我有很优秀的学生。包括我的婚姻以及我婚姻以外的那些事——对我来说相当重要——也都是幸运的。我的运气好极了。当我们想到长期患病的痛苦，想到胰腺癌以及所需的治疗时……不，我每日每夜都感激命运。我希望能优雅而快速地结束人生。在德语中我们说“Macht schnell！”（快一点！）。这是一句很棒的口号。
阿德勒：我们要学着去生活吗？
斯坦纳：不，我们要学习死亡。每天早上，我们都会从生活中吸取一些无法预料的新的教训。我们一直在犯错！能够犯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一是人类另一项伟大的自由一然后对自己说：“我搞错了！”这就是人生下一章即将开始的时刻。永远不要害怕犯错，这是特权，是自由。
阿德勒：但如何理解我们自身的有限性呢？依靠哲学吗？还是通过自我认知？
斯坦纳：都不是。应该借助于常识。待在我们深爱的人身边，告诉自己曾经共度的时光很美好。但现在，够了，够了！
阿德勒：但死亡那一刻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斯坦纳：不，我坚信可以由我们决定，我认为我们正在为死亡作准备。我当然不是指车祸造成的那种死亡。我相信我们都赞成的一点是，死亡会在我们准备好的时刻来到。老年痴呆的恐怖之处在于自己不再能掌控命运了。
阿德勒：有一种度过晚年的方式，就是继续学习。
斯坦纳：甚至创造一些东西。但如果身边有我们所爱的人陪伴，却记不得他们的名字，这我不能接受。
我对老年痴呆症、对丧失记忆有很深的恐惧感。每天早上，我都会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无论什么书，把它译成我掌握的语言，做翻译练习。为了让肌肉不麻痹，我会做记忆力练习，背诵法国大革命共和日历……甚至背一些蠢话，所有我能想到的东西，以确保没有出现健忘的症状。我和其他同龄人一样都会忘事，但幸运的是目前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如果遗忘，那基本上也是有意为之的遗忘。尚无大碍。但这种情况能不能持续下去？我不好说。
阿德勒：您说过，如果您的狗受到伤害，您会背叛整个家庭？
斯坦纳：毕竟，活到我这把年纪已经相当走运了。我送走了太多英年早逝的同辈人，以至于无法不认为生活就是谜团，是彩票。有好数字也有坏数字。因此，早上译完四篇文章后，我会试着说谢谢。就这么简单。这时候，我的狗是最重要的。我向它解释我译的文本。我和它，我们两个散步，聊天……说得严肃一点，我真想杀了那些虐待动物的人。我说这话的时候很冷静。我对他们充满了憎恶！我们的文明竟然如此大规模地实施这种恐怖行为。在爱你们和你们爱的动物眼中，有一种我们不具备的对死亡的理解。我的狗会通过眼睛流露出一些它很了解的事情，也许是将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当我回到家时，它在门口等我。为什么呢？它怎么知道我要来了？从极端的孔德式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很可能因为它期待的气味出现了。也许吧。你们知道狗有一套气味的词汇，能嗅到一万种我们闻不到的气味。当我收拾我的小旅行箱时，它就钻到桌子底下，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责备的眼神看着我。和动物一起生活真是太美好了。与它们产生的心灵感应非常有趣。我知道我们应该爱人类。但有时我觉得爱人类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