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开始撰写这些短文之前，我收到了一位罗马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他是位作家，叫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1]。谈到我想要掌握意大利语的渴望时，他写道：“一种新语言几乎就是一种新生活，语法和句法都会重塑你，让你陷入另一种逻辑和另一种情感。”这番话让人安心不少，似乎是在回应我搬到罗马、开始用意大利语写作之后的想法，包含了我所有的渴望和迷惑。读完他发来的信息，我更理解这种用新语言进行表达的愿望了：为了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一次变形。
大约在收到这封邮件的同时，我在一次访谈期间被问及最喜欢的书是什么。当时我在伦敦，台上还有五位作家。我通常很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没有哪本书是决定性的，因此我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说是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一部涉及一切、反映一切的史诗。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拉丁文版本是在二十五年前，我还是美国的一个大学生。那是一次难忘的相遇，或许是迄今最心满意足的阅读体验。为了理解它，我不得不努力地把每个词都翻译过来。我不得不沉浸于一门陌生、古老又复杂的语言。尽管如此，奥维德的作品仍然征服了我，我完全被迷住了。我发现了一部至高之作，用一种鲜活、迷人的语言写成。就像之前所说的，我相信用一种外语来阅读是最亲密的阅读方式。
我还清楚地记得女神达芙妮变成月桂树的那一刻。她正从阿波罗这位陷入爱情、对她苦苦追求的神身边逃开。她想保持独身和贞洁，像处女神[2]狄安娜一样献身于山林与狩猎。达芙妮精疲力竭，无法逃脱，只得恳求她的父亲河神珀纽斯帮忙。奥维德写道：“她的心愿还没说完，忽然她感觉两腿麻木而沉重，柔软的胸部箍上了一层薄薄的树皮。她的头发变成了树叶，双臂变成了枝干。她的脚不久以前还在飞跑，如今变成了不动弹的树根，牢牢钉在地里，她的头变成了茂密的树梢。”当阿波罗把手放在树干上时，“感觉到她的心还在新生的树皮下跳动”。[3]
变形的过程虽然暴力，却是一种重生，它既是一场死亡，又是一次诞生。女神达芙妮和月桂树的边界并不清晰，这个场景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描绘了两种元素和两种生物的融合。可以看到二者紧邻，词汇既在描写达芙妮又在描写月桂树（在拉丁文的文本中有：frondem / crines，ramos / bracchia，cortice / pectus）[4]。这些词的毗连和文字并置都强化了矛盾、纠缠的状态。它营造出一种双重印象，使我们困惑不已。这是一种神话式的，或者说原始的表达，阐述了同时作为两种事物而存在的意义，成为某种未被定义之物或是模棱两可之物的意义，以及拥有双重身份的意义。
达芙妮变形之前正在逃命。接着她停了下来，无法再移动。阿波罗可以触碰她，但无法占有。变形尽管残酷，却是她的救赎。从一方面来看，达芙妮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一棵树，她可以永远留在森林，那是属于她的世界，她在那里拥有另一种形式的自由。
我说过，用意大利语写作是一次逃离。在解读语言变形记时，我意识到自己在逃离什么；它是一次解放。用意大利写作差不多有两年了，感觉已经完成了变形，几乎重获新生。但这种变化、这个新的开始，是有代价的。像达芙妮一样，我发现自己被限制住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行动自如，不能以在英语中习惯的方式行动。一门新的语言像某种树皮把我包裹在内。我留在里面：得以更新，却又被困住，感到释然却不自在。
为什么要逃离？是什么在追赶？是谁想要加以约束？
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英语。但与其说是英语本身，倒不如说是这门语言的种种象征意义。几乎在我全部的人生中，它都代表着一场让人精疲力竭的斗争、一场扭曲的冲突、一种持续不断的挫败感，而这恰恰是绝大部分焦虑感的源头。它代表一种必须掌握、必须理解的文化。我还曾害怕它意味着我和父母的分离。英语标志着过去沉重、累赘的一面，令人厌倦。
然而我也爱着它。我成了一个英语作家，接着，出乎意料地有了点名气，还得了一个奖。但我确信这是不应得的，它更像是个误会。尽管那是一项荣誉，但我还是充满怀疑。我还没来得及把自己和这种认可联系起来，它就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就被当作一位成功的写作者，不再是默默无闻、几近无名的学徒。我的写作源自一个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被发现的地方。可是第一本书出版之后仅仅一年，这种匿名性就消失了。
用意大利语写作是在逃离与英语相关的失败感，或许也是在逃离成功。意大利语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文学路径。身为作者，我可以消解、重构自我。我可以把词语组合在一起，构造出一个句子，却不必被认作行家里手。用意大利语写作将不得不面对挫败，但这与我过去所知的挫败有所不同。我既不必为此苦恼，也不会觉得悲伤。
当我提及近期正在用一门新语言写作时，大多数反应都很消极。在美国，一些人建议我别这么做。他们说不想通过翻译来阅读我的作品，不希望我做出改变。在意大利，尽管有很多人鼓励我迈出这一步，也有很多人表示支持，但我还是经常被问起，为什么想用一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力不如英语的语言写作。有人说放弃英语的后果会是灾难性的，这场逃离可能会把我带进陷阱。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
这些反应并不让人意外。转变，尤其是刻意寻求的转变，常被认为是一种背叛、一种威胁。我自己的母亲就从不改变。她在美国竭尽全力维持原有的衣着、举止、饮食、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就好像从没离开过加尔各答一样。她拒绝改变外表、习惯和态度，把这种拒绝当作策略来抵抗美国文化，与之战斗，维护她的身份。变成美国人，哪怕是变得像美国人，都意味着彻底的失败。我母亲返回加尔各答的时候非常自豪，因为尽管她离开印度已经将近五十年，却还像一个从没离开过的女人。
我正好与之相反。拒绝转变是母亲的反抗，而我的愿望是改变自己。“有一个女人……总想成为另一个人。”我写的第一篇意大利语小说《交换》以这句开头不是偶然。我始终想要摆脱自身源头的虚空。正是这种虚空让我痛苦，让我想要逃离。这就是我始终无法悦纳自己的原因。改变似乎是唯一的解决方式。通过写作，我找到了一种藏身于角色、逃避自我、始终置身于变化之中的方式。
变形机制可以说是世间唯一从不改变的元素。每个个体、每个国家、每个历史阶段，乃至整个宇宙及其包含的一切，其旅程不过是一系列变化，有时是微妙的变化，有时是深刻的。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会停留在原地。那些转变的瞬间，事物发生变化的时刻，才是所有人的支柱。不论这些瞬间是救赎还是损失，我们都愿意记住。它们为我们的存在提供了构架。剩下的一切几乎都被遗忘。
我相信艺术的力量是将人唤醒的力量，它激励人深入内心，让人发生改变。我们阅读小说、观看电影、聆听音乐，是要寻找什么呢？我们透过艺术作品，寻找会改变我们的东西，寻找过去不曾意识到的东西。我们想要改变自己，就像奥维德的杰作曾经改变我那样。
在动物世界，变形是可以预见、自然而然的。它只是一个生物学过程，包含数个特定阶段，直至最终实现完全的发育。毛毛虫变成蝴蝶以后就不再是毛毛虫，而是一只蝴蝶了。变形的效果是彻底的、永久性的。生物失去旧有的形态，获得了新的形态，几乎难以辨认。它具备了新的物理特征、新的美感和新的能力。
彻底变形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可以用意大利语写作，但无法变成一个意大利作家。尽管我正用意大利语写下这个句子，但惯用英语写作的那部分始终存在。我想到了费尔南多·佩索阿，他创造出了自己的四个版本：四个互相分离、区别显著的作家，正因为此他才能够超越自我的界限。也许我借助意大利语所做的事和他的策略很相似。尽管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作家，但也许可以同时成为两个人。
奇怪的是，用意大利语写作更容易露怯，我却感到更安全了。新的语言确实在保护我，但与达芙妮不同的是，这个保护层是可以穿透的，几乎就像没有皮肤一样。尽管没有厚厚的树皮，但在意大利语里，我是一个更坚硬、更自由的写作者，再次生根之后，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生长。
[1]Domenico Starnone（1943— ），意大利作家、编剧和记者，斯特雷加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鞋带》《诡计》等。
[2]奥林匹斯主神中发誓保持处女身的三位女神。
[3]此处译文引用自杨周翰译《变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4]意为：“树叶/头发，树枝/手臂，树皮/胸，乳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