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欢乐中都有痛苦。每一种炽热的激情都有阴暗面。
在罗马的第二年，圣诞过后，我和家人去了帕埃斯图姆[1]看神庙，接着在萨勒诺[2]待了几天。经过市中心一家商店的橱窗，我注意到几件漂亮的童装，就带着女儿走了进去。我找到售货员，告诉她我想为女儿挑选裤子。我描述了自己的想法，提到可能合适的颜色，还补充说女儿不喜欢太紧的款式，更愿意穿舒服的裤子。总之我说了好一会儿，用的是流利但不太地道的意大利语。
过了一会儿，我丈夫带着儿子进来了。丈夫是美国人，但他和我不一样，看起来倒有几分像意大利人。他当着售货员的面和我用意大利语简单说了几句。我给他看一件打折的夹克，或许适合儿子，他都用简短的单音节词回答：好，行，对，再看吧。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丈夫的西班牙语说得很好，所以他的意大利语常常带着西班牙口音。他会把“sessantuno”说成“sessenta y uno”[3]，把“bellezza”说成“bellessa”[4]，把“mai”说成“nunca”[5]。孩子们经常为此取笑他。他的意大利语还不错，但不如我。
我们决定买两条裤子，再加那件夹克。在收银台付钱的时候，售货员问：“你们从哪儿来？”
我解释说我们住在罗马，去年刚从纽约搬来。这时候售货员说：“但您的丈夫肯定是意大利人吧。他的意大利语非常好，没一点口音。”
这就是我永远无法跨越的界限——我的外表。不管我把意大利语学得多好，这堵墙将永远挡在我们之间。
我当时简直要哭了。我想大喊：“我才是疯狂热爱你们语言的人，不是我丈夫。他说意大利语，只是因为有这种需要，因为他正好在这儿生活。我学习你们的语言超过二十年了，他才不到两年。我只读你们的文学作品，现在能在公开场合演讲，能做电台访谈，用意大利语写日记和小说。”
但我什么都没说，谢过她，说了再见，就出去了。我知道我的依恋没有价值，所有投入、所有热情都没有任何意义。对那个售货员来说，我丈夫的意大利语说得非常好，应该得到称赞，而不是我。我感觉受到了羞辱和冒犯，还很嫉妒。我无话可说。最后，我们走到街上，我用意大利语对丈夫说：“Sono sbalordita.”[6]
我丈夫用英语问：“Sbalordita是什么意思？”
萨伦诺发生的插曲只是在意大利反复碰壁的一个例子。我由于外表而被视为外国人。这是真的，我确实是。但作为一个会说意大利语的外国人，我在这个国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体验。
相识的人都跟我说意大利语。他们很高兴我能理解他们的语言，也很愿意分享。和朋友们用意大利语交谈的时候，我会感到沉浸在这种语言当中，受到欢迎，被人接纳。我在参与它：在意大利语口语这个剧场里，我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加入了演出。
但是当我走进像萨勒诺那家店一样的商店时，又会被生硬地抛回岸上。那些根本不认识的人看着我，以为我不会意大利语。当我用意大利语和他们说话，或者提出什么请求的时候（一头蒜、一枚邮票，或者一些时间），他们会困惑地说：“我不明白。”总是一样的反应，一样的怒目而视。就好像我说的是另一种语言。
他们不理解，是因为不想理解；不想理解，是因为不想听我说话，也不想接纳。这就是墙的运作方式。不理解就可以忽略，可以不必将其考虑在内。这些人看着我，但并没有看见。他们并不认可对方为了说好这门语言所做的努力，相反，这还会激怒他们。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像个因为乱动东西而被训斥的孩子。“别碰我们的语言，”有些意大利人似乎在说，“它不是你的。”
学习语言是外来者融入新国家的根本途径，它使建立关系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语言，你很难感到自己的存在是正当的、受尊敬的。没有声音就没有力量。在这堵墙上没有裂缝，也没有入口。如果我在这里度过余生，哪怕能说一口完美无瑕的意大利语，那堵墙对我而言也会始终存在。我想到了一些在意大利出生和长大、把这里当作祖国、说着完美意大利语的人，他们在某些意大利人眼里，可能仍旧是“外国人”。
我丈夫名叫阿尔贝托。对他来说，只要伸出手，用意大利语跟人说“幸会，我是阿尔贝托”就足够了。因为他的长相、他的名字，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意大利人。当我做出同样的举动时，还是那批人，会用英语说：“很高兴见到你。”当我继续说意大利语，他们就会问：“你怎么说得这么好？”接着我就得提供解释。我会说意大利语这个事实对他们而言似乎很不寻常。并没有人向我丈夫提出这个问题。
一天晚上，我在罗马弗拉米尼奥区的一家书店宣传我的最新小说。我已经准备好与一位意大利朋友（也是一位作家）就几个文学议题进行对话。活动开始前，我和丈夫刚刚认识的一位男士问我是否打算用英文做演讲。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要用意大利语演讲，而他问我是否是从丈夫那里学会了这种语言。
在美国，虽然我把英语当成母语来讲，虽然我被视为美国作家，但还是会出于种种原因遇到同样的墙。因为名字和长相，我时不时会被问及为什么选择用英语而不是母语写作。初次相识的人，只要看见我，知道了我的名字，听到了我说英语，就会问我从哪里来。我不得不为自己使用的语言做辩护，哪怕对它的掌握无可指摘。如果我不说话，甚至有很多美国人也觉得我是外国人。记得有一次从波士顿的一家图书馆回来，在街上遇见一个发广告传单的人。当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主题是十七世纪的英语文学。我拒绝接过传单，那个人就朝我喊：“你他妈有毛病吧？不懂英语吗？”
即使在印度，在加尔各答——那座城市使用我所谓的母语，也无法避开这堵墙。除了很早就认识我的亲戚以外，几乎每个人都以为我既然没在印度出生和长大，就只会说英语，或者几乎听不懂孟加拉语。尽管我有印度长相和印度名字，他们也还是用英语跟我说话。我用孟加拉语作答时，他们表现出的惊讶就和某些意大利人、美国人一模一样。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人觉得我所说的语言属于我。
我是个作家，完全依靠语言来确立自我身份。我用语言工作，然而这堵墙总让我保持距离，把我隔离在外。这堵墙无法避免，不管去哪儿，它都四面围绕，以至于我开始怀疑，墙是不是我本身。
写作，是为了拆毁这堵墙，以一种纯粹的方式表达自己。写作的时候，外表和名字都无关紧要。人们在没有看见我的样子、没有心怀偏见、没有戴有色眼镜的情况下聆听这个声音。我是隐形的。我变成了我的言语，而言语也变成了我。
用意大利语写作时，我不得不接受第二堵墙的存在。它非常高，甚至更难越过：它就是语言之墙。但从创作的角度看，语言之墙不管多么让人恼怒，还是能够激发兴趣和灵感的。
最后一个例子：有一天在罗马，我和我的意大利出版商、他的妻子在英吉利酒店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我在意大利出版的最新作品，也谈到我想写一写自己和意大利语的关系。我们谈了安娜·玛利亚·奥尔泰塞[7]和其他几位我想要翻译的意大利作家。我的出版商似乎对这些新项目充满热情。他说我目前的打算——用意大利语写作——是个好主意。
午餐过后，我在科尔索大街看见一家卖鞋和包的商店，橱窗里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走进商店，这次什么也没说，只是沉默着。售货员看见我，立刻用英语说：“我能帮您吗？”在意大利，这句礼貌的英语时不时就会冒出来让人心灰。
[1]帕埃斯图姆（Paestum），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城镇，以三座宏伟的古希腊多利安式神庙而闻名。
[2]萨勒诺（Salerno），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第二大城市。
[3]意为：“六十一。”前一种是意大利语，后一种是模仿西班牙语口音的拼法。
[4]意为：“美。”同上。
[5]意为：“绝不、永不。”前者是意大利语，后者是西班牙语。
[6]意为：“我很震惊。”
[7]Anna Maria Ortese（1914—1998），意大利作家，主要作品有《那不勒斯纪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