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邀去卡普里岛参加文学节。文学节上有一系列英语作家与意大利语作家的对话，地点在一个俯瞰海洋的小广场上，可以看见著名的法拉廖尼礁石群。每年的文学节会有一个主题，作家们互相讨论。这一年的主题是“胜利者与失败者”。文学节开始前，与会者们应邀就这个主题写一篇文章，然后印在一份双语手册上。由于我是英语作家，他们认为我会用英语写作，然后由别人翻译成意大利语。但我已经在意大利住了差不多一年，一直在竭力避免使用英语。我用意大利语写了文章，现在需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我自己是理所当然的译者，但眼下我根本不想走回头路。事实上，这让我感到害怕。当我向丈夫表达这种不情愿时，他说：“你应该自己翻译。总比别人动手要好，那样一来你就没法控制了。”我遵从了他的建议，怀着某种责任感，最后决定自己来翻译。
我以为会很容易。一次顺势下坡，而不是上坡。结果这项任务的艰巨程度让我大为震惊。用意大利语写作的时候是用意大利语思考，而为了把它翻译成英语，不得不激活大脑的另一个部分。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感觉，这是一种抽离感，就好像与分开好几年、早已厌倦的男友偶遇，而他再也无法吸引我。
一方面，经过翻译的文字并不好，读起来寡淡、无趣，无法传达我的新想法。另一方面，我掌握的英语所具备的丰富性、力量和柔韧性也让我措手不及。突然之间，无数的词汇和精细的表达来到脑海里。我拥有一套可靠的语法，不再有任何犹豫。在英语中，我不再需要词典，不再需要攀爬。这些旧日的知识和技巧让人沮丧。这个技艺娴熟的作者是谁？我不认识她。
我觉得自己不够忠诚。我害怕会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不情愿地背叛了意大利语。
与意大利语相比，英译文显得压倒一切，盛气凌人，自以为是。它像是被囚禁了很久，刚刚放出来，怒气冲冲。或许它已经感觉到自己被忽略了将近一年，对我非常生气。两种语言在书桌上对峙，但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胜者。译文在吞噬和拆解原文。我确实很惊讶，这场血腥的斗争恰恰印证了文学节的主题，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我想保护我的意大利语，像抱住新生儿一样把它抱在怀里。我想悉心照料它，它需要睡觉、吃饭、长大。和意大利语相比，英语就好像一个臭烘烘的毛头小伙。我想对他说，走开，别打扰你的小兄弟，他还在睡觉。他还没长成能跟你追逐玩耍的人，还没有变成像你一样无忧无虑、强壮、独立的少年。
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正用一种新的方式描述我和意大利语的关系，我引入了一个新的隐喻。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用一个浪漫的类比：坠入爱河。现在翻译自己作品的时候，我就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注意到自己对语言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也许这种变化反映出的是一种发展，一段自然的过程。一种形式的爱紧随着另一种形式；一对相爱的情侣，在理想的状态下，会孕育出下一代。而我对孩子的感情甚至更强烈、更纯净、更卓绝。母性是发自本能的联结，一种无条件的爱，一种超越了吸引力和相容性的奉献。
把这篇短文翻译成英语时，我觉得自己分裂成了两半。我无法处理这种紧张的关系。我无法像杂技演员一样，在两者之间移动。我又有了那种不愉快的感觉，我不得不同时是两个不同的人——这种生存状态伴随了我一生。我知道贝克特把自己的作品从法语翻译成了英语。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意大利语要弱得多。这对兄弟还不是对手，而我偏爱小的那个。我没法保持中立。
将作品翻译成英语，我把这视为一项任务，仅此而已。这就像是原地打转，没有神秘感，没有新的发现，也不能与自身以外的事物相遇。
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两个版本之间的旅行还是有其益处。到最后，在翻译上花的功夫让意大利语版更加清楚、更加确切了。尽管过程让作者感到焦虑，但对写作还是有用的。
我想，翻译是最深刻、最亲密的阅读方式。翻译是两种语言、两个文本、两位作者之间美好又充满张力的相遇。它意味着一次增长、一次更新。过去我喜欢翻译拉丁文、古希腊语、孟加拉语，这种方式能让人贴近各种语言，与那些遥远时空的作者产生联系。但翻译自己的作品全然不是一回事，何况在有待翻译的这门语言中，我只是个学徒。我费了很大的力气用意大利语写完那篇文章，刚刚觉得卸下了重负，虽然疲累，但非常兴奋。我想停下来，重新找到方向。但新的航程来得太快，让人很难受。这像是一场失败，一种倒退。它的破坏性强于创造性，几乎像是自毁。
在卡普里岛，我用意大利语做了演讲。我大声朗读了自己写的那篇关于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文章。我看到在那一页的左边，用蓝色印出了英语；在右边，用黑色印着意大利语。英语沉默又平静。这一对兄弟被印到纸上，装订起来，互相容忍着。至少在这一刻，它们能够和平相处。
读完以后，我与两位意大利作家交谈。我们身边坐着一位译者，把我们说的话翻译成英语。我每说几句话就停下来，让她翻译。这种英语的回响真是绝妙又难以置信，既是一个闭环，又是一种彻底的反转。我为此既惊奇又感动，想起十三年前在曼托瓦，那时如果没有翻译，我就不能在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那时我从未想到自己能实现这个目标。
听着译者在旁边说话时，我第一次开始信任自己的意大利语。尽管它永远是两兄弟中更小的那一个，但这个瘦弱的孩子还是渡过了难关。多亏那位长子，我才能看见第二个——听到他的声音，我甚至还有些钦佩这个小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