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重返英国

办完这些事，第二天我就离开他们上了大船。我们准备立刻启航，但是那天晚上没有起锚。隔天一大早，岛上的五个人中有两个突然游到船边来，苦苦抱怨另外三人如何欺负他们，并恳求我们看在上帝分上收留他们，否则留在岛上准会被那三人杀死。他们哀求船长让他们上船，就算马上把他们吊死也甘愿。

对此，船长假装自己无权决定，必须征得我的同意。后来，经过种种留难，他们也发誓痛改前非，这才让他们上了船。上船后，他们各自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鞭子，打完还在伤口上撒盐。从此以后，他们果然成了安分守己的人。

这事过后不久，潮水上涨，我便派小艇把答应给的东西送上岸去。我又向船长说情，把他们三人的箱子和衣服一起送去。他们收到后都感激不尽。我还鼓励他们说，将来若有机会，我会派船来接他们，我不会忘记他们的。

离开小岛时，我把自己做的那顶羊皮帽、羊皮伞和我的鹦鹉都带上船作为纪念。我也没有忘记把之前我提过的那些钱带走，它们已经因为存放太久没有使用而生锈了，若不经过一番擦洗处理，谁也认不出那是银币，我在那艘西班牙破船上找到的钱也是如此。

就这样，根据船上的日历，我在一六八六年的十二月十九日离开了这座海岛，我在岛上总共住了二十八年两个月又十九天。我第二次遇难获救的这一天，和我第一次从萨利的摩尔人手里搭乘长艇里逃出来的日子，正是同月同日。

经过了漫长的航程，我在一六八七年六月十一日抵达英国，距离我离开家乡已经三十五年了。

我回到英国，人人都把我当成异乡来客，就像我从未在这里生活过似的。我那位恩人，也就是替我保管钱财的忠实管家，还活着。不过非常不幸的是，她再嫁之后又成了寡妇，境况十分悲惨。我请她不要把欠我的钱放在心上，向她保证我决不会找她麻烦，相反地，为了报答她从前对我的关心和忠诚，我又尽我微薄的财力给了她一点接济。当然，我这时财力有限，帮不了她多少。但我向她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以前对我的好处，又告诉她，将来我有力量帮助她时，也决不会忘记她。这些我以后会再说。

我随后去了约克郡，但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和所有的家人也都不在了，我只找到两个妹妹和我一个哥哥的两个孩子。由于离开太久，大家都以为我不在人世了，所以没有留任何遗产给我。总之，我找不到一点经济上的支援或接济，而我身上的那一点钱也无法让我安顿下来生活。

我万万没有料到，在这窘困的时刻，竟有人对我感恩图报。我意外救了那位船长的命，也救了他的船和货物，他把这些事详详细细地报告了那艘船的船主，他们就邀请我去跟他们并几个有关的商人会面。他们对我的作为大大夸赞了一番，并送了我两百英镑作为酬谢。

不过，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自己目前很难在英国安身立命，便决定到里斯本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和那合伙人的情况。我相信，我那合伙人一定以为我早就死了。

抱着这个念头，我搭船前往里斯本，并在隔年四月抵达。当我这样东奔西跑的时候，星期五一直忠实地跟着我，在任何时刻都证明他是我最忠实的仆人。

到了里斯本，几经打听，我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也就是把我从非洲海岸救起来的那位船长。我真是太高兴。如今他年事已高，早已不再出海，他让他儿子（也已近中年了）接手他的船，继续跑巴西的生意。老船长已经不认得我了；说实话，我也不太认得他了。不过我很快就想起他的样子，在我告诉他我是谁之后，他也记起了我。

老友重逢，自是一番热烈寒暄，随后我便问他知不知道我的种植园和合伙人的情况。老人家告诉我，他已经九年没去巴西了，不过他可以向我保证，当年他离开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在人世；当时我曾委托他和另外两位代理人照管我的产业，那两位代理人已经过世，但他相信我还是能取得一份详细的种植园的账目。因为，当时大家认为我出事淹死之后，我那几位产权代理人就把我在种植园股份内应得的收入呈报给了税务官。税务官担心我永远不会回来接收这笔财产，就作了如下的处理：收入的三分之一划归国王，三分之二拨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作为救助贫民与向印第安人传天主教信仰之用。不过，如果我回来，或我有继承人申请继承，这笔遗产就能归还，不过已经分拨给慈善事业的历年收入是不能发还的。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收土地税的官员和修道院的司事，为确保我应得的份额进入公账，一直很认真在监督我的合伙人，叫他每年交出一份可靠的账目。

我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发展的情况？在他看来我过去一趟值不值得？如果我去了，要收回我应得的财产，会不会有困难？

他告诉我，他无法清楚说明种植园发展的状况，但他知道，我那合伙人已经从种植园的一半收入中成了当地的巨富；而且，就他记忆所及，他曾听说，我的收入中光是拨给国王的那三分之一，每年就高达二百枚葡萄牙金币，这笔钱好像都捐给了另一个修道院或什么宗教机构去了。至于我要收回这笔财产，应该不成问题，因为我的合伙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况且我的名字在巴西也还登记在册。他又告诉我，我那两位代理人的财产继承人，也都是非常公正诚实的人，并且都很富有。他相信我不仅会获得他们的帮助取回我的财产，还会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大笔属于我的现款，那是在他们父亲保管期间我每年的收入；就他记忆所及，把我的收入缴公还只是十二年前的事。

他的这些说明让我心里有些烦恼和不安。我问老船长，我既然立了遗嘱，指定他这位葡萄牙籍船长做我的财产的全权继承人，最后我那两位代理人怎么能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他告诉我说，他确实是我的继承人，但是，谁也无法证明我真的死了，在没有确认我真的死亡之前，他不能做我的遗嘱执行人。此外，他也不愿插手那么遥远的事。不过，他确实向有关部门登记过我的遗嘱，并提出了他的要求；如果他能证明我的死亡，他早就根据遗嘱接管我的糖厂，派他目前在巴西的儿子去经营了。

“不过，”老人又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这事你听了可能会难以接受。当时，大家都以为你已经死了，你的合伙人和代理人就把你头六七年的收入都交给了我，我也都收下了。那时种植园正在发展，为了扩充设备、建糖厂、买奴隶，我花掉不少钱，所以剩下的没多少。不过，我一定把我收到的数目和花费，开列一份可靠的账目明细给你。”

我和这位老朋友又连续谈了好几天，他给我看了种植园最初六年的收入明细，上面有我的合伙人和两位代理人的签字。当时交的都是现货，例如成捆的烟叶，成箱的糖，此外还有糖厂的副产品，像莱姆酒和糖蜜等等。从账目中我看到，收入每年都在增加，但是，正如上面所提的，由于开头几年成本开支很大，因此获利很少。尽管如此，老人还是告诉我，他欠我四百七十枚葡萄牙金币，另外还有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烟叶。那些货物是在开往里斯本的航行中，因为船只失事而全部损失了的，那是在我离开巴西十一年后发生的事。

这位老好人开始向我诉说他不幸的遭遇，说他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才会拿我的钱去弥补损失，在一条新船上搭了一股。“不过，我的老朋友，”他说，“你需要用钱的话，钱一定有；等我儿子一回来，就可以把钱都还给你。”

说完，他拿出一只旧钱袋，交给我一百六十枚葡萄牙金币，又写了一张单据，把他搭在新船上的四分之一股份和他儿子的四分之一股份，作为其余欠款的抵押交给我。那条船他儿子现在开往巴西去了。

这位可怜的老人如此诚实善良，令我深受感动，我实在不忍心让他这么做。想到他过去对我的好处，想到他把我从海上救起来，又一直慷慨大度帮助我，尤其到了现在，他仍是如此真诚善良的一个朋友，我听着他的话忍不住流下泪来。我问他以他目前的经济状况，拿出这么多钱会不会使他生活拮据？他说拮据当然会有一点，但那是我的钱，而我目前可能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这位善良的老人所说的每句话，都充满了真挚的友情，以至于他说的时候，我止不住地流泪。总之，最后我只拿了一百枚葡萄牙金币，并要他拿出笔和墨水，写了一张收据给他，并将其余的钱都还给他。我对他说，如果我能收回我的种植园，这一百枚葡萄牙金币我也会再还给他（后来我也确实做到了）。至于他儿子那艘船的股权，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我说，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我缺钱，他一定会给我。他已经给了我收回产业的指望，如果我不需要钱了，我就绝不会再跟他要一分钱。

这些事情办完以后，老人又问我需不需要他帮我想个办法收回种植园。我告诉他我想亲自去巴西一趟。他说我若想去一趟也好，不过如果我不想去，也有不少办法保证我能取回自己的产权，并马上把我的利润拨给我使用。眼前里斯本的河上正有几艘船要开往巴西，他要我先去官方登记我的名字，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担保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并证明我就是当时在巴西获取土地建立种植园的人。

担保书按常规作了公证，又附上一份委托书和老人写的亲笔信，他让我一起寄给他熟识的一位巴西商人。这一切办完，他建议我住在他家里静候回音。

这次委托手续真是办得再顺利不过了。不到七个月，我就收到那两个代理人的继承人寄给我的一个大包裹（那两个代理人就是当初委托我出海的商人），包里有下述信件和文件：

第一，我种植园收入的流水账，时间是从他们父亲从这位葡萄牙老船长手中接管的那一年算起，一共是六年，应该给我一千一百七十四枚葡萄牙金币。

第二，在政府接管之前，他们代管的那四年，也就是他们把我列为失踪人口（他们称之为“民事死亡”）的那四年的账目，由于种植园的收入逐年增加，总共结存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二枚葡萄牙银币，折算起来有三千二百四十一枚葡萄牙金币。

第三，那是一份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的账目，他们已经获得十四年来的收益；除了医院方面用去的钱以外，他很诚实地告诉我，还结存了八百七十二枚葡萄牙金币，现在他把这笔钱记在我的账上。至于国王收去的部分，应该是不能追回了。

另外，还有一封合伙人写给我的信，他首先热切祝贺我平安归来，接着便向我报告了我们产业发展的状况以及每年生产的情况，包括我们的种植园现在的耕种面积，种植状况，以及奴隶人数等等。他在信纸上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为我祝福，告诉我他念了无数遍《圣母经》，感谢圣母玛利亚保佑我尚在人世。他热情地邀请我去巴西收回我的产业，同时又说，若我不能亲自去巴西，也请我指示他应把我的财产交给什么人。最后他代表自己和家人向我表示深厚的情谊，送给我七张精致的豹皮作为礼物。这些豹皮是他派往非洲的另一艘船给他带回来的；看来他们那趟航行比我的幸运。另外他还送我五箱上好的蜜饯，一百枚没有铸过的金元，那些金元比葡萄牙金币略小些。

这一支船队还运来了我两位代理人的后代给我的一千二百箱糖，八百箱烟叶；其余我账上所结存的全部折合成黄金给我。

现在，我可以说，我犹如约伯，后来拥有的比先前的更好。当我读到这些信件，尤其是知道我的全部财富都顺利收回时，我内心的激动实在难以言喻。那些巴西的船队向来是成群结队而来，给我送来信件的船队也运来了我的货物。当我读到信的时候，我的货物也都早已安全入港。总之，我顿时脸色苍白，整个人感到非常难受，要不是老船长急忙去拿甘露酒给我喝，我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定会使我精神失常，当场死去。然而，就算喝了甘露酒，我还是非常难受，情况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他们请来医生，等医生问明了病因之后，他给我放了血，之后我才放松下来，逐渐好转。我相信，如果当时没有用放血来舒缓我激动的情绪，我早就死了。

突然间，我成了拥有五千英镑现款的富翁，并且在巴西还有一份产业（就像在英国持有地产一样可靠），每年能有一千镑以上的收入。总之，我还处在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的状况里，还不知道该如何冷静下来享用这些财富。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最初的恩人，那位善良的老船长。当初我遇难时，他仁慈地对待我，自始至终都诚实待我。我给他看我收到的货物，对他说，我之所以有今天，除了上天的护佑，全靠了他的帮助。现在，我回报他的时候到了，我要百倍地回报他。于是，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枚葡萄牙金币还给他，接着我请来一位公证人，请他以最审慎和坚定的方式写了一份字据，把老船长承认欠我的四百七十枚葡萄牙金币的债务全部免除。之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任老船长作为我那种植园每年获利的管理人，并要求我那合伙人向他报告账目，把我应得的收入交给那些长年来往于巴西和里斯本的船队带给他。委托书的最后一条是，老船长在世的时候，每年从我的收入中拨一百枚葡萄牙金币给他；他去世后，每年拨五十枚给他儿子。这样，我总算报答了这位老人家。

现在，我该考虑我下一步要怎么走，以及怎么处理上帝赐给我的这份产业。说实在话，我现在要操心的事比在荒岛上生活时要多得多。在岛上我除了我拥有的别无他求，除了我所需的也一无所有。但是现在我负有很大的责任，就是如何保管好这份财产。现在我不再有什么洞穴可以藏我的钱币，也没有地方可以放钱不加锁；以前我把钱放到生锈发霉也不会有人去动一下，现在我却不知道该把钱放在哪里，或找谁保管才好。我的老恩人，也就是船长，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也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另一方面，我在巴西的产业似乎还是需要我去一次。但是我不把这里的事处理好，将财产交托给可靠的人管理，我也不可能贸然出发。最初我想到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位寡妇，我知道她为人诚实，不会亏待我；但是她现在已经老了，又很穷，并且据我所知还负了债。所以，总之，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亲自带着财产回英国去。

不过，这是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才做的决定。在充分报答了我的恩人老船长，他也感到心满意足之后，我开始想到那位可怜的寡妇。她丈夫是我的第一位恩人，而她本人在有能力时，也一直是我忠实的管家，在许多事上指导过我。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让一位在里斯本的商人写信给他在伦敦的代理人，请他将一百英镑的汇票兑成现款，亲自去找到寡妇把钱交给她，当面安慰她，要她别担心目前的贫困，告诉她只要我还活着，以后还会接济她。同时，我还各寄了一百英镑给我那两个住在乡下的妹妹，她们虽然不穷，但境况也不太好；一个已经成了寡妇，另一个丈夫对她很不好。

但是，在所有的亲戚朋友中，我仍找不到一个可以信托巨额资金，让我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到巴西去的人。这件事使我万分烦恼。

我曾经一度想去巴西定居，因为我从前入过巴西籍；但是在宗教上我总有些顾虑，使我不敢贸然决定。不过，当前让我迟疑不去的不是宗教问题；当年我在那里的时候，已经毫无顾忌地接受他们的宗教，现在当然也可以。只不过，我最近经常考虑到我将在他们当中生活和老死，届时会后悔自己当初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觉得以罗马天主教徒的身份死去不大好。

但是，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不是妨碍我前往巴西的主要原因，关键是我不知道该把财产托付给谁代管。所以，最后我决定回英国去，到了那里，我相信一定可以结识一些朋友，或找到几个忠诚的亲戚。于是，我准备带着我全部的财富回英国。

回国之前，我当然得先办妥一些事情。开往巴西的船队即将起航，我决定先写信回复那几封既忠实又公正的报告。首先，我写信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感谢他公正无私地办理事情，并将剩余的八百七十二枚葡萄牙金币全部捐出，其中五百枚捐给修道院，三百七十二枚请院长发放给穷人，并请他为我祈祷等等。

接着，我再写一封信感谢两位代理人，赞扬他们公正又诚实的办事态度。我本想送他们一些礼物，可是他们应该什么也不缺，于是作罢。最后，我写信给我的合伙人，感谢他在发展种植园工作上的付出，并他在扩大工厂经营中所表现的正直诚实。我又对今后如何处置我的那部分资产作了指示，请他按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力，把我应得的收益寄给老船长，直到我有另外的指示为止。我还告诉他，我不仅会亲自去巴西看望他，还打算在那里度过余生。另外，我听老船长的儿子说他有了家室，因此我送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给他妻子和两个女儿，包括一些意大利丝绸、两匹英国细呢（这是我在里斯本市场上所能买到的最好的呢料）、五匹黑色粗呢，以及一些价格昂贵的佛兰德斯花边。

这样，把事情都办好，货也都卖出去之后，我把钱财全换成可靠的汇票，接下来的难题是走哪一条路回英国。海路我是走惯了的，然而这次我对走海路回英国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反感，虽然我自己也说不出原因。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有两三次我把行李都搬上船了，却又临时改变主意把行李搬下来。

我的航海生涯确实非常不幸，这可能是我不想再出海的原因之一。不过，在这种时候，任何人都不该忽视自己内心这种突然产生的念头。我特别选定要搭的两条船，有一条我都把行李搬上去了，另一条也都和船长讲定了，最后却都没上船。后来那两条船也都出了事。一条被阿尔及利亚人掳去；另一条在托贝湾[44]附近的斯塔特岬角沉没，全船只有三个人生还。无论我搭上哪条船，都得倒霉；至于上哪条船更倒霉，那就很难说了。

我为这件事心里烦透了，最后我去找老船长，我有任何事情都找他商量。他坚决反对我走海路，劝我先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45]，渡过比斯开湾[46]到罗歇尔[47]，再从罗歇尔走陆路到巴黎，既舒适又安全，然后经由加莱港到达多佛[48]；或者，先往北走到马德里，然后由陆路穿过法国。

总之，我对走海路已经彻底抱持反感，除了从加来到多佛这一段，我决定全部走陆路。我既不赶时间，又不在乎花钱，走陆路旅行愉快得多。为了让这次旅行更愉快，老船长给我找了一位英国绅士作伴，他是里斯本一个商人的儿子，表示愿意和我同行。后来我们又找到两个英国商人和两个年轻的葡萄牙绅士，不过两个葡萄牙绅士的目的地是巴黎。这样，我们一共有六个旅伴和五个仆人。那两个英国商人和两个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两两共用一个仆人；而我除了星期五之外，又找了一个英国水手做仆人，因为星期五在这里是个异乡客，难以担当旅途中仆人的职务。

就这样，我们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都骑着好马，全副武装，宛如一支小型部队。大家都很尊敬我，称我为队长，一来是我年纪最大，二来我有两个仆人，再说，我确实是这次旅行的发起人。

正如之前我没用航海日记来烦扰大家，现在我当然也不想用陆上旅行日记来惹你们厌烦。不过，这趟沉闷又艰苦的旅程中，还是有几件险事值得一提。

我们到达马德里之后，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到西班牙，所以都想逗留几天看看西班牙皇宫和其他值得观光的地方。但这时已是夏末秋初，我们不得不匆匆上路，离开马德里时已经是十月中旬，但是我们到达纳瓦拉[49]边境时，沿路几个小镇都听人们纷纷在说，法国那一侧的山上已经大雪纷飞，几个冒险试图越过山区的旅客都被迫返回了潘普罗纳[50]。

我们到达潘普罗纳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对我这个向来过惯热带气候，在那些国家热到穿不住衣服的人来说，这时的寒冷实在让我受不了。事实上，十天前我们离开旧卡斯蒂利亚[51]的时候，那里的气候不只是温暖，甚至可说很热。现在，突然吹到从比利牛斯山来的寒风，冰寒刺骨，真叫人受不了，我们的手指和脚趾都冻得麻掉了。

看见群山被大雪覆盖，感受到天气的严寒，可怜的星期五吓坏了，他这辈子从未见过或感受过这样的天气。

更糟的是，我们到达潘普罗纳后，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人们都说冬天提早到来了。这一段路本来就不好走，现在更是寸步难行。总之，有些地方的积雪深到我们根本没法通行，并且这一带的雪不像北方地区那样冻得坚实，硬要走的话，每一步都有被活埋的危险。我们被困在潘普罗纳超过二十天，眼看寒冬已经来到，天气没有转好的可能（那是人们记忆中欧洲最严寒的一个冬天），因此我提议我们先到封塔拉比亚[52]，再从那里搭船到波尔多[53]，那段航程很短。

正当我们考虑这么走的时候，来了四个法国绅士，他们本来受困在法国那一侧的山区，就像我们被困在西班牙这一侧一样。但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向导，带他们穿过朗格多克[54]附近的山岭，一路上没碰到什么大雪；即使在雪最多的地方，据他们说也冻得很硬，足以支撑人和马的通行。

我们找来了那位向导，他说他愿意从原路带我们过去，不会受到大雪阻挠，但是我们必须多带武器，防备野兽的袭击。他说，大雪过后，经常有狼群在山脚下出没，因为冰雪覆盖了大地，它们找不到食物。我们告诉他，我们的装备对付这类野兽绰绰有余，只要他能保证我们不遇到两条腿的狼[55]就行，我们听说那才是最危险的，尤其是在法国那一侧。

向导要我们放心，他带我们走的路没有那种危险。于是，我们马上同意跟他走，另外还有十二个绅士和他们的仆人也决定和我们一起走。他们当中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就是我前面提过的，被大雪逼迫折回来的人。

于是，我们一行人在十一月十五日随着向导从潘普罗纳出发。令我惊讶的是，他并不往前走，而是带我们回头朝我们从马德里来的那条路走，走了大约二十多英里后，渡过两条河，来到了平原地带。这里天气又变暖了，并且风光明媚，看不见一点雪。不过，突然间向导往左一转，从另一条路把我们带进了山区。那一路上尽是悬崖峭壁，看起来十分可怕，但是他左弯右拐，曲折迂回，领着我们不知不觉越过了最高的山岭，并且没有碰上大雪的阻挠。突然，他叫我们向远处看，我们竟看到了风景美丽、物产丰饶的朗格多克和加斯科尼地区，那里一片绿意盎然，但是距离很远，还得走上好一段崎岖的山路才能到达。

然而，这时下起了大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几乎无法前进的状况让我们有些不安。不过向导叫我们放心，说我们很快就能通过这个地区。事实上，我们也发现我们每天都在下山，也越来越往北走。因此，我们便放心跟着向导继续前进。

天黑前两小时，我们的向导远远走在我们前面，身影若隐若现，突然间，从左边密林深处的山坳里冲出三只凶猛的大狼，后面还跟着一头熊。有两匹狼直扑向我们的向导，他如果离我们再远一点，恐怕我们赶到之前他就已经被狼吞掉了；其中一匹狼咬住他的马，另一匹凶猛地攻击他，他不仅来不及拔出手枪，在慌乱中他甚至没想到要去拔枪，只是拼命朝我们大喊求救。星期五正在我身边，我吩咐他策马上前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星期五一见到向导，也跟向导一样大喊：“主人！主人！”但他毕竟是个勇敢的家伙，立刻骑马冲向可怜的向导，拔枪对着那匹狼的头就是一枪。

可怜的向导运气不错，碰上的是我的仆人星期五。星期五在他家乡与野兽打惯了交道，所以一点也不害怕。他敢冲上前一枪打死了狼，要是换了我们其他人，恐怕会从远处开枪，说不定没打着狼，反而伤着人。

这种情况，就算比我大胆的人也要吓傻。说实在的，我们一行人都吓得半死，因为随着星期五的枪声，我们听见两侧传来无数凄厉的狼嚎，加上山谷里的阵阵回声，就像附近有不计其数的狼一样。也许附近真不止这几只，要不然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惊恐。

星期五打死那匹狼以后，另一匹本来紧咬着马不放的狼登时松口逃跑。幸好那匹狼咬的是马头，牙齿卡在马勒头的铁圈上，因此马没受什么伤。但是向导伤得很重，那只猛兽咬了他两口，一口在手臂上，一口在他膝盖上方。而且，星期五上前把狼打死的时候，他差点被那匹受惊的马甩下来。

不用说，一听到星期五的枪声，我们立刻催马向前，虽然山路很难走，我们还是快马加鞭，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一转出挡住视线的小树林，马上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也亲眼看见星期五如何救了那个可怜的向导，不过一时之间还看不清楚他打死的究竟是什么野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