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尾 声

2011年11月13日星期日12点45分,里约州旗和巴西国旗在罗西尼亚S形弯道的旗杆上冉冉升起。一支由当地军警组成的合唱团突然齐声唱起欢快的巴西国歌,大约有250名贫民窟居民在周围鼓掌欢呼。

“罗西尼亚是我们的!”《环球报》在次日大肆宣传,他们这样写道:从此以后,罗西尼亚、维德加尔和天空农场这三个地区将不再属于“过去十年内暴力统治十万居民的武装贩毒集团。这些地区将重回国家和所有巴西人民的怀抱,无一例外”。

早在政府攻占罗西尼亚前,居民们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当时人们大多感到恐惧,”一位当时住在罗西尼亚,名叫玛格丽特·戴(Margaret Day)的40岁美国人观察到,“人们都很害怕。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向未知世界迈出了一大步。他们不信任警察,也不知道警察要在这里驻扎多久。没有人会热烈支持毒贩们犯罪,但他们至少给这里带来了某种稳定。你不去自找麻烦,麻烦也不会找上你。”事实上,作为一位非裔美国人,玛格丽特表示比起自己的家乡纽约,住在罗西尼亚反而更有安全感。

占领行动的前一晚,罗西尼亚底部挤满了熙熙攘攘的顾客。一些人在囤积物资,做好长期被困在家中的准备。还有不少人围在流动摊贩身边,这些摊贩担心新来的平定部队会打着好莱坞和硅谷的旗号打击盗版,纷纷用1雷亚尔一张的低价推销盗版DVD、CD和电脑软件。

大约晚上11点,玛格丽特和朋友们在沥青区聚完会,余兴未消地回到罗西尼亚山脚的入口。当她离开贫民窟时,巴塞卢斯、亚壁区、牛仔长街和瓦莱奥区人头攒动,但等她回到家时,整个罗西尼亚空无一人,一片死寂。那天是星期六,本该是一周中社交活动最活跃的时候,通常半个里约的人都会蜂拥到“情绪”参加放克派对。她想,今晚大概是罗西尼亚过去30年来最安静的一晚。就在玛格丽特慢慢走上山时,沿途的派对、商铺、小贩和摩的司机都纷纷歇业或离开了。

面对即将来临的占领行动,罗西尼亚的居民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内姆却表示平定行动不会遭到任何抵抗。他认为如果兄弟会试图反抗,唯一的后果就是带来一场毫无必要的血战——这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但内姆此刻已经身陷牢狱,他的影响力还能保持多久?玛格丽特和罗西尼亚的绝大多数居民一样,完全不知道剩下的毒贩会不会奋起抵抗。

在回到卡丘帕区的小公寓前,玛格丽特在一家当地杂货店里买了点日用品,以防自己会被困在家里一段时间。面对眼下这种情况,她正犹豫要买什么食物好。店主认识玛格丽特,她已经住在这里六个多星期了,他留意到玛格丽特有点醉了,严肃地对她说:“你现在马上回家去,待在家里别出来,”他一字一句告诫她,“直到你确认彻底安全之前,不要离开公寓一步。”

玛格丽特提着东西摇摇晃晃地走上楼,脑子里一团乱。接下来我会遇到什么?她问自己。我是不是应该拍几张照片?那些入侵的警察部队会朝我开枪吗?她开始在公寓里打扫卫生,脑海中盘旋着一个古怪的想法:“好吧,假如BOPE要来搜查我的公寓,至少我应该把它弄得整洁一些。”这之后,她不安地睡着了。

凌晨2点30分,正当玛格丽特熟睡时,安全部队封锁了所有进出罗西尼亚、圣康拉多和加维亚的道路。他们还封住了连接莱伯伦、天空农场以及维德加尔的尼迈耶大道(Avenida Niemayer)[1]。祖祖·安热尔隧道被完全封闭,南区的几个地方设置了用于临时绕行的路。超过1000名民警、军警和特种部队在临近各区待命,一切整装待发。

此时的贫民窟仍然异常寂静。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里似乎与外界的士兵、毒品、腐败、警察还有装甲车隔绝了。罗西尼亚如同被人下了咒语一样:没有音乐,没有轰鸣的汽车引擎,没有说话声,也不见半个人影。这里的街道从未如此空荡过,能听见的只剩公鸡在清晨打鸣的声音。

凌晨4点09分,就在破晓之前,七辆装甲输送车沿着加维亚通往罗西尼亚的主干道圣维森特德马克斯(São Vicente de Marques)路攀行。他们遭遇的唯一抵抗是毒贩们洒在路上的油——面对着装有卡特彼勒履带的两栖坦克,这显然不太现实。

与此同时,40名BOPE警员蹑手蹑脚沿着加维亚大道底部向上推进,一分钟后,针对天空农场和维德加尔地区贫民窟的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玛格丽特猛地一惊,从睡梦中醒来。直升机仿佛就在她屋顶的上方,轰鸣声大得让人难受。她还没有睡够,宿醉未醒。但体内残余的酒精很快就被飙升的肾上腺素冲淡了。

从她的公寓内望出去看不到主干道,因此玛格丽特连忙发短信给一个住在高层的朋友莱安德罗(Leandro)。“疯了。”他回复,“到处都是坦克。”突然间,睡在玛格丽特那栋楼屋顶的狗开始狂吠起来,伴随着巨大的砰砰声。邻居家的父亲咔嗒咔嗒地从屋顶走下来,把几只狗领进狭窄的楼梯走廊里。BOPE警员正在整个贫民窟的屋顶上四处飞奔。“那场面就像《卧虎藏龙》里拍的一样,”有人这样回忆道,“太诡异了。”

清晨6点20分,玛格丽特收到一条莱安德罗发来的信息。“你出来吗?我们出去瞧瞧。”起初她有点不情愿,想到睾酮上脑的警察们正在贫民窟里四处游走。莱安德罗说电视上刚播完,整个平定行动已经结束了,一枪都没开。现在BOPE和其他安全部队完全控制了罗西尼亚。“五分钟后我在鲍勃汉堡店里等你。”他说道。

玛格丽特友善的邻居一家祈求她不要出门。“你疯了,你不了解眼前的情况有多危险。”但玛格丽特还是坚持离开。她和莱安德罗小心翼翼地沿着加维亚大道往S形弯道处走去。

天光破晓,但太阳还没完全扫除夜色的阴霾。空寂的街道宛如梦境,甚至有些瘆人,仿佛所有人都在一夜之间被移除了。就在S形弯道前,玛格丽特抓住了一道栏杆:她差点滑倒。地上是毒贩们为了阻止,或者说至少拖延BOPE的进攻而洒的油。

等掸干净身上的灰,她看见一队BOPE警员鬼鬼祟祟地爬上加维亚大道,半自动步枪的枪口直指她的胸膛和脑袋。她全身的毛发都紧张地竖了起来。警察们正在判断眼前这人到底是个潜在威胁,还是真的笨到家了,偏要选择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候四处乱晃。他们选择了后者,然后从她身旁走过去,继续密切留意可能会出现的陷阱。

玛格丽特走到了帕萨雷拉(Passarella),这座人行天桥标志着罗西尼亚的入口,她看到有人睡在门口和人行道上,然后向莱安德罗表示自己从未在罗西尼亚见过如此情景。“每一个被平定的贫民窟都会引来许多流浪汉,”莱安德罗解释道,“因为大家都觉得接下来政府会提供救济,像是食物、住所,甚至钱。”

数百名贫民窟居民已经排起了长队等公交,就像过去每天做的那样。街道空无一人,玛格丽特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到达公共汽车站的。但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来的是毒贩还是BOPE,这些人都别无选择,只能坐车去南边的中产阶级家里做繁重的体力活。他们穿过狭窄的街巷偷溜过去,想办法避开了那些带枪的士兵。

与一年以前发生在阿莱芒区的平定行动相比,罗西尼亚简直轻松太多了。两者所需的准备工作根本没法相提并论。阿莱芒区有44个进出口,而罗西尼亚只有两个,分别在加维亚大道的底部和顶端。行动开始的两天前,BOPE队伍已经在环绕贫民窟的大西洋雨林里安营扎寨,想从那里逃出去根本没可能。

虽然没有遭遇任何反抗,但这次行动的规模仍非常庞大。超过1000名军事警察、民警、联邦警察和海军一起重夺三处贫民窟的控制权:罗西尼亚、天空农场和维德加尔。另外还有超过1500名人员为此次被戏称为“和平震慑”的行动提供后勤支持。

鉴于兄弟会和平处事的传统,贝尔特拉姆认为在罗西尼亚取得胜利应该比像在阿莱芒这样的贫民窟要来得容易,真正的挑战在于占领后对该地的管理。这一担忧完全有道理。

内姆被逮捕不到三周,有人走进加维亚宪兵警察局提交了一张DVD。和DVD一起被送达的还有一张字条,是用大写字母写成的:

警察先生:

我对你们有信念。帮派分子必须被逮捕。录像带由我本人录制,我已经见够了诸如此类的谎言。内姆和威廉在一家烟草店里贩卖军火,而这里的警察对此视而不见。威廉通过贩毒获取支持和经济来源。我相信有信封内这盘影碟作为证据,这个无耻的人定会被逮捕。愿上帝保佑众人。阿门。

影碟里的内容引发了轰动。里面记录了内姆与居民协会前主席威廉的会面,后者在2005年因为被指控与毒贩有染而陷入冤狱。我们可以看到内姆将一大笔现金交付给主席,而主席则将枪支递给这位毒枭。一把半自动步枪在视频里异常显眼,这不像是内姆会做的事,他一直避免和枪支有公开联系。

DVD曝光后,威廉因军火交易被判入狱服刑四年,而内姆本就冗长的罪名清单也因此又添一笔。这次事件给两人的声誉带来重击。已经入狱的内姆不能看电视和报纸,只能看周刊,近乎与外界绝缘。

但有一件事内姆很清楚,拍下这段视频的正是他的心腹、现任居民协会主席费让。看到视频时,内姆瞬间就意识到这段视频被篡改过,他们的对话看起来比实际发生的要邪恶多了。威廉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们被陷害了。当鉴证科证明这段DVD视频被蓄意剪辑过后,法庭旋即宣布两人无罪。

很难想象除了费让外还有谁会去上缴DVD。对他来说,这件事可谓一石二鸟。自从内姆被捕后,威廉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越来越高,这威胁到了费让身为居民协会主席的地位。这段视频能确保铲除威廉这个政治对手。事实上在遭到指控后,威廉的支持率迅速下滑。

这件事还有令内姆的刑期延长的风险。而费让不仅负责帮内姆管钱,还对剩下的兄弟会成员声称自己是内姆指定的继承人。看来他是想把政治权力和帮派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上,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2012年3月26日下午3点左右,费让沿着一条连接亚壁区和牛仔长街的狭窄小道往下走,大约走到半路时,一辆摩托从他身边呼啸而过,枪手同时射出六发子弹。其中三发击中费让的背部,另外三发没有打中目标。看来费让玩过头了,以致引火烧身。这是自内姆被捕和贫民窟被平定后的第六起暴力致死事件,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后果。

几个月后,威廉的团队找来的电脑鉴识专家终于成功证明这段视频被篡改过,这在内姆看来一直是显而易见的事。没错,两人的确见过面,而内姆也为威廉的竞选活动献上了助选金,威廉虽然觉得受到了威胁,但还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助选金是最明智的选择。但内姆并没有给对方枪。侦缉警司甚至设法追踪到了篡改视频的人,此人坦承费让就是幕后黑手。

是谁杀了费让?在他死后不久,内姆的一位名为“FM”的前手下被里瓦尔多·巴尔博扎逮捕。巴尔博扎是贝尔特拉姆的前情报主管,随后被任命为里约凶杀案组的负责人。费让于兄弟会内树敌无数,特别是在内姆入狱后。至于FM是自行行动还是奉命枪杀,无人知晓。

采取行动占领贫民窟之后,在建立正常运作的平定警队前,公共安全部部长会先部署一支强硬的过渡部队来消除毒贩余党的影响力。当阿莱芒区被政府完全控制后,这支临时部队中的一些人开始敲诈贫民窟内的居民,这正是贝尔特拉姆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的。民事警察的警官们戏称阿莱芒和周围的几个贫民窟是“塞拉佩拉达”,这是20世纪80年代吸引了众多年轻巴西男子的掘金地[2],当时那里遍地是金钱、武器和毒品,都是逃走的毒贩丢下来的。敲诈的主犯之一正是被称为“雷霆”的莱昂纳多·托雷斯警官——2007和2008年当局进驻阿莱芒区时,州长卡布拉尔还对此人赞不绝口,称其为模范警员。[3]这位叼着雪茄、长得像《第一滴血》主人公的警官在阿莱芒区附近的拉莫斯(Ramos)一带欺凌和威胁百姓。如今他已经被定罪入狱,成了耻辱。

讽刺的是,这些腐败警员的同党正是里约的主要毒贩。联邦警察最终揭开了这张敲诈网络,他们截取到了一条短信,是一名民警在2009年发给在罗西尼亚避难的兄弟会成员的,这名成员也是内姆的同伙。“明天BOPE会在你们那里展开行动,”短信的开头写道,“他们已经在树林里了。”当然,如果这名警官直接知会内姆的话,联邦警察就更难拦截到这条信息了。内姆本人很注重通信安全。

这些腐败警察一直同兄弟会和红色司令部有合作,每人每月大概会收到5万雷亚尔的报酬,里面包括向贩毒集团出售武器赚的钱。

当“掘金地事件”和联邦警察展开的“铡刀行动”的调查细节曝光后,贝尔特拉姆立刻发声为里约的民事警察局局长阿兰·塔诺夫斯基(Allan Turnowski)辩护,后者坚称自己对敲诈行为毫不知情。三天后,局长被解雇了,因为他向参与“掘金地事件”的一位高级民事警官通风报信,说联邦警察正在追踪他。

“掘金地事件”对阿莱芒区的平定行动造成了不可估计的负面影响。卡布拉尔州长和贝尔特拉姆决不能在罗西尼亚重蹈覆辙。他们确实想办法做到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比这还要糟。

2013年7月中旬,罗西尼亚内已经建立起一支由约700名警察组成的平定警队,其主要职责是维护法律与秩序,为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援助,鼓励当地民众支持平定警队、军事警察和其他公共部队,查找和收缴非法枪支和武器。某个星期天,平定警队长官艾德松·多斯桑托斯(Edson dos Santos)少校召集部下开会并下发了一张名单,上面列出了几十个人,据说他们仍在和兄弟会合作,而且涉嫌帮其藏匿枪支。

当天下午,43岁的砌砖工人阿马里多·德索萨(Amarildo de Souza)正从家里出来准备买点柠檬,一位平定警队警官突然叫住他。“喂,公牛!”出于职业原因,阿马里多身材健壮,人们都说他食量如牛,“我要带你回警局问话。”

这是平定警队以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阿马里多。警队总部位于红门区,两年前内姆就是在那里躲进了丰田卡罗拉的后备箱。总部由几个海运集装箱组成,看起来有些凑合,但工作氛围却很火热。

在里面,警察告诉“公牛”,警方觉得他知道兄弟会把武器藏在哪里了。事实上他们抓错了人了——罗西尼亚里还有一个阿马里多,曾经是兄弟会的成员。现在这位被抓来的阿马里多当然对此一无所知。为了逼他说出自己并不知道的情报,警察们把他浸了“潜水艇”。据联邦警察对其死亡原因的调查报告,警察们把一个塑料袋套在阿马里多头上,等他接近窒息时又把他一头按进一桶冷水中。当他下意识吸气时,肺部就会被冷水灌满。

当天那些警察们没弄清楚的事情还有一件,这位阿马里多患有癫痫。没过多久他就死了。警队总部里的两个摄像头神秘而“善解人意”地出了好几个小时的故障。然而,阿马里多辞世一年后,巴西主要的夜间新闻栏目“全国新闻”(Jornal Nacional)播出了一段令人震惊的视频片段,影像记录了总部院内大门处的情况,就在阿马里多死亡当晚,两辆BOPE警车驶入又驶出。被节目邀请来的鉴证专家的评论令人胆寒:他们很有可能是将一具尸体转移出了办公楼。没有尸体,就没有罪案。有了警察,谁还需要毒贩呢?

阿马里多之死被新闻公之于世,警察部队和贝尔特拉姆在占领罗西尼亚后的一年半内建立起的有限信任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根据一向的传统,罗西尼亚人封锁了祖祖·安热尔隧道,他们同平定警队之间刚萌芽的合作已然流产。

这起事件恰好同一场公共安全危机撞在一起,后者不仅困扰着里约当局,而且困扰着整个巴西。2013年夏,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席卷全国。整场运动始于6月初的圣保罗,一小群人抗议当地的交通费用再次上涨时,被警方用恶霸般的手段驱散——他们通常只会对贫民窟的人这么做。然而,这场示威的主力军是一群中产阶级青少年,没过多久他们就雇了一队律师向政府问责。与此同时,人们开始用全新的方式追踪报道最早的抗议者和随后走上街头的大规模示威者,他们被称为“媒体忍者”(Media Ninja)。

这群年轻的记者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直播示威活动。“媒体忍者”起初遭到了巴西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ao Paulo)和《环球报》及各大电视台的无视,但很快就因实时转播警察的骇人暴行引发了大量关注。

没用多久,就在国际足联联合会杯(Confederations Cup)开幕式前夕,全国100多个城市都爆发了游行。这次比赛本来是即将举行的世界杯的序幕,通常由主办国在世界杯年的前一年举行,好向世界展示自己为即将到来的世界级体育盛宴做了何等充足的准备。

但在巴西,联合会杯的情况变得极其难堪,来自世界各地的足球爱好者们不得不穿过成千上万愤怒的示威者去观看比赛。抗议者的怒火主要发泄到了卢拉亲自挑选的继位者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身上,当她在巴西利亚参加开幕式时,嘘声和讥讽的口哨声此起彼伏。罗塞夫所在的政党也散发出了巨额腐败的臭味,他们被卷进了一个巨大的政治丑闻之中:“大额月度津贴”(Mensalão)。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塞普·布拉特(Sepp Blatter)也未能幸免。实际上,那个夏天最流行的游行示威口号之一就是“国际足联滚蛋”,建造新球场期间频发的腐败交易甚至让巴西人自己都不愿参与这场体育盛事。

示威活动在里约爆发得最为猛烈。这之前,卡布拉尔州长还享有55%~60%的支持率。到了2013年7月,六周之内,他的支持率已经下跌到13%。卡布拉尔和他所领导的政府忽然间岌岌可危。

就在这时,阿马里多被杀害了。他的死动摇了平定行动,这项政策在整个里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在某些重要层面已经产生了真正的回报。然而结果有好有坏。平定过后,街头武装贩毒团伙的数量减少了,被平定的贫民窟内的凶杀案减少了整整75%,警察和毒贩爆发武装冲突时的死伤人数也随之下降。但这也意味着帮派对这些地区的治安监管消失了,于是家庭暴力案件增长了四倍,强奸案翻了三倍,入室盗窃案也翻了两倍。[4]

尽管大多数帮派分子都隐匿在平定行动的大势之下,但这些人和他们的枪却从未消失过。在罗西尼亚,平定警队控制了这里的主要区域和加维亚大道。行动结束两年后,我在第一街后面散步时,脚下的小巷豁然开朗起来,变成了一块酒吧区,酒吧里面配着石质的桌椅。九个荷枪实弹的年轻人围坐在一起喝着咖啡,看上去很是冷漠,他们用杀手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和我的向导。幸运的是,这帮人的首领是一个看起来蛮有责任心的中年男子,他30多岁,挺着个啤酒肚,友好地握了握我的手。当大家认出我的向导后,紧张的气氛逐渐消散。四天后的星期六下午,这位挺着啤酒肚的男人在与平定警队的冲突中被枪杀。

前总统卢拉、现任总统罗塞夫以及他们所在的劳工党历来深受贫民窟居民的拥护,尤其是在他们推行了持续数年的“加速增长项目”(Programme of Accelerated Growth)之后。在里约,州长卡布拉尔所属的巴西民主运动党(Partido do Movimento Democrático Brasileiro)是劳工党在当地的同盟。贫民窟并没有加入这场撼动里约的大规模示威。这场游行的确表达了对联邦政府和里约州政府腐败和欺骗行为的不满,但那主要是来自“沥青区”的不满。

然而,面对阿马里多的死,就算并非所有贫民窟的居民都会为此走上街头,罗西尼亚也一定会。这对卡布拉尔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当被问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卡布拉尔试图推卸责任。“我又不是警察,”他告诉那些记者,“我们有公共安全部部长来负责这个问题。你们去问贝尔特拉姆吧!”此时部长正为如何平息罗西尼亚的怒火而备感压力。贝尔特拉姆手中还留有一张底牌,他召见了民事警察奥兰多·扎克内(Orlando Zaccone)。

扎克内是个不同寻常的角色。他是个佛教信徒,但常常会在对话中引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美国作家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话。后者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一书的作者,这本书在巴西激进派圈子里颇有影响。扎克内说,戴维斯论证了统治阶级在贫民窟内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管制的目的是确保当地居民不会产生政治和革命热情。扎克内还有个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争议巨大的“拒捕致死”(Autos de resistência),即警察在逮捕时因对方有明显抵抗行为而杀人。

这位警探曾和平定警队的领导人艾德松少校共事过。扎克内对罗西尼亚非常了解,没用多久就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和其他所有的平定警队长官一样,艾德松少校也是一位前BOPE指挥官,他将好几名BOPE警员纳入了平定警队,而正是这些人成了敲诈团伙的核心人物。他把平定警队打造成了一个民兵组织,贫民窟的每个居民——天然气经销商、摩的司机、电力供应商都要向他们上缴“保护费”。更令人不安的是,交钱的人还包括毒贩们。那场导致阿马里多死亡的调查被称为“武装和平行动”,旨在收缴被藏匿起来的武器而非毒品。罗西尼亚仍在对外售毒。据扎克内所言,艾德松和他的民兵团队还会从中抽取分成。

扎克内的调查导致数十名平定警队警官被捕,最终其中十人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其中自然包括艾德松·多斯桑托斯少校。他和他的爪牙们已经陆续获罪,面临长期监禁。

除法律问题外,阿马里多事件也证明了平定行动持续下去有多困难。贝尔特拉姆负责的是公共安全,这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他抱怨其他部门几乎没有意愿参与到平定行动关键的第二阶段:他们需要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并明确表态政府不是只对清空贫民窟的武器感兴趣,还很关心贫民窟居民的福祉。

2014年的世界杯只是预演,在2016年奥运会的筹备阶段,政府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世界杯会在巴西全国各个城市展开,而奥运会只在里约热内卢一地举办。倘若贫民窟再次兴起暴力事件,里约市和州政府绝对无力承受。如果他们想要说服居民开展平定行动是值得的,就绝不能出现第二个“阿马里多”。

罗塞夫政府的支持率一路下滑,不过2013年冬季发生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并没有在一年后的足球盛事期间重演。哪怕在第一场半决赛中巴西以1:7的比分惨败于德国,在体育史上留下了惊人的败局。

尽管蒙受了失败的耻辱,尽管国营企业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的巨型丑闻正在成型,罗塞夫总统还是在2014年10月拿下了为期四年的连任。

但她所带领的政府正在一步一步陷入窘境。卡多佐和卢拉执政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经济形势开始下滑。通货膨胀——这个沉睡在巴西境内的巨魔的眼皮似乎开始闪动。随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规模惊人的腐败丑闻开始发酵。据公诉人估算,贪污金额超过十亿美元,在这个巨型骗局中,这些钱被拿去讨好巴西社会经济中最为臭名昭著的部分:各个政党、建筑业和采掘业。

国民情绪日渐低落,平定警队的管控也日益松懈,特别是在罗西尼亚和阿莱芒这两个最大的贫民窟。兄弟会和红色司令部的残党同警队之间的冲突的次数猛增。

平定行动的代价越来越大,付出的代价不仅是金钱,还有生命。2012年,5名平定警员在枪战中死亡,9人受伤;2013年3人死亡,24人受伤;而在2014年,有8人死亡,84人受伤。受伤的毒贩和平民的数量达到了两位数。

平定行动是城市安全领域最具胆色的行动之一,然而其所需的巨大社会资源仅仅触达了里约900多个贫民窟中的37个。随着巴西政府面临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巨型丑闻极有可能将塞尔吉奥·卡布拉尔和他的继任者路易斯·费尔南多·佩佐扫出政坛。没人知道平定行动能否经受住这次挑战。那些同枪支、禁令和贫穷紧密相连的根本问题必然会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存在。

被逮捕前,安东尼奥,也就是罗西尼亚之王内姆表达了他对贝尔特拉姆和平定行动的支持。然而在这之后,他越发觉得这项政策并没有被贯彻到底,而且包含着严重的风险。身处戒备森严的大坎普监狱,距离巴西、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三国交界处400千米左右,安东尼奥仍然心系罗西尼亚和那里的人们。即使运营毒品集团为他带来了诸多限制,内姆仍努力在最困难的时期保持贫民窟的安定。媒体和一些政客时常声称内姆在监狱中继续管理着兄弟会和毒品业务。调查官员起初试图指控他在监狱里远程操控贩毒集团,但他们放弃了,因为找不到任何确凿证据。当我写作这本书时,他的妻子达努碧娅也因为涉嫌参与贩毒而在监狱内服刑。内姆表示自己并不惧怕会在监狱待很久,只要警方允许自己见到孩子们。内姆显然藏了一些钱,毕竟他有七个孩子要供养。但他没有透露这笔钱的具体数目和藏匿地点。

内姆既非完人,也并非魔鬼。他是个机智又聪明的人,如今已年近40岁。在我看来,倘若当初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不会像现在这样留下这么多犯罪记录。

艾杜阿尔达·洛佩斯,这个当年因病令父亲身陷毒品交易的小婴儿如今已经出落成了一个活泼聪明的16岁少女。她在学校表现优异,也完全理解发生在罗西尼亚人、她的家庭和父母身上的一切。她是他们所有人的骄傲,也是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安东尼奥孤零零地待在监狱中,平静地面对着自己的命运:“只要孩子们的未来有保障,我会遭遇什么一点都不重要。”

[1]这并不是以设计了巴西利亚行政区的那位世界著名建筑师之名命名的,而是以一位20世纪初的军事工程师之名命名的。

[2]见第9章。

[3]乔恩·布莱尔在纪录片《与魔鬼共舞》中讲述了关于托雷斯的部分故事。

[4]Ignácio Cano, Doriam Borges and Eduardo Ribeiro, Os Donos do Morro: Uma Avaliação Exploratória do Impacto das Unidades de Polícia Pacificadora(UPPs) No Rio de Janeiro (Rio: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201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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