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3日—9日
笼罩在罗西尼亚上空的云层越积越厚。热带风暴再度回归，水沟和小溪流中的水汩汩往外冒，形成一股新的支流，奔涌着汇入大西洋。
内姆正在失去对事态的控制。过去几个月，他一直确信贝尔特拉姆明年或更晚才会下令攻占这里。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罗西尼亚正是公共安全部部长的下一个目标。内姆成了各大报纸版面的常客。他抱怨说只要里约一发生坏事，媒体立刻就会把矛头对准自己。“西尼兰地亚广场（Cinelândia）爆炸了，”他提到的这个区距罗西尼亚有好几英里远，“第二天新闻立刻就说是我干的，但那其实是天然气泄漏引起的！”内姆的情报网都私下告诉他罗西尼亚就是下一个。清扫近在眼前。
距里约第二大的毒品中心阿莱芒区被政府攻下已经过去一年了。贝尔特拉姆很清楚，比起阿莱芒区，罗西尼亚进行武装抵抗的可能性更低。只要逮捕内姆，自己手下的队伍不用花太大力气就能夺取贫民窟的控制权。内姆是一名精干又长久的统治者，他建立起了一个全能的商业集团，在贫民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令罗西尼亚远离了帮派割据和暴力。动他是要冒风险的。
部长认为回应内姆的试探是值得的。但到了最后，他却彻底否定了曾经针对自首展开的谈判。他的结论是，内姆做的那些事不过是烟幕弹罢了，是为了刺探警方何时会平定罗西尼亚，好提前做准备。
警方依旧找不到内姆的踪迹。用贝尔特拉姆的话来说，内姆是个“象征性人物”，他的垮台会带来地震般的影响。他一日逍遥法外，对顺利推进平定行动来说就是一个阻碍。
内姆甚至比之前还要不安。仅凭安德丽莎和卢瓦娜谋杀案中的指控，公诉人就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追捕他，这简直不可思议。他同一直以来信赖的律师也日渐疏远。绍洛在监狱里，鲁鲁已经死了，他还能向谁征求意见呢？只有费让。
就在内姆和两位警探进行最后一次面谈期间，内姆联系上了一位名叫路易斯·卡洛斯·阿泽尼亚（Luiz Carlos Azenha）的律师。在众多领域中，阿泽尼亚专门负责为贩毒集团的主要负责人辩护，因此认识不少里约黑社会圈子和各警察部队的人。
内姆密切留意着阿莱芒区的人的命运。多亏了手下的情报网络，他得知一队警察正利用他们在阿莱芒区刚得来的权力牟利，敲诈前红色司令部的成员并恐吓他们的家人。直到两年后相关部门针对这些指控展开调查，这些事实才公之于众。这令他更加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特别是家人。
10月，内姆同阿泽尼亚见了一面，后者已经同意仔细审读公诉人提出的几项指控。阿泽尼亚表示，内姆最担心的是会“受到警察的威胁”。他曾收到过消息说自己已经被悬赏。内姆认为对于众多执法机构内的杀手来说，即将展开的平定行动正是干掉自己的绝佳机会。他仍然倾向于藏身罗西尼亚，但也知道自己应该再探索一下自首的可能性。他让阿泽尼亚问一下在警方的联系人，看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计划。
10月底的一个清晨，内姆醒来后觉得身体不适。他浑身被汗水打湿，恶心反胃。又是忙碌的一天，许多关键决定等着他拍板。罗西尼亚居民们的请求一如既往地耗费精力。
“大概就是一切发生前一个礼拜，”达努碧娅回忆道，“他情况不太好，而且很紧张。”内姆当时正陷入挣扎，不知怎么做才好。身边的人都劝他离开，包括他的妻子。“我在外面能做什么呢？我又能去哪里？”他这样回答。“‘亲爱的，只要我一离开罗西尼亚，他们马上就会逮捕我。’那时他一直这么跟我说。‘我很清楚。’他不停地说着。”
压力日渐累积，直到有一天早晨，他崩溃了。贫民窟里有传言称他服用了过量摇头丸。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从没有人提到过内姆吸过毒——他的家人没提过、他的朋友没提过，连他的敌人都从来没提过。不管病因是什么，他匆忙赶去了一家私人诊所，大约一天之后，他的健康状况稳定下来，他回了家。他的家人和费让都很担心，他们发现内姆处理复杂日常生活的能力正在退化。
这时，他去见了西蒙娜。他开始啜泣，她还记得：“他说希望时光能够倒流。他想要成为不肩负任何责任的内姆，‘这几天我脑袋里事情太多了，’他跟我说，‘我得把贫民窟的一切都理出个头绪来，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我的心真的好累。’”西蒙娜同情地看着他，然后说：“现在已经太晚了……”
关于内姆在被捕前的表现，西蒙娜的描述和我采访的其他人说法一致。“精神紧张”“压力过大”“担惊受怕”这几个词反复出现。内姆本人则坚称自己从未产生过这些情绪——虽然这可能只是事后余勇，部分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男子气概，部分是为了向后代维持自己的领袖光环。
不论他当时真正的精神状态如何，此时的内姆的确毫无决断。他既不想逃跑，也不想自首。他倾向于留下来，但又清楚这一选择也有弊端。“假如我留下来，”他解释道，“我的安保队肯定会把这当成战斗的信号。他们会抵抗到死，我绝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且他也同意，自己被杀死的可能性很大。
在内姆入院治疗期间，阿泽尼亚已经安排了同民事警察的联系人会面，对方是巡官费尔南多·穆西（Fernando Mussi）。巡官本人和阿泽尼亚并不熟，但他觉得出去和律师喝杯酒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他还带上了一位同事作陪，这位同事恰好是民事警察副警长的顾问，他可以直达里约安全机构的高层。
“内姆想要自首，”阿泽尼亚轻快地解释道，“他希望由我来操作交易。”穆西看着律师说道。巡官完全没想到，这项提议拉开了另外一系列确保内姆自首的会面的序幕。他很吃惊，但两人都同意把这件事转达给他们的上司——民事警察的副警长。副警长鼓励阿泽尼亚继续落实此事。然后，据阿泽尼亚所说，副警长让他给内姆捎一句话：“我们的情报表明，留在罗西尼亚，你将尸骨无存。”这句话残忍地印证了内姆最恐惧的事：他和家人已经命悬一线。
一周后，他命令达努碧娅离开。为了保证安全，她在逃跑前剪掉了一头金发，染成棕色，随后一路向西穿过巴拉德蒂茹卡区，直奔更高档的雷克雷尤——杜斯班代兰蒂斯（Recreio dos Bandeirantes）。内姆在那里为达努碧娅、她的母亲和女儿想办法弄到了一套安全的公寓。
次日，2011年11月9日星期三，内姆的得力手下费让竭力劝他改变策略。费让认为内姆应该逃离罗西尼亚，然后躲起来。他向老板再三保证，自己会在内姆隐蔽期间料理好贫民窟的财务状况。但内姆不愿把其他的亲人丢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离开罗西尼亚：不仅是因为他在这儿感到安全，还因为他整个人已经和罗西尼亚紧紧连在了一起。没错，内姆也曾在巴西各处游览过。但只有熟悉而蜿蜒的加维亚大道，还有那些从主路通向罗西尼亚黑暗拥挤的住宅的狭窄小巷才是他的家。
留在罗西尼亚还有一个巨大的隐患，一旦他被警察找到，绝对逃不过被杀害或羞辱的命运。即使能避免最坏的情况，堂堂贫民窟的毒王竟在自己的地盘被捕，甚至都没有开枪反抗，整个毒贩圈都会认为他是个可悲又可耻的懦夫。
对内姆来说，贫民窟以外的世界是一个陌生的国度，而且似乎越发动荡和危险。逃跑无疑有风险，但投降亦然。如果内姆决定继续执行计划，在平定行动前夕投降，罗西尼亚人会认定他和政府还有贝尔特拉姆早有合作。他将背负告密者的污名，而包括他在内，每个人都知道告密者是什么下场。如果选择留下来背水一战，那他过去十年苦心经营的一切岂不都成了一场笑话？
到底要怎么做才好？藏起来？逃跑？投降？或者战斗？没有一种选项令人满意。每一个都风险巨大，都可能触发一场灾难。
那天下午，内姆请阿泽尼亚来一趟罗西尼亚。当天下午6点到6点30分左右，律师和两名同事一同出发，这两人是一对父子：德莫斯特内斯（Demóstenes）和安德烈·克鲁斯（André Cruz）。他们乘着从德莫斯特内斯女婿那儿借来的黑色丰田卡罗拉抵达贫民窟。
当阿泽尼亚抵达内姆家时，眼前的一幕完全出乎意料。“我从没见过这种场景，”他回忆道，“几百人聚在那里，都在表达自己对内姆的敬慕和两人间的友情。每个人都泪流满面，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内姆了。”
在采取行动前，内姆得先等母亲回到家照顾孩子。下午6点50分左右，突然传来消息，警察在仅一英里外的加维亚区拦下了由四辆车组成的车队。车里坐着的是兄弟会在圣卡洛斯的首领科埃略（Coelho）和二把手佛卡——就是4月时在拉伯劳区遭到绑架的那个人。另一位乘客是名刚出狱的毒贩，他显然忘了告诉兄弟们自己脚腕上戴着个电子追踪器，警察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新闻直播很快开始循环播放激动人心的现场画面。当我向内姆问起这件事时，他称自己根本没注意到自家电视播了这起突发新闻。“我为兄弟们担心，”他说道，“但并不是太在乎这件事。”然而这条路正是他当天晚上打算走的那条。如果他清楚自己逃亡在即，那这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就太奇怪了。阿泽尼亚和费让早就明确告诉过他，罗西尼亚已经被全面封锁了。
内姆派人去西蒙娜家接女儿泰伊娜和费尔南达。见到父亲之后，泰伊娜当晚告诉母亲：“我觉得爸爸怪怪的。他抱了抱我们，还说他马上要离开一段时间，但会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再出现，真是惹毛我了。”
内姆继续进行准备工作，这些选项依然在他的脑海不断盘旋：逃跑，战斗，躲藏，投降。到底要怎么做才好？
生存还是毁灭，无论内姆是否喜欢，这个难题永远存在。但这次不仅关乎他自己，还关乎他最亲近之人的生死，关乎他的敌人们，以及那些有罪之人和无辜之人。他几乎可以嗅到颈后死神温热的鼻息。内姆最不想结交的朋友莫过于死神，但鉴于现状，他不得不对其俯首。直到今日，内姆仍希望和这位朋友保持距离。
假如他不幸被死神捉住，死神还会同时带走很多人。在这个命运的十字路口，死亡的可能性潜藏在每一条路的尽头。摆在内姆面前的问题十分简单：走哪一条路，死神最不可能尾随而至？
没人能指责内姆在做决定时过于草率，他的日程表上排满了各种会面和咨询。下一个约好见面的是何塞·胡尼奥，这位极富魅力的成功人士是AfroReggae的创始人。1993年，就在维加里奥热拉尔大屠杀之后[1]，胡尼奥先后创办了一家报纸和一个慈善机构，想为里约贫民窟的青年们提供一些比贩毒和失业更好的出路。在《贫民嘻哈王》（Favela Rising）这部电影大获成功后，AfroReggae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赞美。贫民窟的青少年和成年男女们随时有可能受到诱惑，陷入毒品和暴力的世界，而AfroReggae最励志的项目则让他们拥抱了巴西灿烂的音乐遗产，全身心投入到令人惊叹的合奏演出中。胡尼奥也凭此吸引到了来自里约数家大公司乃至西班牙最大的银行的赞助。赞助款项源源不断地涌进贫民窟项目。与此同时，胡尼奥和州长及贝尔特拉姆也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关系。
当内姆和胡尼奥在几个月前首次会面时，同很多人一样，胡尼奥对内姆感到非常困惑。他们一直努力把内姆当成一个黑帮老大，但又无法撼动自己的认知：他一直游走在社会底层。我理解何塞·胡尼奥的感受。在和内姆交谈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内姆一直热切地想要做些好事，但是他手下有一群武装分子和一个利润巨大的犯罪组织，这二者之间是无法调和的。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好的毒贩，”胡尼奥断言，“只不过有一些不那么坏。他们全部都是恶棍，个个手上沾满鲜血。但内姆还算不错，我挺喜欢他。虽然这种事情不常发生，但我的确慢慢开始欣赏他。罗西尼亚人比其他贫民窟的人都要更深思熟虑一些，内姆还多了几分谦逊。”
胡尼奥坚称，凡是想要他帮忙的毒贩只能登门拜访，不能反过来让他找。但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形下，内姆绝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家。因此在11月9日的晚上，他决定亲自前往罗西尼亚。胡尼奥成了又一位劝内姆投降的大使。启程前，他联系了政府办公室、警方和正在调查内姆一案的法官。各方都知晓了本次面谈的时间和地点，这或许是内姆最广为人知的一次秘密会见。
大约晚上8点，内姆的母亲现身，接过了照顾孩子的责任。不一会儿，内姆就收到了消息，胡尼奥已经进入了贫民窟。
就在内姆母亲居住的，也是他长大的拥挤公寓外，随着天光渐暗，狭窄小巷上斜倚着的岌岌可危的高楼也黑了下来，正好为这两名在里约弱势群体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的会面做好了准备。胡尼奥戴着金色圆圈耳环，衣着得体、面容整洁，很多人觉得他是个关心政治的酷仔，另一些人则批评他和卡布拉尔政府过从甚密。
会面氛围友好，却带着公事公办的气息。会谈进行到一半时，胡尼奥还和一位政府联系人通话，澄清了几个问题。尽管两人进行了融洽的交谈，但内姆最终还是没能被胡尼奥的努力斡旋说服。不过他记下了胡尼奥的电话号码，两人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内姆的家人希望他选择第三条路：一走了之。他说家人被他一开始制定的在罗西尼亚躲起来的计划吓坏了。内姆的母亲和12岁的女儿艾杜阿尔达都恳求他重新考虑，内姆向她们解释自己在罗西尼亚内有一处警察永远都找不到的藏身之所，他的家人则对此表示怀疑。假如他被警察发现，很可能会当场毙命。太多警察想要杀了他并将他充作战利品。
当费让出现时，内姆仍然无从决定。这个男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能让内姆如此信任？是因为他们自小的友谊吗？还是因为费让处事高效，而且作为居民协会领导能被外界所接受？内姆不仅是信任费让，他是依赖这个人。
费让带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罗西尼亚周围的雨林已经被BOPE占领了。他还称自己收到线报，平定行动会提前几天展开，时间定在了明日凌晨5点。毫无疑问，贫民窟已经被团团围住，科埃略和其他兄弟会领导被逮捕足以证实这一切。但实际上，雨林区尚未被警方占领，平定行动也要在四天之后才开始。回想起来，当时费让迫切地想要内姆离开。
最后，内姆终于做出决定。他把阿泽尼亚拉到一边说：“就这么做吧。”阿泽尼亚打电话给穆西，通知民事警察他们决定自首。就在这一刻，内姆似乎做出了最后决定，他站在徘徊已久的十字路口前，终于选定了自己要走的路。但一切似乎又并非像看上去那样简单。内姆真的确定投降了吗？或者他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想要为自己多留一些选项，哪怕它们正一一消失？他的命运现在掌握在阿泽尼亚和费让的手中吗？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唯一明确的是，内姆已经决定离开罗西尼亚，离开这个他一手建立，也是他功成名就的地方。
当内姆向母亲和孩子做最后的告别时，他收到了一条奥塔维奥发来的信息。这位情报官一直在跟进当天早些时候内姆的同伴们在加维亚区被捕的情况。消息写道：“我的朋友，你还有时间考虑。奥塔维奥衷心希望内姆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前去自首。”内姆回复道：“我的兄弟，感谢你做的一切。上帝知晓你的一切努力，愿他的光辉庇佑你和你家人。”
这是一次动人的交谈，法律让这两个男人站在了对立面，但他们早已对彼此怀有真正的尊重。
收到回信后，奥塔维奥喃喃自语道：“这个傻子，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吗？”奥塔维奥也许想错了，内姆也很清楚自己走投无路。他不能留下来。假使他投降，人们会再次怀疑他一早就和警方有合作。或许，他还有别的选择？
红门区（Portão Vermelho）位于罗西尼亚顶部，那里的贫民窟紧挨着热带雨林。每当夜幕降临，糟糕的照明配上茂密的树林，让这个宁静多荫的角落更显黑暗，甚至透露出一丝邪恶。
当晚刚过10点，内姆乘坐一辆摩的抵达此地，但他和费让发现很难辨认出那辆黑色丰田卡罗拉的轮廓。阿泽尼亚、德莫斯特内斯和安德烈·克鲁斯三人从阴影中现身，内姆往前走了一步，打开后侧车门。
“慢着，”费让出声阻止道，“你得进后备箱。”
内姆瞬间惊呆了，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看了看费让，似乎觉得自己最信任的顾问刚刚失去了理智。他所有的本能都开启了。他想，躲进汽车后备箱，通常这只意味着一种结局。尽管这是你律师的车——特别是这还是你律师的车。
费让坚持己见。“这是为了你好。如果有人看到你这个里约的头号通缉犯坐在车后座，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机关枪把你打成筛子。”这个想法很有道理，短暂商议后，大家一致同意躲进后备箱是正确之举。
内姆屈身爬进后备箱。费让把一个装着50,050欧元和55,000雷亚尔现金的旅行袋放到了安德烈·克鲁斯旁边的座位上。这笔钱是三位律师的劳务费。内姆被裹在一张防水油布下面，飞快计算着这次冒险之举可能出现的后果。整个贫民窟会怎么看这件事？我的孩子们能安全吗？那笔钱要怎么办？我还能信任谁？
内姆从未如此强烈地被信任问题困扰，他花了十年的时间让自己知道得比任何人都要多。情报是他成功的关键，也是他生存下来的关键。然而，当内姆身处后备箱时，他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当他离开贫民窟，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这里，他觉得自己再也无法预知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开始出汗。这会是个陷阱吗？“我甚至认为他们可能是想绑架我，要真是这样，那我可能没法活着回来了。”他对我说。
阿泽尼亚拼命打电话联系穆西巡官，想要提醒他“游行”马上就要开始了。车内气氛变得越发紧张。阿泽尼亚安排好了一切，但令人恼火的是他的手机偏偏在这时没了信号。“这是我、德莫斯特内斯和安德烈犯下的致命失误，”事后他承认，“我们当时应该等信号恢复，等穆西和他的队伍就位后再出发。这是我们这边犯下的大错。”
丰田车缓缓沿着小山坡朝加维亚大道顶点驶去。
阿泽尼亚一行人没有碰见穆西和他的民警同事，反而迎来了军事警察设置的路障。安德烈告诉第一位警官自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驻里约的名誉领事，他和这辆车都享有外交豁免权，警察无权搜查他的汽车后备箱。
这位警官立刻通知自己的上司，32岁的中尉迪斯雷利·戈梅斯（Disraeli Gomes），他全权负责围绕罗西尼亚设置的16个路障，监控所有进出贫民窟的人。当天晚上早些时候，他在动员演讲时是这样对手下说的：就算是巴西总统本人开着公务车从罗西尼亚驶出来，也照拦不误。
当戈梅斯抵达现场时，阿泽尼亚注意到手机终于有了信号。他立刻拨了穆西的电话。这名律师觉得把内姆成功交到民事警察手上关乎生死，因为想猎杀内姆将其充作战利品的正是军警部队内的一拨人。他根本无法承担后备箱被打开的后果。
接下来发生的事众说纷纭，仍然有待法庭审理。戈梅斯声称当时他和阿泽尼亚二人借一步说话，阿泽尼亚告诉他后备箱里塞满了现金。他讲了个不寻常的故事：他们一行人刚在罗西尼亚举办了一场为刚果某非政府组织筹款的晚会，此时正把现金运出罗西尼亚并转往国外。据戈梅斯称，这位律师随后声称后备箱里塞了超过100万的美金、欧元和雷亚尔。戈梅斯解释说，自己觉得阿泽尼亚此举意图行贿，所以当场逮捕了他。
阿泽尼亚否认自己曾说过这些话。与之相反，他称自己曾试着向戈梅斯解释，他们已经同民事警察安排好了会面，现在正前往第15分局。然后他把手机交给这位军警，好让对方同穆西直接对话。事后阿泽尼亚辩称，假使他真如戈梅斯所说被当场逮捕的话，这名中尉为何又允许自己回到丰田车上呢？他又为何允许自己一直保持通话呢？戈梅斯称自己当时有点担心：假如阿泽尼亚的确如他所言是刚果领事，那自己可能会在这起外交事件中捅娄子，到时候所有责任都得由他来担。
此时此刻，戈梅斯的一位同事悄声告诉他，三位乘客都已经从丰田车里出来，但汽车底盘的后部仍然压得很低。“后面放的东西分量不轻。”这名警官总结道。
戈梅斯旋即宣布所有人移步警察局，阿泽尼亚和克鲁斯似乎对此十分满意，他们还以为戈梅斯让大家移步的是第15分局。分局位于加维亚区中心地带，距离事发地最近。然而戈梅斯的决定出人意料，他后来解释道，因为涉及外交官员和将要被运出国的大量现金，此案理应由联邦警察负责处理。
穆西和戈梅斯两人的说法在各自的部门里逐级上递，最终传到了民警和军警的副警长那里，此时两名副警长正和公共安全部部长一起身处柏林。贝尔特拉姆肯定知道不少情况，甚至是事情的全貌。
正如许多发生在巴西的争议性事件那样，这次黑色丰田事件很快演变成军警和民警间的代理权之战。车队出发后，丰田车出人意料地打了个右转弯，因为车上的乘客仍然以为自己要前往的是第15分局而非联邦警察局总部。阿泽尼亚决定在海军俱乐部前停车等待民事警察的救援。援兵到了，但前来的高级警官还是输掉了由谁来逮捕内姆的争论。假设所有程序都被严格执行，这个案件应该归民事警察管，因为内姆的通缉令是由里约州而非联邦政府签发的。这是一场实打实的闹剧，而且是一场典型的巴西式闹剧。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内姆是否试图逃跑？抑或他真心实意打算自首？过去两年来，我一直试图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来检视那天发生的事情。内姆无疑对我有所保留，但他似乎也想看看我能否重构真相。其中一个重要的见证人费让已经去世。谁又知道哪些人说的才是真话呢？
我采访了内姆周围几个亲近的人，问他们觉得内姆当初的计划是什么。
内姆的第一任律师认为他中了费让的圈套，还好他们的“逃跑计划”被路障拦下了，否则最终费让定会下令绑架内姆。费让的某些言行表明他正在利用形势为自己谋利。但这个理论暗示穆西和阿泽尼亚也与此有关，这就完全说不通了。
穆西巡官则认为阿泽尼亚知道内姆会试图逃跑。这也有可能，但这对阿泽尼亚和克鲁斯父子而言风险巨大。假如自首计划黄了（鉴于当时罗西尼亚已经被包围，这很有可能发生），一旦有确凿证据证明这几名律师教唆内姆逃跑，这三人会受到严厉惩罚。
阿泽尼亚称内姆从来都没有认真考虑过逃跑这件事，他一直希望向民事警察自首。这种推测很合理，和三名律师和民警的行动都能对得上。如果阿泽尼亚在丰田车驶离罗西尼亚前就和穆西成功通话，就能证实这个说法。但他是被路障拦下后才拨通电话的，这仍然令人生疑。
公共安全部部长贝尔特拉姆则认为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假把式。贝尔特拉姆称内姆就是在拖延时间，他早就决定要逃跑了，只是误判了形势。但这个轻蔑的回应和贝尔特拉姆的实际行动不太相符。毕竟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批准手下的官员和内姆协商，其中一些会面甚至相当危险。11月9日事发当晚，民事警察副警长向他详细报告了来龙去脉，他后来却声称不知道从玛西亚（Marica）远道而来的民警为何会出现在事发现场。他心里明明清楚得很。贝尔特拉姆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内姆自首的决定，但他也做好了准备，进行过很多次尝试。
人人都打着小算盘，内姆似乎在自己的游戏中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这场逮捕有多混乱和复杂，这毕竟是他的地盘，如果真有一个人在引导事态的发展，那个人最有可能是内姆。
内姆向我坚称他当时还在试着争取自由，他已经安排好和一位能够将他藏几个礼拜的人会面，“直到尘埃落定”，然后他会向何塞·胡尼奥的警方联系人自首。这种想法是合理的，但我认为这会让他腹背受敌——无论敌人是来自警察内部还是敌对帮派。他已经对家人做出了最明确的承诺，特别是对孩子们。身为父亲的他若是死去，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这个行动方案在我看来过于冒险。
真相在上空某处盘旋，我不时觉得它触手可及。随后，当我再次回顾一沓厚厚的采访记录时，一些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内姆和当时的里约情报局副局长巴尔博扎协商的过程中，巴尔博扎曾向内姆的律师说，比起接受内姆自首，当局更希望上演一场逮捕的戏码。这些讨论发生在2010年的州选举前的准备阶段，对于争取连任的州长卡布拉尔而言，那时正是逮捕内姆的最佳时机。律师对此表示同意，这样对内姆也有利。假如他是被逮捕而非自首，没人会指责他是个告密者。实际上，他在里约帮派圈的地位会不降反升。一次逮捕，双方获利。
调查进入尾声时，我和西蒙娜交谈过一次。她向我回忆内姆的养女泰伊娜曾在逮捕当晚和父亲告别。“这仅仅是我的个人观点，”她说道，“但我认为内姆非常清楚，一旦他离开罗西尼亚，就会被警察逮捕。我不太确定，但我觉得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他自己安排好的——我是说他被捕这件事。”
当晚，内姆被捕的消息传开后，西蒙娜去了内姆母亲家，帮派的人都聚集在此。大家在为内姆被捕的消息落泪。“所有人都很哀伤，除了多娜·伊雷妮，她只是平静地坐在那里，小口喝着啤酒，”西蒙娜回忆道，“她是内姆的母亲，我还以为她会是全场最悲伤的人。”在一阵喧闹中，西蒙娜听见她小声说：“好吧，这比我想象中的来得早了点。”
最后一次探访安东尼奥时，我告诉他：“有时候，我忍不住觉得是你自己一手策划了这场逮捕。”我把话说到一半，内姆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他突然看着我笑了一下。
一瞬之间，我想起了卡罗尔·理德（Carol Reed）的电影《第三人》（The Third Man）中那神奇的一幕。当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第一次出场时，他站在夜色笼罩下的门廊前，一束光线闪过他的面庞，他对自己的高中好友霍利·马丁斯（Holly Martins）露出了一模一样的笑容。
安东尼奥从未肯定过这种说法。采访结束后，他再一次微笑着对我说：“有一天我会把故事的真相告诉你。”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既没有打算藏起来，也没有打算逃跑、投降或战斗。在这场环环相扣的游戏里，他比其他人都先行一步。他走了一着妙棋，为自己找到了第五个选项——自导自演一场逮捕。
他既是扑网的飞蝇，又是布网的蜘蛛。
[1]见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