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人太天真，太容易相信人。再这么下去，蕙兰知道早晚有一天会出事。她从年轻时就怀着这想法，如此忐忑了许多年，等父亲终于出事时，她已经是半百的人，父亲也已过了古稀之年；头发掉了不少，眉目转灰，脸面却仍白净，几乎无须，人们总说他有几分像电视上的白面太监，因而在背地里给他取绰号，谑称为“叶公公”；当他的面，则叫他“叶公”，谓之对老行尊的敬称。
以前在百利来酒楼当经理时，人们已经这么取笑蕙兰的父亲了。也有的说他的粤语字正腔圆，调子古怪，活脱脱粤语残片里走出来的人。大辉刚到百利来见工时，正是叶公给他面试。下午蕙兰来值班，父亲便对她说起有这么个年轻人快来上工。他说这人不得了，仪容秀丽，俊美得像三国里的周瑜。蕙兰晓得父亲的情趣和品味，听见他这么出力夸一个男子的容貌仪表，自然以为那是与父亲一个路子上的人，就像家里当时住的两个房客一样，都细瘦，说话有气没力；在发廊工作，头毛三五天换一个颜色。
两天后她初见大辉，被这么挺拔的一个身影吓了一跳。父亲殷殷地拉着人家的手走来，就像现如今那些孟加拉外劳那样，在他乡重逢相认过了，牵手含笑，说蕙兰我给你介绍，这是大辉。蕙兰抬起头，说你一日三餐吃的什么呢？怎么长得这么高？
“三餐怎么够呢？”大辉说。“我一天吃五餐的呀。”
当时站在大辉身旁的，除了叶公，还有一个把他介绍到酒楼来的后生，是大辉的表弟。这表弟虽然肥头耷耳，五短身材，但在酒楼里打工多年，见的人多，机灵得很。他见蕙兰当时那种眉眼，几近含羞答答，转身便对大辉低语，说这领班和她的老爸都喜欢你，你以后有好日子过了。
蕙兰那时一点不知道大辉的底细，只晓得他在日本打过几年工，回来后嫌锡都落后，生活指数低，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毅然到都城来谋生。这样甚好，不正说明他有志气么？也许是因为在日本的大都会浸淫过，这人的仪容显出修养来，一点没有小埠来的人那种土里土气。而他本来就长得好看了，穿上酒楼指定的白衬衫深色西裤，加上黑皮鞋，在一众侍应当中鹤立鸡群，特别仪表堂堂。蕙兰一点没掩饰对他的欢喜，还说服父亲给他一个优惠价，免付按金和上期，把家里最后一个空房出租给他。大辉搬进去后只交了一个月房租，在房里随地铺了一张廉价床埝；月中买的床架尚未组装起来，月底就搬到蕙兰房里，成了自家人。
这些事，一五一十，都在叶公眼皮底下，他却始终没说过半句不中听的话。以后事情变酸，再变苦，终于一发不可收十，变成一个扛也不是扔掉也不成的烂摊子。蕙兰无力时也曾埋怨，说你呀明知前面有个凼也由得我一脚踩下去，怎么当父亲的呢？叶公便像受了极大的委屈，苦着脸说是呢，阿爸是我，阿妈也是我，两个角色我演得再成功，都只能拿五十分。说着瞄一眼他的外孙女春分，说你不知道自己从小有多叛逆，多横蛮；哪一次不是我说不能做的事，你偏要做？
事实却是叶公当时也很满意大辉这个“未来女婿”。蕙兰以前交往过的几个男朋友，都是些面黄肌瘦，臂上画龙描虎的人；收账的有，斗木的有；之前一个厨房佬，女儿觉得有男子气概，却满口脏话，一言不合即拎起菜刀扬威耀武。蕙兰的脾气暴躁，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些男友都不能长久。眼看要三十岁了，好不容易遇上大辉，这么个人模人样，穿起龙袍真像个太子的，难怪女儿一见倾心，他自己亦甚具好感，还怕一招引君入瓮捉不牢这么好的水鱼，会让他逃脱了去。女儿从小在他脚边长大，是被他惯坏了的人；叶公深知其性格，却还真没料到她对大辉会这般生滋猫入眼，一往直前，最终用力过勐，自己一头栽了进去，差点翻不过身来。
下午三点钟酒楼午休时，蕙兰召了一辆车飞赶回万乐花园。三个孩子都坐在厅里。夏至架着大得像两面放大镜的一副厚眼镜，伏在饭桌上做功课；立秋坐在电脑前打电动，大女儿春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支六、七人的韩国美男合唱团在台上载歌载舞。她见了母亲，朝外公的房间努努嘴。那房门是阖上的，蕙兰瞧儿女们这种动静，知道事态没有多严重，不由得舒了一口气。她问春分，你在电话里不是说外公流了很多血吗？
“止血了，我替他包扎了伤口。”春分说。“那个人也走了。”
蕙兰在门口说，老爸我进来了。说着推开房门，先看见房里一片凌乱，衣衫扔了一地，一张椅子倒在那里。叶公在床沿坐着，一双苍白的脚丫触地，脚上青筋暴凸，状似薄土底下的一撮蚯蚓，又有点像虾背的肠泥。叶公还穿着睡衣，淡蓝色的裤子上有血迹，星星点点，像画得拙劣的红梅；衣衫上更多，襟前一大片，红得过时，带着点褐色。蕙兰想到这么多血从一个老人身上倾出，不由得心惊。她的目光再往上移，叶公正垂下眼皮在看那倒地的椅子，像是在审视一个被处决了的人，又像是一具僵硬在那里的尸体。他那张脸失血，比平日显得灰白，双目无神，仿佛灵魂还在流失中。伤处在头颅，大概比额头稍高，在发际线一带；乱缠的绷带看来像一顶马来人戴的哈芝帽，有血一层一层渗出，晕染成玫瑰般的一朵红色印花。
“你还好吧？”蕙兰走前去，“流这么多血，不需要缝针吗？”
叶公摇摇头。他说那个人走了，以后不会回来了。说着，他仍然神情呆滞地凝视地上的椅子，仿佛“那个人”就躺在那儿，倒地不起。
蕙兰说走了就走了嘛，难道你还以为他会跟你过人世吗？她在父亲身旁坐下来，伸手整一整缠在他头上的绷带，问他这是拿什么敲的呢？你不要去看看医生吗？没弄好会破伤风呢。
“这一次被拿走多少钱？”蕙兰问。
叶公摇摇头。
“没有？”蕙兰马上皱起眉头，声音变得尖利。“骗鬼啊？没拿你的钱，你会气得跟他拼命？”
这种事不是第一回了。自从叶公从酒楼退休以后，靠着申领出来的公积金养老，便三番四次被人盯上。来的人都比他年轻许多，甚至年纪比蕙兰更小，形形式式，无不是外州来的异乡人，都像街上的流浪猫狗似的被他收留，最终搬进来与叶公共享一个房间，许他好梦，让他好一阵春风得意，于是每次出事，便有某个“那个人”被扫地出门，剩下叶公满腔怨愤，以后三五天至三五个星期不等，蔫头蔫脑，说各种丧气话，怎么逗他都一副哀莫大于心死的模样。这却是头一回闹得见血，可见灾情前所未有的戏剧化。春分打电话来，十万火急，说外公与那个人在房里争吵缠斗，不知怎么老人手里忽然变出一把美工刀来，恫言要一齐死，不料被人随手推倒，敲崩了头，血流如注。
春分在电话里报告这等事，竟没显得多慌乱，似乎连她也早已预见会有这一日，叶公会出事。她说妈你要不要回来看看情况？你不回来，我也可以带外公出去看医生。蕙兰心烦意乱，说你腹大便便还要跑出去？不怕在街上生孩子吗？
她没敢向上司请假，只能熬着等到午休时间，两个半小时内风风火火地来去一趟。她过去在酒楼里事急请假的次数多，同事颇有些微言；要再请假，可以想见经理会挤出怎样一张脸，说怎么就你家这么多事？上一回女儿失踪，这一回又换谁倒楣？蕙兰还真难以说明，总不能说七十多岁的老父遭人骗财骗色，在家中要死要活。何况父亲叶公一辈子在酒楼打工，行内许多人识得，甚至还曾经被这经理尊称为前辈，蕙兰自然不敢在他面前泄漏一点风声。
这两个半小时，平日她可是要在酒楼的厢房里，搬动几张椅子排成一列，躺在上面睡个觉的。她总是那么累，随时随地躺下来就能睡死了，像梦里蛰伏着一只巨大的章鱼，只要她一阖眼便硬生生将她吸进充满墨汁的肚腹；那里漆黑而沉静，让她睡得像个胎儿。几个曾与她共享一个厢房午憩的女同事批评过她的睡相，说女人睡得四仰八叉，还打鼾，十分不雅。蕙兰笑说我睡觉时不接客，要雅给谁看呢？那些女人便说哎呀你还得找个男人再嫁吧，总不能为一次失败的婚姻自暴自弃呀。
蕙兰要么朝她们翻一个白眼，要么摇头苦笑。心里万分不服，想想自丈夫跑了以后，自己一个女人在都城这么个地方独力养育三个孩子，咬牙而已，没对她们哼过一声，怎么叫着自暴自弃呢？有些相熟的老朋友则好意劝她去验血，做个身体检查吧。“看看是不是血糖高了，不然怎么会一天到晚疲乏到这地步？”
人们这么说的时候，蕙兰知道他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她抢先把话说了，说我应该减肥才是，这些年什么都挣不到，只长了一身肥肉。
确实如此，自从大辉离开家里，蕙兰不得已重新出来工作，回到酒楼日日端菜斟茶，体重便逐年递增，三年后她升级当领班，身形已经又回到十余年前在百利来初见大辉时的等级。人们在背后讥笑，叫她“小河马”；也有的拐着弯揶揄，说她当年曾为情消瘦，而今又打回原形。“为情消瘦”这话说得轻佻，听来就像减肥不费吹灰之力，蕙兰嗤之以鼻。她当年为了甩掉一身赘肉，可是投入不少金钱和时间，费了大功夫的。那时她买了许多瘦身产品，一日三餐吃的都是粉末泡水后弄成的流质食物，再加上用开水烫熟的蔬菜瓜果，吃得连拉出来的屎都成了绿色，还像牛粪便一样散发着草青味。
她这一辈子只这么一回豁出去，为一个男人挖空心思，施尽浑身解数。倒不是大辉对她说过厌弃的话，也许正是因为他没说，蕙兰更因此为他而忍不住嫌恶自己。那些年大辉在她眼中是一个会发光的人，只应天上有，配得上更好的东西。她那时半点忍受不了任何与他不匹配之物，于是给他买了真丝衬衫，名牌西裤和小牛皮做的皮鞋，还愿意在每周休假时主动给他熨衣服和擦鞋子，一心一意，深怕他身上出现半点瑕疵。父亲叶公有看不过眼的时候，说她对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未曾如此用心，蕙兰眉眼含笑，说我连对自己都不曾这么好过呢。
蕙兰向来在父亲面前没大没小，常说许多不当真的话。但这一句她可是真心说，“对自己我也没曾这么好过。”只是当时只感到浓情蜜意，心里甜滋滋，好像要她为大辉流落成一滩烂泥，她也觉得合乎自然，是心甘情愿的。因而即便大辉没说，她站在镜子前看见自己腰圆背厚的样子，想到大辉挽着她这熊掌似的手去逛街看电影，心里替他感到十分难堪。那以后她便下定决心减肥，半年后有了显著的效果，穿的衣服小了两个码，她才敢跟着大辉回锡都过年，见到了他的母亲与弟弟，还有寶獅得令人吃惊的姑姑，以及她那显赫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
那次拜年，由于酒楼新年无休，蕙兰与大辉要赶回都城开工，因而来去匆匆，只在锡都逗留了一个晚上，但她拎的礼厚，其中多是从百利来的供货商那里买来的海味，加上都城才买得到的驰名肉干和甜点，便觉得何门方氏十分欢喜，待她也十分客气。回到家里，叶公问她未来婆家人好相处么？蕙兰竟说了几句好话，把何门方氏说得像个容易打发的乡下老妇。叶公不以为然，当时便出言警诫，说放长双眼吧，这世上怎么可能有好相处的寡母婆？
后来真应了叶公所言，何门方氏虽是个乡下人，却一点不好对付。最初她把蕙兰当大辉的上级，说话客客气气，有一种“拜托你多多关照”的意思。以后蕙兰仍每年随大辉回去，不过换了个身分，何门方氏的嘴脸便一年一年不同，言语越来越冷淡；到后来大辉出状况，回家里向母亲要钱，她从此更没有给蕙兰好脸色看，好像把大辉犯的错都怪到了她的头上。
大辉走了以后，她连委靡的时间也没有，父亲叶公每个月一整份薪水都给了她持家，让她养孩子，而他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便对蕙兰说你再不出来工作，以后我们一家老老幼幼只能吃谷种。蕙兰不作他想，马上给幼儿找了保母，把五岁的夏至交到托儿所，至于春分，那时快十岁了，蕙兰再无余力，只有听天由命，让她每天自己摸黑起床漱洗上学，放学了自己坐校车回家。那时间叶公和蕙兰均已上班，她端着蕙兰出门前买好的饭盒，叠着腿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用力咀嚼已经变凉变硬了的米饭。
那时期蕙兰没有特别瘦，却十分憔悴，而且一整日都觉得饿。酒楼里一日管两餐，但她总觉饭菜倒进食道，在胃里稍作停留，来不及被消化分解，就直接磙到肠里，像磙进了无底深渊。夜里下班回到家中，看见饭桌上搁着春分没吃完的半盒饭，无非冷饭菜汁，她总是不顾父亲阻挠，把饭放进微波炉里稍微弄热，拿了个汤匙使劲刨挖，一勺一勺倾入口中。
有人见过这情景，说你知道这模样像什么吗？蕙兰只瞟了那人一眼，没答理，那人却自鸣得意，自顾自的说下去。“像一台水泥搅拌机呢。”
那人是谁呢？蕙兰依稀有些印象。那是她与父亲商量后，为了帮补家里，决定像以前那样把一个房间清空了租出去。经朋友介绍，这人便来了。说是东马来的人，有点原住民血统，黑黑实实，到西马来后走南闯北，一直在建筑工地上干活。蕙兰与家人原来都叫他阿东，直至有一天春分告诉她，她早上准备上学时，天犹未亮，她在厅里拧亮一盏灯，碰见阿东赤裸上身，只穿一条四角裤从外公的房里出来，一边打哈欠一边说，上学啦？
自那以后，蕙兰与春分每每在说话中提及阿东，便都以“那个人”为代号。春分从小看着电视拌饭吃，对人世的术语十分精通。蕙兰虽然从未说白，但春分对那个人与外公在房里做的事已有眉目，竟也像大人一样的心照不宣。半年后，阿东虽然还住在他的房间，却已经三个月不交房租了。蕙兰本不管房租的事，无意知晓后大为光火，矢言要追讨欠租，被叶公阻止，把她拽到百利来的后巷，父女俩咬着牙小声争执。蕙兰越说越气，禁不住抖出些难听的话，说父亲干的事不可告人。叶公顿时脸色刷白，身体像骤然萎缩，止不住簌簌地抖；半晌才说，阿东的房租我付总可以了吧？我付！
“你说什么傻话呢？”父亲的反应让蕙兰愕然，由不得一阵踌躇。“你是房东，收不收人家房租是你的事。”
那天晚上下班，她与父亲一同乘车，本来默默无语，蕙兰见司机是个不谙华文的马来人，还开响了收音机听着马来歌曲，便觉得车里比哪儿都安全。她拿手肘碰了碰叶公，见他仍然别着脸，还挪了挪手臂作状回避，便倚过去再碰一碰；像少女时那样，做错了事回头讨好他，对他说别生气啦。爸，你知道我也是为了你好。
“你这样不行呢，你太天真了。”这么说的时候，蕙兰忽然感到怪异，怎么自己说的这些话似曾相识，听着多么的老气横秋。她想了想，分明是许多年以前父亲对她这么说过的。在某些她已经无法想起来的场合，父亲谆谆告诫，说你这人太容易相信人，总是被人占便宜。
“真的，早晚有一天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