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四 广告：“诚征追随者，自愿服从领导”
暴动和扰乱不是那些不被倾听者的唯一发声方式。精英和领袖在某些时候会尤其关注这些失语人群的声音，关注他们的喜好与不满。可以想想领导魅力（charisma，也译为“号召力”）的情况。通常，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拥有”号召力，就像我们说他的口袋里有一百块钱，或者车库里有一辆车一样。但实际上，魅力型领导是一种关系，其形态完全取决于受众和文化背景。在西班牙或者阿富汗具有号召力的行为，在老挝或者印度可能与领导魅力毫无关系。也就是说，领导魅力取决于行为接受者的反应与响应。有些时候，精英阶层想尽办法去激发这种响应，去找到正确的音高，让自己传达的信息与听众的意愿和口味协调一致。在少数情况下，我们能看到这种措施确实在发挥作用。来看马丁·路德·金的例子，对一些人来讲他可能是20世纪最具领导魅力的公共政治人物了。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为马丁·路德·金的生平和民权运动做了敏锐而细致的记录，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那种对“正确音高”的寻找在现实中的体现，以及在美国黑人教会的对唱传统（call and response）中的体现。这里，我要长篇引用布兰奇记录的1955年12月马丁·路德·金在霍特街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演讲，当时正值罗莎·帕克斯被判入狱引发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的前夕。
“今晚我们会集此地，是为了一件严肃的事情。”他语速均匀，语调先是上扬继而下挫。接着，他停了一会，只听见从听众中零星传出一两声“是的”，他们静待着下文。金看得出他们是能够呐喊的，但是他们想看接下来他的演讲会怎么展开。［他说罗莎·帕克斯是一位好公民。］
“我本着法律的权威——虽然我并不拥有法律的权威——说……法律不曾完全澄清。”这句话说明金是一个在意清晰表达的人，但它不是听众期待的下文。“没有人会质疑她的高尚品格，没有人会质疑她对基督的信仰。”
“你说得没错。”台下有人轻轻地附和。
“因为拒绝站起来让座，她就被捕了。”金重述了事实。听众中有人窃窃私语，附和着金的中等语速。
他又停顿了较长时间。
“而你们，我的朋友，你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不能继续忍受被压迫的铁靴踩在脚下了。”他高声道。
他收到了一片“对”的回应，然后单个的响应突然汇成了愈发热烈的欢呼与掌声——这都是在一秒钟之内发生的。这令人敬畏的声响经久不息，犹如不肯破碎的海浪；每当一浪落下，室外就传来了又一轮声浪，且它被推得更高。在低声部仿佛还加上了雷声，这是脚跺在木地板上的声音。最后这轰鸣似乎已经不再是耳中的声音，而是胸膛中的震动。噪声的浓云笼罩了整座建筑，不肯散去。但仅仅一句话就将它释放了，让黑人教会里的这场对唱超越了政治集会的吵闹，成为某种金不曾见识的东西，就像是一小丛灌木里藏着一只硕大的兔子。当声响终于平息时，金的声音再次高高升起。“在这个时代，我的朋友们，人们不能忍受被抛进耻辱的深渊，经历无尽、绝望的冰冷，”他宣告，“在这个时代，人民不能忍受从七月艳阳般的生活中被拖走，然后被弃置于隆冬的阿尔卑斯山的刺骨寒风里。在这个——”金想再讲一层，但是听众的呼喊已经淹没了他。这吼声，也不知是因被他触碰神经而爆发的回响，还是对演讲人的滔滔雄论的赞许。“我们会集在此——我们来，是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忍受。”金重复道。[7]
图1 马丁·路德·金的最后一次布道
（1968年4月3日摄于田纳西州孟菲斯）
布兰奇生动描述的互动场景贯穿了整场演讲，且在马丁·路德·金的多数演讲中反复出现。号召力就如同一次完美的定调。马丁·路德·金发展出了一些主题和一套比喻来传达号召力。一旦感受到强烈的回应，他便会用稍微不同的方式重复那个话题，从而维持听众的热情并且进一步阐明该话题。马丁·路德·金在修辞上的才华固然令人赞叹，但其号召力完全取决于他找到正确音高且与听众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和欲望形成共振的能力。我们如果以长程的视野审视这位黑人基督教社群、黑人民权运动和黑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言人（它们的听众略有差别），就能看到，那些看似被动接受马丁·路德·金的滔滔雄辩的听众，是如何帮他写出演讲稿的。他们用自己的反应选择了演讲的主题，这些主题能够激发生动的情感联系，会被马丁·路德·金以独特的方式放大、发展。在他的演讲话题目录里，造成回音的话题被拓展，应者寥寥的话题则被放弃。这是双方的合奏，所有魅力型领导的风格都不外乎如此。
获得领导魅力的关键条件就是认真倾听并且回应。认真倾听这一条件意味着对受众的某种依赖，也就是某种权力关系。强大权力的一个特征就是不需要倾听。底层人士普遍比顶层人士更懂得倾听。奴隶、农奴、佃农、工人、仆人的生存品质，在极大程度上仰仗于能否准确解读掌权人的情绪和意愿；而奴隶主、地主和老板常常可以忽视从属的意愿。所以说，倾听底层的结构性条件对于魅力型领导至关重要。在马丁·路德·金的例子中，对底层的关注建立在他被推举为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领导者的基础上，也有赖于黑人社群的热情参与。
若想考察这种反常识的“讲稿写作”如何发生在其他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位中世纪游吟诗人，他在市场里以唱歌奏乐为生。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还得假设这位游吟诗人是一个“低端市场”的演奏者——他在城镇的贫民区表演，全靠听众丢给他的一两个铜板买每天的面包。最后，我们还要想象这位诗人的曲目中有一千首歌，并且他是镇里的新来者。
我猜想，他最开始会随意选一首歌，或者唱一首在之前拜访的镇子中大受欢迎的歌。他日复一日地观察听众的反应，并且评估自己在一天结束时收获的铜板。也许听众还会点歌。一段时间之后，他如果是一个自利的个体，就一定会把演唱的范围收窄到听众喜爱的曲调和主题上——一些歌会被剔除出曲目，另一些则会被重复演唱。假以时日，听众会用自己的品位和欲望重塑游吟诗人的曲库，正如马丁·路德·金的听众慢慢塑造了他的众多演讲。这个干瘪的故事没能把演唱者或者演讲者的创造性考虑进去，他们其实可以不断尝试新的主题，自行发展它们，或者回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不过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号召力本质上的相互作用关系。
这则游吟诗人的寓言其实很像一个中国学生在“上山下乡”时的经历。他身材纤弱，身上没有对村民有用的技能，所以在下乡之初会因只吃饭却不出力而颇不受人待见。村民们本来就吃不饱饭，于是只给他很少的食物，甚至干脆就让他饿着。眼看日渐消瘦的他发现村民们希望在晚上听他讲传统的民间传说，而他自己恰好知道几百个这样的故事。为了让他有力气讲故事，除了他可怜的口粮配额外，村民们还多给了他一些食物。他于是就靠故事来填饱肚子，而且他对故事的选择就如同前述的游吟诗人一样，依村民听众的口味而定。村民对有些故事无动于衷，相对应的，他就要饿肚子；还有些故事很受欢迎，人们乐意一遍又一遍地倾听。他的粮食全是靠嘴皮子挣来的，但是定调子的是那些村民。后来，私有制交易和市场得到了允许，他就在地方集市中对着一群规模更大的听众讲故事。在这里，他的故事目录依然要适应新听众的口味。[8]
平时行之有效的话题在动荡时期可能就得不到回应了，此时，急需选票的政客就要将脸贴到地上侧耳倾听，评估如何让选民行动起来，如何争取他们的热情支持。他的处境就像那个游吟诗人或者马丁·路德·金一样。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大萧条刚开始时首次参选美国总统的例子在这里十分贴切。在竞选活动开始时，罗斯福是一个偏保守的民主党人，不惯于提出激进的许诺或者声明。由于罗斯福的残疾，他做竞选演讲的地点大多是铁路沿线的小村镇，随着其竞选活动的推进，他的标准演讲发生了演化，变得更宽泛、更激进。罗斯福和他的演讲撰稿人疯狂地工作，每到一个新村镇就尝试新话题、新措辞和新主张；依据观众的特殊性和回应，他们会一点一点地调整演讲内容。在这个贫困和失业率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的时代，罗斯福面对的是一群想从他身上寻找希望及救助保证的观众。到了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他的演讲“台风”比刚开始时要激进很多。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铁道边小镇的听众们循序渐进地为罗斯福写了（或者说是“选择了”）他的演讲稿。被改变的不仅是罗斯福的演讲，还有罗斯福本人：此时，他认为自己成了那些几乎完全绝望的同胞的希望的化身。
这种特殊形式的、从下到上的影响只在特定的条件下起作用。如果当地领主雇走了游吟诗人，让他在内室或者客厅里面唱赞歌，其演唱曲目就会非常不同。如果一位政客从政依靠的是巨额政治献金，且献金的目的是管制而非迁就公众意见，该政客就不会那么在乎平民支持者的声音了。一个未得势的社会运动或革命运动团体会比其得势后更善于倾听。权力滔天的人不必学习如何与他人“合奏”。或者正如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所说，“一个组织［或国家］越大、越集权，它的顶层决策者越可能工作在一个臆想的世界里”。[9]
[1] 特拉班特（Trabant）是民主德国的一个汽车制造商。
[2]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剧作家，在纳粹统治时期流亡国外，二战后又返回东德。他也是《四川好人》的剧作者。
[3] 美国国土安全局有一个评估威胁的系统，将威胁分为红、橙、黄、蓝、绿五个等级。
[4] 葛兰西用“霸权”的概念来解释普遍选举权为何没有促成工人阶级掌权。参见Antonio Gramsci，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 and trans.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n，1971）。
[5] 南方为了使黑人得不到选举权，一直在交税、居民资格、文化水平等方面设置选举资格限制。对此，联邦政府在一些社会运动组织的配合下介入了黑人选民的登记程序。
[6] 罗伯特·肯尼迪是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当时是美国的司法部长。
[7] Taylor Branch，Parting the Waters：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1954-63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8）.
[8] 这是从与阎云翔的交谈中得知的。
[9] S. Kenneth Boulding，“The Economics of Knowledge and the Knowledge of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nos.1/2 （March I 9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