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平民主义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自治、自理和合作的可能性。在他们的各种主张中，他们尤其认识到农夫、工匠和工人本身就是政治思想家。这类人有自己的目的、价值和实践，但所有的政治系统都危险地忽视了这些。这种基础性层面，这种非精英的能动性，不仅遭到国家忽视，也被社会科学的研究背弃。哪怕是最为基础的政治哲学，也常常诉诸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品位。而针对非精英的政治分析，则是在非精英的背后进行的。他们的“政治”只能在他们的统计数据——他们的收入、职业、教育年限、财产、住所、种族、民族和宗教——之外读到。
这种在数据之外寻找政治的做法，从未被精英主义政治研究赋予丝毫的恰当性。无论是国家的常规运作，还是左派的国家治理，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表现都非常接近：把精英之外的大众和“黎民”当作社会经济数据中的数值，把他们的需求理解为统计出来的卡路里摄入量、资金、工作常规、消费模式和过去的投票习惯。并不是说这些数据和现实毫不相干；令人难以容忍的（无论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科学意义上）是其中的精英主义自满，也就是假装懂得了人的行为，却从不系统地听取人们究竟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不听取人们如何自我解释。补充一句，这并不是说大众的自我解释就完全是实话实说，没有策略性的隐瞒和不可告人的动机；实际上，他们的心机并不比精英阶层少。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的责任所在，是为人们当下的行为提供最好的解释。这种解释必须基于所有可获取的证据，尤其在遇到有目的性、自主性的个体时，要先仔细考察他们的行为，然后再给出解释。有人认为，行动者对行为环境的认知与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解释无关，这种认识是荒谬的。不了解行动者自己对境遇的认知，就不能有效地认识行动者的境遇。关于这种人之行动的现象学，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论述最为精辟：
要是我们希望理解他人，并且声称我们实际上成功做到了，那么我们应关注他说了什么，否则就是不礼貌且不明智的……如果我们不曾听取他（一个自主的行动者）对自身行为所能给出的最好描述，我们就不能主张我们比他自己更了解他。[12]
只要不遵从这样的原则，就都是瞒着历史的参与者犯了社会科学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