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给我们的一大教益在于它解释了以下问题：政治变革（改革或者革命）具体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政治”这种属性？我们研习政治是为了什么？
组织一般不会推动抗议运动，这和通常的认知不同。实际上，更贴近事实的说法是，抗议运动会推动组织化，而组织总会遏制抗议，使之转向制度渠道。抗议要是威胁到了制度，正式的组织就总会成为它的遏制者而非促进者。民主政治，一个为避免公众骚乱、实现和平而有序的合法变革而设计的制度，竟在通常情况下无法达到这一目标。这是民主政治变革中的一大悖论，不过在无政府主义透镜的审视之下，这也并非令人惊奇之事。其原因主要是现存的国家制度趋于固化，同时服务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群体。绝大多数代表既得利益的正式组织具有这一特性。正式组织手执国家权力的缰绳，用制度化的途径操控国家权力。
出于上面的原因，结构性变革的事件往往只会发生在平民的、非制度化的扰乱（disruption）中，具体的形式有暴乱、打砸活动、无秩序的示威、偷窃、纵火，以及威胁既有制度的反抗行为。这样的扰乱实际上从来不受正式组织的鼓励，更不会由组织发起，哪怕是那些在结构层面青睐有序请愿、示威和罢工（这些举动都可以被纳入现行的制度构架中）的左翼组织。持反对立场的机构若是有名称，有运营职员，有章程、标志和它们自己的管理规程，就自然会选择制度化的冲突方式，它们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4]
弗朗西斯·福克斯·毕文（Frances Fox Piven）和理查德·A.克洛沃德（Richard A.Cloward）令人信服地指出，对于美国大萧条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者和工人的抗议活动、反越南战争的运动、福利权利运动[5]来说，它们的最为成功之处总是出现于最扰乱制度、最具对抗性、最缺少组织性及最缺少层级架构之时。[6]至于未制度化的、在大众中蔓延的那些挑战现存秩序的行为，如果想遏止它们的继续传播，就需要各方做出让步。若没有运动领袖可以与之谈判，没有人说服不满的人群离开街道各回各家，官方的让步就无法得到回应。正因为大众的抗议行为威胁了制度秩序，它才会催生组织的建立，以将反抗引导到常规政治的轨道上，使之变得可控。在这种情形下，通常为统治精英所不齿的组织将得到精英的关切。一个例子发生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总理乔治·蓬皮杜向法国共产党（一个被认可的“参与者”）承诺了工人薪金方面的巨大让步，以把共产党中亲政府的成员从抗议学生和无组织的自发罢工者中分离出来。
扰乱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发生形式。一个似乎有成效的做法是，按照诉求的明晰程度，以及是否要抢占民主政治的道德高地，将扰乱的发生形式列举出来。这样一来，寻求实现或拓展民主自由权利的那些扰乱，如寻求废奴、女性选举权或废除种族隔离的运动，其实表达了占据更高的民主权利阵地的诉求。还有些大众扰乱行为的目的在于争取每日八小时工作制或敦促官方从越南撤军，或者再模糊一些，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宰下的全球化。那么，这些诉求又要怎样归类？在此类抗议中，行为的目标依然相当清楚，但是其诉求更像是在与官方激烈地争夺道德高地。虽然人们谴责“黑色方阵”（black bloc）在1999年“西雅图之战”中围堵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策略（打砸店铺、和警察发生冲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有大致预谋的失控行为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更广泛的反全球化、反世贸组织、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世界银行的运动，可能还来不及为人所知就沉寂下去了。
最激烈且在边缘群体中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一般性的暴乱，时常还伴随着洗劫。这种扰乱多以发泄内心原始的愤怒和疏离感为目的，没有条理清楚的请求或诉求。正是因为不表达明确的目的，且发起自最缺少组织的社会群体，这类扰乱可对秩序造成更大的威胁。没有具体的诉求可予以回应，也没有明显的领导者可以与之谈判。统治精英面对的是一个宽频的意见集合。在英国2011年夏末发生的城市暴乱中，保守党政府的第一反应是镇压，并通过即决审判[7]惩罚闹事者。工党议员则力主另一种政治回应方式，即将城市社会改革、经济优化和选择性惩戒结合起来。不论政府如何回应，不可置疑的一点是，骚乱获得了精英的重视。如果没有上层的关注，骚乱背后的社会问题无论最后得到怎样的处理，也大多不会进入公众的意识。
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个困境。大规模的扰乱与反抗在某些条件下会径直导致威权政治或法西斯主义，而非改革或革命。这样的危险总是存在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回避一个事实：体制之外的抗议是结构上发生渐近式大变革——例如罗斯福新政或民权法案——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正如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常以混乱、拒绝服从的形式发生，在下层阶级的大部分历史中，政治也以迥异于上层政治规则的、体制外的形式存在。在农民阶级和早期工人阶级的多数成员的历史中寻找正式组织和公开诉求的任何努力都将是徒劳。我把整个这一领域称作“下层政治”（infrapolitics），因为它运作于获得“政治活动”认定的可见光谱之外。国家自古以来就在阻挠下层阶级形成组织，更不要说允许他们在公共领域挑战秩序了。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下层政治”是危险的。他们总体上都已经悟到了游击队曾经明白的道理：分组、小规模、分散的行动策略能够帮助他们躲避国家的报复。
关于下层政治，我能想到的行为大致有磨洋工、偷猎、偷盗公物、说谎、破坏、擅离职守、旷工、私自占用和逃避职责。何必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发动兵变呢？偷偷逃离岗位就可以达到同样好的效果。干吗非得公然入侵别人的土地呢？私下占用也能有同样的收获。何必为了捕鱼、打猎、砍柴的权利大张旗鼓地请愿呢？暗地里捕猎、砍伐，只要不被人发现就好。在很多情况下，对征兵、非正义战争、土地及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下层怀有一些群体性的态度，这些态度又无法安全地获得公开表达，因此催生并且支撑了上述实质性的个人自救行为。然而，成百上千乃至数百万次这样的小动作，会对战争、地权、税收和产权关系造成重大的冲击。大多数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用来捕捉政治行为的网的网眼太大了，以至于漏下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下层阶级自古以来就与公开的政治组织无缘。不过，这并不妨碍下层民众从微末之处、以集群之力、通过同谋协作来发挥作用，从底层带来政治变革。米洛万·吉拉斯[8]早已发现：
既得利益者之外的万千大众的缓慢、低效的劳动，再加上对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标准的劳动的禁止，汇成了不可统计、难以察觉的巨大浪费……[9]
这种表达不满的方式（正如那句十分贴切的口号所言，“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钱”）对苏联阵营的经济活力究竟造成了怎样的长期影响，谁又能准确说清？
不通过等级制度就可实现各种协调合作或互助，这在多数人的经验中实属平常。这些互助关系只是偶尔才与国家法律、国家制度发生公开或私下的抵触。大多数村庄、街区之所以成为有效的社群，正是因为其中非正式、即兴的合作网络不需要通过正式组织来生效，更不需要等级制度。换句话说，没有政府参与的互助关系是普遍存在的。科林·沃德（Colin Ward）指出：“它远不是某种未来社会的展望途径，而是对人类日常生活中一类经验的事实陈述；即便当今社会中的权力愈发集中，它也依然能与大趋势并行。”[10]
于是，一个主要问题，而且是我没有得出确切答案的问题是：国家的存在、权力以及管辖领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扩张，是否削弱了个人和小群体的独立自主能力？平等个体之间通过非正式协作实现的社会功能，如今大多被置于国家的组织或者监管之下。蒲鲁东有段著名的话预示了日后福柯的观点，他是这么说的：
被统治，就是被没有知识和美德可言的造物盯上，就是被监察，被窥探，被规范，被灌输，被说教，被注册和点名，被估算，被预测，被审查，被命令。被统治，就是在每一种规程、交往、行动上，被记录，被统计，被估价，被责令，被禁止，被改造，被调控，被矫正。[11]
历史上，互助与合作曾经在国家尚未存在之时就开始创造秩序。国家的霸权，或者说正式的等级制组织的霸权，在何种程度上削弱了互助合作的效用与实践？国家职能的日益扩张，以及自由主义经济中的行为逻辑假设，在何种程度上制造了霍布斯设想中那种利维坦意图驯养的没有社会性的利己者？有人可能主张，自由主义国家构造的正式秩序，从根本上依赖于在它自身诞生之前就通过互助合作的习俗积累下来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是国家制度无法创造的，它们实际上还受到国家制度削弱。可以说，国家摧毁了自愿合作所产生的自然的积极精神和责任意识。而且，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包括极度放大个人而忽视社会，强调个人完全产权而忽视公共财产，推崇土地（自然）和劳动（人的工作时间）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在投入-产出分析中把事物换算为金钱（如计算人们会为看一次日落或者一处珍稀景色花多少钱），无不鼓励着颇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嫌的自私算计行为。
也就是说，强力国家和自由主义经济当道的这两个世纪，可能导致我们在适应社会时基本上失去了互助的习性，进而使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危险：我们恰好在变为霍布斯所构想的那种自然状态下的危险掠夺者。利维坦也许创造了其自身的合法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