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缺少一种系统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和世界观，并且在看待事物时总体上缺少一种周全而得法的视角，所以打算采取一种无政府主义透视的方式来阐明我的论点。我想要说明的是，你如果透过无政府主义的镜片看待民众运动、革命、寻常政治和国家的历史，就能获取一些从其他视角得不到的洞见。有件事会变得昭然可见：即使民众对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哲学闻所未闻，他们的意图和政治行为中也会有无政府主义原则在积极发挥作用。我想，在无政府主义的视野下有一点尤其突出，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首次使用“无政府主义”这一术语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就是互助关系（mutuality），或者说是“不经等级制度和国家制度达成的合作”。另一个凸显的观念是无政府主义对混乱、对社会性学习后产生的即兴行为的容忍，以及无政府主义对自发合作、自发互惠的信心。在罗莎·卢森堡[2]的观念中，相较于先进政党中的小部分精英分子在治理上的精明选择，她更倾向于劳动阶层诚实的试错。这正印证了上述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我的主张也并不激进，我认为，无政府主义的透镜比其他途径能更好地挖掘这一领域的深度。
我推崇的是一种“过程取向的”无政府主义，或许也可以称之为“作为行事方式的无政府主义”。既然如此，读者可以不无道理地提出疑问：你提议采用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哪一种透镜？毕竟无政府主义学说是多种多样的。
我提议的无政府主义视角，需要我为政治、冲突、争论以及持续不断的不确定和试错做辩护。这就意味着我反对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盛行于无政府主义者中的那种乌托邦科学主义。在当时那种工业、化学、医药、工程和运输技术突飞猛进的环境下，不难理解为何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对现代主义抱有高度乐观的情绪，都认定稀缺性问题已经在原则上得到了解决。很多人相信，科学进步已经发现了自然的法则，与此同时也发现了解决人类生存、社会组织、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的科学途径。随着人们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有知识，科学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而政治将不再是必需品。圣西门伯爵、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马克思、列宁，这些人虽然差异显著，但都倾向于期待一个由开明专家治理的未来世界，治理这个世界依靠的是科学原理，“物的管理”将会取代政治。从德国在一战期间令人惊叹的经济总动员中，列宁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它如同一台嗡嗡轰鸣、流畅运转的机器——只需要把德国军国主义者从国家掌舵者的位置上换下来，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管理活动就会让政治靠边站。对于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来讲，同样的进步通往的是一种令国家不再重要的经济。但如今我们已然认识到，物质的丰富远不会取消政治，反而会催生政治斗争的新领域；同时，国家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物的“管理”，不如说是一个保护统治者特权的经贸联盟。
我不像很多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认为国家无处不在且永远是自由的敌人。美国人只需要回想这件事：1957年在堪萨斯州小石城，美国国民警卫队护送黑人孩子穿过愤怒、凶狠的白人人群去上学。由此可以得知，国家“在一些情况下”，可以担当解放者的角色。我认为即使是这种可能性，也只是法国大革命确立公民民主权利和大众普选之后的一个结果，后来这些权利被推及至女性、境内居民和少数族裔。也就是说，国家大约有五千年的历史，只是在其中的最后两百年，才仅仅产生了国家偶尔拓展人类自由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一可能性偶尔实现的条件，在于下层发生的体制外的大规模动荡可以危及整个政治体系。即便是这点成就，也充斥着忧虑，因为法国大革命同时标志着国家赢得了对公民的直接的、没有中间媒介的权力，标志着全国征兵和全面战争成为可能。
说可能限制自由的制度只有国家，我也不认同。该观点忽略了前国家时代就有的一些源远根深的事物，比如奴隶制、战争、人身依附，以及把女性当作财产的制度。反对霍布斯所描绘的前国家社会的特征（险恶、野蛮、短命）是一回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得认定“自然状态”是一片未经打扰的共产、合作、祥和的大好风光。
我希望与之划清界限的最后一派无政府主义观念，是容许（乃至鼓励）财富、财产和地位的极大差异性的那种自由主义观念。在巴枯宁看来，极端不平等条件下的自由和民主（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而非现代民主制）只是残酷的谎言。在存在巨大差异的条件下没有真正的自由，其中的自发同意和自发交换只不过是合法劫掠罢了。举例来说，想想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的中国，饥荒和战事使很多人饿死。一些妇女面临着这样的艰难选择：要么饿死，要么通过卖儿鬻女生存下去。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来讲，卖孩子终究是一个自发的选择，从而也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它完全符合“自由”的条件（pacta sunt servanda，符合条件即可认定）。当然，这种逻辑是毫无人道可言的。在上述例子中，形势的结构性胁迫促使人们去做那种悲惨的选择。
这里我举的是一个极富道德争议性的例子，这种情况在今天不那么常见。更贴切的例子是人体器官和婴儿的跨国生意。请想象一幅动图，追踪肾脏、眼角膜、心脏、骨髓、肺脏和婴儿在世界范围内的转手流动。它们从最贫困的国家，从其中最贫困的阶层，大多不可阻挡地流向北大西洋的富有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中最有钱有势的人。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小建议”说的也是类似的道理。[3]谁能否认，造就这种珍贵商品的交易的，是全世界生存机会的不均等——两极差异巨大，且它在本质上非个人所能左右。一些人称之为“结构性暴力”，我认为该说法非常贴切。
要点已经很清楚了。财富、财产和地位的巨大差异让自由成了笑话。过去四十年来美国国内财富和权力的联合，加上近年来走新自由主义政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仿效，促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们早已预见的世界。纯粹通过经济实力获取政治影响力的做法，造成了政治机会的累积性不平等。这类不平等、巨大（规模堪比国家）的经济寡头垄断、媒体控制、竞选献金、操纵立法（可以细致到留下哪些特定的法律漏洞）、更改选区、垄断法律知识——种种做法使得选举和立法总能被用来放大现存的不平等。我们很难从现行的制度中找到可行的方式，来消减这种自我强化的不平等。即使是从2008年开始的这场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也没能催生出类似罗斯福新政的举措，从现存制度内部解决问题的希望因此变得尤其渺茫。在很大程度上，民主体制中的各个机构自身已经成了商品，可以为出价最高的买主所掌控。
市场用钱来衡量影响力，而民主制从原则上讲用选票来衡量影响力。现实中，由于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钱的作用会污染、压倒选票。民主制在不沦为虚伪形式的前提下能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平等？人们通过理性的考虑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我的判断是，我们已经在“虚伪形式”中挨了很长时间了。可能除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即那种能够在伦理上接受一个公民“自愿”卖身为奴的人）外，其他人都明白民主制是一个冷酷的骗局，没有相对平等（relative equality）可言。诚然，相对平等的实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大困境之一。如果相对平等是互助和自由的必要条件，那么要如何在国家制度之外保障它的实现呢？有鉴于这一难题，我相信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废除国家制度都不是一个可行选择。唉，我们就这样注定和利维坦共存了，尽管个中原因并不是霍布斯想的那样，且挑战在于驯化利维坦。对这一挑战我们似乎力有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