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史重大事件比较——兼论北宋交子产生和特征

中国货币史重大事件比较[1]——兼论北宋交子产生和特征

中国货币历史几千年，至少也有两千年以上。其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影响了中国货币历史的走向。交子是有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

一、中国货币史重大事件比较

中国货币史起始于商代晚期，完成了从天然海贝向铸币的过渡。这方面是有考古证明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国货币历史形成从实物、体制到思想，最重要的事件是发生在公元前524年（周景王二十一年）的一场“子母相权”的著名争论：一边是单穆公单旗（出卒不可考），另外一边是周景王（?—前520）。“子母相权”的争论就是大钱和小钱的争论。

这场争论表明，在公元前524年，中国的分层等级铸币制度已经形成了。货币史专家对此都做过分析。千家驹先生认为这个事件至少涉及了四个方面：主币和辅币调节的关系，大币和小币金属和含量比例的关系，金属货币的足值和不足值的关系，以及虚币和实币的关系。当代经济史专家何平先生提出：发生在公元前524年这场“子母相权”的争论的大背景是中国货币制度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转型安排。“子母相权论”的本质是货币的层次、结构的讨论，涉及在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单位基准货币的设定问题。[2]

在争论背后也涉及利益问题。单旗单穆公更大程度上是站在小钱的一边，也就是站在百姓的一边，保护他们货币所代表的财产。如果为中国货币历史的大事件选择一个起点，那么以公元前524年有文字记载的这场争论作为中国货币史长河时间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是合适的。

从公元前524年到辛亥革命前一年的1910年，影响中国2000余年货币历史走向和演变的重大事件包括：（1）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前156—前87）元狩五年，约定五铢钱制。（2）公元前7年至14年，王莽居摄二年至天元元年，实际有四次货币改革，核心是黄金国有化。（3）公元621年，唐高祖四年，铸开元通宝，彻底取代五铢钱形成了新的钱币体制。（4）公元806年，唐宪宗元和初年，飞钱的诞生和使用。（5）公元1024年，宋仁宗天圣二年，官交子全国范围内流通。（6）1137年，宋高宗绍兴七年，吴玠（1093—1139）发行银会子，设计中国最早的银本位制。（7）公元1436年，明英宗（1427—1464）正统元年，“折银令”弛用银之禁开启货币本银化。（8）公元1910年，光绪（1875—1908）二十年，颁布政令，制订造币厂章程，铸造大清银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重大货币事件还有很多。但是，上述这些事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1910年之后至今的110年间，中国货币史大事件都相对简单，主要有：（1）1914年，根据新国际条例，发行袁世凯头像银币；（2）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3）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4）1948年，人民币诞生。

上述事件的共同特点包括：（1）发生在中国货币史转型的关键时刻、关键岔口，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例如，汉武帝铸造五铢钱，恰恰是中国春秋以来货币制度延续到汉朝之后，需要向新的货币制度转型的关键时刻。（2）这些历史事件都具有长存性的影响，少则几十年上百年，多则数百年。以五铢钱为例，汉武帝创造五铢钱是公元118年的事情，到了90年之后曹操还恢复五铢钱，公元590年隋炀帝（569—618）在扬州还重铸五铢钱。这个时候隋炀帝的五铢钱就成了五铢钱的绝响。前后四百余年。唐高祖李渊建的唐朝第一个国家金属法币“通宝”，一直经过宋、元、明、清，明朝崇祯皇帝还在铸造，光绪皇帝最后一年还在铸造。这种货币制度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是相当惊人的。（3）新货币制度的形成奠定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4）存在政府和民间的长期博弈，最后政府获得主导地位。例如北宋的官交子。

正确看待交子和金属货币的互补机制，必须实现两个观念性的超越：第一个是时间的超越。宋朝的交子开始于1024年，但是，从交子到钱引，从钱引到会子，这是一个非常完整和复杂的过程。就交子谈交子不足以把交子说清楚。第二个是空间和地域意义的超越。宋代的纸币仅仅是当时中国纸币的一部分，需要扩展到金国和西夏，扩展到当时存在的广义纸币货币圈。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

二、交子的产生背景

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北宋从960年到1127年，南宋从1127年到1279年，前后319年，就朝代国祚的长度排列而言，仅次于周朝和汉朝。

1．宋代开启从典型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经济转型”

关于宋代的“经济转型”，是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在20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论”假说，之后完善和丰富了“宋代近世说”。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和“宋代近世说”对欧美汉学家和中国宋史学者的影响是深远的，进而形成了宋代发生“经济革命”“商业革命”“封建社会成熟论”，甚至“先资本主义”等观念和理论。

宋代，全面开启从传统农耕到商业社会的转型或者过渡。确切地说，自11世纪中期之后，“中国经济不再具有保守者所设想的那种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尤其在中国南部，商业发展使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打破了自给自足经济，促进了区域经济专业化和家庭生产方式的变化，既为市场服务，也依赖市场实现其自身发展，货币作为商品和服务交换媒介的功能不断扩大。”[3]宋代的“商业革命”推动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用文学和美术语言记录了北宋商业社会的细节。其实，与北宋比较，南宋的商业化程度更为发达，《梦粱录》和《都城纪胜》所展现的临安，其繁荣程度与东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2．宋代“商业革命”

（1）门阀士家制度，奴婢制度和庄园制度的彻底瓦解。（2）人口大幅度增长，区域性自治化，城市化，国内移民，产权革命，契约化，货币化，消费主义。（3）科技创新，手工业革命，煤铁革命和国际贸易扩张。

宋代的经商习气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在宋代的财税结构中，工商业的贡献甚至使得农业税的比重逐渐下降，至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高达80%以上。中国成了那个时代商业社会发达的典型。宋代中断了“崇本抑末”传统，形成中国特色的“重商主义”，与欧洲15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初期的重商主义相比较，既有差别，也有某种近似之处。

3．中国经济的区域格局

自“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完成了“经济重心”从北方到南方的转移。进入宋代，四川地区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北宋崇宁年间，户口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四川农业和各类手工业发达，加之茶、马和盐的贸易，成长为中国经济重镇。北宋神宗时，四川地区每年征收的商税总额约占全国商税总额的20%。这些构成了交子诞生于四川的直接原因。

交子或者纸币出现在成都，有深厚的历史原因。北宋建立之后，整个北宋境内的经济都受到五代十国的战争和动乱的严重影响，唯有成都地区在这个时候却是经济持续发展。五代十国从公元8世纪初到8世纪70年代末，总共六七十年的时间。成都先后有两个政权，即前蜀和后蜀。地理位置相对隔离，政治稳定。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唐朝末年发生过黄巢起义，当时的皇帝叫唐僖宗（862—888），像唐玄宗一样，为了躲避战乱，他把关中大部分富人家族和资产全部转移到了成都。成都获得当时国内的人才、资本和生产技术。与中原战乱不止不同，成都地区相对稳定和繁荣。所以，北宋建立，四川就成为北宋早期整个宋朝境内相对富庶的地区。

根据北宋地图，北宋的西北是到陕西和宁夏，那一带是党项人控制的西夏；北宋的北边，就是河北的一部分，是辽国和金国；北宋的西边是云南、西藏、青海。成都是边陲的中心，一个跨区域的贸易枢纽。它的商业网络，东到今天的中原地区，北到西夏，西到今天的西藏，西南到大理国即今天的云南地区。

北宋得天下不久，四川发生了王小波（?—994）、李顺（?—995）起义。这个起义导致整个成都及四川地区的财富再分配。

总之，宋朝进入宋真宗和宋仁宗的时候，四川是支撑北宋经济的重点。成都地区对北宋GDP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成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它的资源基础也是最好的。除此之外，就是开封府、杭州和广州。川西的成都府路和梓州路的人口密度，则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所以，将宋仁宗时代交子的产生，简单归纳为钱荒或者因为铁钱和铜钱过重以及运输成本过高，都不足以说明并触及根本原因。北宋开始了从传统农耕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型，商品经济的发展，信用制度的形成，加速了全社会的货币化进程。

三、交子的基本特征

1．宋代纸币“所有权”之比较：“私”有、“官”有和“公”有

交子至少经历了“私”有、“官”有和“公”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私交子”阶段。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样的铺户即“交子铺户”，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里说的“初年”，据金纲先生考证，“私交子”始于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川商始以纸币行贸易事。

第二阶段，“私交子”向“官交子”过渡阶段。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但是并不等于进入了“官交子”阶段。

第三阶段，“官交子”阶段。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首届发行“官交子”。后人普遍倾向以1023年“官交子”发行日期作为“交子”的诞生日期。

交子历史必须追溯到其起源的“私有”阶段。如果按照金纲先生考证的995年算起，也就是说，宋代建国之后第一代人已经创造了“交子”，直到1109年“交子”被“钱引”替代，前后119年。至于“钱引”流通时间，跨越了北宋和南宋，从1109年至1234年。其间，又有了“会子”，几乎流通于整个南宋。

此外，南宋1131—1264年还流通了“关子”。而深入考证“钱引”“会子”和“关子”，都难以得出没有“私”成分的结论，特别是这些纸币的经营机构大体是“民营化”的。

2．宋代纸币的信用基础

宋代纸币，从交子到会子，具有连续性特征，并没有因为政治变迁而发生中断。宋代货币经济出现不同纸币长时间并存的局面。纸币在宋代货币体系中，很可能处于主导地位，其作用高于铜钱和其他金属货币的地位。或者说，纵观宋代的货币体系，并非以铜钱和金属货币作为主体，而是以国家背书的纸币作为主体。到了南宋后期，纸币本身相当“多元化”，除了会子、钱引、淮交、湖会之外，还有关外银会子、关外铁会子等。

宋代货币史，本质上就是宋代纸币的演变史。宋代纸币经历了一个从不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到成为完全“信用货币”的转变。在北宋的交子时代，政府还是相当重视其金属货币的储备支持的，或者以金属货币作为准备金，比率大概是在28% ~ 29%。自北宋末期延续到南宋，不乏学者与官员认识到纸币信用不再需要准备金，纸币获得法偿地位，可以脱离准备金流通，即所谓的“法即流通，民以为便”。

在宋代信用货币制度下，政府通过不断扩张国家信用货币，持续填补金属货币长期供给不足，支持实体经济，形成了有意识的货币化和商业革命互动的局面。在北宋和南宋的大部分时间，政府基本实现了避免通货紧缩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南宋中后期，政府实施“称提之术”，将贵金属、铜钱、告牒以及有价值的实物与纸币价值挂钩，推动超发纸币回收，缓和纸币大面积贬值的压力。这几乎是相当现代化的金融手段。

总体而言，宋代在货币经济方面，政府存在强烈的放弃支持纸币的金属储备、将纸币的价值完全置于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意识，相信纸币获得法偿地位，可以实现脱离准备金而流通，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信用货币制度的先河。

不论北宋还是南宋，并没有因此陷入经济体制解体和所谓“恶性”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的境地。北宋亡于靖康二年对金国战争的失败，南宋则亡于与蒙元战争的失败。只是，南宋与蒙元战争旷日持久，约40年之久，引发了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货币危机，并且与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发生叠加，最终覆灭。将南宋灭亡归结为恶性通货膨胀其实是“缘木求鱼”，与真实历史并不符。

3．宋代纸币与金属货币的互补机制

宋代自始至终，事实上是金属货币和纸币并行的货币制度。纸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名称，金属货币形态是金、银、铜币和铁币。宋代金银的用途，分为私经济方面和公经济方面。[4]其中，主要用于某些大宗交易，特定禁榷清算，以及部分赋税。[5]金银使用者虽然多属于官吏、商贾等富有阶级，也在稍贫民众之间流转使用。如果将北宋和南宋比较，北宋大部分时期，金的存量不足以满足社会需要，金价随一般物价而腾贵。到了北宋末和南宋，银的供给和需求，大体平衡。宋的金银供给“亦能充其需要之量而增加”。[6]

宋徽宗时期，在中国货币史上都是极为特殊的时期：在纸币发行方面，交子改名为钱引；在银供给方面，供给增加以致银价下跌；在铜钱铸币方面，第一次在宋朝范围内推行“当十钱”，改变之前使用小额铜钱规则，导致铜钱购买力急剧下降；在铁币铸造和发行方面，将加锡铁钱推向四川、山西、河东以外的地区。

宋代金银和铜币供给增加的原因，首先是金、银、铜的产地都有所扩大，生产成本下降。此外，宋代与阿拉伯及南海诸国、日本的贸易，与北方契丹和金的贸易，有助于金银在国际范围跨境流动。加之，实施铜资源主要用于铸币的“铜禁”法令，使市场铜币存量增加，形成铜币贬值的大势。

但是，南宋以后，南宋的金属货币大部分被一分为三，或者是窖藏，或者是铸成更有价值的铜器，或者流入海外，包括流入日本。所以，在绍兴年间，会子主导的货币金融制度最终替代曾经实施的一半铜钱一半会子的互补货币金融制度。

尽管如此，宋代通过建立纸币和金属货币互补，不同金属货币形态互补的多元货币制度，形成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不仅可以缓和“钱荒”压力，而且可以满足宋代经济的货币需求。这也是解释宋代何以长期维系经济景气的重要原因。

4．重新评估王安石[7]变法的历史地位

北宋因为常年对外战争，爆发了11世纪中叶的财政危机，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直接历史背景。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都旨在增加国家的货币形态的财政收入。例如青苗法，是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乡村贷款制度，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募役法，是通过民户按户货币形态分摊，建立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的制度；市易法，是通过政府的市场基金，稳定市场价格，商贩以财产作抵押，获得政府贷款。这些改革的核心特征是：诉诸货币和金融手段，国家主导的贷款利息为国家财政提供资金，满足国家超货币化需求和冲动，实现税收最大化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

王安石本人，包括宋神宗代表的支持者，都认同信用化纸币所具有的流动性、扩张性、增值性，经历和推动了“交子革命”以来的货币化过程。但是，王安石变法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王安石时代的农工商经济发展水平过低，不足以支持超前的货币化进程，最终发生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断裂，货币政策效益不可持续，很快丧失边际效用，最终不是缓解财政危机，而是加剧了财政危机。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变法是一个超前数百年的，政府企望通过货币金融手段刺激农民和商人的有效需求，增加社会财富供给的中国宋代版的“凯恩斯主义”试验。

5．交子的技术基础

整个宋代，从北宋到南宋，支持货币体系运行的，不是铜钱，更不是铁币，而是纸币。因为交子需要反复流通，最低流通时间要3年左右，所以对纸张质量、印刷、油墨的要求都会相当严格。因此，交子和其他宋代纸币都是有技术含量的，与纸张制造技术和印刷术的进步不可分割。

中国发明纸张的是汉代的蔡伦（62—121）。到了宋代，在全面继承隋唐五代造纸技术的前提下，不论是纸张的产地、原料、技术，还是纸制品的制作质量、数量、种类、流通，以及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都明显超过前代，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宋代纸张的显著优势是质地坚韧，经久耐用，不易受潮变质。值得强调的是，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在宋代，成都造纸技术高超，所生产的以褚树的韧性纤维为原料的“褚皮纸”的质量最为优良，难以伪造，成为印制交子的最佳用纸。交子的“用纸”，政府最初委托民间制造。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政府官方设立的“用纸制造所”的抄纸院，专门制造印制交子的褚纸。南宋发行会子，政府依然规定尽量用四川褚纸作为印币用纸。

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中国印刷技术主要体现在摹印、拓印和雕版印刷。诞生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的交子，显然使用的是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宋代得以普遍使用，成为社会主流。可以肯定，交子印刷的雕版，从原料、手工雕刻技术到印刷工艺都会是当时的最高水平。以交子的印制而论，必须突破金属雕版和套色彩印的技术难关。所以，在宋真宗时成都富商发行的私交子，即已印刷精良。交子改由官府发行后，交子印制更加严密，宋中央政府直接参与铸造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交子的印制使用多块铜版套色印刷。北宋后期的交子用六块铜板，以黑、蓝、红三色套色印刷，这是世界印刷史的里程碑。

此外，宋代纸币制造过程分工和管理应该是先进和严格的。根据日文相关文献，宋神宗时期官府造币作坊的内部分工严密，涉及监官、掌典、铸匠、贴书、印匠、雕匠、杂役，估计达186人之多。

总之，宋代从交子到会子的印刷数量是巨大的，对于纸张的供应、铜版的制作技术以及印刷技术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宋代交子的出现，不仅是唐宋四川经济高度繁荣的结晶，也是中国造纸和印刷技术高度发达的一种证明。

四、中国纸币经济圈

理解交子，不能只限于中原地区，需要和当时不同政权联系在一起，理解为一个源于北宋交子，延续到南宋，并辐射到金国和西夏的纸币货币圈。

1．金国的纸币

南宋起始于1127年，灭亡于1279年。金国存在的时间，从公元1115年到1234年。金国和南宋有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并存时间。南宋最大国土面积是176万平方公里，人口是8000多万。金国地域范围北到外兴安岭，南到岭南，西到甘肃，东到临安，361万平方公里，人口高峰是7000万人。这两个政权并存期间，总人口至少1.5亿。

交子产生于1024年前后，在北宋后期被钱引所替代，钱引从北宋进入南宋，南宋又出现了会子，会子一直延续到1279年宋朝的覆灭。这样算的话，1279年减去1024年，宋朝纸币维系的时间长达250年之久。日本经济学家高桥弘臣（1962—）在他的著作《宋金元货币史研究》中指出：从绍兴年末期（绍兴年间宋高宗1131—1162年），东南会子已经开始成为南宋金融制度的核心部分，逐渐取代了铜币成为主要货币。

与之呼应，金国于贞元二年（1154年）正式发行“交钞”纸币，并与金、银和铜币同时使用。[8]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消厘革之限。金国纸币深入民间，流通到金国灭亡，前后近80年。[9]

所以，大约从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金国覆灭，存在一个由南宋和金国构成的“纸币经济圈”。在这个经济圈中，支撑经济运行的主体货币，不是金属货币，是纸币。不论是南宋，还是金国，在军事战争的压力下，纸币成为国家干预和影响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和人民生存长期并存，纸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实际作用和影响超出现代人的想象。

高桥弘臣的《宋金元货币史研究》观点是，金国在金朝中期，南宋在绍兴宋高宗中后期，纸币已经穿透到社会底层进入到人民生活的领域。金银和铜币固然扮演货币角色，但是纸币处于主导地位。

提出一个假想：南宋政权覆灭于1279年，正是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出生的时候，正是威尼斯、佛罗伦萨兴起的时候。南宋不覆灭的概率和覆灭的概率几乎是相等的。南宋政权延长的历史机遇很多，假设南宋政权得以延长50年，恰恰与地中海，特别是威尼斯发生的文艺复兴时间重合。历史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基于宋朝的海上贸易，经过泉州，达到地中海，连接东方和西方。这是与蒙古人的血腥武力完全不同的方式。

2．西夏的货币制度

西夏（1038—1227）也是发行货币的，只是西夏发行的货币只占西夏货币供给量的2%,85%是宋朝的钱币，剩下的13%是西夏用自秦朝、汉朝以来的货币以及金国的货币和中亚的货币来支撑的。

总之，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上半期，在世界经济、货币制度和地缘政治发生深刻改变的历史背景下，在远东，形成了基于国家权力的纸币体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一书中写道：“在信用完全没有发展的国家，如中国，早就有了强制通用的纸币”。[10]这样的纸币，就是国家“用自己的印记的魔术点纸成金”。[11]马克思上述关于中国纸币的认识，有失偏颇，因为中国宋代开放的纸币流返制度固然有国家强制的因素，但是还具备商业社会的信用基础。

五、数字货币：交子的文明传承

源于20世纪后半期的计算机革命以及后来的互联网革命，加速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并使之开始向“信息社会”演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久，比特币代表的数字货币得以发明和发展，形成传统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并存，而且数字经济开始改造传统实体经济的局面。

1．“数字货币”的“私”有、“官”有和“公”有

自2008年比特币诞生以来，数字货币经十余年演变，数字货币业已形成了“私”有、“官”有和“公”有三种形态。民间的各类数字货币，都是“私”有的；而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都是“官”有的；还有一些机构和社会企业所发行的数字货币，具有明显的“公”有特征。

2．数字货币的信用基础

自数字货币，特别是数字货币的各类稳定币产生以来，其价值基础呈现多元化状态，至少包括以法币作为价值基础、以资产作为价值基础、以算法作为价值基础的稳定币。其中，法币数字货币的价值基础就是主权国家和政府。

支撑数字货币价值基础的，是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技术体系。过去12年的比特币历史，2020年年末以来比特币的大幅度升值就是证明。比特币价值与传统法币和黄金价值相比较，具有一系列优势。比特币价值高过黄金价值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数字货币将对贵金属的残留价值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因为比特币，黄金最终会重复白银和铜的历史，彻底地离开货币经济舞台，成为一种通常意义的金属。[12]

数字货币的出现，将再现交子产生的历史情境：一方面，如同宋代的铜币和铁币的存在一样，传统的和基于政府的信用货币将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如同从交子到会子的信用纸币主导了宋代经济活动一样，基于算法和技术的数字货币，正进入全面崛起阶段，呈现最终取得对经济活动主导地位的前景。“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直接技术，例如作为数字货币的区块链技术和算法技术，现在风行的DeFi技术；间接技术，例如ICT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

3．“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

如果把交子和会子理解为中国信用货币的1.0，元朝的中统元宝交钞是2.0，明朝的宝钞是3.0，之后中国经历了币白银化的历史阶段。至20世纪30年代实施“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将中国货币经济回归到自明代中断数百年的法偿信用货币轨道。

在大历史视野下，交子的产生不是金属货币自然演进的结果，不是简单的货币形式改变。如今，因为比特币诞生，多元的数字货币体系加速形成，正在改变传统法币体系的绝对垄断之格局，并且推动了影响人类数千年的黄金价值的进一步衰落与终结。

1000年前的交子发明，是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开启了人类最早的信用货币体系试验；1000年之后的数字货币的崛起，又是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必将加速人类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1].本文系作者于2021年1月12日在四川金融博物馆和中国钱币博物馆联合发起的“首届交子学术论坛暨‘交子节’发起仪式”上发表的会议讲话、2021年8月21日在“第三次交子学术论坛”活动上的会议发言、2022年9月8日接受成都电视台采访，整合而成。

[2].何平：《单旗的“子母相权论”与货币的层次结构》，《中国钱币》,2019年第1期。

[3].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史东民（Paul Jakov Smith）编《剑桥中国宋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53页。

[4].在私经济方面，包括贿赂、赠遗、布施、谢礼、悬赏、赌博、赔偿、赎身、借贷、替代金属货币、路资、物价的支给和表示、赁费、蓄藏；在公经济方面，包括赋税、专卖收入、上供、进献、一般国费、军费、赏赐。

[5].宋代财政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式。禁榷范围包括法律完备的盐、酒、茶，也包括矾、铁、煤等物品。

[6].加藤繁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218页。

[7].王安石（1021—1086），江西抚州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和改革家。

[8].中国历史博物馆有金代四块铜钞版。

[9].1200年，金国正式铸造以白银作为铸材的法定货币“承安宝货”。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将流通于历朝历代的称量银锭制度转变为流通银币制度。早于墨西哥银铸鹰元进入中国300年。

[10].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章第2节，人民出版社，1956年。

[11].同上。

[12].比较比特币和黄金，比特币在稀缺、交易、存储和避险等一系列方面，都优于黄金。所以，2017年3月3日，一枚比特币价格1290美元，一盎司黄金价格1228美元，一枚比特币刚刚超过一盎司黄金；到了2021年2月，比特币价格突破5万美元，一盎司黄金价格基本在1800美元浮动，一枚比特币大约可以买下27.78盎司的黄金，几年来比特币价格上升和黄金价格相对下降的“剪刀差”趋势，似乎进入难以逆转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