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中说过：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那将是相当激动人心的。[2]
一货币经济是一种依靠货币形态、价格机制、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和金融机构的制度性组合，其中又以货币形态为核心。货币经济的形态和数量的变化导致资本结构和数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经济周期，影响人类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在现代经济形成之前，货币经济依附于实体经济；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经济平行和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在后现代化经济中，货币经济则有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趋势。
中国货币经济是动态的，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解析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特殊性和内在逻辑，牵涉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演变。
先秦到21世纪的中国货币经济史可划分为两个阶段：金属货币经济（即传统货币经济阶段）和以信用货币为主体的现代货币经济。
金属货币阶段又分为以铜钱为主体货币、以白银为主体货币、以白银和铜钱为“复本位”货币，和以银圆为法定货币的四个时期。以白银为主体货币时期为例，它始于宋代，经过元朝到明朝上半叶的衰落，再经过明朝中后半叶的白银化而成为货币经济主体。清朝继续沿用明代的银两制度，直到“民国”建立之后的1933年建立“银本位”，前后八百余年。
中国是发明和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宋代的纸币系统已相当发达，元代和明代的部分时期以纸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宋、元、明的纸币并不是信用货币，也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具有法律意义的纸币。直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实行不足两年的“银本位”，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法币体系。如果以1935年作为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和现代货币经济的分界，则中国传统货币经济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而现代货币经济阶段的时间还很短暂，至今不足90年。
二亚当·斯密曾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3]这个结论可能适用于很多欧洲国家，却不适合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货币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的，是市场的、社会的，是民间和政府分享货币“铸造权”的，是藏富于民的。至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向来是由民间而不是政府控制，国家只是货币的参与者，国家货币只是庞杂货币中的一种而已，其影响力取决于在货币供给总量中的占有率，高一些，影响力大；低一些，影响力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君主对货币权力的绝对垄断。简言之，货币经济的非国家化是常态。可以认为，中国的传统货币经济充满自由放任的精神，最接近“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想。在正史上，明朝万历皇帝颇受诟病，几十年不认真早朝的“罪过”大矣。换个角度，皇帝缺席，国家照样运行。虽有关心社稷江山的文官系统忠于职守，依然显示出其时社会发展的自主运行状态。我们怎么能够设想，今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如果缺其席不谋其政，这个国家还能正常运行吗？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中国货币经济是人类货币经济史上的“香格里拉”。
清朝最后五六十年的货币经济，被主流史家描写为货币制度纷繁杂乱、落后，逐渐遭到西方列强控制。但历史的面貌并非如此简单。当时清廷一方面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朝廷无暇、也无能力管理因为“洋务运动”引发的现代化浪潮。因而，中国进入自由经济的黄金时期：国内、国际资本涌入各类产业；经济繁荣，接近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的自由经济传统模式。从货币经济的角度考察，真实的历史与官方所治的朝代更替史差异很大。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中的交易关系，其本质是民众、商人和官家共同治理，是以产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换言之，货币经济、私有产权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相互依存支撑了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运行，并决定了财富的存在方式、拥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所以，中国历史上可以发生一次又一次的财富重新分配，却没有发生经济史家所说的那种“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现象。在1500年相对富裕的文明，比如印加、阿兹特克，都被自身的货币财富所腐蚀，最终消亡。[4]但是中国社会却具有对“财富”的良好消化能力或自愈能力，这不能不归结于传统货币经济的贡献。
货币形态多元化、多样化和高度区域化，“货币之间竞争”的机制，不断给货币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从而实现货币经济的和谐，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即使朝代更迭频繁，但是新朝通常接受和延续“前朝”的货币体系和制度。中国传统货币制度所具有的超常稳定性，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当然，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并不是绝对的，其变迁始终没有停止。所谓稳定，是变迁中的稳定；所谓变迁，是缓慢、渐进、连续的变迁，犹如历史的长河缓缓流动。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或资本与土地）的价格比率变化、信息成本变化、技术变化。造成这些相对价格变化的因素大多数是内生的。[5]春秋战国时期、宋朝、明朝后半叶，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的清朝，都属于货币制度变迁显著的时期。
三有一位西方学者说：货币将决定人类命运（Money will decide fate of mankind）[6]。其实，货币经济已经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命运。
中国自汉朝以降，直到清末，“钱荒”不断。长期以来，人们对钱荒的理解过于简化，以为是铜钱的币材供给不足或流失所致。其实，钱荒的核心问题是以铜钱为主体货币形态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或者说，货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反应，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在货币非国家化的制度下，自组织的社会经济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于是，正规、非正规的，合法、非法的“货币”进入市场。
以宋朝为例，再怎么增加铜钱供给也无法满足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铜钱供给毕竟受制于币材市场、铸造能力和铸币成本，所以，铁币和纸币的发明和流通，就成为自然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很难成立，两者和平共处。原因很简单，对于货币短缺的情况，即使品质再差和不足量的“劣币”，只要能够充当交易中介，有胜于无。一般而言，钱荒多会自行缓解。但若自我缓解能力失灵的话，使得铜钱、铜材愈发值钱，加剧钱荒，经济萧条便接踵而至。
中国大多数朝代，不是亡于通货膨胀，而是亡于经济萧条。因为，只要在金属货币形态下，不会发生现代人所熟悉的那种通货膨胀。
秦朝不是亡于苛政，而是亡于经济萧条。秦末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秦始皇驾崩前一年“统一货币”的币制改革，推行“秦半两”，彻底消灭六国货币的残余影响，摧毁了传统的多元货币制度，于是，货币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出现“物贱钱贵”的局面，进而，农民受到伤害，手工业者受到伤害。西汉的灭亡和王莽（前45—23）关系很大。王莽在货币经济上的根本错误是实现黄金等贵金属资源国有化，民间丧失了货币财富，而政府的货币供给不足以填补民间货币的缺失，自然导致经济萧条，农民破产。王莽死后，国库里留下大量的黄金。明朝的货币白银化，社会财富增长，刺激人口增加，导致了“高水准平衡陷阱”，社会经济失衡，构成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7]崇祯年间中国白银进口突然减少，货币供给不足，百业萧条，政府失去税收基础，则是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货币供给不足几乎是常态，由此造就了高利贷市场。中国历史上的利息水准始终高于西欧和日本，这不是因为中国货币经济不发达，而是过于发达所致。恰恰因为资本成本过高，刺激货币资本所有者透过高利贷市场和其他“投机”（speculation）手段实现更高的回报率。货币“投机需求”的直接后果是增加货币需求，提高了货币供给压力。在没有足够储蓄机构的情况下，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而最保值的方式，货币财富转化为土地所有权，货币利息转化为地租。于是，资本和土地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双双上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没有发生英国18世纪的工业革命，又多了一种解释，即中国的资本和土地成本过高。
中国历史上货币和土地的关系实在值得重视。一方面，土地私有制度早熟，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发达。土地是高价值的交易资产，其吸纳货币的规模远高于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市场。土地吸纳更多的货币，刺激更高的货币需求，如此反复，最终形成土地兼并的格局。在21世纪，中国重复了历史上早已有之的货币和土地关系，土地价格上涨和货币供给增大互为因果。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形成土地兼并格局，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可以替代的生存基础，流民数目膨胀，则社会失序，发生革命，改朝换代。
四古希腊、罗马帝国和古埃及都有过相当发达的货币经济，但是，最终都消失于无形。唯有中国货币经济延续至今，而且从来没有中断过与世界的交流和互动。
中国作为世界货币经济的重心，至少延续到18世纪末。其间，中国与世界的货币经济互动关系主要有四种模式：其一，平等模式。汉代与罗马帝国，交流很可能是用中国的丝织品换取罗马帝国的黄金。其二，主动输出模式。在唐宋时期，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地区被纳入中国的货币圈。其三，被动输出模式。元朝建立，大规模掠夺中国境内历代积累的白银等金属货币，并运往蒙古帝国的其他疆域，支持整个蒙古帝国的经济。中国金属货币资源枯竭，不得不实施纸币体系。蒙古人知道，中国具备流通和使用纸币的传统和习惯。其四，主动输入模式。16世纪中叶开始的“白银世纪”，中国通过国际贸易换取南美洲的白银，货币形态白银化。从此，中国货币经济已经全然不能与世界货币经济分离，形成了“合流”，而不是“分流”的态势。
值得提及的是：宋代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领导世界潮流。中国存在以货币经济的历史积累为基础，实现一种“本土化”或“宋朝式”的金融制度创新。南宋以有限的国土对蒙古帝国进行了长达二三十年的军事抵抗，除了南宋的经济富足之外，政府建立了具有创新特征的货币体系无疑是重要的。明代，伴随白银资本和金融制度进步，存在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因为外族原因，蒙古人灭亡宋朝，满洲人灭亡明朝，中国错过了历史机遇。
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世界的货币和财富不再以中国为中心，不再是世界顺从中国的经济结构，而是中国依赖世界货币资源和市场，中国要顺从西方的经济结构。从此，中国自行完成货币经济现代化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在18、19世纪，中国货币经济成为世界货币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逐渐丧失独立完成货币经济现代化的可能性。因为，文艺复兴和自英国大革命之后逐渐发展的西欧地区的货币体系，成了主导世界经济的现代“货币金融制度”。如果中国要融入世界经济，必须改变中国传统的货币经济，接受西方国家货币经济制度。清末的货币改革属于推动从货币“非国家化”向货币“国家化”转型，实现构建现代国家的目标，成为“冲击-反应”的典型案例。[8]这次转型因为辛亥革命和清朝完结而失败。
五1935年的中国“法币改革”是国家现代化和货币国家化的里程碑，对中国的影响深远。迄今对这次改革的众多评价都不免有片面之处，但是“法币改革”的后果已经很清楚：实行白银国有化，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民众和商家的白银财富积累，开了剥夺民间财产的先河；建立货币金融垄断和无限政府，民众的货币财富不再是可以兑换的白银，而是依赖政府发行和管理的纸币；中国的私有经济传统从此遭到动摇和颠覆；改变了金融生态，改变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自由的银行券遭到废止，中小型金融机构和私人信用体系遭受打击，民营银行丧失了发展成长的历史时机。正是“法币改革”埋下了抗日战争之后恶性通货膨胀的种子，奠定了中国20世纪国家所有制，甚至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第一块基石。它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存在着清楚的历史逻辑。
1949年，中国共产党获取大陆政权，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货币经济具有“不可相容性”，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化过程被中断，国民经济倒退到“半”货币经济和非货币经济时期。这种情况并非首例，在南北朝就发生过。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是1949年之前“法币”的一种变异，但是法币毕竟有外汇支撑，外汇以黄金储备为基础。而人民币与外汇、黄金没有任何联系，不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含金量”。
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正统说法是，人民币是“物资本位”。人民币成了完全依赖于政府和国家信用的纸币。在人民币制度下，中国人民财富的形态只有人民币，国家通过人民币供给数量和物价的不断变动，实现国民财富的重新分配。
而后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改革开放。如今，大体完成了货币经济的重建。因为超常的“货币化”不仅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触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大爆炸”。与此同时，人民币完成了“蜕变”，从无价值基础到形成价值基础，实现了中国货币经济和金融制度与世界的接轨。
六关于货币经济的思想理论，20世纪的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货币经济思想是不可逾越的。
哈耶克的货币思想是深刻而独特的。哈耶克认为，现今货币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被俘虏的制度，它既不符合自发秩序，又不是全盘政府干预的结果。而货币制度被俘虏使得货币制度被偏离其自然演化路径，以至于货币制度失灵，而这种失灵又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因此，如果要彻底根除经济危机的危害，就须以实现货币制度的演化遵循自然秩序为前提。而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遵循传统的法律原则和没有钳制，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只要人们可以自由使用随便哪种货币，则对那种被人们普遍接受、能够保持其购买力大致平等的货币，就会形成持续的需求。”做到了这两点，货币制度自然会遵从其自然演化路径了，而经济危机也不会发生。所以，哈耶克主张终结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和废除中央银行。所谓的“货币政策”是不可欲且不实际的。最能代表哈耶克货币思想的著作是1977年出版的《货币的非国家化》。[9]哈耶克注意到中国货币经济，他引用荷兰学者卫斯林（W. Vissering）对19世纪中国货币经济的观察。[10]进而写道：中国流通纸币，“正是因为它不是法币，因为它跟国家没有关系，因而才被人们普遍作为货币所接受。”[11]除了哈耶克，还有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 1851—1926）理论，以及奥地利学派，有助于人们对传统自由放任主义有更为全面的认知。[12]
如果说，哈耶克货币思想是解读中国货币经济史自由放任的理论基础，那么，凯恩斯学说中的货币思想则是解析中国货币经济史中国家干预、背离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凯恩斯货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由国家控制货币的实际供给量，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其功能是实现货币和信用的管理。所以，货币是一个“外生变数”。凯恩斯所关注的，主要是货币需求，而且将货币需求的变化归结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进而认为利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决定的货币需求和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凯恩斯主义认为国家干预和垄断货币经济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和逻辑解释。人们始料不及的是，在过去30年间，凯恩斯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中国成了被异化的凯恩斯主义国度。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也是重要的理论基础。[13]中国的历史证明“唯有货币起作用”，是对真实的经济史最精彩的概括。
总之，中国货币经济史存在着自由和垄断两面，如同硬币的两面。哈耶克和凯恩斯有助于解释这两面。
七现代经济学主要形成于工业革命之后，不足以说明中国数千年的经济史，需要中国本土的货币经济理论加以补充。
如今流传下来的主要是那些主张国家干预的思想，但是自由放任的货币经济思想始终存在，甚至是主导思想，是民间共识，直接影响现实经济生活。例如，西汉有过一次对后来影响重大的盐铁会议，留下了著名的《盐铁论》，记载了关于是否应实行铸币权统一的辩论，支持阵营有桑弘羊（前152—前80），反对阵营只有“贤良文学”，而没有具体人名。字里行间，不难感到贤良文学是主流。明代是中国自由货币经济思想得到充分发展和实践的时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在实质上是国家尝试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清代一度抬头，放任货币经济达到历史顶峰。
中国经济中“无为而治”的传统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存在某种共同之处。20世纪中国的货币经济思想，因为受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影响，全盘西化，本土货币经济思想式微。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货币经济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现代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和方法处于主导地位。
在各类历史中，货币经济史有其独立地位。中国货币经济史问题，既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也属于历史学的专门史范畴，涉及中国史、中国经济史、世界史，还涉及一般经济学和货币经济思想史。让理论透过历史而展现，让历史透过理论得以梳理，实现思想理论资源的综合，也是一种创造，如同将一颗颗珍珠用一根线绳串成项链一样。否则，难以想象和描述丰富多彩的中国货币经济。
研究中国货币经济史，价值取向是不可回避的。在政治上主张大统一，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干预，就会赞同秦始皇统一货币；反之，不赞成大一统，就会对秦始皇做出相反的评价。再如《盐铁论》，站在贤良文学这边，还是站在桑弘羊这边，是赞成自由经济呢，还是国家皇权。中国货币经济史不仅缺乏史实文献，也缺乏理论分析框架，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哲学和价值体系。
八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在中国货币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开拓和基础的工作，而且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14]关于中国货币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范式。
范式一，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涉及货币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多处涉及中国经济；20世纪的内藤湖南和费正清的著作，对于中国货币经济历史多有描述；[15]韦伯也有过关于中国货币经济史的分析。[16]
范式二，中国货币通史方法。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是历史跨度最长的著作，从先秦到清末，但是没能涉及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转型。[17]杨联升的《中国货币简史》，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18]近年来中国出版了若干按照中国历史朝代顺序，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货币金融史。
范式三，断代史方法。例如秦汉时期货币经济、两宋货币经济、明代货币经济或近代货币经济。黄仁宇另辟蹊径，选择了明朝万历十五年前后剖析明代财政经济制度，进而触及中国当时的货币经济问题。[19]
范式四，置货币经济于特定历史时期研究。万志英的《财富之泉》（Fountain of Fortune）以中国和世界的白银关系为背景，揭示中国向白银经济的过渡，考察时间跨度从公元1000年至1700年。[20]加藤繁的《唐宋时代金银研究》，将黄金和白银置于唐宋两朝的时空中加以研究，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21]
范式五，钱币史研究（numismatic history）。中国关于钱币史的书，历来很多，很早就形成独立学派。钱币的历史沿革为货币经济史提供了食物支援。但是，中国钱币史学派专注的是钱币本身的演变，而不是货币经济。千家驹的《中国货币演变史》，历史跨度很长，从古代货币到人民币，主要是从“钱币学”切入，是一部有代表性和有影响力的著作。[22]
范式六，部门经济史方法。在部门经济史研究中，涉及货币经济。中国部门经济史方面的书籍很多。农业史、手工业史、航海业史、土地制度史、财政史、商业史、外贸史、银行史，往往忽视了货币和货币经济的作用。
范式七，专题研究方法。选择中国货币经济中的某个专题，加以探讨。例如梁方仲在1956年的一条鞭法研究是开拓性著作。[23]还有西汉的五铢钱问题，宋代的钱荒问题，明代的白银化问题，清朝的土地价格和大米价格问题，钱庄、利率史和信贷市场问题。[24]
范式八，现实政策性货币经济研究。从清末至“民国”，一些研究中国货币经济的西方学者，直接对中国有过观察和考察，参与了中国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甚至出任中国政府在金融货币领域的顾问。1904年，精琦[25]在对中国货币经济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币制改革的系统方案。1912年卫斯林撰写的《中国当代货币》，是当时关于中国货币经济的代表之作。[26]20世纪20年代，耿爱华出版了《中国货币论》，将当时中国货币经济分为不同部门，做细致的技术层面研究。[27]192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28]向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交的《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制法草案》等。中国政府财政顾问亚瑟·杨格参与了南京政府在1929年至1946年之间的重大金融和财政决策，也是中国参加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其著作《1929—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是中国当时货币经济和财政经济最重要的著作。[29]在中国货币经济史中，当代货币经济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关于现实货币经济的专题性著作数量可观，涉及货币化问题、金融改革问题、汇率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所限，缺乏历史感和国际视角。
范式九，作为国际货币经济一部分的专题研究。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全面考察了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白银世纪”，西方货币经济和中国货币经济的关系。[30]黑田明伸[31]的《货币制度的世界史》，将中国货币经济纳入世界货币制度的框架之中。他认为如果中国货币经济作为一个连续的研究对象，自然会承认其历史可以划分为传统货币经济和现代货币经济。弗里德曼探讨1870年美国货币制度的调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购银法案。他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变化，改变了中国经济和政治历史走向。[32]
九一般来说，中国学者对于中国货币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基于历史学派，以古籍，特别是钱币史做依据和基础。局限性表现在：其一，少有触及货币经济制度的演变。其二，缺乏将货币经济部门、货币存量和流量与通货膨胀的宏观研究的整体性分析。其三，将中国货币经济独立于外部世界，缺乏中国和国际的货币经济比较研究，缺乏用国际货币经济的一些因素解释中国货币经济演变。即使讨论西方银圆和西方现代银行，也是着眼在对中国影响的范围之内。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特定时期中国货币经济与世界的关系。例如：世界地理大发现、南美白银开采和中国明代货币化。其四，在运用当代货币经济理论分析和揭示中国货币经济史方面的努力是零星、分散、不成系统的，以致陷入繁杂琐碎的考证之中，不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西方学者，特别是费正清和加州学派，在中国货币的范式方面，却有中国学者所没有的长处：注重比较研究，重视中国、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将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范围之中，探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即全球性联系，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化。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将中国货币经济作为孤立系统加以研究的传统，将中国置于国际大环境之中。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受制于理解中国古代文献的能力，在研究中国古代货币经济方面是薄弱的。他们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某个时期和某些问题，或失之于对中国自身演变特征的规律重视不够，或失之于忽视中国经济对全球货币经济所起的作用。关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货币问题的研究，少有系统性学术著作。值得强调，日本学者在中国货币经济史领域，既有直接理解的语言优势，又有强烈的东亚和世界历史意识。
十中国货币经济实在是一个“广袤无限而又神奇迷人的花园”，尤其值得在意细微之处。因为，货币制度微不足道的变化，都会对历史进程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33]
在经济思想史中，货币问题是经济学家最耗智慧的领域。为我的《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两千年》提供理论基础的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都和货币紧密联系。2001年“9·11”事件不久，我有幸在美国的哈佛大学附近的加尔布雷思家中访问，听他谈“9·11”事件对美国和世界的深远影响。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他：在他的大多著作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那本：Money: Whence It Come, Where It Went,[34]他听了很高兴，幽默地说，你很特殊，绝大多数读者可不是这样，他们更喜欢我那本《丰裕社会》。在我看来，加尔布雷思仅仅提出货币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其中包含了货币哲学——哲学中最为艰辛的分支。
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迄今为止的货币经济制度和机制，这显然是一个超过摩西《出埃及记》（The Book of Exodus）的历史使命。
[1].本文系作者《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两千年》自序。该书2012年远流出版社出版。本文2022年10月9日修订于北京。
[2].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页。
[3].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2022），转引自：陈宇峰、陈启清，《并非有效的制度：对制度分叉路径的差异性解释》，《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2011年第2期。
[4].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页。
[5].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2002），转引自：陈宇峰、陈启清，《并非有效的制度：对制度分叉路径的差异性解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
[6].Jacques Rueff,The Monetary Sin of the West,Macmillan,1972.
[7].道格拉斯·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三联出版社，1994年，第112-113页。
[8].费正清是“冲击-反应”模式的主要提出者。
[9].F.A.Hayek,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The Argument Refined（An Analysi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current Currencies Series）, Coronet Books Inc, 1973.
[10].这位Williem Vissering（1792—1856）是Gerard Visserings（1865—1937）的兄弟。
[11].哈耶克著《货币的非国家化》，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12].根据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只有自由市场自行其道，省去任何由政府对民间经济如价格、生产、消费、产品分发和服务等的干预，经济运作才能更好，也更有效率。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上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市场观点。
[13].货币本质与货币职能，货币数量与物价，信用和利息，资本市场、证券交易和国际货币体系，逐一成为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课题，货币金融理论在经济学体系中快速成长。特别是因为需要在巨集观经济模型中加入货币的因素，货币主义应运而生。根据货币主义，无须透过利率传导，货币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经济，所以最重要的是控制货币供给量。就短期而言，物价、就业、产出等变化都是源于货币的变化，只有正确的货币政策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14].范式（paradigm），或译典范，是学科领域中学者所遵循的某种研究基础和准则，包括概念、理论和方法，也包括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
[15].内藤湖南（Natio Konan, 1866—1934），日本经济学家，代表作是《中国史通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是对中国经济历史做实证性研究的代表人物。
[16].马克思·韦伯著《经济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7].彭信威（1907—1967），中国著名的货币史学家和钱币学家，《中国货币史》是其代表著作。
[18].杨联升（Lien-Sheng Yang,1914—1990），《中国货币简史》（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
[19].黄仁宇，代表作《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981年。
[20].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 1953—），当代经济学家，其关于中国货币经济的重要著作是《财富之泉》（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1996年。
[21].加藤繁（Kato Shigeru, 1880—1946），日本历史学家，被誉为日本研究中国史第一人。
[22].千家驹（1909—2002）著《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3].梁方仲（Fang-chung Liang,1908—1970），其代表作是The Single-Whip Method of Taxation in China（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悉尼·霍默（Sidney Home）所著的《利率史》，以世纪利率历史为研究对象，但是对中国的利率历史颇有涉及。
[24].R.Bin Wong（王国斌，1949—），当代经济学家，其著作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2011）（与Jean-Laurent Rosenthal合作），对中国信用市场的历史做了深刻而有创造性的分析。李伯重，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江南地区18、19世纪的发展方面，颇有建树。
[25].精琦，美国经济学家。
[26].卫斯林（Gerard Vissering,1865—1937），荷兰人。《中国当代货币》（On Chinese Currency, Preliminary Remarks about the Monetary Reform）。Proposals for monetary reform in China:Memoranda on a New Monetary System for China, reprinted in Hanna et al. 1904, pp.75-113.
[27].耿爱华（Edward Kann, 1880—1962），又译名耿爱德、阚恩，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外籍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专家。其代表作为The Currencies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f silver&gold transactions of China,Kelly&Walsh,1926。
[28].甘末尔（E. W. Kemmerer, 1875—1945），美国经济学家。
[29].杨格（Arthur N.Young,1890—1954）,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1927-1937。
[30].弗兰克（Ander Gunder Frank,1929—2005）:ReOrei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此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类似著作，例如Dennis O.Flynn, Edited by Arturo Giraldez and Richard von Glahn,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18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
[31].黑田明伸（Akinobu Kuroda, 1958—），当代日本经济学家。
[32].弗雷德曼，美国货币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33].弗里德曼著《货币的祸害》，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页，第249页。
[34].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著《货币简史》（Money:Whence it come,where is went），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