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革命金融”？任何以挑战和颠覆传统资本主义金融的，并具有金融性质的行为和活动，都属于革命金融。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提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为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金融提供了理论依据。之后，革命金融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不断丰富。在实践方面，自巴黎公社以来，革命金融积累了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形成了几种典型的模式。
一、巴黎公社模式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成立于1871年3月18日，失败于同年5月28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举行起义的结果。巴黎公社成立之后，通过了包括政教分离和妇女选举权等一系列社会法案，在经济方面实行限制和剥夺资本主义企业，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提高工人工资，劳动者八小时工作制，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禁止高利贷重利盘剥等法令。巴黎公社还明确宣布“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主张。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很短，这些措施实行的时间也不长，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有一些措施，甚至还没来得及实行。
但是，巴黎公社经济法令中存在严重失误，没有按照《共产党宣言》对法兰西银行实施没收，建立革命金融体系。巴黎公社起义前的法兰西银行，虽然是一家私人银行，却担负着国家银行职能，拥有各种资产30亿法郎，其中10亿法郎是现金。巴黎公社没有占领和控制法兰西银行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但丧失了改善巴黎公社财政困难、建立强大巴黎公社财政实力的历史性机会，而且使得凡尔赛政府获得2.5亿法郎以上的巨大财力支持，相当于巴黎公社财政资源的16倍之多，成为公社失败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对此，恩格斯说道：“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意义。”马克思认为：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使凡尔赛分子的吹牛马上破产。
巴黎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主要原因是：巴黎公社委员会主要成员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而财政大权为蒲鲁东主义者控制。巴黎公社驻法兰西银行代表就是右翼蒲鲁东分子。根据蒲鲁东主义，取消货币和银行是最高宗旨，途径不是对现存的央行采取强制行动，而是筹办“人民银行”，发放“劳动券”和“商品券”，实现货币的自行消失。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企图通过“人民银行”消灭货币和商品交换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巴黎公社财政委员会内的蒲鲁东主义者固守这样的观念，维系现存的货币金融制度，拒绝对法兰西银行采用强力行动，认为法兰西银行是维系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是祖国的财富，是法兰西财产”，剥夺银行将会“给国家带来可怕的打击”。[2]公社既然没有占领银行，也就不会去剥夺和控制银行的保险金库了。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建立人民的金融机构。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性原因是拒绝《共产党宣言》倡导的“革命金融”，错失实践“革命金融”的历史性机会。
二、十月革命模式巴黎公社的教训影响深远。1908年，列宁在《公社的教训》（Lessons of the Commune）中指出：“巴黎公社时代以来，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我们不会把银行留到资本家手中。”
1917年11月7日，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以武装力量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新政权首先对俄国国家银行、国家纸币储备发行厂和彼得格勒造币厂实行武装监督。布尔什维克在掌握国家银行5天之后，已经从中提取了第一笔钱500万卢布，用于满足新政权需求。1917年12月14日，代表新政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银行国有化法令》（Decree on Nationalization of Banks），国家垄断银行业，宣布一切私人股份银行并入国家银行。这意味着，苏维埃政府从事实和法律上实现了对国家货币发行权的控制。同月，新政权宣布废除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的所有外债和内债。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实施严格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不只大型企业，还有中小型企业，一律国有化；国家垄断粮食、食品贸易，必需品凭票发放；对全体居民实行全面劳役和累进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财政体系极端简化，不再需要收缴税费和企业收入所得体系，国外和国内借贷的需求不复存在，企业生产产品所获得的所有资金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在这种经济体系中，货币作用大面积萎缩。对货币的需求主要用于向红军战士发放军饷，向他们的家庭发放补贴，以及向工人和职员发放工资。
但是，即使在如此严格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下，实物发放不可能完全满足货币需求，因此很快发生货币短缺的局面。快速印刷新纸币并非那么容易，而集中在原来的国家银行即现在的人民银行中的旧纸币很快就被花光了。1917年12月，新政权颁布法令，除了债券之外，还允许沙皇政权时期发行的有价证券流通，进而“自由债券”也被认定为合法货币。1918年1月，新政权采用临时政府货币旧模板印刷纸币。1919年5月，新政权取消了对人民银行发行货币的所有限制。之后，1918—1921年俄国国内的货币总量增加了100倍，物价上涨了8000倍，政府不得不允许农民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未被余粮征集包含在内”的产品，于是畅销商品扮演了货币的角色。更为严重的是，民众自发使用沙皇时期铸造的金币，以及国家边陲地区的各种外国钱币——这些货币成为苏维埃纸币的有力竞争者。在苏维埃新政权最困难的1918年6月，布尔什维克实际控制的区域不到原俄国的1/4，同时是俄国境内唯一还没有发行货币的政权。
面对这样的形势，当时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实力强大的左翼共产党坚持废除货币。在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Friedensvertrag von Brest-Litowsk）签署后，列宁表示“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准备消灭”货币。只是，消灭货币不是一蹴而就，“要消灭货币，必须建立亿万人的产品分配组织——这是很多年的事情”。[3]直到1920年1月，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继续以取消货币、发展实物形式的劳动报酬、城乡之间实物交换、与国外实物结算作为国家目标。此外，战争导致货币改革推迟。
1921年的俄国，物价上涨到惊人的13万倍，市场经济几乎停滞，金融体系彻底不复存在。这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得以颁布和实施，苏俄正式成立国家银行，加之许可外国在国内租赁，商品数量增加，黄金储备也有所增加，为苏共主导货币改革提供了条件。1921年11月，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The Importance of Gold Now and After the Complete Victory of Socialism）一文中指出：“人类实现了共产主义后，黄金就失去了意义，只能用来修建一些公共厕所。”“从货币向无货币的产品交换过渡，这是无可争辩的。”列宁认为货币是从资本主义市场向共产主义分配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恶。[4]几乎同时，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发行新的纸币，而这些纸币首次被称为“国家货币符号”。在此之前，布尔什维克避免在自己的纸币上使用“货币”这个字眼。1922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十一次大会，通过了《关于财政政策的决议》，提出了“巩固卢布、稳定并巩固币值的任务”。同年11月，人民委员会决定发行被称为“切尔文券”（chervonets）的新钞票：法定的切尔文券的含金量为每单位7.423克，相当于沙皇时代10金卢布。如果说苏俄之前发行的卢布是没有信用的，那么以25%的黄金和75%的商品担保的切尔文券，很容易获得国际社会、企业和民众的信任。
苏联货币改革初期，“流通市场形成了切尔文券、苏维埃纸币、金卢布国库券和小额兑换券等多币并行的局面。币制虽然比较混乱，但这种渐进过渡式的改革却能减少币制改革所引起的经济动荡，实现了对多年通货膨胀之积弊的冷处理、缓慢消化和分散吸收”。至于苏维埃纸币，在1922—1924年期间，政府通过多次实行以新版卢布兑换旧版卢布，回收了大量旧货币，全面消除了通货膨胀。“至1924年年底，切尔文券和国库券已经成功地成为稳定通货，苏维埃纸币几乎完全被排挤出流通市场。在1925年发行面额为三卢布和五卢布的苏联纸币以后，政府即宣布停止发行苏维埃卢布纸币并进行收兑。政府还公布了切尔文券和金卢布的法定比价。至此，货币改革基本完成”。[5]其间，苏联废除实物工资，实行货币工资，粮食税改用货币征用。1925年5月，苏联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币制改革结束并取得全面成功。至于切尔文券，直到苏联1947年的币制改革，才最终被废除。[6]
在苏联货币改革期间，列宁生命进入倒计时。但是，他始终关注货币改革情况。1922年2月，列宁提出，为了稳定卢布，可以考虑“恢复黄金流通”。这年10月至11月，列宁写了《关于稳定卢布的札记》，对当年5月到10月卢布保持相对稳定，给予肯定。[7]11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前途》（Five Yea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World Revolution）的演讲，强调“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1924年2月，在列宁去世之后不久，苏维埃政府发行最后一种纸币，面值为25000卢布，正面是红军战士的肖像。
苏联1922—1924年的货币改革，创造了“革命金融”的苏联模式。
三、格塞尔“邮章货币”模式[8]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1862—1930），德国人，在南美阿根廷经商。他的第一本著作《币制改革为走向社会国家之桥》（Die Reformation des Münzwesens als Brücke zum sozialen Staat）于1891出版，此后又出了许多书和小册子。1906年退休到瑞士后，他的第一部分著作在瑞士日内瓦出版，书名为《全部劳动产物权之实现》（Die Verwirklichung des Rechts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durch die Geldund Bodenreform）；第二部分于1911年在柏林出版，书名为《利息新论》（Die neue Lehre von Geld und Zins）。两书的合订本于一战时期在柏林和瑞士两地同时出版，书名为《经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达到的自然经济秩序》（Die natürliche Wirtschaftsordnung durch Freiland und Freigeld），英译本名为《自然经济秩序》（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所有这些著作，充满了对于社会正义感之热忱与崇奉。
1918年，德国发生革命，并很快失败。革命的代表人物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惨遭杀害。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从资本积累出发，探究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内在机制。1919年4月，德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格塞尔加入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并担任财政部部长。1919年5月，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失败。幸运的是，格塞尔被审判，但被宣告无罪。格塞尔生前最后10年，成为和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一样有影响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得以继续倡导改革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
格塞尔自认为是蒲鲁东的追随者。他认为，蒲鲁东最重要的洞见是认为货币比劳动力和商品更具竞争优势。蒲鲁东试图改变商品的本性，将商品和劳动力提到货币的水平，但是没有成功。格塞尔主张，与其改变商品本性，不如改变货币本性：“商品由于库存的必要而受损失，我们必须让货币承担同样的损失。这样，货币就不再优越于商品和劳动力；这就使得任何人不管他拥有或储存什么，货币或商品，都没有什么差别。于是，货币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价物，蒲鲁东的问题迎刃而解，阻碍人性发展出它的全部力量的束缚消失了。”
格塞尔是著名的“邮章货币”（stamped money）的提出者，并产生了很大影响力。邮章货币是定期盖邮章才有效的货币。依照格塞尔的观点，如同公共交通一样，金钱作为交换媒介应被视为一种公共服务，因此，应该对它收取少量用户费。在格塞尔时代，邮票是征收这种费用的正常方式。纸币只有每月被戳记，像保险卡一样，在邮局购买邮票，才能保持其价值。当然，邮票的费用可以固定在任何适当的数字上。格塞尔建议的实际收费为每周1厘，相当于每年5.2分，即每周贴0.1%，每年贴5.2%。依此方案，流通使银行货币如同保险单一样，必须每月加贴印花，方能保持其价值。印花在邮局出售，至于印花费用，可以斟酌情形定之。
1932年，奥地利沃格尔（Woergl）市的市长昂特古根伯（Michael Unterguggenberger,1884—1936）决心消除该市35%的失业人口，发行了相当于奥地利14000先令的“邮章货币”。这种邮章货币由当地银行储存着的同样数量的普通先令担保。为了使这种“地方性通货”生效，每月需要在货币上盖一个邮章（即买“邮章货币”面值的1%的邮票）。因为买邮票的成本是持有这种通货的使用者的费用，每个人都想迅速地消费掉“邮章货币”，因此这自然而然地就为其他人提供了工作。两年以后，沃格尔成了奥地利实现全部就业的第一个城市。
凯恩斯明确表示了他对“邮章货币”的支持：“通过设计出要求法定货币以规定的成本，周期性地盖邮章，来创造一种人为的货币置存成本，那些期望匡正时弊的改革者已经摸着了门路，他们的方案的实际价值是值得考虑的。”凯恩斯在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金钱总理论》一书中用了整整一节，讨论格塞尔的“名义负利率”改革方案，称格塞尔为“被忽视的先知”，与亨利·乔治平起平坐。凯恩斯还有一个令人惊异的论断，“未来向格塞尔学习的将比向马克思学习的更多”。在哲学层次上，格塞尔和凯恩斯的“邮章货币”可以看作是对货币的两种传统职能，即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和作为价值储存的货币的一种改革，因为“邮票”消除了货币作为价值存储的功能。这种分离有助于解决经济衰退的主要经济问题之一：当货币既是交换的媒介，又具有价值的储存时，在衰退时期，任何人都会储蓄更多，消费更少，从而加剧衰退。
在学院经济学家之中，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几乎是唯一认识格塞尔价值，并颇加赞许的代表人物。1933年，费雪撰写《邮票代价券》（Stamp Scrip），介绍了在艾奥瓦州、伊利诺伊斯州、内布拉斯加州、肯萨斯州、米尼苏达州、俄克拉何马州、加利福尼亚州和田纳西州的相关试验。[9]
总之，格塞尔的“邮章货币”方案，并没有停留在方案和理论阶段——虽然没有机会在格赛尔担任巴伐利亚苏维埃财政部部长的时候得以实践，却在大萧条后期，先后在奥地利和美国一些州得以实践。“邮章货币”并没有共产党组织，不属于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为前提的典型“革命金融”。但是，它对于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构成了某种挑战，为民众带来利益。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包含金融创新的“邮章货币”模式，也是一种类型的“革命金融”试验。
四、中国革命根据地模式中国的“革命金融”模式是中国革命根据地金融模式。在中国当代史中，革命根据地是一个历史的和地理的概念，是指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它只是在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谓：在土地革命时期，称为“农村根据地”或“红色政权割据地区”，后来因为建立苏维埃政府，也称为苏区，主要集中在中国南部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称之为“抗日根据地”，主要区域是西北、华北、华东地区；解放战争期间，称之为“解放区”，包括东北、西北、华北和华东；到1949年，解放区几乎等同于整个中国大陆版图。
中国“革命金融”模式存在如下特征：（1）发源于农民银行或信用合作社。1925年的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1926年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已经提出了“反对高利贷和高利押”，创办农民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的主张。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2）历史时间跨度长。根据最新资料，1924年，距离杭州萧山城区大约14公里的钱塘江边的衙前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所设立的衙前信用合作社，一元入会，借钱不要利息，很可能是全国第一个革命金融机构。[10]1926年12月，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张银圆票，被公认为是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的起源。[11]至1951年10月，中国实现除台湾、西藏外，全国货币统一，前后24年11个月，接近25年。（3）货币种类繁多。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是一个货币门类的统称，不单是指某一个货币或某一种货币——它是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独立的货币体系，包含了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525种货币，2121种版别，多种币材的货币体系。[12]其中的币材包括银币、铜币、镴币、纸币、布币。（4）形成独特的货币金融生态。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例，工字银圆代表的货币，东固银行代表的金融机构，大陇圩市代表的交易市场，构成了革命金融生态三要素。[13]（5）需要革命武装力量作为后盾，也以服务于革命战争为首要任务。（6）金融机构正规化和现代化。标志性事件是1932年在瑞金正式成立“苏维埃国家银行”，并颁布《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苏维埃国家银行创建之后，在统一货币发行权、确立银圆本位制度、实施苏区纸币发行准备金制度、维护苏维埃货币法定地位和币值稳定、发展储蓄和信贷业务、支持信用合作社、减少通货膨胀对民众财富伤害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试验。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革命金融”体系，在“中华民国”国体下，发育于北洋政府金融制度时期，之后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向现代货币制度转型的重要阶段，包括1933年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改革，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货币制度完全混乱甚至濒于崩溃的阶段，前后长达二十余年。
也就是说，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存在两个并行的金融货币体系。其一是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掌握和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命脉，具有强烈的服务于资本家、银行家和金融家的特征；其二是共产党主导的“革命金融”体系，在夹缝中得以发展。经过抗日战争，“革命金融”的各类货币所发行的总规模、使用人口和流通区域不断扩大。例如，自1940—1945年，鲁西革命根据地的“鲁西币”累计发行达到24.4亿元，累计贷款12.4亿元。[14]在共产党获得全国政权之后，全国根据地的货币体系统一为人民币体系。这不仅在中国当代金融历史中，而且在世界金融历史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革命金融”与苏共“革命金融”有很大的不同：苏共的革命金融，开始于获取政权之后。如果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至1924年，前后7年时间；如果以1922—1924年的“货币改革”计算，前后3年时间。中国的革命金融则发生于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前，长达20余年，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财富资源，当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时，可以迅速建立国家货币金融制度，积累了确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经验，避免了俄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的货币金融秩序混乱、严重的通货膨胀等情况发生。简言之，苏联的革命金融发生在执政之后，中国的革命金融发生在执政之前。
毛泽东到了晚年，即“文化大革命”后期，非常重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货币交换持相当的批判态度。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15]
五、密码朋克运动和加密数字货币模式20世纪80年代，朋克（punk）意味着反抗，催生了稀奇古怪的发型、文身、皮草服装、致幻剂和硬核音乐。当计算机和互联网以及朋克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密码朋克”（cypherpunk）。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密码朋克流行于美国旧金山湾区。这个群体的成员大多是“天才极客”和IT精英：今日声名大噪的互联网名人，像“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1971—）、BT下载的作者布拉姆·科恩（Bram Cohen,1975—）、万维网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othy John Berners-Lee,1955—）、提出了智能合约概念的尼克·萨博（Nicholas Szabo,1964—）、脸书的创始人之一肖恩·帕克（Sean Parker,1979—）。早期的美国密码学家，相信公民自由至上，倾向无政府主义，普遍对联邦政府深表怀疑。密码朋克并没有紧密的组织，却可以为了同一目标合作，不断推出新的加密技术，给人们更加安全的网络。
蒂莫西·梅（Timothy C. May,1951—2018）被公认为加密朋克运动的精神之父，于1988年撰写了颇有《共产主义宣言》之风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The Crypto Anarchist Manifesto），提出加密技术必将重塑世界。这份宣言的结语是：“崛起吧，除了那些带刺的铁丝栅栏，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很快，密码朋克眼里的网络空间，成为属于自由者的“新天新地”。1993年，埃里克·休斯（Eric Hughes, ?—）和一些有识之士发表的《密码朋克宣言》（A Cypherpunk's Manifesto）提出：不能指望政府、企业等大型组织出于良心，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我们要自己动手开发软件来保护隐私。《密码朋克宣言》还预言了匿名网络，匿名邮件以及数字货币的诞生，并推动了致力于利用密码学保护个人隐私的“密码朋克运动”。从此密码朋克，被称为“输入世界，输出自由”，用代码建造“乌托邦”的群体。
密码朋克运动，不仅引发了密码学的革命，还最终导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非主权加密数字货币的诞生。12年过去，加密数字货币的规模和种类及其市场价值，持续扩张。与加密数字货币伴生的金融生态，正在加速蔓延和成长，并向普惠金融目标前进。密码朋克运动和加密数字货币模式创造了一种基于数学、算法和非中心化的一种新型“革命金融”模式，具有挑战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所形成的战后金融体系的“革命”内涵。
六、小结自近150年前的巴黎公社错失控制法兰西银行、实践革命金融历史机遇之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创了自己的“革命金融”模式，即在革命与战争的状态中，建立支持革命与战争，以及保障民众生产和生活的金融货币制度。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和成熟的银行体系和金融机构不可能支持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行为。除了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合的“革命金融”之外，格塞尔“邮章货币”模式和当下方兴未艾的密码朋克运动以及加密数字货币模式，因为希望改变，甚至挑战现存不合理的金融货币体系，也可以被归纳为广义的“革命金融”。未来不可低估基于科技创新的“革命金融”。
[1].本文系作者为2021年12月18日“井冈山博物馆成立两周年暨第四届井冈山革命金融年会”提交的书面发言稿。
[2].代表人物是蒲鲁东遗著的保管人、企业家、巴黎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驻法兰西银行代表夏尔·贝雷，著有《我的回忆》《公社的真相》。
[3].《列宁选集》，第3卷，第750页，第847页。
[4].拉林：《论我们经济政策的适应能力的局限性》,1921年11—12月《红色俄国》，第150—151页。
[5].王小龙：《苏联1922—1924年的货币改革：回顾与评价》。
[6].1947年，苏联进行币制改革，发行新的卢布纸币，规定1新卢布兑换10旧卢布，回收卫国战争时期泛滥发行的1924版卢布。1950年进行第二次货币改革，规定东欧各国货币与卢布建立固定比价联系，并确定卢布的含金量为0.222168克，同时对美元汇率定为1美元等于4卢布。
[7].该文是列宁的几行手稿，并不成为文章或文件。
[8].本部分主要参考的学术文献：崔之元：《瑞士名义负利率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金融改革》，实验主义治理，2016年6月20日。
[9].Irving Fisher,Stamp Scrip,New York,Adelphi Publishers,1933.
[10].中国金融政研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衙前农民协会及衙前信用合作社》http://www.cfthinkingfront.cn/gzltxx/newsid=13264.html。
[11].许树信著《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6页。
[12].许树信著《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
[13].王巍：《创新精神是革命金融的应有之意》，《财经五月花》,2021年6月28日。
[14].山东省钱币学会编《鲁西银行货币》，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年，第1页。
[15].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197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