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海森堡理论的矩阵中，位置通过无限矩阵或数组表示，j表示变量（如图0.1）。[1]

图0.1 m×n矩阵

在过去100年的历史矩阵中，其实也存在j变量。其中以下的关键性变量和它们的相互作用影响和改变着历史。

其一，伦理。[2]伦理包含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法则、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基于伦理基础，人类历史无论如何演变，最终维系了文明的存在，秩序与进化。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撰写《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前，《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后。同时代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对道德本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阐述：“于是，道德法则的客观实在性不能通过任何演绎或者任何理论的、思辨的或以经验为支撑的理性努力得以证明；而且，即使有人想根除他的绝对必然的确实性，也不能通过经验加以证实，因而不能后天加以证明。尽管如此，它自身仍然是自为地确定不移的。”[3]但是，20世纪以来，伴随全球性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在经济、科学、政治和社会领域，道德都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家将这样的思想称为“伦理不涉”（non-ethical）。[4]

针对这种情况，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导致现代经济学的性质已经大为贫乏，所以，经济学需要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5]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道德就没有契约。因为只有道德规范才能赋予契约约束力。[6]在过去100年，凡属于挑战人类伦理架构的思想、人物和事件最终都是失败的；伦理体系正在丰富与发展，例如，“伦理经济学”，还有当下的“人工智能伦理”已经被关注。[7]

其二，思想。过去100年，几乎所有学科的思想和观念都得到拓展。这些学科包括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到哲学、美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1900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1862—1943）在巴黎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分属四大板块的23个数学问题，是以他的深邃数学思想为基础的；爱因斯坦的“上帝不掷骰子”名言，源于他科学因果性的思想；薛定鄂《生命是什么？——生物细胞的物理学见解》（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的遗传密码概念和思想，启发和刺激了基因的发现和证明。所以，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说：科学家需要思想，因为科学家需要审查“自己的领域和比较容易达到的临近领域里的知识成长，尤其是察觉引导探究者的特殊动机”。[8]

在人文思想领域，20世纪被认为是“分析的时代”，有延续19世纪的共产主义、保守主义，还有20世纪产生的新自由主义、威权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不一而足，并形成不同的派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是经济学家，更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其中，1922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所代表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影响深远。后现代主义集中代表了反叛现代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主张对现代化过程的批判与解构，渗透到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并形成自成体系的论述，改变了20世纪的思想生态。后现代主义还是1968年5月巴黎学生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毋庸置疑，过去100年是被不同思想和思潮驱动的100年。即使今天，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和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所代表的思想，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9]

其三，科技。1923年，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已经预见：“归根到底，是科学使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时代。”100年的历史证明罗素是完全正确的。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100年，人类进入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创新的互动时代。从福特T型车，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无线电广播、电视、有声电影、电动留声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战后阿波罗登月计划（Project Apollo），以及之后的星球大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IT革命和半导体革命、互联网、赛博格和人工智能，形成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所说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建立新的生产体系，实现市场新的均衡。在过去100年的科技革命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推动了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

其四，经济。过去100年，经济领域的根本性演变是自由资本主义历史、完全市场竞争历史的完结。现代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自由竞争和私有制市场支持社会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和效率，和所谓的“帕累托均衡”，都已经与数字经济渐行渐远。当代的现实经济是以市场和政府互动为基础的，国家作用呈现强化的趋势，根本原因是金融货币制度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金本位制度的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国家通过央行控制货币制度；1971年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关闭美元与黄金窗口，意味着完全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体制的形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国家信用货币制度的危机；这些年所讨论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就是论证货币财政化制度的合法性。

其五，生态。过去100年，地球的生态问题从不是问题到成为问题，再到现在成为人类共同的重大问题。因为持续碳排放的积累，全球气温升高，极端气候常态化，冰川融化，岛屿消失。其深层的原因确实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惯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正陷入四个不可逆的困境：人口增长基数不可逆，生态资源破坏和消耗不可逆，经济增长需求不可逆，气候恶化不可逆。因为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持续性危机，已经成为颠覆世界的一种新模式，所以，人类面临“刚性选择”:“要么允许气候异常改变世界的一切，要么改变绝大部分经济以避免那种命运”。[10]

其六，政治。在过去100年间，政治体制的演变尤为剧烈。其中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至少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后重建、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时代终结、欧盟诞生、冷战、两个阵营对抗和苏联解体、“9·11”事件、颜色革命、美国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1946—）现象，还有民主制度呈现多元化改革。100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政治人物，走上历史舞台又消失在历史舞台，令人目不暇接。确有极少数政治人物因为留下了政治遗产而被后人记忆。在历史关键时点，关键的政治人物，可以对关键的历史时空，产生关键性作用。俄国革命家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On the Individual's Role in History），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

历史之所以可以继续，不会熔断，因为历史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构造，一个时空和事件相融合的体系，接近数学的矩阵定义：一种复数或实数的排列和集合。

[1].伦纳德·蒙洛迪诺著《思维简史》，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37页。

[2].从学术角度看，伦理（ethics）偏重于社会普遍性道德，而道德（morals）偏重于个体道德，存在差异，但是可以相互替代。

[3].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年。

[4].韦森著《经济学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页。

[5].阿马蒂亚·森（Amartya Kumar Sen,1933—）On Ethics and Economics,Oxford,Blackwell. 1986．第7页。

[6].哈森伊（John C, Harsanyi, 1920—2000）, “Morals by Agreement, David Gauthier,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297 pages”,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 3, no. 2, 339-351。

[7].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伦理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8].恩斯特·马赫著《认识与谬误》，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页。

[9].《寂静的春天》作者是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1962年出版；《GEB：一条永恒的金带》作者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1945—）,1979年出版。

[10].娜奥米·克莱恩著《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