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只椋鸟在威尔德的黏土质低地上空高高掠过，在沿着A2100号公路悠然行驶的车流之上画着十字，打着旋儿冲入气流，逆着横扫南唐斯丘陵向东刮去的阵阵疾风飞行。遥远的下方有一间录音室，它的排练房里有一个被挡板围起来的密闭架子鼓亭(115)，里面黑漆漆的，散发着一股恶臭。伴随耳鼓嗵嗵、铜钹嚓嚓，印度经典黄花(116)线香冒出的一缕青烟在空气里绕了一圈又一圈，将檀香的香气混入香烟的闷浊烟雾里。西蒙紧拧着眉头，坐在他的架子鼓后面，愤恨地跟着鼓机跳跃多变的嘻哈律动打着鼓，他一脸消极反抗的表情，不适感一目了然。“兄弟，那一段棒呆了。”制作人用一口轻柔的田纳西拖腔说道，他终于关上了电子鼓机，结束了这番酷刑，然后晃晃悠悠地回到了控制室，丢下我们几个人在原地恼火地盯着地板，耳朵在突如其来的浓腻寂静中嗡嗡作响。“嘿，你觉得怎样？”我满怀期望地问道。西蒙抽了一口本森香烟，抬起头，我们终于四目相对。“听上去烂透了，布雷特，我们不应该跟他合作。”
我和约翰将铁灰色梅赛德斯SEC开进停车场，车胎嘎吱嘎吱轧过碎石路面，映入眼帘的是排列成弓形的单层红砖住宅群，连同主宅一起将庭院围在中间。主宅是一座砖木结构的斜顶大屋，开有人字形老虎窗。这里就是帕克盖特录音室（Parkgate Studios），一套位于苏塞克斯郡巴特尔镇的住宅群，跟我和马特家乡那个荒凉市郊的灌木丛林地相隔不算遥远，被我们选作了新专辑的录音场地。山羊皮不断变化的阵容现在有了亚历克斯·李，他已接替尼尔成了乐队的正式成员，偶尔也用他的才华和技艺为我们蓄势待发的引擎助推。我们找了位没什么名气的人来制作这张专辑，他名叫托尼·霍夫（Tony Hoffer），是个美国人，身形瘦小，一头红发，俨然是年轻版的伍迪·艾伦（Woody Allen）。索尔总是比其他人都更执着于让我们显得像是在自我革新，因为他知道喜新厌旧的大众迟早会将目光转向别处，除非你能不断拿出新东西，永远都能给他们眼前一亮的感觉；而作为艺人统筹，他狂热地在供他驰骋创造力的有限领域里探索着极限，心急火燎地给我们提了一堆不寻常的名字，以求把新专辑引出可预料的狭窄范围。不可否认，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对自己想做什么样的唱片还很迷茫。如果足够有远见，我们就该将最初的想法贯彻到底，循着《便宜》和《海洋》等小样的最佳时刻所指的方向前进，做一张复杂而纤细的不插电专辑。然而作为一支曾在排行榜上风光一时的乐队，山羊皮是永远都不会被允许做那样一张专辑的，于是我们在螺旋式的下坡路上狼狈地挣扎着，死命要保住自己在主流音乐圈的一席之地，而随着种种罅隙裂痕开始浮出水面，我们的位置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岌岌可危。坦白讲，我们团队内部悄然蔓延着一种着了火似的感觉，我们极度渴望新的想法，深知山羊皮过去的老套路已开始扼杀灵感，无法激起任何火花，唯有颠覆过往，亲手摧毁自己的神话，才能踏出前进的一步。不幸的是，尼尔的出走连带《头脑音乐》惨遭滑铁卢，再加上我滥用药物的后遗症，导致我们被推至分崩离析的边缘，我们根本看不到成功翻盘的希望在哪里，只能饮鸩止渴地抛出“电子民谣”之类荒谬蹩脚的形容词来引出某个走不通的新方向。就个人情况而言，我已走出了《头脑音乐》录制期间那种长年累月的毒品依赖，渐渐过渡到焦灼的戒毒过程，然后进入了一段相对干净的戒断期，但整个经历却在我的精神上制造出一种鲜明的不平衡感，给我留下了虚假的热情和一种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奇怪幻觉，使得我疯狂地想向自己、向世界证明我已经走出来了。结果导致我在音乐上做出了一些非常糟糕的判断，有一阵子还轻率地染了个难看的金发——在当时的我看来，那发型透着一种百变的活力，但事实上诚如我妻子不失偏颇的玩笑所言，我看上去活像个粉刷匠。
我们跟托尼·霍夫碰了面，以期注入他在与贝克（Beck）和空气乐队（Air）的合作中所展现的另类流行乐触觉。说实话，我们挺合得来的。托尼是个相当聪明的人，天赋卓绝，勤奋肯干，而且相处起来特别开心，只是他不适合山羊皮，就这么简单。哪怕所有的人都齐心协力，有些事就是求而不得。尽管这次录音终将成为一场灾难，过程却依然充满了轻松愉快的小插曲，气氛也是出人意料地欢乐。有这么一件逸事：托尼认为我们应当请洛杉矶的一位大牌键盘手飞过来助阵。等到合约签好、机票订好之后，那位乐手的经纪人尽职尽责地发给我们一条荒诞的合同要求，规定要“24小时随时供应烤羊肉”给他——此事直到今天依然让我忍俊不禁。然而在这种随心所欲的氛围之下，一种恐慌之情却逐渐蔓延开来。托尼的音乐语言跟我们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他更喜欢用大量技术化的专业词汇，而非着眼于歌曲本身；另外，我们似乎自始至终都在往不同的方向用力——他试图将我们往那种轻快、摩登、以律动节奏打底的流行乐方向带，我们却太墨守成规，给不了他适当的回应，结果导致所有的想法都似一盘散沙，无法融为一体。说句公道话，唱片公司委派给托尼的任务大概是要他想办法拓宽乐队的风格，将我们拉向全新的疆域，但在我看来，山羊皮属于那种循序渐进走自己的路的乐队，如果硬要把它套进那件陌生的衣装，难免会给人一丝中年人扮嫩的印象。一回想起我们曾那么心急火燎地要推翻自己的毕生成就，我就感到难以置信的悲哀。那个时候，我们似乎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以至于扭扭捏捏想要与之划清界限，就好像一个别扭的小孩试图逃脱祖母让人窒息的掌控。我们的抵触情绪强烈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结果掀起了一场自我毁灭运动：为了让歌迷大吃一惊，也为了让自己改头换面、重获新生，一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歌应运而生，比如《积极性》（Positivity）。我还记得在伦敦一间排练室为那首歌填词时的情景，我内心充满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冲动，一种莫名其妙的逆反心理，明白被我简单地划为典型山羊皮歌迷的群体肯定会反感此曲的感伤情绪，它传达的价值观在我看来也与山羊皮正统作品的道德观念截然相反。我们变得异常钻牛角尖，每做出一个判断前都会自问一句“山羊皮会怎么做？”，然后偏要反其道而行，也不管这样做出的决定究竟是对是错。我们仿佛流落于满是镜子的荒野，努力在惑乱人心的重重倒影之间窥到一条正确的出路。就这样，我们绕着原地转了一圈又一圈，渐渐走向穷途末路；此外，以录音室为家的生活过得散漫又没有约束，也无人监督，常常让人陷入过度防御的异常心态无法自拔。于是累赘的鸡肋曲一首接一首被拼凑出来，被我们毁掉，比如《无题》（Untitled）和《当雨降下》（When The Rain Falls）之类多愁善感的原声歌曲。我们罔顾它们的本意，强行将它们带偏，在无须合成器之处加入合成器，在不必多此一举之处加入鼓机，着了魔似的要给那些歌营造所谓的现代感，俨然一位可悲的父亲企图打扮成他儿子的样子。直到我们满心纠结地上了M23号公路回去，冷静下来监听混音的时候，方才意识到全盘皆乱，然后一个事实清楚地浮现在所有人面前：我们彻底搞砸了。
我们采取了一个让人晕头转向的极端做法：推倒重来。然后，我们在联排屋录音室重新集结，并雇了一位可靠的行家里手斯蒂芬·斯特里特（Stephen Street）来引导乐队回归正常的轨道。自不待言，史密斯乐队早期的大部分唱片都是与斯蒂芬合作完成，它们是我童年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因此与他联手对我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难忘经历。他的过往成就有目共睹，无须赘言，我也非常欣赏他清晰的思路、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样的品质极其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然而从某些方面而言，他跟我们的合作时机又让人遗憾，恰恰碰上了我们音乐生涯的低谷，想必这张专辑的失败也断绝了进一步合作的可能。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或许都已对那些歌望而生厌了，就连能工巧匠如斯蒂芬也无法在我们身上调动起无论何时都不可或缺的忘我激情，所以我们只是义务性地把相同的歌重新编排出第二版——有些歌已是第三或第四版——整个过程的沉闷无趣恐怕是渗进了最终的录音室版本里。每次评价那张专辑时，我总不免感到一丝遗憾，因为我们竟然重蹈覆辙，将那一时期真正的珠玉——《西蒙》（Simon）、《便宜》和《海洋》——束之高阁，又莫名其妙地决定把一些乏味得让人听不下去的鸡肋曲收进专辑，比如《给身体一击》（One Hit To The Body），像这样的歌放在早期甚至不会被考虑用作B面曲，但此时的我们不仅眼光变钝了，洞察力更是被彻底蒙蔽。以自以为是的后见之明来看，我震惊于像《西蒙》这样的歌居然没能在专辑中占据一席之地。《西蒙》可谓我们在那一阶段的压轴之作，尽管从质量、野心、规模三方面而言，它都被构想为一首过渡作品，但是，如果说最后入选的曲目大部分都是发育不良的小幼崽，那么它就是一头画风迥异的猛兽。想必在我们眼里，它内在的巴洛克式宏大感太接近《狗·人·星》的声音世界了，而后者正是我们急于摆脱的东西。可悲的是，当时我们虽然自以为了解自己不想要什么，但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我并不觉得我们有半点头绪。如今回想起来，我时常会觉得那张专辑失败的原因在于失策，而非失去创造力：我们任由宣言主宰了形式，用劣曲驱逐了良曲，只因前者更契合我们给专辑预设的议题。每次我们推出新专辑，无声的恐慌总是会一阵一阵地出现，蚕食着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扭曲了所有人的判断力。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很容易就会丧失勇气，害怕让相对复杂纤细的素材发声，转而决定让更公式化的歌曲上位——单曲、声音饱满的摇滚乐，以及过去我们屡试不爽的那些类型。不幸的是，和以往的专辑比起来，《崭新的早晨》（A New Morning）里符合此类型的歌曲显然要逊色得多，只有极少数的几首例外。这就意味着水准偏低的噪歌譬如《街头生活》（Streetlife）挤走了《便宜》这样缠绵悱恻的情歌。另外，我在音乐方面不断横加干涉，却没有任何人来监督我，我想这一点也实实在在地削弱了我们的作品。说白了，我为《头脑音乐》和《崭新的早晨》写的歌差了点火候，比不上我跟伯纳德、理查德和尼尔合写的歌曲那样融旋律与张力于一体。我还不懂后来人们所说的“山羊皮和弦”的重要性——它在我们最好的作品里随处可见，制造了许多出乎意料、突兀刺耳的戏剧性时刻。我的和弦序进则恰恰相反，趋于平淡，过于简单，常常只是不温不火地跟着叙事和主旋律线伴奏而已。
不过这张专辑里也有两个让我至今依然为之自豪的片段：一首是狂飙突进的吉他摇滚曲《着迷》（Obsessions），属于理查德众多失落的杰作之一，我对它的评价是格什温(117)《他们无法从我身边带走它》（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的现代化翻版；另一首是马特作为联合创作者贡献的又一个绝无仅有的高光时刻，即充满反思的《迷失于电视》（Lost In TV），此曲延续了《狗·人·星》中的某些主题——虚掷于电视节目与虚构角色的破碎生活。然而这也于事无补了，一切都已成定局。等到我们终于东拼西凑地了结了专辑的收尾工作之后，每个人都被这次艰难的生产弄得心力交瘁，丧失了全部激情，全身精力也都被一种名为“歌曲疲劳”的现象给榨干——所谓“歌曲疲劳”就是当我们对自己的音乐太过熟悉的时候，音乐本身就失去了一切意义，好比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念同一个词，最后会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正常地听懂它的意思。以后见之明来看，《崭新的早晨》是一张永远都不该发行的专辑。事实上，索尔曾对它表达过强烈的疑虑，但彼时他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因为裸体唱片已经倒在了1990年代残余的宿醉里，我们被签给了史诗唱片（Epic Records），他的角色也降格成了所谓的“顾问”。我多希望那时候我们能有勇气停下来，喘一口气，三思而后行，可现实却恰好相反，我们给自己戴上了不堪一击的乐观主义面具，硬着头皮冲上去迎合那无时不在的需要：制造“势头”——音乐产业的一个行话，表达了一种盲目的恐慌，感染了它的人无不行情看涨，变得只见眼前利益，一时失去理智。除此之外，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已经砸了太多的钱，不断重录、费尽周折才将专辑孕育出来，如若不发，后果我们承受不了，毕竟山羊皮有限公司要靠巡演收入以及发行唱片带来的一系列其他资金收益来维持运转。毫无疑问，让商业决策压倒作品的纯粹性是我们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我也因此发誓永不再犯，但很遗憾，说句不留情面的实话，或许当时我们只是不够用心而已。
经过上一章的高潮迭起之后，最后这一部分的内容难免让人感觉流于琐屑、无关紧要。必须承认这是我的音乐生涯中最不值得自豪的篇章，即便是背景故事也显得单薄而无足轻重，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就这样奇怪地走向了毫不相称的暗淡终曲。由于专辑里让我引以为傲的歌曲寥寥无几，所以似乎没必要事无巨细地把所有歌都追溯一遍，那么做感觉有点蠢，我想它们也不值得被如此严肃对待。从很多方面来说，我都唯愿我们从未做过这张专辑。就连它的装帧也只是一张简简单单、毫无特点的标识图片，跟我们在过去十年精心构建的视觉叙事感觉一点也不搭调。我们昔日的唱片封面曾引爆了山羊皮关于肉欲与悲伤、隐隐透着危险的边缘主题，而《崭新的早晨》的封套却毫无灵魂、空洞无物，有种怪异的商业流水线之感，没有一点真实的个性或人性的内涵，奇怪的是，它或许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它所包装的绝大部分歌曲。这张专辑现在听起来固然不伦不类，但在它上市的时候，我还对自己真实的看法一无所知，所以我们被绞进了无休止转动的功利性齿轮，怀着盲目的信心——发唱片时你常常需要大胆地，有时甚至要傻傻地去相信——将其带到这个世上，就好像放手让一个孩子走上车水马龙的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