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呷着茶，倒磁带，一边眺望窗外，我的视线越过平静的草坪投向遮住了外边马路的低矮桦树林。花园尽头的树篱紧邻高路（High Road），川流不息的车辆发出柔和的簌簌风声，间或传来一两声嗖嗖和隆隆之响，挥洒着晚春的繁荣兴旺，飘然穿插在白日的节奏里——这样的迹象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提示了其他人类活动的存在，无论多么脱离现实，多么相隔遥远。我租了一套居室，我想可以称为“老奶奶套间”，即加盖于一座大房子边上的独立小房间，我暂时隐居于此，以专心创作。它位于萨里郡一个名叫奇普斯特德的宁静乡村，该地区盘踞于当地富人住宅带的中心，住满了打高尔夫球的坏脾气商人和他们骑小马驹的无聊太太。我搬到这儿是为了自我隔离，尽可能远离都市的各种诱惑和狂乱节奏，它给了我空间和平静，让我能够整理自己的思绪，开始创作那即将成为山羊皮绝唱的新专辑。好吧，至少是重生前的绝唱。我还没有通过自己的考验。自从我的司机约翰（John）将我放下来以后，我就成了乡间绿林的掌中囚徒，自愿被放逐在一隅陌生而孤独的世外桃源，与流落乡野的寂寞和田园生活的冥思为伴。我间歇性地进入苦修状态，埋首于我的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对着麦克风嘶声吼叫，而在这一阵阵漫长情绪发作的间隙，我会清理一下自己昏沉混沌的大脑，穿上我又脏又旧的范斯（Vans）运动鞋，踩着荆棘夹道的小径走到很远的地方，任自己的思绪迷失在漫长的午后，沉浸于唯有片刻神清气爽的散步才能开启的冥想之中。我想要逃离堆满垃圾的昏暗房间、偏执的妄想和若隐若现的威胁，而除了如此种种俨然已成为城市生活一部分的事物之外，我尤其要躲避的是界定了《头脑音乐》起源的卑鄙可怖之物，因为虽然为时已晚，但我终究意识到了每次当我唰啦啦抖出垃圾袋里的东西时，倒掉的其实是自己的生命。然而当我在泥泞的小道上、在七叶树多瘤的枝干下游荡的时候，却又发现了另一种与我的预想完全不符的真相。慢慢地，我又重新发现了一个事实，即乡下并不是一首理想化的田园诗，不是将约翰·康斯坦布尔（John Constable）那些赏心悦目的无害风景画搬进现实后的模样，而是跟城市一样充满了淫糜的秘密。我常常会在无意中撞见从色情杂志里撕下来的书页沾满泥巴偷偷藏在灌木丛下面，或是泄露秘密的垃圾，即用过的吸毒用具，赤裸裸地揭示了人们无论在哪儿都会追逐生活的浊气。当我信步穿过宛若迪士尼世界一般的林间空地时，常会碰上锈迹斑斑的白色珐琅冰箱、被水浸透的家具残片，还有坏掉的车用儿童座椅堆成的酸臭坟场——废弃的非法倾倒物羞耻地藏身于此，在朴素宁静的美丽自然映衬下显得刺眼又超现实。关于新专辑，我开始一点一点勾勒出一个很粗略的想法，打算将它的背景设在一个被B级公路(108)包围的古怪乡村腹地，其中遍地都是被撞死在马路上的动物、野草丛生的混凝土小道和动物的腐尸——它描绘的是真实的乡间，是一幅略带泰德·休斯(109)色彩的黑暗幻景，而非浪漫化的克劳德·洛兰(110)式水彩画。我有点迷上了J.G.巴拉德的反乌托邦杰作《混凝土岛》（Concrete Island）：一部升级版的《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在这本书里，一个男人发现自己被流放到了一片高速公路和防撞护栏环绕的围地，然后被迫在齐腰深的草丛以及生锈的坏车残骸之间求生，活在一个几乎超出感知极限的无形世界。当我在绿化带周围游荡时，这个故事的意象开始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并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虽然这一想法最终被稀释淡化了，但在将近20年之后，它将通过《蓝色时分》（The Blue Hour）再现。我寻思着像巴拉德和奥威尔这样的作家究竟何德何能，怎么会影响了那么多的音乐人。于我而言，他们的作品既有深刻之处，又不乏风格，他们创造的世界亦是如此，堪称深度与表象的迷人混合体。两个人都冷酷无情地剖析了人类境况的废墟，而他们的剖析又都放在极富张力、极度风格化的舞台上进行。《一九八四》虽具有现实意义，说穿了也不过是一个用矫饰的背景衬托的简单爱情故事；而巴拉德的新未来主义意象则一直让我觉得充满了戏剧张力，我几乎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它的舞台布景。我想，大概就是这种可感知的戏剧性让音乐人产生了共鸣，然后被传送到了构成绝大多数摇滚歌曲的简单化笔触里。
就像为《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取材的奥威尔一样，我在自己的乡下避难所度过了两三周与世隔绝的日子，沉入深不见底的阴郁思绪，直到食物耗完，我的忍耐力到了极限，然后打电话叫约翰来接我回伦敦。约翰是一个很棒的发现。我是通过索尔认识他的，索尔跟他有交情则是由于他曾在裸体唱片内部人满为患的时期给索尔打过工。在耗费了无数个小时跟无数个出租车司机闲扯之后，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决定为自己找一位司机。我买了一辆车，然后结识了约翰，我和他就像俗话所说，是干柴遇到烈火一拍即合。他是长途旅行的完美旅伴，也是一位和善有礼且非常有趣之人，拥有托特纳姆热刺队球迷那种冷到骨子里的幽默感和善于自嘲的智慧，讲起话来一口声调平平、元音拖长的大河口口音。虽然不止一次在公共场合被错认成罗尼·伍德(111)，但他本人却是属于没人会说他一句坏话的那种人。他整个人透着一种与世无争的平和气质，平和到哪怕有一天新闻里突然报道说耶稣化身为一位来自卢顿市的热刺球迷重新降临世间，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在21世纪之初那几年不上不下的尴尬过渡期里，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让我很开心的是，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言归正传，约翰来乡间小屋接我，我将行李往后座一甩，然后和他一道沿着柏油碎石街道蜿蜒而上，在伦敦南部的环形公路上穿行，一路上随意聊着音乐或足球，漫不经心地听车载音响里播放的《软件骤降》(112)或《逃亡者之歌》(113)。最后，我们的车悠然驶上木兰树成列的熟悉街道，约翰将我放在新家的门口。我的新家位于诺森伯兰广场，是一座正面为灰泥外墙的白色联排屋，跟穆尔豪斯路只隔两条平行的街——十年前正是住在穆尔豪斯时经历的种种妖娆往事启发我创作了出道专辑的歌曲。我的新房子是一座很经典的伦敦联排屋，外观优雅，有复折式屋顶和朱丽叶式(114)的漂亮锻铁阳台，所有房间的天花板都很高，边缘装饰着石膏线，细节处不乏时下流行的多种元素，堪称房地产经纪人的梦想之屋。后来这一带会被划为骑士桥区，然后被避险投资者们毁掉——他们不仅大肆建造双层地下室，还玩世不恭地将房子视为“投资机会”而不是家。幸运的是，我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买下了那座联排屋，当时那儿还是一个美好又好客的社区，活跃着形形色色的艺术家、演员和风度翩翩的旧学院派外交官，日常进行的都是关于电影和戏剧的稀奇古怪的有趣对话，而非“每平方英尺多少英镑”和“最大化利用空间死角”之类干巴巴的讨论。我将买房子视为一次颇具象征意义的行为，代表着我努力从毒瘾的恐怖支配中逃离的一次尝试；另外，我也是试图用换住所的方式让我们的生活转入更干净的新阶段，虽然上一阶段的遗毒曾有过短暂的渗透。那座房子又明亮又温馨又漂亮，让人不由感觉在里面长大的孩子一定会有幸福的童年，我绝不能让它再次沦为韦斯伯恩花园别墅那种藏污纳垢的龌龊毒沼。房子里还有不少空房间，所以当听闻一位朋友暨我曾经的化妆师塔妮娅·罗德尼（Tania Rodney）要搬出她当时居住的公寓时，我们分给了她一间。塔妮娅来自约克郡，是一个性格开朗又精明的女孩，有时候爱虚张声势，不给人留情面，但也很会打圆场，善于开玩笑把气氛圆回去，而且一贯都很讨人喜欢，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她跟我死命要躲开的那个糜烂败坏的伦敦瘾君子圈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经过多年的交往，我们已成了莫逆之交，而在大家一起住在诺森伯兰广场的那些年里，她用潜移默化的方式约束了所有人，使我们不致偏离正轨，重回过去那种毁灭性的混乱状态。我估摸着讲一个人如何努力变得清心寡欲的故事读起来恐怕不是很有趣，也不符合艺术家随心所欲的形象——那种虚构的荣格式原型，胡说八道的所谓“吉他英雄”主题的摇滚谎言。讽刺的是，刚刚我却花了本书整整一章的内容记叙自己如何堕入吸毒摇滚明星的下坠螺旋，沦为又一个可笑的复制品，但事实上我一直都很讨厌许多人暗暗喜欢的那些老掉牙故事，一心希望真正的艺术性来自记录生活真相的勇气，而非年少叛逆、胡作非为。如果生活的真相恰巧包含烧焦的锡箔纸和失心疯，那就顺其自然吧；但就算真相不是那么大的事，也没有那么香艳刺激，其内容也具有同等的价值。我相信，哪怕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也总是藏着打动人心的歌，有时候好歌就潜伏在细微的家庭矛盾和琐屑的误解里，只是懒惰的创作者懒得去那儿寻找它们罢了。
无可避免地，我为自己轻浮地触碰毒品及滥用药物而追悔莫及。虽然彼时我将自己不计后果的放纵行为辩解为职业需求，即写出有趣音乐的一个几乎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承认那种说法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为自己无力控制饕餮之欲所做的苍白辩护。每当我想起那些浑浑噩噩虚度的日子，那些恍恍惚惚的麻木宿醉，我都会感到些许恐惧，然后深思倘若将所有荒废的光阴用在别处，我又能做些什么。而事实上我都做了什么呢？不过是追逐了一场游戏人间纸醉金迷的疲惫幻梦。世人脑中常常存在一种误区，习惯性地将享乐主义与创造力挂钩，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我大概也算是佐证了这一误解的愚蠢帮凶。毒瘾和放纵居然被当成了搞创作的基本条件，这种假想似乎基于一个事实，即历史上有太多富有创造力的人都活得放荡不羁。我则认为真实原因更可能在于创作者都有一颗好奇之心，驱使着他们去探索异变状态下的精神世界，可真的到了那个世界以后，他们的创造力却鲜有提高，或者说并未比平常强多少。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或许存在一些特例可以反驳我的观点，但回顾我自己的音乐生涯，再反观我的个人经历，我不免心里一沉，沮丧地感到如果我能管住自己不碰那玩意儿，我的作品只会更好不会更差。我经常能在我们早期的唱片里听出不足之处和注意力涣散的问题，有时候我真恨不得回到当初去纠正那些“错误”。然而正如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教给我们的道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河不是同一条河，人也不是同一个人。”我认识到回到过去终究是徒劳的，除了给自己挽回点面子之外，对他人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事情一旦过去，就成了过去。我同样会提醒自己的是，音乐就跟人一样，常常会因为缺陷和瑕疵而更加真实，更添美感。“犯错乃人之常情。”某位远比我聪明的人曾如是说，一语道破了人类的存在状态——美中有缺憾，有时也正因其缺憾，才是艺术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
我带着在萨里郡野外取得的成果返回伦敦，投入跟理查德和尼尔一同进行的创作之中。通常当一个新的录音时段刚刚开始时，气氛总会很高涨，此时我们总是会撞上一些上乘之作，这次也不例外。我将诺森伯兰广场的房子顶楼改成了一个工作间，找吊车把我的袖珍三角钢琴吊了上去。那一天，周围的邻居兴冲冲地从房子里跑了出来，不安地聚在人行道上，伸长脖子惊愕地围观这一幕——看到有个音乐人搬到街上，他们大概有点吓到了，可能其中有些人还知道我属于名声不那么清白的那种。我的新工作间很漂亮，带有一个镶着瓷砖、朝向西面的阳台，俯瞰着一片教堂尖顶和1960年代的塔楼建筑群沿西伦敦向远处延伸。每当创造力走到绝路的时候，我就会坐在阳台上一张涂过木馏油的花园长椅上，一边抽烟，一边凝望面前延展开来的雄伟城市之景。有一天，我瘫坐在那儿，沉思着我和萨姆走入迷途、龃龉丛生的生活，然后一首歌词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用大海的无边无际来描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我将其命名为《海洋》（Oceans）。这首歌很简单，只由一段蜻蜓点水式逐渐上升的主歌和一段高扬的副歌组成，却向我诉说了一个真相。它讲述了一点一点慢慢死去的爱情，并非在绚丽悲壮的熊熊烈焰中玉石俱焚，而是怀抱着孤独无声无息地裂成碎片。我试图表现一段随着长期的隔阂静静走向毁灭的关系——当音乐本身需要戏剧张力来推动、需要火焰来点燃的时候，这种主题会很难呈现出来，但我很高兴它含有这层意思，而且直到今天我也依然会为之动容。于我而言，它是一首虽被低估但非常重要的作品，让我又一次醍醐灌顶地意识到人生剧场里那些安静、幽微的瞬间亦蕴含着力量和美，其程度比起光彩夺目的重大时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这一信条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启迪着我的创作。
我在萨里郡创作的歌曲里有一首暂定名为《大胆的》（Plucky），它最初是理查德给我的一段蛛丝般缱绻、错综复杂的吉他旋律，我一听就爱上了。围绕这段吉他，我写了一首关于我朋友艾伦的歌，从他魅力四射的乖张性格里提炼出点滴细节，赞美了这位举世无双的绝妙人物的本质。我给此歌起名为《便宜》（Cheap）。正如好心在我这两本书上投入时间的诸位读者所见，艾伦是我生命里一个如影随形的存在，不断在我的世界进进出出，弹着他的烟灰，将一切都染上了他的颜色——风度翩翩的古典气质和不留余地的狂热享乐主义激烈碰撞交织而成的奇异色彩。他的魅力向来让我欲罢不能，而他的生活则嚣张地挥舞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触须，随时都会伸到界外，而且几乎就像照着剧本演出一样，无时无刻不透着一种戏剧性，常常叫人在手心捏一把汗的同时又捧腹不已。我想，正如一切在某种层次上成立的人类关系一样，我和他互相弥补了对方欠缺的东西。他货真价实的明星气质和离经叛道的邪性吸引力让身为创作者和艺术家的我只能望而兴叹，我努力通过创作来模仿这些特征，但扪心自问，恐怕它们并不是我本身真正具有的品质。从很多方面来说，他是我一系列灵感缪斯中最常登场的一个，因此在我的创作万神殿里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作为好友，他既见过我最好的一面，也见过我最坏的一面，更见过好坏之间所有的中间状态，无论何时我都能从他身上得到启发，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自不待言，我们绝对不愿回到制作《头脑音乐》时让人如临深渊的灾难边缘，因此下定决心要把新专辑做成一张更天然的摇滚唱片，内容可以包括一些田园风的轻摇滚，反正无论如何都要避开上张专辑误入的那种人工合成氛围的阴暗城市死角。不知为何，山羊皮每做一张新专辑都像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换句话说，我们做新专辑之前总是会给它设定一个前提，即它应在某一方面与前作截然相反。这一次也不例外。《头脑音乐》之后，我想来一次有史以来最出人意料的转折，而我心里也开始形成了一个想法：新专辑应当是《头脑音乐》所不是的一切——宁静，温柔，千头万绪，多愁善感。音乐生涯到了这个阶段，我想山羊皮的人设在很多方面已脱离了我们的掌控，经过过去十年的不断反射，如今投回我们眼中的乐队形象必然已被扭曲得不成样子，并且看上去依然跟我们自以为的真实面貌相去甚远。我们活在了大众对我们的看法里，被狭隘地定义为一支故弄玄虚、拐弯抹角、都市化且没有内涵的乐队，这让人感觉既窒息又不安，犹如身陷囹圄的囚徒。不可否认我们自己也负有责任，也曾在不同的时间点为那些刻板印象宣传造势，但就像很多乐队一样，我们也被局限在了自己唱片公司的狭隘预设之中，无力挣脱出来。公司内部都觉得我们很想颠覆人们对山羊皮的既有认知，做一张出乎所有歌迷的意料，且多数歌迷可能不会喜欢的专辑。不幸的是，我们不仅做到了，还做得太好，好过了头。一开始所有的出发点都没问题，如果争分夺秒、坚持不懈并心无旁骛地贯彻下去，说不定可以缔造一张杰作，但很遗憾，事情的发展将与我们的心意背道而驰，良好的初衷将会沉没在怠惰混浊的烂泥潭。
尼尔也贡献了几首曲子，但他的身体显然还是很虚弱，虽然他也像个勇士一样努力抗击着不断摧毁他的病魔，却依然一点一点地丧失了工作能力。我记得所有人都盼望时间能让他好起来，以为摆脱巡演的摧残之后他能得到静养的空间，况且现在我们已进入了相对风平浪静的创作阶段，他的状况应该会有所起色，转转悠悠地回到正轨，然后一切都会苦尽甘来。可是有一天，正当我坐在家里听《感觉你自己在瓦解》（Feeling Yourself Disintegrate）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那是查理打来的，问能不能跟尼尔一起过来。我从他死气沉沉、毫无起伏的声调中听出了事情的严重性。我的胃里顿时翻起了一阵恶心感。十分钟之后，有人敲响了我的房门。接着查理和尼尔拖着沉重的脚步钻进了客厅，尼尔站在那儿，低头望着地板，平静地告诉我说他要离开乐队了。我立刻就明白这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一定是经过数月的深思熟虑和心理斗争才纠结地做此决定，现在已没有任何事能让他回心转意了。他大概把这办法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以求夺回某种健康的表象。我还记得在这次短暂的会面中，我点了点头，面无表情地接受了他的决定，用冷漠的面具掩藏起了内心的恐惧、悲伤和忧虑激烈交战的灼烧之感。每当音乐生涯的关键时刻降临，我总是以很无动于衷的样子去面对，将自己的伤痛和恐慌全部埋在一层职业化的外壳之下，这大概是某种自我保护机制在发生作用，以防我的感情崩溃决堤。但对于伯纳德和尼尔的离开，我感觉到的除了被人抛弃的锥心之痛，还有失去朋友的悲伤之情。当我把尼尔送出门，生硬地对他说再见的时候，他眼中看到的大概是一个阴沉着脸、隐隐有些愠怒的男人端着公事公办的架子，虚张声势地应付整个局面。而事实上，我的世界已乱作一团，我知道在某种层面上，乐队受到了一记重击，可能再也好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