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平浪静的无尽夏空向伦敦的四面八方蔓延，一丝丝白色的云絮在韦斯伯恩花园别墅背后的花园上空聚拢。铁路南面的整块围地都回荡着我用爱丽希思（Alesis）SR16鼓机编写的剧烈颤动的刺耳节奏。我编得很不专业，低音鼓压在“错的”地方，嗵嗵鼓落在了底鼓的位置，踩镲根本没用上，从头到尾都是我会的极少数几个一拍或二拍节奏型，简单幼稚，毫无律动感。我气急败坏地拧着朱诺106（Juno 106）合成器的控制旋钮，想找一种弦乐的声音，然后合着节奏音轨的起落单指弹了一段简单的旋律，并将放大器的音量拨上去，直到放出来的声音开始绽裂。我在这儿瞎捣鼓的时候，一定有人皱着眉头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困惑地望向我家的方向，想搞清是什么在制造如此扰人的不和谐噪声，但除了苹果树林和荆棘丛，他们根本看不到什么，于是只得带着无处宣泄的烦躁之情骂骂咧咧地缩回自己的房子。如果他们的视线能够越过蔓生的植物，再钻进那层薄薄的树林，然后穿透我家脏乱花园尽头那座凉亭的厚玻璃板，那么他们将会看到一个男人飘浮的影子，他的容颜饱受摧残，脏脸上胡子拉碴，空洞的双目伏向八轨录音机的控制按钮——他正在用录在数字式录音带里的声音搞即兴演奏，试着将不同的音轨合在一起，却还毫无头绪，因此郁闷地在按钮上乱戳，急着想解开其中的奥秘。凉亭就是那样，不太隔音也不怎么隔热，所以偶尔的安静间隙也沾染上了暖风机柔和的嗖嗖声；暖风机就是那样，它一工作，屋里就会变得很闷热，但一停下来，整个房间就又会被死一般的寒气填满。除了一堆音响设备、几把木吉他和几台键盘之外，房间里还散布着乱七八糟的垃圾和某种用具，我的笔记本挤在里面，象征性地跟撕开的里兹拉香烟盒、坏打火机和烧过的锡箔纸抢夺空间，又总是如象征着什么似的抢不到空间，结果常常被遗弃在冰冷的瓷砖地面上，打开的内页在暖风机吹出的人造微风里可怜地飘动。那时的我怀有一种强烈的堂吉诃德式幻觉，幻想自己能写出听起来很摩登的电子摇滚乐。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拜贾斯汀所赐——她已重回我的生活，并继续对我施加影响。她将祖母绿、宝蓝和金乐队（Emerald Sapphire ＆ Gold）以及浮士德乐队（Faust）的音乐介绍给了我，让我看到了山羊皮可以前进的一个新方向——更直白、现代，更不晦涩的音乐——在这样的设想里面没那么多的诗意，也少了一些含蓄，并且坦率地讲，我想吉他的分量也会更轻。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麻烦，不过，且待我们晚点再来细谈这个问题。
音乐生涯发展到了这一阶段，毫不夸张地说，我觉得我的自我正在急剧膨胀。《来了》的成功和让我们绝处逢生的命运让我在自己身上编织了一层不可摧毁的神话。我已经生出了一种幻觉，即无论我做什么都挡不住成功的到来，所以无论是突然脱轨染上毒瘾也好，训练自己以一种全然陌生的方式写歌也好，看起来都不过是通往未来成功的路途上的拐点。而在另一方面，人生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挣了很大一笔钱，说真的，数目大到可憎——这笔刺眼的巨款来源于《来了》大热之后签订的发行协议以及因该专辑而暴涨的商业价值。一般而言，我是羞于张扬这种招人眼球之事的，但在我看来，那笔大风刮来的钱也是摧毁我的罪魁祸首之一，所以算得上是整个故事中的重要一环。我的童年徘徊在贫困线上，拮据度日，青年时期也是不名一文，过了好些年节衣缩食的日子，然后就在转瞬之间，我忽然发现自己不再需要为钱操心了。如果你比较好命，习惯了那种状态，那我相信它不会对你构成什么问题，但对于像我这样身上还隐隐残留着海沃兹希思廉租房气味的人来说，它就会造成一种失衡感，一种诡异、不安、自以为不可战胜的感觉，进而讽刺地引发一段时间的深层次自我毁灭行为。我想我只是不习惯拥有那样的安全感，才会变得行事不计后果，轻易地忽略了内心深处不断响起的质疑声——若非如此，它或许就能制约我，引导我走向更安全的海岸。
要开启一张新专辑的制作，第一步总是需要一种盲目的热情。虽然我的私生活越来越支离破碎，还带着膨胀、不切实际的种种抱负，但我仍然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试图为山羊皮打开一扇在我看来很大胆的音乐之门。我写的第一首歌最后可能成了专辑里最好的一首，也为接下来的创作设定了一个被严重高估的门槛。它是一首木吉他打底的慢歌，在D小调和A小调上下徘徊震颤，讲述了一个关于背叛的苦涩故事，揭示了某种真相——或许有关我在比较凄凉的时刻如何看待自己与贾斯汀之间越发扑朔迷离的全新关系。我为这张专辑设定的前提之一是尽量让音乐来发声，于是我在其中插入了几节器乐段落，并用合成器模拟了一段简单的弦乐动机叠在上面。那段弦乐有一种东方韵味，本着做一张不那么华丽诗意唱片的精神，我接受它的启发将这首歌命名为《印度弦乐》（Indian Strings）。我还记得，有一天尼尔和理查德过来了，他俩礼貌地无视了满地狼藉，坐在灰尘和垃圾堆里听我录好的初始样带。它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了一个切入点，着实启发了大家的灵感，由此激发出的创作势头亦延续了好一阵子。
在一个朦胧黑暗的午后，我坐在凉亭里一台被我从花园对面拖过来的老式哈蒙德（Hammond）管风琴前，随意敲击着琴键，一边陶醉于它极具教堂氛围的簧片音，一边在想象中给它配上一些疯疯癫癫的有趣歌词，让它展现出一种颠覆性的锋芒。不知不觉间，我开始弹起了一段音调逐渐降低的连复段，从C调开始连续降半音一直降到A调，合着它我开始高唱“我无法满足”（“I can’t get enough”）。我继续摸索着，找到了一些顺耳的主歌和弦，然后将它们全部糅合在一起，写成了一首歌。在我的设想中，这首歌的情绪应当近似《渴望生活》(96)：一种喜悦、贪婪的冲动，厚颜无耻的张狂、索取与冒犯。事后看来，我更倾向于将它解读为滥用药物的感想，但无论如何它都包含了某种真实的东西。而当尼尔听到这首歌之后，他明智地建议将它改成一首纯正的吉他摇滚乐，并按此思路动手做了一个小样，它更偏向于傀儡乐队的感觉，而且比起我用诡异歌声搭配哈蒙德管风琴的第一版，它也更贴近我最初的设想。还有一次，尼尔不声不响在我的信箱里放了一盘磁带。当时我深陷毒潭，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叫人难以忍受，也比以往更加边缘化，可想而知，普通人恐怕都不愿意跟我待在一起或踏进我的房子一步，只有我的小圈子里那些口齿不清、目光呆滞的家伙——一小撮凶狠的毒贩子、孱弱的瘾君子和随机的流浪汉——会为了一个丑恶的原因聚集在我的公寓。在这方面，乐队其他人一向比我理智，尼尔大概只是觉得用信箱传东西会更简单一些。那盘磁带上面潦草地写着“黏糊糊的弦乐”（Gloopy Strings）几个字，里面的曲子也很古怪，听起来黏黏糊糊的，经过弯音轮(97)处理的弦乐循环绕着仅有的两个和弦转来转去。我很喜欢它大胆的简洁感和不自然的旋律性，并在此曲基础上编写了演唱部分：声调由低走高，直到进入一段假声演唱的副歌——歌词类似于“她很特别”（“she is special”）之类，没有什么意义。后来我把它改了，但改了之后同样没多大意义：《她很时髦》（She’s In Fashion），一首歌唱虚荣的颂歌就此诞生，光鲜亮丽，都市感十足。等到录制完毕，它立即现出了流行乐的光泽，从一首古里古怪、附庸风雅的泡菜摇滚(98)曲式摇身一变成了主流电台热门歌，并且它最后将会流传到我们的歌迷群体之外，渗透到更广泛的听众群之中。一想到被公认是山羊皮最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音乐居然诞生于极端绝望和放浪形骸的破灭之境，来自堕落与糜烂在烧黑的餐具和焦煳的发皱锡箔纸背景前进行的一场污秽、凄凉的洗礼，我就觉得好笑。我们正在探索的音乐版图无疑符合尼尔的音乐专长，但随着创作进程不断迂回深入，创作方式变得越来越由键盘主导，理查德自然就感觉有点被边缘化了，作为一个吉他手，他开始不确定自己应该在我们下一张似乎要走电音风格的专辑里扮演什么角色。我想这对他而言大概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很年轻，还在努力适应我们的新世界秩序，力图在其不断移动的地壳构造板块里找到立足之地。当然更要命的是，随着我跟乐队其他人的生活变得两极分化，关系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淡，我个人也进一步与整个乐队脱节。我已不再花多少时间跟他们待在一起，而理查德一定尤其难过，当时他一定是眼睁睁地看着事态恶化到令人焦虑的危机边缘，却无处诉说心中的苦闷，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断贡献出很棒的灵感。他很聪明地无视了我为专辑定下的束手束脚又很反自然的前提，有一天，他带来了一首名叫《恶心》（Repugnant）的歌，它以细密的琶音吉他打底，流畅自然，清新有机，总而言之具有一切我们事先说过不想要的品质，可是，它就是好得叫人无法拒绝。就像之前《美丽的人们》和《周六夜晚》的情况一样，我对它的副歌颇有微词，于是我们又写了一段感觉更尖锐也更直接的来替换。最终，这首歌成了一首流露着宿命与无常感的颂歌，表达了如果“神”真的存在，那它也只不过是周而复始的日常节奏的一部分：既不虚无，也非远在天边，虽然平凡，却依然特别。我为它起名为《万物终将逝去》（Everything Will Flow），直到今天它都是我最钟爱的山羊皮作品之一。还有一些歌曲更黑暗、更机械化。贾斯汀曾给我听过她新专辑的一些片段，其中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名叫《人类》（Human）。有一天，我坐在电子琴前，试着用我极其外行的手法去翻弹它，却忘记了贝斯连复段的走向，结果弹出来的曲子虽然隐约透着原曲那种黑暗、危险的感觉，调子却完全不一样。我称它为《高保真》（Hi Fi），后来我们把它带进录音室之后，那凶险地涌动在暗处的连复段活了起来，蜕变成了火花四溅的摩登脉搏。
厄运接二连三到来，除了我的药物滥用和理查德被边缘化这两大问题之外，尼尔又恰巧在这个节骨眼上生了病。为了宣传持续走红的《来了》，我们长途跋涉进行了苦不堪言的世界巡演，无疑留下了创伤。巡演会把一个人彻底掏空：没完没了地重复同样的事，无休止地轮回于酒神的狂欢宴饮、每日宣泄、连续数小时漫长麻木的空中飞行，以及怀着奇怪的亢奋期待有事发生的巡演大巴旅途。查理·沃茨(99)有一句名言，他将自己的音乐生涯总结为“5年工作加20年闲逛”，此话一针见血，但也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待机时间并不比你花在演出上的时间来得轻松，甚至可能更累人，因为在此期间，你就像牲口一样被人驱赶着从一块贫瘠的空地去到另一块贫瘠的空地，脑子里时刻装着“赶紧去候场”的紧迫感。正是在这样奔波劳累又望不到尽头的巡演环境下，尼尔忽然染上了腺热病，并最终被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征。这种奇怪的病症很复杂，通常涵盖了多种症状，但它会导致患者极度疲劳，连最简单的工作都无法进行。我不能说百分百地了解客观事实，反正从我的主观视角来看，尼尔变得越来越虚弱，最后连门都出不了，这样的状况进一步瓦解了乐队成员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破碎的个人关系，也让我更加疏远了他们，一心只求避世隐居，懦弱地用纵欲这层薄薄的裹尸布来掩藏自己的恐惧与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