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邋遢的男人拖着沉重的脚步沿街而下，在迎面拍来的烈风中如镰刀般弓起了背。一顶磨破的黑色奥克兰突袭者（Oakland Raiders）棒球帽紧紧扣住他脏兮兮的头发，帽檐在他暗淡无光的油蓝色双眸上投下一片阴影——在阴影的遮蔽下，那双眼睛看向地面，目光闪烁地扫过肮脏的人行道，追随遍地散落的垃圾跳着芭蕾；他死灰般的面容和蜡白的皮肤亦隐藏在帽檐之下，避免被碰巧看向他那个方向的路人瞥见。他一只手紧紧抓住旧黑色大衣的领口以阻止寒气灌进去，另一只手提着一个街角小店的蓝色塑料袋，袋里装着他日常采购清单上的几件看似毫无关联的杂货：蓝丁胶、吸管、厨房用锡纸、橡皮筋、家用氨水和一小瓶玛氏（Mars）巧克力饮料——都是些日常用品，表面上看完全无害，懂行的人却明白它们合在一起就有了某种极其特殊的意味，一种不太健康、让人不安的隐秘含义。到了他家前门外，男人从口袋中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摸出一串钥匙，用颤抖的手将它们一把把地插进耶鲁牌（Yale）门锁，最后终于推开了门。时间虽然是正午，屋子里的窗帘却都拉得严严实实，不仅遮蔽了外面的街道，也让街对面那堵包围了韦斯伯恩花园别墅住宅群的老旧维多利亚式红砖墙模糊成一团阴影——一墙之外，终日有从帕丁顿车站发出的高速列车伴着嘈杂的金属碰撞与轰鸣声呼啸而过。房子一进门就是一个下沉的大起居室，抛光的木地板上散落着CD、沾着酒渍的豁口玻璃杯、没有清空的烟灰缸、坏掉的打火机、空了的猫罐头、里兹拉香烟和空烟盒，污七八糟地混成一处凌乱的废墟，一块被日常家庭生活的混沌塞满的小小荒原。在房间一角，电视机的画面静静地流动着，通常是没有人听的日间脱口秀，或是双眼圆睁的性感妙龄舞者随着热门音乐录影带无声地转圈。玻璃茶几边围着一小群随机组合的无业游民，每个人都一脸虚弱地沉沦在各自隐秘的耻辱里，偶尔前言不搭后语地聊上几句，以掩饰内心贪婪的渴望。他们的眼珠飞快地乱转，等待着一记冲击把他们送回自己暂时平静的世界。无数的白天化成黑夜，黑夜又变回白天，同一群可悲之人始终坐在同样的位置，循着地狱一般的死循环重复演出同一出堕落的仪式，直到制造癫狂的原料耗尽，他们才被迫离去，或是回到现实世界，跨越重重障碍去找寻更多的原料。然后，仪式再次开始。
我、艾伦和萨姆的人生正是堕入了这样可怕的低谷，跌进道德沦丧的深渊，迷失在耻辱的羊肠小道深处。我们的起居室楼上有几间很大、很空、天花板很高的主卧室，其中一间地板刷成了黑色，装饰繁复的窗户朝向南面，越过窗下的锻铁阳台俯视着一个80英尺宽的花园，花园因无人照料而日益荒芜，前任主人精心开垦过的土地正在被自然一点一点地收回。在花园尽头坐落着一座华丽的小凉亭，过去大概曾是这个家里备受欢迎的去处，得到过用心打理，被欢笑的孩子和嬉戏的宠物占据，可现在对几个近乎废物的瘾君子来说，它只是我们贫瘠世界的一块荒凉延伸地，散落着空酒瓶、烟灰和用过的某种器具残骸。当你深陷毒沼之后，那种体验就不再具有哪怕一丁点的乐趣或交际性。你的人生目标开始缩减，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简单的追求，一种基本的动物性欲望驱使着你整日追逐那唯一能让你感觉正常的东西，或者说唯一让你有感觉的东西。我们的生活慢慢滑进了可悲的泥沼，变成了单调可测、遭人唾弃的恶性循环：用的药越来越烈，夜晚一点点丧失了乐趣，抽身而出的希望似乎也一天天变得渺茫。当然，我现在常常会反思是什么原因让我甘愿弃自己的人生和事业于不顾。人们很容易就会去怪罪自己的童年，把自己的问题推到童年的某种缺失上，譬如感受了某种感情上的不公，缺乏父母的爱，或者别的你觉得被剥夺了的东西。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的童年虽说也受过徘徊在所有儿童意识边缘的那些常见妖魔鬼怪的侵扰，但总体上还是相当顺心的。不可否认，我落下了神经衰弱、偏执和焦虑的毛病，却从未有过任何可被称为创伤的经历，也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指着它说：“这就是原因！”没有。回想起来，虽然羞耻，但我必须坦率承认，我落入此等可悲境地的起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单纯地寻求一场浪漫的逃离，渴望步阿道司·赫胥黎或约翰·列侬（John Lennon）之后尘，与阿莱斯特·克劳利(94)或托马斯·德·昆西(95)携手漫步在同一条奇异的禁忌之路上。一切都不过缘于一个苦闷压抑的郊区少年企图追寻离经叛道的魔力，一个年轻人渴望从他周围惨淡、造作、让人窒息的生活超脱到另一种现实。显然，音乐事业的不断成功赋予了我继续实验的可能，也为我进一步拓宽了体面生活的边界，所以，每当有不安的细小杂声在黎明前冰冷无情的黑暗时分钻进我的耳朵，我总会屏蔽它们，以艺术家的身份来为自己开脱，将自己的药物旅行当作干这一行的道德义务和工作需求。在制作《来了》的时候，我成功地把握住了分寸，与那个世界伸过来的脏手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因此得以退后一步去观察它，描绘它。即便我身陷其中，也依然掌握着控制权。然而随着1997年无声无息地流进1998年，一些越来越危险的新玩伴开始被带到我身边，他们掌握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力量，更加敲骨吸髓、让人臣服，于是我开始被拖进它肮脏的陷阱——一旦进入，无人能全身而退。曾经，我和艾伦的夜间派对总是洋溢着快乐与轻佻，现在全部如同肺里排出的白烟一样灰飞烟灭。我们的行为开始表现得迟钝、受官能驱使，而我们的日程开始屈从于一种机械化的需要、一种毫无尊严的索求，幽默和爱荡然无存，甚至再无任何真正的快乐可言。
我不确定乐队其他人有没有意识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对世界的理解逐渐变得狭隘，最后整个世界只围绕一个玻璃茶几而转——我和我的朋友们终日围在旁边，履行让我们无法自拔的新职责，犹如圣殿中虔诚的辅祭。在长达18个月的一场世界巡演终于开到最后一趟旅程的终点时，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趔趄着跳下大巴，我想此时乐队的所有成员恐怕都已受够了旅途强加于人的集体生活，极度渴望从那种黏腻、憋闷的亲密关系中解脱出来，找回各自的空间。所以乐队开始有意识地分裂成个体，每个人都优哉游哉地徜徉于各自私生活的幽幽曲径里，虽然明白工作随时都会再次找上门来，但至少眼下先舒坦舒坦，让那头野兽暂且蛰伏在黑暗深处吧。那段时期，贾斯汀悠悠转转又回到了我的生活。多年的形同陌路已抹平了我心里对她的芥蒂，让我能够重新接纳她，把她当作久失音讯的朋友，而非出了轨的情人。我们如初遇一般开始重新认识彼此，但这次是以君子之交的方式。想必是我们各自的功成名就改变了两人之间的力量均衡，过去的一切冲突、记忆与背叛都已恍如隔世，我们都已不再是当年的自己，因此不得不像两个陌生人一样交往。当时她正在一段走向破灭的感情中孤独地苟延残喘，而我则感觉自己已经超然物外，没必要去吃醋或是落井下石，所以在1997年那个生机勃勃的夏天，我们俩并肩在诺丁汉洒满阳光的街道上散步，买小古玩，喝咖啡，一如80年代我们在大学里初遇时那般轻松自在。而一次公开的和解更是将那个夏天推向了高潮：山羊皮在雷丁音乐节（Reading Festival）压轴演出时，她跳上舞台，跟我一起激情合唱，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放声吼着我们以前戏仿坠落乐队（Fall）的风格写着好玩的一首歌——《实现，耶》（Implement，Yeah）。
由于莱德伯里的公寓太小，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我们浏览了一些房产中介的橱窗，最终在韦斯伯恩花园别墅找到了一套复式公寓——透过夏天的美化滤镜来看，那房子挺漂亮的。抱着后天养成的不拘小节的态度，我当场就同意买下它，并没有太注意别的问题，比方说没几米之外就有一条主铁路干线在轰隆作响。然而搬进去以后，随着夏天褐化为秋天，秋天凋零成冬天，整个屋子不仅沉入了黑暗，还被毒虫们变本加厉的日常活动给弄得乌烟瘴气，就这样它慢慢沦为一个了无生趣亦不被人珍惜的舞台，艾伦、萨姆和我站在上面，将我们耻辱的戏剧演到了最后。那房子所处的位置有点与世隔绝，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逃离世俗礼法的约束，更肆意地胡作非为。首先它在铁路边上，所以正门没有跟其他房子对着，而它的南面则背靠一个长长的花园，花园尽头又连着别家一个同样长的花园，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韦斯伯恩花园路上最近的邻居也跟我们相隔遥远，远到可以当他们不存在，因此我们的住所便笼上了一层脱离尘世、避人耳目的氛围——这种情况在伦敦很少见，感觉就像是被排除在了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之外，免受群居社会一般法则的制约。这份难得的边缘性意味着我们的活动似乎不受任何监督，亦不受任何人评判，而且由于当时的我任性地进入了另一重奇怪的人格，所以心安理得地将自己走火入魔的疯狂生活归为工作的一种延伸。想来我对待人生的态度一贯如此。多年来，我一直将自己个人幸福的重要性排在写歌之后，个人生活常常只被我当成一种原始燃料的载体，为歌曲的主题提供薪火，于是我放任自流地投身于越来越匪夷所思、违背常理的环境，并放纵地走入一段又一段露水情缘，以给我的歌曲注入一丝真实的气息。然而那些都是我失控之前的事了。搬到韦斯伯恩花园别墅以后，我生活的优先级就被打乱了，当我跟毒瘾这个乖戾的情妇展开了一段注定走向毁灭的炽热恋情时，工作就渐渐变成了被我始乱终弃的糟糠之妻。
回顾我的一生，我发现我的工作中始终伴随着一种不同寻常的驱动力。我的最佳状态似乎总是出现在我要证明某件事或准备迎战某种挑战的时候。当我还是一个贫穷而羞怯的乡下青年，为了成名而苦苦奋斗时，第一张专辑诞生了；在首张专辑掀起的狂热、冲突与成功激烈碰撞的白热化熔炉中，《狗·人·星》横空出世；《来了》则是逆流而上从失败的獠牙之下夺来的一张专辑。然而到了出第四张专辑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却相对稳定下来，忽然间，我们发现没那么多阻力了，并感觉自己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业界欢迎。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个错觉，而且我也意识到这种状态带给我的并非温暖和满足，而是让人不快的沾沾自喜，以及无所适从的格格不入，或许我是在潜意识地用一种反野心家式的自我毁灭来与之对抗。我向来都很讨厌业界关起门自吹自擂、只围着自己转的小圈子，而且我也一直坚信最有意思、最有活力的声音往往不是发自被去势的红地毯和颁奖礼群体，而是来自远离他们的边缘地带。或许我只是试图将自己的软弱合理化，找借口为之辩护罢了，可是，当我感觉到我们变得前所未有地受欢迎、受待见的时候，我似乎潜意识地停下了脚步，本能地转向四周，想找把扳手往齿轮中间插下去。好家伙，我还真找到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