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着切斯特顿路择路而行，目光不经意地掠过马路边上日常散落的空易拉罐、一堆一堆的垃圾袋和狗屎。马路中间有一块我以前没见过的新涂鸦，但我已经迟到了，再加上文字的方向不是对着我的视线方向，所以没有特意去辨认它。然而，当我快到公寓的时候，忽然看见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的人行道上也出现了一堆潦草的字，一样的白漆，字迹出自同一人之手。我一步一步向它走去，那些字的形状一点一点变得清晰，直到最后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面前，被灰色水泥地面映衬得格外刺目：布雷特·安德森住在切斯特顿路106号。去他家里，杀了他的猫。
漫长的录音时段会让你感觉像是迷失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黑暗迷宫里。你被关在密闭的空调房里度过望不到尽头的荏苒时光。长时间见不到自然光，昼夜节律会变得紊乱，你不仅要承受精神上的高压，还要应对体能上的挑战，这会将一个人的忍耐力逼至极限。久而久之，一种背水一战的奇怪心态开始滋长，并由此引发轻微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症状：你会病态地屈服于你自愿进入的这座监牢，而你身边的同伴们则会变得如骨肉至亲一般亲密。在这个高压的熔炉里，每个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努力实现同一个目标，即做一张伟大的唱片，各种能量在其中激烈碰撞，有时候能摧毁乐队，有时候却能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问题就在于，不同的人对伟大唱片的定义存在微妙的不同，像这样的分歧积少成多之后，就有可能引发争端。在《来了》的录制期间，我们之间没少出现各种小矛盾小冲突，但它们只不过是整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任何创造性活动的进行都不应缺少这种你来我往的较量，因为这就意味着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在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所以真正值得担心的反而是无人提出异议。每次当出租车在深夜应召前来，把昏昏欲睡的我们带回家时，我们总是能够把那些小小的烦心事留在门外，再也不给它们机会化脓腐烂，乃至伤害到我们私人之间的感情。或许从《狗·人·星》的争吵中我们学到了某种教训……不过更有可能的是我们什么也没学到。虽然我对《来了》的某些方面持保留意见，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它是一张让我感到无比自豪的唱片：它重新定义了山羊皮，并将乐队推向了全新的乐迷群体；不仅如此，考虑到当时我们面临的挑战，它的诞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然而过程中的种种摩擦我想也没有必要一笔带过，因为它们的存在让故事更加真实，而且到了最后，往往冲突才是故事里最吸引人且最具启迪性的内容。
我时常会反思生活为何如此厚待我，让我能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并以此谋生。坦率地讲，我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或艺术洞见，甚至都不算特别有才华的故事讲述者。然而多年来有种性格特征一直在帮助我，那就是我从不放弃，仅此而已。我知道，它跟艺术家这么神秘又浪漫的概念不搭，但本书并不致力于让那些虚构的传说永垂不朽，而且，永不放弃也是任何想要取得成就的人都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我而言，这种品质是自不量力的狂妄自信与对贫穷的极度恐惧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让我在音乐生涯每一次地动山摇的危机之后都能找到动力重新站起来，抖落身上的灰尘，再次出发。正如某部老套电影里蒙受冤屈、大胆无畏的落水狗，我们总是排除万难，手脚并用地爬回跌落的地方。媒体怎么中伤、诋毁我们也好，或是给我们涂上沥青、粘上羽毛，游街示众也罢，我们还是百折不挠地重回战场：“一身战伤的斗士们绝不会倒下。”1996年夏末，我们发行了《垃圾》以及紧随其后的《来了》，引起强烈的反响并赢得了满堂喝彩。专辑冲上了专辑榜冠军宝座，获得了金唱片销量，并在欧洲许多边边角角的地区拿到了白金销量。一趟长达18个月的宣传巡演就此拉开了帷幕，我们开始在欧亚两大陆的土地上来来回回、没完没了地绕圈：我们搭过不知多少辆巡演巴士在路上颠簸摇晃，穿梭于不计其数的机场之间，无休止地试音，在无数堆满迷你冰箱和芝士拼盘的后台更衣室度过空虚的时光，直到最后意识迷蒙、一身尘土，像一包破旧的行李一样被扔回伦敦，踉踉跄跄回到自己的家，努力寻回某种正常的表象。此时我似乎该讲讲巡演中的逸闻趣事来博大家一笑。外界对于乐队在路上的生活总是怀有旖旎的想象，以为像卡通片一样，是酒神世界里一场场豪饮、发狂、行为不端的浪漫冒险，一群仿佛从《上膛》杂志里走出来的厌女症青年在“游戏人间”，丧心病狂地放纵自己的欲望。但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几乎想不起巡演的任何细节，而我仅存的一点记忆偏偏就是所有人意料之中的那种滥俗戏码：浑浑噩噩地沉溺于酒精与麻药，与楚楚动人的异国女郎逢场作戏。巡演的时候，我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切换成动物模式，注意力集中于睡觉、吃饭和喝酒这些简单需求上。当然旅途中也不乏多姿多彩的小插曲，比如从烂醉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斯德哥尔摩一间公厕的地板上面对着狗仔队的闪光灯；在科隆的舞台上被一帮愤怒的小混混拿硬币扔；还有野格牌（Jägermeister）利口酒助燃的奥斯陆之夜，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几个1980年代的流行明星厮混在一起。但关于这些事只能一笔带过，再说更多的细节可能会害得本书沦为又一个已被讲过无数遍的故事：事无巨细地描写据说所有乐队都会搞的那些毫无悬念的小男生把戏。而我已向自己保证过永远都不会去写那样的东西。此类奇闻趣事似乎在很多方面都偏离了我想要讲述的故事。我更希望本书能少罗列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多探讨其他方面的事件及其后果，所以，旅行故事固然生动具体，但不管怎么看都是无关紧要的。关于旅行的趣事，我想来想去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有多么让人麻木。从一开始我就发现巡演过程对体能的消耗大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至于我的智力和创造力都退居二线，以放任身体这个暴君撒野。就像我在长途飞行中只看得进平常绝不会想去看的“治愈节目”，在巡演中，我也感觉自己的智商水平急剧下降。所以我们从来都不属于那种能在路上搞创作的乐队，我们进入不了那种状态，比方说，一帮胡子拉碴、一脸倦容的音乐人聚在凌乱的酒店套间里，抱着木吉他即兴合奏，眼神迷蒙的流浪者们则坐在旁边角落抽烟，跟着音乐摇头晃脑。除偶尔往我从不离身的笔记本银行里偷偷存入两句短语或诗句之外，我们的创作进程几乎完全停摆。从很多方面来讲，我非常享受这种迫不得已的创作空窗期为整个艺术周期划定的节奏，我的意识可以趁机休息一段时间，让潜意识发挥作用。我常常将这个过程想象成农业，就有点类似于农民让一块地休耕一阵子，以使它在未来更肥沃多产。我们的旧曲库里可能只有一首歌是直接受到巡演启发而创作的，名字叫作《你曾如此低落过吗？》（Have You Ever Been This Low ?）。它就像一幅脏脏的灰色素描，是我在《狗·人·星》巡演期间写下的——有一天我在波士顿一家小餐馆里一边低着头就着一瓶斯纳普(93)啃奶油芝士百吉饼，一边用笔记下了那段单调乏味的经历。稍微跑个题，潜意识在创作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甚是不可思议。我常常在与一段歌词或旋律缠斗到难分难解的时候停下来，出去散个步，暂时忘掉眼前的问题，让我的大脑静一静，而等到我回去继续工作时，会发现合适的字句忽然神奇地闪现在我的脑海——我人在外面闲逛，盯着麻雀发呆的时候，潜意识就开始一点一点地介入了。这种事虽不是每次都发生，可一旦它发生了，那感觉就像是收到了一件天赐的好礼。我们的歌里有许许多多至关重要的小片段都是由此得来，从最早《溺水者们》的钩子“你在把我淹没”（you’re taking me over）一直到最近《冷手》（Cold Hands）的副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言归正传，在音乐生涯的这一节骨眼上，我们跟美国一个名叫“山羊皮”的酒吧歌手发生了法律纠纷，结果迫使我们改掉了乐队在美国地区的名字。这段插曲着实叫人难过，而且偏偏发生在一个巧合的时间点上：我们的生活加速到了一个诡异的程度，歇斯底里的狂欢彻底扭曲了我们的判断力，以至于我们居然同意了让自己在那个国家被唤作“伦敦那个山羊皮”（The London Suede），然后“山羊皮，伦敦”（Suede，London）便成了我们的航空箱上随处印着的字样。可能正是拜这个拗口难听的绰号所赐，自那以后我们开始尽量避免去美国演出，因为我们不想自取其辱，顶着这么个丢人的蠢名字到处跑。英国媒体常常将我们在美国没那么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我们外露的“英国味儿”——他们蓄意将我们刻画成垃圾摇滚（grunge）的对立面，并断言我独特的个人风格与那种价值观完全相悖，所以在那边的市场不可能吃得开。事实上，我对垃圾摇滚没有任何成见——至少它看上去含有一种愤怒和能量，而且我认为黄金期的垃圾摇滚在今天依然能引起共鸣。我也喜欢在美国演出，那边的演出常常气氛火爆又充满激情。可悲的是，一切都已成了过去时。不过因祸得福的是，我们开始高高兴兴地将巡演开到了以前我们可能从未留意过的地区，并带着或许唯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获得的能量，主攻欧洲和亚洲。我们的行程一路向前推进，似乎永无终结，从哥本哈根到新加坡，我们踏遍全世界各地，举办了一场接一场火热喧嚣的盛大演唱会。结束一段漫长的巡演返程的时候，你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失落感。旅途中每晚都要重复上演的野蛮仪式和被迫与他人朝夕相处的集体生活陡然消失，世界又回到相对安静、停滞又得体的状态。由内部笑话和互通的私密代号编织成的一套复杂语言系统本已成了你唯一习惯的沟通方式，却突然被剥离了语境，导致你不时会有种搁浅之感，周围也没有任何人听得到你的声音——你无法再适应正常的生活，窘迫不安，孤立无援。每隔几个月，我就会在这样的状态中拖着虚脱不堪的身体启程返回切斯特顿路，到家时常常发现公寓还是我离开时那副混乱无序的模样，分毫未变，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一只手指按下了某台卡带机的暂停键。艾伦依然被锁在他争分夺秒的狂欢盛宴里，房间依旧是原来的房间，依旧青烟缭绕，处处蒙着一层薄薄的油腻烟灰，死掉的花颜色更沉，纷乱的地板更加纷乱，黑胶唱片有了更多划痕，等待倾倒的垃圾依旧堆积成山。《来了》取得的商业成功吸引来了一小撮固定的歌迷，他们有时候会可怜兮兮地抱团聚集在我家楼下的人行道上。虽然心里感觉有点不舒服，但我总是尽量以礼相待，满足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琐碎要求。但记得有一天，我在一次特别折磨人的录音时段结束之后回到公寓，跟艾伦和萨姆坐在楼上，然后被楼下叽叽喳喳、没完没了的呼叫声轰炸了大半个上午，直到萨姆的耐心终于彻底弃她而去。她一反常态地大动肝火，气冲冲地跑到厨房拿了一个平底锅接满冷水，往阳台下面的人行道浇了下去，活像中世纪攻城战里城堡上的骑士向城垛外泼油。从四层楼下传来一阵难以置信的尖叫，让我们都备感内疚，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得到了片刻的安宁。还有一次，我沿着切斯特顿路小跑回家，忽然撞见了一对从欧洲别国来的歌迷。我感觉很不自在，很狼狈地想要逃离现场，情急之下愚蠢地冒出了一句“但我两三天之后会回来，到时候再来”之类的话，显然我的本意是想礼貌地脱身，却没有意识到如此拐弯抹角的拒绝会被人理解成一种正式的邀请。造成这种误会的根源之一是我有社交恐惧，之二是持续上升的名声和越发过火的生活一直都在微妙地改变着我所处的现实世界，致使我逐渐失去了应对世俗的惯例和规矩的能力。所以上述那些人在约定的日子回来找我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发现被我放了鸽子。我相信此事成了一个导火索，引发了一轮针对我的公然霸凌。他们将无处发泄的熊熊怒火化为行动，将我的名字、住所还有触目惊心的威胁涂在了附近的人行道和其他一些地方。这件事启发我写出了一首名叫《涂鸦女人》（Graffiti Women）的歌，探究了明星崇拜的阴暗面，窥看在那黑暗的深层心理中，迷恋如何化为痴迷，进而化为恶毒的强迫性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想这又牵扯到了真人与人设的对立问题，即粉丝在与他们的偶像面对面时，总是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他们见到的既是本人，也是人设；他们在两者之间做着心理斗争，一边是他们心中设想的完美形象，另一边是他们眼前活生生的人——这个人在很多方面注定会让他们幻灭——有时候两者之间的落差会在他们心中激起种种困惑与违和感。不知为何，这种行为给人造成的阴影远比其实际的破坏力要来得更黑暗、更恐怖。也许是我日益加剧的偏执和神经质把整件事给放大了，总之于我而言，它意味着旧的一章到此为止，它就是一个转折点，推了我一把，让我重新上路。
一天夜里，我们在一团混乱之中仓皇离开了切斯特顿路的公寓。我们的生活形成的永恒派对还在狂乱地进行中，困惑的搬家工人在边上绕来绕去，把我们的东西打包装箱然后往外搬，我们则像领主一样坐在那满是灰尘的废墟王国，在寻欢作乐的自我世界里神游，毫不理会周围忙忙碌碌的世界。我们被人抬了起来，塞进了卡车里，而我们破破烂烂、无人修补的行李则被粗暴地扔进硬纸箱里，然后所有货物都被胡乱堆放在那个即将成为我们新家的地方——莱德伯里和阿特西安路拐角处的一套底层公寓。那是一栋维多利亚式改建房屋，有优雅的装饰线、高高的天花板，还带有一间宽敞明亮的起居室，面朝西边熙熙攘攘的街道。搬到那儿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想念最初那个小小的城市围地。新家两条街之外就是穆尔豪斯路和我们的老公寓——那个让人魂牵梦萦的舞台曾迸发出不计其数的灵感，成就了我们的出道专辑。我一直都对那片市区怀有好感，它有种低调沉静的气质，中和了再往西那些更大更气派的洋房婚礼蛋糕式的浮华之气。我在公寓里摆满了百合花，又找来画面朦胧、富有纹理感的波普艺术肖像画悬挂在壁炉上方，寻回了在更具装饰感、更个性化的空间里居住的乐趣。如今回想起来，那是我的一段金色时光。有的时候，人生的某些阶段只有在时过境迁之后方才显露真意，因为与日常琐事的缠斗模糊了它们真正的价值，但若是真的存在一种所谓“幸福”的状态，那就是此时此刻——一路寻寻觅觅之后，我终于又见到了幸福转瞬即逝、变幻无常的轮廓，感觉就像是刚刚穿越了一场铅灰色的暴风雨，然后更加平静、光明的海域豁然出现在眼前。
然而有一天，我在家里悠闲地走来走去，一边布置装饰品，一边随口哼着歌，忽然电话铃响了。“你好啊，布雷特，”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慢吞吞地说，“我是贾斯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