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大师一号录音室的混响间沐浴在40瓦灯泡投下的暗淡红光与阴影里。熏香飘出的烟圈在空气里蜿蜒缭绕，剩下的三位山羊皮成员在自己的乐器前面各就各位，开始演奏。我笨拙地在钢琴键盘上摸索着，先弹出了几个爵士风味的和弦；西蒙的鼓棒跳跃在套鼓之间，敲出轻巧的鼓点；马特灵动的贝斯稳稳扎在了底部。这段乐器小节结束时，我开了口，没有经过扩音的尖厉歌声单薄地映衬着乐器的重响，消散于房间的空洞里。“高挑黝黑，年轻可爱。”（“Tall and tanned and young and lovely.”）我们正在排演的是《来自依帕内玛的女孩》（The Girl From Ipanema）。
伯纳德离开以后，说实话，最初几天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都充满了一种古怪的喜悦，那种感觉就好像一块压得让人透不过气的重物终于从我们心头卸了下来。过去冲突不断的六个月着实是一段恐怖的经历，让人心力交瘁、精神萎靡，心情不是一般地郁闷，所以卸下这块巨石之后，一种发自内心的解脱感立即涌了上来，叫人有些飘飘然。当然，这种感觉就像廉价的兴奋剂带来的快感一样转瞬即逝，且本质上也是一种人造的假象，而潜藏在这脆弱的安心感背后的则是一颗不确定的怀疑之心。想来我是在用一张薄薄的职业化面具来掩饰自己的被背叛和无措之感，因为我相信，唯一能让我跨过这道巨大难关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看上去若无其事，仿佛只是在随便解决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我又能怎么办呢？伯纳德显然过得很不开心，哪怕再深刻的自我反省都无法让他回头，所以我忽略了自己内心的对话，继续去做我唯一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很遗憾，昔日的友情竟碎裂至此，空余一段回忆，但我内心依然徘徊着一片悲伤的暗影——我为自己失去了一位曾和我同甘共苦、形影不离的人而惆怅。我常常反思伯纳德和我缘何一步步走到了形同陌路的地步，而在这段友情变质之前，我们一直都保持着独一无二的亲密关系。人们在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冲突时，往往忍不住将“过错”推到对方头上，然而事过境迁，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愿我们都摆脱了简单的冲动支配，能放眼去看看将我们引向分道扬镳的客观原因。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功名和金钱扭曲了我们性格中的先天差异。不可否认，我有一项不那么让我自豪的性格特征，即我一直怀有冷酷无情的企图心，早年尤甚。从金字塔底层摸爬滚打向上攀登的贫苦岁月让我炼就了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所以当我们终于开始受到瞩目的时候，我记得自己伸出双手紧紧抓住每一个降临到我们面前的成功机会，生怕之前一路上遭遇的冷漠会再次浮出水面。拮据的童年给我灌输了一种可悲的对贫穷的恐惧，以至于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再回到那样的生活。伯纳德在意的则是别的问题。除此之外，我想他对前途的疑虑一直远大于我，他更担心其中埋伏的诱惑与陷阱，所以总是暗自害怕变得太成功，而且他也正确预见到通往功名之路上无处不在的牺牲，以及俯拾即是的幻灭与苦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发展出了主音歌手特有的习性：渴望成为聚光灯的焦点。而另一方面，不断上升的运势却激起了伯纳德截然相反的反应——想必他一定难以接受我们的改变，觉得我们在主流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背叛了自己另类摇滚的根源。现在看来，他的洞见相当值得钦佩，但不幸的是，当时我们都太年轻，不够理性，无法将自己对这种事的感受用语言说明，所以裂痕越来越深，误解渐渐激化，分歧也日益扩大。平心而论，现实的扭曲可能给我们每个人都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伤害，但只有伯纳德选择把它当成洪水猛兽，因此相比其他人，他更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由于无法克制反感之情，想必他或多或少会感觉有些孤立，因为他的队友们并没有跟他共情。在我看来，他一直都比我们其他人要古板严肃得多。当我们乘着声名的浪潮甘愿接受无常命运的摆布时，他总是更加审慎，对与我们共事的人也常常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事后看来，他的谨慎在许多方面都值得称赞，而且像他这个位置的人能做到这一步，可谓心思敏锐。然而对于马特、西蒙和我而言，我们只是单纯地觉得或许有必要全身心地投入我们疯狂的征程，将所有的疑虑暂且置之脑后——当然，我们很清楚无人能全身而退，只有彻底委身于这股浪潮，顺应它让人眼花缭乱的节奏，它才会将你带到某个目的地。
伯纳德被放逐出乐队以后，我和他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我们开始以媒体作为掩护互相攻击。诚然，我们还是过于天真，未意识到这么做正中记者们的下怀，然后他们果然从采访中巧妙提炼出尖锐的戏剧冲突并加以放大，将我们之间悲伤而真实的隔阂渲染成一出博人眼球的廉价肥皂剧，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会让报纸大卖。我很后悔在那段时期没有保持风度和自制力，否则我定会有尊严地保持沉默，绝不去干多余的事，因为谩骂只会让我们之间的怨恨变得更深，而昔日我们的友情曾蕴含着那么崇高的理想，缔造了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最后全部化为乌有，只剩下一场恶语伤人、鸡零狗碎的公开口水战。这段宿怨经过丑恶的媒体机制歪曲之后，几乎让我们之间连基本礼貌都荡然无存，差不多过了整整十年，我们才终于能够带着仅存的一丁点文明的残迹，重新去接触彼此。
随着一开始那阵异乎寻常的解脱感渐渐消退，我们进入了一段类似过渡期的短暂时光。一个任务摆在了艾德和我的面前，即要在失去了一大创作灵魂的情况下完成新专辑。像《沥青世界》的长度问题通过磁带剪辑（那时候是用史丹利牌木工刀、瓷器专用铅笔和一些胶带手工完成）就能轻松解决，除此之外的其他音乐分歧现在也都任由我们决断了。伯纳德曾想在《野性的人们》结尾加一段长长的尾声——一段突兀地接在全曲最后的全新乐章，如同“机器传送来的神明”(68)，但我和艾德都觉得这有悖于整首歌的流行内核，强行将歌曲拖进了前卫的领域，但感觉并不舒服。于是我们决定进行一个平实的操作：去掉这一段，换成反复循环、逐渐淡出的重奏。这样出来的效果无疑没那么挑战听众的耳朵，但似乎更加呼应整首歌简单的美。另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些音效，以强化专辑的新鲜感，譬如《这好莱坞生活》中一段扭曲失真的萨克斯风淡出到吉他前奏，还有《我们是猪》结尾处颇有《蝇王》(69)氛围的邪恶童声合唱。还有些想法没有可行性。比如，艾德曾有个很奇怪的执念，非要录一段踢踏舞的声音放进《我们两个人》做一个节奏音轨，为此他甚至特地去雇了一个人来跳踢踏舞。所以当时我透过控制室的玻璃，看着那个可怜的家伙拼命追逐着艾德诡异的愿景却终是徒劳，我不禁生出一种超现实之感。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艾德的制作风格有点古怪，总是异想天开，既可爱又让人恼火，多年来一直为我们善意的调侃提供了弹药。
之前我们写好的歌里面唯一没有录的一首名叫《香蕉青年》（Banana Youth），这是一首气势恢宏、跌宕起伏的中速抒情曲。在专辑发行后的采访中，当我被问到专辑主题这一意料之中的问题时，我的标准答案是：“这是一张关于野心和抱负的专辑。”如此不着边际的公关屁话真是个耻辱，因为它完全没能点出专辑更真实、更黑暗的主题，即分裂、异化和混乱，事实上我只不过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只是戴着一击即碎的欢笑面具，故作乐观地面对显然未卜的前途。真正符合那个官方答案描述的大概只有《香蕉青年》一首，后来我给它起名叫《力量》（The Power）。就像一般新歌的录制过程一样，《力量》的录音也是乘着一路高涨的热情进行。为了加强新团队的默契，我们在录音室用三件套乐器现场演奏，录下了鼓、贝斯和原声吉他的声音，然后雇了一个客座乐手模仿了小样里伯纳德的电吉他部分。事后看来，把这首歌加进专辑就是一个错误——它完全失去了伯纳德的棱角与粗粝，跟专辑中的其他歌曲放在一起总是显得不够分量，也格格不入，就好像餐厅里一个小孩子不小心坐到别人家的餐桌上一样。
为了解决专辑里最棘手的一道难题，即《静物》的编曲，我们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算得上激进的决定：加入管弦乐，并雇了一位跟斯科特·沃克合作过两三张唱片的人来编写。我认为这个基本想法是没错，但在施行的时候用力过猛，而且由于经验尚浅，我们还不明白更朴素的编曲才更能调动歌曲内在的戏剧性这个道理，结果无端给这首歌添加了一丝不讨喜的新古典主义浮夸感。庞大的弦乐部能给一首歌镀上一层专业化的金，这个诱惑让人很难拒绝——你莫名就会将它视为对你作品的一种专业加持，因而受到它的蒙蔽，以为这么做是在让作品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却常常适得其反。等我们到了沃特福德的CTS录音室，听到那40人的管弦乐团为我们的小歌伴奏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重金已经砸出去了，这时候再去吹毛求疵未免显得不太礼貌，毕竟当时我只是隐约感到有点不对，之后问题才逐渐显现出来。很遗憾，我认为排山倒海的管弦乐着实摧毁了一首如此动人的歌，从那以后，每当碰到类似的状况，我都会以此为戒。我真希望当时我们能有勇气选择一种更简单、更“实在”的方式，但毕竟我们还年轻，还怀着雄心壮志，也许这样的错误不可避免，而你只能从中汲取教训。与此同时，在伦敦另一边的某间录音室，伯纳德独自一人默默地为《黑或蓝》编写着吉他和键盘的原带加录音轨，以履行他最后的合约义务，然后彻底摆脱山羊皮的束缚，获得他朝思暮想的自由。
《狗·人·星》的完成让我们有了可以把握的实在之物，但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诡异黑暗的夏天依然徘徊不去，当我们不得不计划下一步的时候，新状态带来的新鲜感渐渐转变成了一种无声的恐慌。山羊皮向来具有一种反骨的精神：一直都在做与人们的期待相反的事，乐意说不，乐意让人大吃一惊，并且总是恶作剧似的拒绝服从。所以当整个世界都在说你们完蛋了的时候，我们反而决定继续走下去。但问题来了：我们从来都不曾真正融入其他乐队的圈子。对于伦敦音乐圈，我只在一开始有过短暂的涉足，之后很快便失去了兴趣。随着名声（次要因素）和麻药（主要因素）可恨地蚕食了我的生活，严重扭曲了我对旁人反应的判断力，我原本就有的轻微社交恐惧发展成了完全的神经症。我想我可能具有一种典型的性格特征，即因为天性羞涩而刻意与他人保持距离、不能合群，然而这一点却会被误认为是目中无人的傲慢。与音乐人同行的圈子缺乏任何交集导致我们更难寻找新的吉他手，因为我们压根儿就不认识什么吉他手。我们也从未做过“音乐人的乐手”，我想大概是我们太高高在上了，看上去太有野心也太过高冷，不像会给别人打下手的样子。这也是山羊皮乐队的形象特点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也呼应了我儿时对社会“缺乏归属感”的一面，因为对别的乐队我从未产生过什么亲近感。另外，我想我们本来就很向往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事风格，故而有意避开了找乐手的常规渠道。所以我们既没有给加里·摩尔(70)打电话，也没有举行面向大众的大型选拔会，而是最终邀请到一位默默无闻的未成年人来做我们的吉他手。
有一天，我和查理在他位于普罗沃思特大街的办公室里一边喝奶茶一边聊天，我的手指快速翻过一叠邮件，发现其中有一个黄色的泡沫信封，信封里装着一盘录音带和一封短信。它来自一位名叫理查德·奥克斯（Richard Oakes）的年轻人，在信中他很随意地表示愿意接替伯纳德的位置，为我们效劳。他的无所忌惮令我赞赏，于是我将磁带插进立体声音响，准备听他展示一下沉闷无聊的业余水平演奏。然而，当他弹的《我无法满足的一个》从音响中放出来的时候，居然相当扣人心弦，不仅情绪饱满、有起有伏，也不乏细腻之处，而且技术显然极其精湛。查理的激动不亚于我，他拨通了信上留的电话号码，电话打到了理查德位于普尔市的家里。经过跟他妈妈的一番长谈之后，我们了解到理查德才17岁，还在上中学六年级。这一事实起初让我有些担心，而且事后看来，再多点担心也不为过，但当时我还是有点轻率了，越想越觉得这种反常的状况很妙，于是我们选择相信直觉，把他弄到伦敦进行了一场面试。当理查德长途跋涉来到萨瑟克区一间排练室的时候，还是个一脸稚气的少年，跟我们站在一起有种奇怪的违和感，即便如此，他看上去依然一脸自信、和善可亲，而且谦逊得让空气都变得清新。他个子小小的，一头长长的黑色直发在额上聚成了一个美人尖，棱角分明的英俊骨相总让我依稀联想到年轻时的大卫·吉尔莫(71)。我们喝了茶，客套了几句。而当他脱下大衣、插好吉他以后，出类拔萃的才华立刻让他变了一个人，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顿时掉转了过来——仿佛他成了老手，我们才是一群新人。
理查德是我合作过的最具天赋的音乐人。他拥有一种可怕的能力，耳朵很好，能听出音乐里暗藏的潜力——像我根本都意识不到，更不用说将它弹出来。这些年来，他不可思议的才能经常让我想到叔本华的一句名言：“人才命中别人命中不了的目标，天才击中别人看不到的目标。”因为他对音乐的理解总是剑走偏锋，完全不同于我个人不得不经历的那种磕磕绊绊、一波三折的学习过程。我想他大概就是因为技术太好了，流畅的演奏太信手拈来，所以未能经历我们大多数人都必须艰难克服的种种磨难与教训。音乐于我而言是发自本能的东西——我尽量让自己的耳朵去工作，让大脑回去休息——所以第一次听到理查德跟我们排练时的演奏，我就知道我们找对了人。当然我们也明白，他与我们之间光是年龄差距就足以造成各种代沟，在尽力填补这些代沟的同时，我们需要花费数年的悉心努力才能让他完全融入，除此之外还得面对由此引发的无数麻烦事。但在理查德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未经打磨的天赋，就像一粒种子，只要给予适当的条件就能破土而出，并最终开花结果、茁壮生长，所以我们决定赌一把。选择理查德可能也是我在无意识地操纵权力：用一位在我看来顺从听话、能被随便揉捏的人来取代之前那位唱反调的挑衅者，由此进一步攥取乐队的控制权。肯定有人是这么看我的。坦率地讲，记忆里我不曾有意识地打过这种算盘，然而时间会模糊掉一个人的阴谋诡计，尤其对他自己而言，遗忘常常来得更快。在过去那无法言喻的几个月里，与伯纳德之间叫人无法忍受的摩擦一定绷断了我体内的某根弦，所以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想把事情往另一个方向扭转的控制欲无疑潜藏在我的身体里。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不管不顾地将理查德赶鸭子上架，为此，我们安排了两场演出。第一场是在巴黎一家肮脏的小俱乐部，另一场则是托特纳姆法院路边上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两场都乱得无可救药，好不容易才从停滞和自我怀疑中重生，我们将鼓噪的能量化成汗水，制造出震耳欲聋的噪声。我的亢奋可能过度弥补了理查德的经验不足，但他其实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似乎完全没有背上所有人都认为他应当感觉到的压力，举手投足都很稳健，而这种稳健自此也成了他标志性的台风。后来我就此事问过他，他告诉我这只是因为他的视力太差了，连第一排的观众都看不清，更不用说去看后面是什么状况了，所以整个现场在他脑海中留下的画面就是一片怪异、抽象的污点，一点也不吓人。几年以后，他终于给自己配了副隐形眼镜，然后跟我们说戴着它参加的第一场演出就把他给吓坏了，好几年来一直被他视而不见的人海最终变成了一张张活生生的面孔呈现在他眼前。我们让他搬到了伦敦，安排他住进一间分租的套房，他的室友中有一位是我们的好友麦克·克里斯蒂（Mike Christie）。早在1993年春天，我们联系了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来为《如此年轻》拍一部宣传用的音乐录影带，由此结识了当时正跟贾曼一起工作的麦克。悲剧的是，当时贾曼已罹患艾滋，并已经进入这种可怕绝症的晚期，病入膏肓的他根本无法完成工作，不过麦克为我们引荐了贾曼的两位学生大卫·路易斯（David Lewis）和安迪·克拉布（Andy Crabb），最后这两人还接受了我们的委托为《狗·人·星》巡演拍摄了一系列影片，由麦克担任制作人，用于演出时投影在我们身后做背景。多年来，麦克成了我们亲近和信赖的朋友，他忠诚，富有洞察力，而且常常聪明得叫人害怕，和他相处也是欢乐多多。他一直跟我们共事，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一路陪伴我们度过风风雨雨。他为我们推广了伯纳德离队前夕那场激烈炽热的黑池塔舞厅（Blackpool Tower Ballroom）演唱会，最后将大把青春浪费在泡浓得难以置信的咖啡以及听我们抱怨巡演上，当然还有后续，2018年他又执导了纪录片《无法满足的他们》（The Insatiable Ones）。言归正传，当年的理查德还是个稚嫩青涩、未谙世事的乡下孩子，陡然就被我们从安全舒适的家里拽了出来，塞进了鼎沸的大都市熔炉——不只是首都纸醉金迷的摇滚圈，还有灯红酒绿的伦敦同志社群——活像是现代升级版《远大前程》中的皮普(72)。我们或许有点莽撞了，强行换挡加速将他带上了另一条人生轨道，而他的沉静和不形于色的性格则又一次引导他渡过了难关。
理查德所受的炮火洗礼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踏上了一轮仿佛没有终点的漫长巡演，被折磨得苦不堪言。我们的活动范围缩小到了被雨水无情冲刷的巡演大巴窗户里，情绪收放如发条装置般有序，被周而复始的诡异日常节奏所囚禁。理查德第一次东京之行就在酒店被一群疯狂歌迷堵住了，有一对相貌非常清纯的娇小日本女孩拉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很搞笑地印着几个大字：“理查德请上我们”，可能是翻译错误吧。有一次在汉堡，我们其他人都在绳索街(73)喝酒作乐，丢人现眼地沉溺于酒池肉林，他却被我们锁在了酒店房间里与一把木吉他为伴——临走前我们开玩笑叫他不准出来，“除非写出一首热门歌曲”。令人惊异的是，他不仅没让我们滚，反而真的以一首乐曲回敬我们，这首曲子后来成了《一起》（Together），为我们失去了伯纳德的创作生涯亮起了第一缕曙光。巡演沿着欧洲大陆的高速公路向前推进的同时，我们各自的私生活也被迫融合在了一起，所有人变得亲密无间、志同道合。我们一起抽烟，一起听歌，一起欢笑，一起计划未来，越来越强烈的背水一战心态将我们原本就紧密的小团队更加牢固地绑在一起。我们强烈意识到一场黑压压的风暴正在积聚，媒体的负面声音正在甚嚣尘上——在有了别的选择之后，他们越发将我们看得无足轻重：一支“行尸走肉乐队”，伯纳德离开之后，其余人的存在再也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更让人沮丧的是，对此我们无法做出任何回应。虽然我们极度渴望重新证明自己的创作实力，却无法从单调的宣传任务中脱身，迫不得已只能为了一张仿佛与我们已无关联的专辑到处巡演。这就像一场试炼，虽然是强加的，很多时候并不愉快，但终究是必要的。理查德还没有准备好作为一个创作者发声，还需在我们的影响中浸淫一段时间，这对我们下一张专辑的形成至关重要。我一想到他在那么小的年纪就被要求承担那么多事，而他居然既没被压垮也没有崩溃，我就觉得不可思议。除了要攻克技术难关，弹出伯纳德的吉他部分之外，他还不得不蒙受羞辱，一直待在伯纳德的影子里，永远逃不过被比较，而且总也占不到上风。当然，他既然进了乐队，担任起这个新的角色，自然就会引发这样的后果；但另一方面，我想他隐忍的性格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一贯低调，从不招摇，对于媒体暗暗偏爱的摇滚圈的滥俗狗血剧情，他总是唯恐避之不及。我猜他很早就意识到跟伯纳德存在感极强的形象做比较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选择安静地做自己的工作，直到今天他依然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平衡，我想这些年里也不是一点后果都没有。因为他比我们小太多的缘故，我们一直都需要极其小心地维持平衡，把握合适的尺度对他进行鼓励，以使他跟上我们的速度。他高超的技术弥补了一些差距，但我还是不时担心自己管不住小问题造成的负面情绪，任其流露出来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也相信他可能从某一刻起就开始把我视为一个高压独裁的“师长”角色，而非我自己一直都想成为的朋友和队友。有个问题我思考过很多次，即我有没有给他足够的成长空间，让他从伯纳德的影子里走出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艺术家；而另一方面我是否又在宿命的操纵下，有心机地按照伯纳德身上无法否认的一些优秀品质去引导他、塑造他。理查德有一次给出了一个绝妙的描述，称加入山羊皮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也是最坏的事”。这句揶揄之语完美道破了他所陷入的两难困境：山羊皮的吉他手是他永远无法拒绝的角色，但同时也是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超越的角色。
《狗·人·星》发行之后，好评如潮。媒体评价说它出自一支敢于跳出自己局限、突破到未知新领域的乐队之手，但细小的杂音同样无处不在，絮絮叨叨的潜台词无非是怀疑在那位公认的创作灵魂被如此野蛮地赶走之后，我们还能如何继续下去。不安的闲言碎语持续了一段时间，大众对山羊皮的信心也开始逐渐消退，恰巧但并非偶然，就在此时一拨新乐队冒了出来，他们挥舞着大旗，抛弃了h音(74)，像一群社会游客似的描绘了一部英伦生活的卡通片：居高临下、粗鲁愚昧、狭隘民族主义。媒体的目光被他们吸引，然后像追着球跑的孩子一样跟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