肮脏的灰色运河水轻轻拍打着冯尚公主水上餐厅（Feng Shang Princess Floating Restaurant）的边沿，我们四个人在摄政运河的纤夫小道上会合，嘟哝着打了几声招呼，然后拖着脚步走进装饰华丽的餐厅里面找位置，准备完成一次乏味的拍摄工作。现在是午餐时间，已经有几小桌就餐的客人围坐着在吃点心，房间角落点着东方风格的橘色大灯笼，摇曳的灯光照亮了满屋子装饰的微型武士俑和龙的图案。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浓艳诡异的舞台将成为我们最后一幕的布景：这是我们四个人最后一次共处一室。
穿过伦敦，沿着基尔伯恩大路笔直向前，最后来到大路破败的尽头，路两边排列着开泰基连锁店（Chicken Cottage）和张贴着“特惠越洋电话”广告的小商店，石头大师录音室就坐落在几个带轮子的黑色大垃圾桶和停车场后面。正是在这个激荡着张力和创造力的场所，我们完成了《狗·人·星》的录音。整个过程矛盾重重，又不乏灵光乍现的时刻，这是山羊皮以当时的阵容做的最后一张专辑。那些日日夜夜自有一种抑扬起伏的脉搏，合着那自然的节奏，我和伯纳德如同两辆擦身而过的列车，分别占据了一天的两端：他选择在早上和下午埋首于错综复杂的吉他加录，将夜晚留给我；而我则在黑暗的掩盖下像吸血鬼一样潜进门，开始我的夜班值守。不消说，艾德自然是被塞进了我们俩遍布裂痕的紧张关系中间，被迫充当和事佬，化解显而易见的不安。他硬着头皮担负起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竭力将碎掉的部分粘回去，或者至少阻止事态继续恶化。
艾德自然会尽量婉转，通过他反馈给我的信息杀伤力总会有所减弱，然而从他的话里我还是渐渐拼出了一个印象：伯纳德似乎感觉被困住了，他患上了幽闭恐惧症，被锁在他的角色里极其不幸福。他显然不再像以前那样爱自己的乐队了。我记得我对此的反应很是复杂：有对前路的焦虑、此起彼伏的失望与悲伤，还有被背叛的噬骨之痛，如此种种滋味混在一起，让我的感情变得摇摆不定，情绪变化无常。然而这些情绪有时候又会被一股匪夷所思的自大狂倾向抵消——那是一种怪异的期待感，期盼看似避无可避的变革赶紧爆发，掀翻一切。我猜听天由命是当时的我呈现给乐队队友、经纪人和唱片公司的印象，表面上我装出坦然自若、气定神闲的样子，私底下其实不安又害怕，却又无法成熟地承认这一切。我和伯纳德的决裂肥皂剧难免会淹没整张专辑的叙事，因为整个过程感觉极其消耗能量，也太令人窒息，是深埋在专辑起源里的一个让人无法视而不见的要素。正是这样的闹剧搭起了整部作品的框架，使它诞生在有血有肉的人类环境，为本质是抽象艺术的音乐带来了更加具象的元素。它们赋予了专辑一个背景故事，一个镜头，让人们得以通过该镜头观看并解读歌曲。然而在无处不在的私人事务之外，我们还有安静严肃的工作要做；即便个人关系已风雨飘摇，我们还有一张唱片有待完成。到了这个时候，我想艾德大体上已经学会了信任作为艺术家的我们，在创作上开始越来越放手让我们自由去干，任由作品的质量去掌控唱片的方向。个中原因之一大概在于，无论个人关系如何，在创作上我们依然很幸运地处在尼尔·坦南特(67)所说的“帝国阶段”，即一支乐队在玩得游刃有余之后就会进入的一段神奇时期，感觉好像做什么都不会出错，也没有任何质疑和重塑的必要，创作全凭直觉且劲头势不可当。所以让我郁结的根本原因不过是：我们本该用于创作、用来推动自己进步和成长的精力白白浪费在了看似琐屑且不必要的内斗上；还有，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有了今天，却如此轻而易举就要弃之如敝屣，一想到这个事实我就忍不住发狂。不可否认，我们之间偶尔也会出现看上去很有凝聚力的时刻，譬如伯纳德在《我们两个人》里的华丽钢琴演奏，还有他永远启发人心的音乐才华以及不知疲倦的完美主义追求，但这一切都像是裹着一层薄薄的芒刺，像被包在一团瘴气般的焦虑里，我们时刻战战兢兢，生怕碰到一点就着的导火线，同时感觉到一种破灭的宿命正在尘埃落定。
我发现这一章特别难写。重新梳理这段旧事并不让人愉快，所以如果我有迷失在某种矫情的绝望情绪里走不出来，希望你们能谅解。但我太想搞清楚究竟是哪儿出了错，这对我来说意义无比重大，而我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我最大限度的坦率，尽可能思路清晰地直面事情的来龙去脉。反思过去常常让我饱受煎熬，我总是会在心里编造出另一个版本的历史，假设自己勇敢又镇定地直接面对所有问题，而非躲进脆弱的人设之壳，用虚无缥缈、变幻无常的成功来掩饰自己。不幸的是，现实中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对伤口置之不理，任其溃烂。有一天，我去石头大师录音室录制《沥青世界》的人声部分，路上顺便买了一本现在已经停刊的杂志《声音》（Vox），里面有一篇伯纳德的访谈。我非常了解大众媒体是如何断章取义，如何将人们的关注点导向他们想要强调的东西的，但即便看穿了媒体歪曲事实的机制，我依然在这篇文章里看到了一个极不如意之人的胡言乱语，矛头直指我。那是一通让人不快的抨击，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对音乐无感、反应又迟钝的家伙，有点无能，又很浅薄，完全就是伯纳德纯粹的音乐追求与卓越音乐才华的对立面。有一说一，几天后在查理的协调下，他确实在私下里跟我面对面，含含糊糊、不情不愿地道了个歉，但为时已晚，伤害似乎已无法挽回。他幼稚地当着媒体的面批评我，乃至被后者抓住了把柄，像战利品一样向公众展示，这真让人感觉既残酷又羞耻。我当然明白他只是在不加修饰、不留情面地坦率表达自己的怨气，但这种行为似乎越了界，将本该留在私人层面的事捅了出去，因而无可避免地加深了背叛的嫌疑，也自然而然成了点燃火药箱的火花。此话看似有些讽刺意味，毕竟我自己也在此公然披露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私事，但我只不过是借此抒发一些伤痛和困惑——从这一整章的字里行间里我依然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并与之和解。读完《声音》那篇文章之后，我马上投入了《沥青世界》的录音。当我唱起这个关于嫉妒与猜疑的混乱故事时，我的心依然在刺痛，苦涩怨恨的气流绕着我疯狂打旋。但愿我将那种状态传递到了歌里，而且我也乐意相信，你们能从歌曲冰冷、戏剧性的氛围中听出我当时的情绪。此事令人惆怅地体现了一句格言：“痛苦是暂时的，但艺术是永恒的。”
除了批评我，伯纳德还将越来越猛烈的炮火对准了艾德，抓住后者身上被他视为短处的地方大肆抨击。我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在这个节骨眼上，伯纳德好像变得比以往更加独断专行，分歧不只存在于他和我之间，似乎连整个团队都分成了两边：一边是伯纳德，另一边是其余所有人。我想，无论何时当人们回过头去看这段恩怨，总是会想当然地简单视之为他和我之间的冲突，一对创作者之间的战争——如此兼具悲剧和浪漫色彩的故事常常叫人难以抵挡，完美体现了世人对创造力的两极化及其内在矛盾的主观理解。然而事情的真相却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耗下去，伯纳德陷入了无法排解的抑郁，于是开始挑衅每一个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乐队本身为敌，而作为乐队主脑，我莫名就成了它“邪恶”的代言人，因此首当其冲地承受了他的焦虑。老实说，我好像记不太清当时一连串事件的前后顺序了，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但考虑到当时我和他的关系已经破裂，我们两个人似乎不太可能会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他对制作方面的意见。恰恰相反，他的不满透过种种刺耳的悄悄话间接传到我的耳朵里，然后事情发展到了一个危急关头——在一系列不断升级的事件之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强迫我们做出抉择：要么炒了艾德，要么失去他。那天下午，北伦敦的上空阴云密布，最后几缕日光正在消逝，马特、西蒙、艾德、索尔、查理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齐聚在贝尔塞兹公园的一间公寓里，试图从令人眩晕的事态转变中理出一个头绪，经过一两小时的郑重讨论，电话被递到了我的手上。通过充满杂音的电话线路，我向伯纳德摊了牌：我们的决定是留下艾德。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时，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取艾德舍伯纳德，我只不过是拒绝被要挟而已——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孩子气的权力争斗，而伯纳德只是在耍手段，企图在被他渐渐疏远的乐队里重新攥取一些影响力。我不知道他原以为我会做出怎样的回应，但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这种做法或许是在潜意识地松手让自己离开，不然的话，至少也是在逼我为他做出选择。事已至此，我是真的想不出有任何事或任何人能说服他长期留在乐队，就算屈从他的要求也只不过是让必然发生之事推迟发生而已，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他过得极不开心，在他内心深处怕是除了退出之外别无所求。想到这里我豁然开朗，其实解决办法只有一个：与其大家一起沉沦在这场激烈的冲突中走向毁灭，不如采取一种举措将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能让我们完成手头的专辑就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应伯纳德的最后通牒就好像是在回应一次恐怖主义行动，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一旦向它妥协，你就等于是开了个先例，进而将主控权拱手让与他人。艾德对《狗·人·星》的技术处理能不能做得更好？大概能。是的，而且我想他会第一个站出来承认这一点，但此目的绝不需要通过斗个你死我活的方式来达成。于是在那一天，我决定叫停伯纳德的虚张声势，无论是好是坏，这个决定都是真正的人生转折点，往后它也将继续缠着我，直到我的人生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