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往成功的熔炉里跳的青年都有以下共通点：本性不成熟、做事凭直觉、心浮气躁。然而这些特点同样也能激发戏剧冲突，点燃创造力，引发惊险的失衡状态，给人带来对灾难的预感，从而制造出叫旁观者大呼过瘾的奇观。如果他们的性格中没有这些重大“缺陷”，事情就会变得无趣很多，但不管怎么说，这就像是摇摇欲坠的纸牌屋，无时无刻不在崩塌的边缘。有了裂缝就拿透明胶一粘，有了伤口便置之不理，就这样我们不管不顾地继续折腾。我满不在乎地投身于创作中寻找安慰，暗自祈祷有了空间伤口就能如魔法般自动愈合。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未免过于乐观，但当年的我缺乏人生经验，还不明白如此消极的做法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助益，而且我发现，身边那些能在我面前说上话的人不管是谁给我提出忠告，我都越来越难听进去。想必我是走到了人生中一个独一无二的转折点，而我个人的处境也从很多方面反映出我们作为乐队所处的位置。出道专辑的一炮而红将我的自信放大、扭曲成敏感的狂妄，让我变得有些难以接近，看上去自我封闭但其实总是脆弱又迷茫。表面上的自信无疑只是我的一副面具，是我与他人合谋为我树立的人设里面的又一组成要素。它是任何一位表演者都不可或缺的关键性道具，但有时候又会造成干扰，扭曲你的感觉，迫使你做出糟糕的主观判断，认为自己凌驾于任何建议之上。我所经历的不过是又一个版本的艺术家神话，而大众需要信仰艺术家，一个坚定不移、满怀自信的先知，“就像摩西一样，带领他的子民前往应许之地”。我则被年轻的傲气冲昏了头，天真地想要践行这一比喻。事实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决定新专辑的首发单曲时，索尼唱片——当时我们在全球的唱片发行公司——的头儿几乎是求着我们发《新世代》（New Generation），认为它就是传说中的“电台友好的专辑带动者”(58)。那位可怜的人又是哄又是劝，又是晓之以理，又是动之以情，而我就那么坐在会议室里，脸板得像一只攥紧的拳头，对他说首发单曲得是《我们是猪》（We Are The Pigs）——一首毫不妥协的刺耳叙事诗，完全脱离了变换的时代潮流。最终它就像税务局的一封来信，受到了媒体的“热烈欢迎”。
我们利用演出间歇和试音时间，一点一点打磨出我们的新歌。伯纳德不知疲倦的神奇干劲一如往常，依然是驱动我们前进的引擎，一路将我们逼到自己原先预想的极限之外，让我们冲上了全新的道路，不断向上攀爬，不断切换新挡。然而破裂的关系却经不起触碰，面对面的接触太冒险，炸药桶离火花太近可能会化为灰烬，所以我们开始采用一种不同寻常且不合时宜的方法：邮寄。差不多每周我都会收到装着一盘磁带的黄色大泡沫信封——它总是被强塞进我的信箱，然后滚落到门垫上。信封上标着圆珠笔写的各种简短暂定名，比如《垃圾似的》《一个男人的歌》《EAG》或《肯》之类。我会拿起磁带，慢吞吞地走到我在房子北面收拾出来的一个小工作间里，将它插进我的蓝色泰斯康姆（Tascam）便携录音机，然后坐下来摆好SM58麦克风，开始一边听磁带一边思索一边唱歌。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不时会进入美妙的冥想状态，感觉就像在直面自身，而自身的种种界限常常能以不同的方式点燃灵感的火花——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一趟让人屏息的求索，亦是一种预感，预感到解开谜题的钥匙还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就要到手。我想，写歌是我和伯纳德一贯的沟通渠道，既是激励又是鞭策，既启发灵感，又充满挑战性。在其他通道悉数关闭之后，我们两人的关系竟不可思议地剥去了所有纷乱的干扰，回归其核心目的，一切都变得简简单单，却让人感觉到一种纯粹的自由，哪怕是以如此不寻常的方式进行。从他寄给我的那些满载着情绪的动人音乐里，我听见了痛苦、忧伤、沮丧和戏剧，我知道我的职责就是找到相衬的方式去反映这些情感，让他斑驳陆离的感情世界在其自身的叙事背景之中呈现出来。我们俩都明白下一张专辑必须非常特别，因为上一张的成功要求它达到这种水准，所以我们下定决心要突破自身能力的边界，将满腔的愤怒、偏执、恐惧和爱全部倾注于歌中，让高潮来得目眩神迷，低潮去得绝望蚀骨。如果它注定要成为我们的绝唱，那将是何等绚烂的终结！
第一首完成的作品是我们断断续续弄了好久的一首歌，它早在出道专辑创作的收尾阶段就写出来了，但就是编不出山羊皮的韵味来，所以我们只在几次电视节目上，以及在格拉斯顿伯里表演过一个人声加吉他的简单不插电版。虽然还决定不了编曲方向，但我们明白这首歌有很大的潜力，只要找对感觉，它就会成为一首强有力的结束曲。这首歌名叫《静物》（Still Life），是继出道专辑中的《安眠药》之后我的第二篇“家庭主妇传奇”。故事讲的是被抛弃的主人公在窗前渴盼着出轨的爱人归来，无法自拔地陷入忧愁的思绪。它的灵感一方面来源于我和贾斯汀闹得不太愉快的分手，另一方面显然可以构想为我的一次尝试——尝试代入童年记忆里我母亲的精神状态：孤独、受困、绝望。这些紊乱、异化的情感成了整张专辑最重要的主题，如同毒药一般侵入了多首歌曲，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另一首松散的宏大抒情曲——《我们两个人》（The 2 Of Us）。作为音乐人的伯纳德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最鲜明记忆之一是我坐在石头大师录音室的控制室里，隔着玻璃看他在钢琴上奏出那段扣人心弦的哀伤旋律。我呆坐在那儿，出神地看着他将自己的痛苦倾泻于琴键，那个珍贵的瞬间美得令人刺痛，犹如人生的一道印记。我永远也忘不了那让我自惭形秽的奇怪情绪：既为我们共同创造的作品感到自豪，又不由生出一切就快要结束的悲伤预感。《我们两个人》也是一首献给异化的赞歌，讲述了两个身处高级金融世界里的人走到一起却无法沟通的故事，聚光灯讽刺地照向两人无爱的空虚生活，背景则是象征着他们成功表象的钢架玻璃幕墙：“独自一人却并不孤单，独自一人却有酒为伴。”（“alone but not lonely，alone but loaded.”）虽然我在创作时并未有意去影射我和伯纳德的关系，但随着时间流逝，我却越来越意识到或许此曲的真意就在于此。不过就像我说过的，歌曲常常会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缓慢地展露真容，有时候即便对于它们的创作者来说也是一样的。
在《在一起》的小型巡演中，我们唱了早期写的另一首歌以检验效果，那就是《女主角》（Heroine）。我一拿到伯纳德寄来的样带，就被这首又重又急的琶音曲打动了，恨不得立刻把它完成。我喜欢它阴暗曲折的小调和弦和接近哥特风格的动机(59)纠缠在一起旋转涌动的感觉。在一个冬日，我坐在牧羊人山的房子里创作这首歌，外面正下着雨，雨水如波浪般拍打在窗玻璃上，我还记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仿佛那潮湿、扭曲的乐句映照出了周围空间的本质，水泥和砖石全变得弯弯曲曲、充满恶意，被音乐卷入其中，化为它的一部分肌理。歌词使用了一目了然的同音异义词，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之一，而且随着人类迈入21世纪的数字世界，它还引起了我很强的共鸣。歌里描绘的情景是一个迷恋色情书刊的少年沉迷于香艳的杂志无法自拔，没有能力融入现实世界，因而感到羞耻、无力和孤独。绝大多数年轻人——如果他们够坦率——或多或少都会对这样的状态感到熟悉，他们都曾盯着《阁楼》（Penthouse）或《梅菲尔》（Mayfair）的印刷彩页，抑或是如今笔记本电脑屏幕的柔光，为自己对里面女性肉体的下流幻想而饱受折磨。这个想法又引申出了另一个异化主题，即真实的人类与虚构的角色或虚幻的人物之间的情感纽带。我在自己的生活里、在周遭的世界都看到过这样的事发生：朋友被肥皂剧中的角色取代，恋人被色情模特取代，作为榜样的家长被电影明星取代。这并不是很新的现象，早在几十年前，年轻人就在模仿日场电影偶像的身体语言，而随着21世纪在20世纪的预告声中降临，这一主题似乎变得更加契合时代，因此也在不同程度上潜进了不少别的歌曲里。《女主角》开头的第一句话引自拜伦的诗，我有时候会尝试做这样的“剪贴”，即从我的笔记本里随机摘一些字句放进歌曲里看看整体效果。这一次，古典与现代混搭在一起的刺耳成品很对我胃口，莫名透着一种一脉相承之感，暗示了我们世世代代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不知有多少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我在屋子里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读有关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和梦露（Marilyn Monroe）的书，聚精会神地盯着1950年代那些美丽、古旧、充满胶片感的好莱坞画片，我发现自己太过沉迷于其表面上的光辉，以至于几乎看不见他们真实的模样，只因这些标志性的肖像太过家喻户晓，太过耀眼，让人无论如何都难以用客观的眼光去观看。我忽然之间意识到，即便这种老掉牙的肖像画已被用到滥俗，却几乎成为一种提喻，代表了整个社会对于明星身份的狂热崇拜，所以我在歌中提及一整套好莱坞机器及其创造的明星，也算是通过偶像崇拜进一步延伸了专辑核心的异化主旨。有一首歌对该主题做了最为深入的探讨，那就是《老爸在加速》（Daddy’s Speeding）。它是我和伯纳德在专辑创作的最后阶段才构思出来的一首诡异另类的小曲子，一部分是歌，另一部分是各种声音的拼贴，细述了我做的一个关于詹姆斯·迪恩的梦，触及了悲剧和永生的主题。还有一首歌也是我们在巡演中提前演练过的，它最初的名字叫《垃圾似的》（Trashy），是一头以吉他连复段打底的6/8拍猛兽，扣人心弦，节奏强劲，现场演出的效果极佳：狂野，气势迫人，充满了粗糙而凶狠的爆发力。虽然它的暂定名有种奇怪的贴切感，我还是将它重新命名为《这好莱坞生活》（This Hollywood Life），在其中我编织了一个发生在糜烂潜规则世界的故事，一个关于野心和性剥削的艳俗传说，我想它亦反映了我曾瞥见的发生在音乐产业更阴暗角落里的事。不过于我而言，如同宝石一般脱颖而出的却是下面这首：它在诞生之初有个平平无奇的名字——《肯》（Ken），是伯纳德开玩笑取的——当年我们在《新音乐快递》上打广告招募吉他手，最后只来了两个应募者，一个是伯纳德，另一个人就叫这个名字。暂定名有时候会成为我和他之间一种轻松愉快的交流方式，譬如他会故意给某首歌起名“不同寻常的性”（Unusual Sex），然后我们就会有如下的愚蠢对话：“我真喜欢‘不同寻常的性’。”“嗯，我也是。”诸如此类。《肯》是一首根源化(60)的中速歌曲，最初的版本听起来很有传统老歌的风格，其轻松流畅的感觉接近吉恩·克拉克（Gene Clark）或吉米·韦伯（Jimmy Webb），我记得伯纳德第一次弹它是在早期的美国巡演期间，好像是在凤凰城还是哪儿。我觉得它质朴而激昂的力量似乎应当去顺应，而不能企图破坏，于是写了一段深受雅克·布雷尔（Jaques Brel）的《别离开我》（Ne Me Quitte Pas）启发的唱词——更准确地说，启发我的实际上是斯科特·沃克翻唱的英文版，当时我正学着去欣赏此类歌曲。那段时期，我开始听过去那些“大”歌星，比如辛纳屈（Frank Sinatra）、布雷尔和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等，他们都属于能将一首歌演绎成一场戏的表演者，我也想努力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拓宽自己作为音乐人的疆界。在出道专辑的大部分歌曲里，我都是用一种尖锐、鼻音很重的拖腔在唱歌，现在我想从那种唱腔之中升华出来，找到另一种声音，当然还是我自己的声音，但要与新专辑更宏大也不那么局限于个人琐事的主题相匹配。我将这种全新的唱法带到了一首新歌里，它被我命名为《野性的人们》（The Wild Ones）（显然是在指涉马龙·白兰度(61)）。如果非要我在自己整个创作生涯里选出一个时刻，一个让我可以指着它说“这就是我一生成就”的时刻，我依然会选择这首歌。我清楚地记得它的创作过程。那天我忽然心念一动，预感到了某种特别之事的降临，然后跌跌撞撞地冲出门去，在冬日的冷雨抽打着的海格特大街上来回踱步，我的头脑因错乱和狂喜而眩晕，身上连大衣也没穿，对周遭的天气浑然不觉，恐怕还冒着染上肺炎的危险，就这样迷失在美妙的自我世界。遗憾的是，伟大的歌曲几乎都不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至少在代表了我整个音乐生涯的狭隘乐队经历里，情况就是如此。山羊皮的套路化慢歌《在一起》空洞无物，却在一波大肆宣传之下冲到了英国单曲榜第3名，而《野性的人们》却无力地挣扎在榜单边缘，勉强够到了前20的尾巴，在时间上则不幸与我们的星光开始消退的时刻恰好重合，这一事实讽刺地印证了排行榜“热门”的无意义。
除了电影化的抒情曲，我们同样也写流行化的噪歌，其中的佼佼者大概要数后来以《新世代》（New Generation）之名为人所知的歌。它也是早就在现场演唱过，而且现场的反响很不错，原因显而易见：一是马达一般强劲的律动感；二是一路飙高的两段式副歌赋予了它一种经典流行摇滚乐的感觉，听起来和伪装者乐队（The Pretenders）的歌或是金发女郎乐队（Blondie）更偏摇滚的作品异曲同工。正如一般意义上的好流行歌一样，它的歌词说实话也有点儿用完即弃的意思。回想起来，它的灵感似乎源于我从旁观者角度所见的贾斯汀和她的新乐队“橡皮筋”正在经历的事：他们开始凭借锋芒尖锐、剑走偏锋的出色艺术流行乐崭露头角。《新世代》意图向她表达爱与鼓励，诉说已被遗忘的痛苦、已经消散的瘢痕。专辑录音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在位于多利斯山的一间简陋排练室里共度了气氛阴沉、充满火药味的几天，其间我们一直在打磨一首新歌，它有种正统摇滚乐的感觉，类似尼尔·杨的《俄亥俄》（Ohio）。它的名字被暂定为《十分钟》，指代它的长度。之前待在海格特的时候，我根据伯纳德粗糙的小样写了几段歌词和旋律，但还未能抓住整首歌的灵魂。曲子本身听起来有点笨拙和普通，感觉还行但还达不到优秀的程度，而伯纳德坚持要把它做得很长很绕，还要在不同层次的音调之间切来切去，这似乎跟它给人的平淡印象不太搭。我真是大错特错！我为它填的词成了我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之一——一个讲述三角关系中因爱生妒的故事，灵感来源于我上文提到过的与那位艺术家的恋情。在我们俩分分合合的那段破碎而混沌的时间里，她跟另一个女人有了暧昧关系。这首歌则以跟踪狂的视角尾随她展开了一段迂回的旅程：沿着洒满落叶的人行道，穿过阴沉的白日，窥进她扑朔迷离的人生和爱情。而我在这部戏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位旁观者，而非参与者。这首歌词让我很喜欢的一点是，它的含意一直隐而不现，从容蛰伏在暗处，直到“她有一位朋友，她们分享睫毛膏而我假装”（“she’s got a friend，they share mascara I pretend”）才开始显形，忽然间整个故事真相大白。我为它取名为《沥青世界》（The Asphalt World），它将会成为山羊皮所有作品中最受人钟爱的歌曲之一。但在它成为今天人们听到的《沥青世界》之前，曾经历过多次剧变，在乐队内部，它还成了一块争议的试金石，似是象征着伯纳德和其他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如今关于此事的看法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分歧，我只能尽我所能去回忆真相而不是我脑海中以为的真相，但我的确记得录音室里一次次爆发的气急败坏的争执，有关歌曲长度，伯纳德执意把它弄得过分长，而我们其他人则拒绝配合，因为害怕这么做会给人浮夸做作的感觉。如今看来他才是对的，他很清楚只有通过大胆到近乎不计后果的音乐手法，才能释放整首歌的戏剧张力，并且他在心中已经制订好了一套复杂的计划，打算用繁复的吉他部和风暴般跌宕的情绪转换来填补歌曲的空白。他追求自己的愿景自然无可厚非，但问题一如既往地存在于表达和解释想法的方式，存在于我的反应以及他对我的反应所做的反应，并且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我们两人之间信任和尊重的消蚀。相互较劲的结果是我们被推到了决裂的边缘，不过最终我们还是达成了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方案——一个利维坦(62)似的庞然大物，阴森迫人，暗潮汹涌；一曲歌唱猜疑和嫉妒的黑暗颂歌。
在专辑里排在《沥青世界》前面的《黑或蓝》（Black Or Blue）中，前述的那位艺术家女士也有很重的戏份。她的个性至少可以被称为鲜明，间歇性爆发，狂放不羁，反复无常，而如此激烈动荡的情绪之下必然隐藏着一颗敏感的心。有时候她来我家里只是坐着，安静地在她的速写本上画画；而在其他时候，她会做一些疯狂的事，比如向我的窗户里扔砖头把我弄醒。一个夏天的午后，她在一种错乱的状态下来到牧羊人山，跑到我家南面的草坪上，倒在草丛里开始一边打滚一边尖叫。当时肯定有邻居打了999(63)，因为穿制服的警察突然就出现在门口，他们显然是怀疑她受到了袭击。然而当他们开始询问她时，她立刻决定把狂暴的怒火转移到他们身上，我竭尽全力才让她冷静下来，不至沦落到去牢房过夜。那时候的我还不够成熟，除了将她的行为视为乖僻而不予理会之外，其他什么也做不了，但现在回想一下，我们之间可能有某种令人不安的力量在作祟。我们的关系太违背常理，充满了焦灼与不安，有时又过于炽热，并被我越来越偏离正轨的生活方式搅得残破不堪。当然，我也绝不具备模范男友的资质，我的世界动荡又多变，一切都那么不确定，无法让露水之缘落地生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内含于这段感情核心的不谐之音却在我与她之间形成了一条奇怪的纽带，让我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某种契约，而她的乖僻正是属于这契约的一部分；另外，我们之间必定还存在某种羁绊，因此才有了诸如《如此年轻》《沥青世界》和《野性的人们》这般质量上乘之作。我还记得，当时我似乎开始在她身上看到了伯纳德以及我父亲的影子，因为这三段关系到了最后都变得高度对抗，只是对抗的方式各不相同。或许真相只不过是，我在弹球机似的明星世界边缘四处弹跳的同时，我的人格亦在“真实的”自我与自我开始进入的脆弱古怪角色之间来回弹射，以至于变得越来越容易动怒、难以捉摸，而这种变化又进一步反映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上。说来也怪，其实《黑或蓝》在我看来是一首不怎么出彩的歌，似乎有点过犹不及的做作感，不太招人喜欢。它原本是想讲述一个《罗密欧和朱丽叶》式的小插曲，其背景设定在种族主义横行的现代世界，内容无非就是恋人们戏剧性地被身边人的狭隘思想拆散，诸如此类。艺术家女士的家庭来自印度洋的一个岛国，当我们俩在吉普赛山一带的街上并肩散步时，常常会碰到愚蠢的种族主义者指手画脚，对她或对我们发表一些无知的言论。可我没有让这些有毒的闲言碎语侵蚀我，反而任它们生藤结果，启发我写出了《黑或蓝》的歌词。虽然这段起源有点意思，但我想仅靠观点并不足以挽救歌曲，因为此曲给人的感觉至多不过是主菜《沥青世界》前的开胃甜点而已。如果它能识趣地让位给暴徒赞歌《杀死一个闪亮男孩》（Killing Of A Flashboy）——又一首白白浪费掉的优秀B面歌曲——专辑的表现必然更加强劲。
受到《爱的猎犬》（Hounds of Love）、《结束曲》（Closer）和《伊甸园之魂》（Spirit of Eden）(64)的启发，我们一直有意将这张专辑变成一趟野心勃勃的音乐旅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自然需要一个起点。伯纳德写了一首怪里怪气的机械化小短曲，并取名为《湿湿软软的小圆面包》（Squidgy Bun）。起初，它那粉碎性的金属嗡鸣感觉跟我们以歌曲为本的风格不太搭调，但当我坐在自己的便携录音机前，被它翻搅涌动的声浪洗脑之后，我开始领悟到它在专辑里可以扮演的角色。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序幕，而非一首独立的歌，于是我决定放弃常规的做法，转而创作一段几乎如同单调的咒语般层层推进的简约颂词。它的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趟日本之旅，当时我去拜访了京都的一座佛寺，听着僧人们反反复复、催人入眠的诵经声入了迷，而在这支曲子里，我看到了呈现类似感觉的潜力。受其启发，我写出了一段冷酷无情的乔治·奥威尔式的吟唱，其中描绘了一支虚构乐队的旅行——它就像机器般一刻不停地前进，践踏了一个又一个大洲以追寻权力。就像披头士乐队扮演佩珀军士的虚幻乐队(65)一样，我也将自己对山羊皮这趟旅行的一些个人感受放进了歌里，只不过极尽夸张——通过过度的延伸和扭曲使其成为噩梦一般的卡通片。每当想起这首歌，我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奥勃良对温斯顿·史密斯(66)发表的观点，即让后者想象未来就像“一只靴子踩在一张人脸上——亘古不变”，因为那种无感情、无人性的残酷是相通的。我称它为《乐队简介》（Introducing The Band），最后它成了专辑的开场曲，而专辑——虽让人沮丧但不得不承认——则最终成了一些人心目中永恒的山羊皮最高水准之作：《狗·人·星》（Dog Man St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