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747在希思罗的柏油碎石跑道上着陆，机场熟悉的潮湿灰色混凝土风景透过窄小的飞机舷窗映入眼帘，外面正飘着英格兰夏天的细雨，拂过窗玻璃溅起一串串飞沫。我忍着胃里的绞痛，出了航站楼，当我走向马路上鱼贯驶过的黑色出租车队列时，一种无声的恐惧突然袭上心头——就是当你感觉到大事不妙时的那种忐忑不安，那种在身体里冰冷散开的本能恐惧。那趟美国巡演一路上摩擦不断，局面混乱失控，成员消极抵抗、心怀敌意，在台下各自行动，在台上暗暗斗气。整个过程绝佳地示范了如何把人际关系搞砸，如何切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及小集体如何分化到势不两立。媒体和大众都为这出肥皂剧而激动不已，他们无比兴奋地发现在本质是人为制造的虚情假意背后居然隐藏着真实的人类情绪，原来音乐的核心不仅包含了真正的激情和恐惧，还有现实存在的戏剧；他们还明白了，原来一切并不是都像说的那么好听。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无法轻易拿起电话打给伯纳德了。在我眼里，他已突变成了一个有点吓人的形象：愤怒、暴躁、反复无常，而正如有此退路可选的懦夫们会做出的选择一样，我开始通过我们的经纪人查理作为中间人和他沟通——在我们已堕入的疯狂旋涡里，查理成了我们眼中既沉稳又可靠的存在。当然，伯纳德恐怕也是一样地搞不懂我，一样地忌惮我。那时我几近成为大明星，不仅自恋、贪图名利，还越来越漠视他人细微的情感变化。巡演就像一个失真的镜头，将我们刻画成了花哨的卡通人形象投射到对方眼中，并将两个人分化成对立的个体，激化了我们之间的分歧，使之转为一道几乎无法开诚布公的鸿沟。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也不做，于是结束了漫长巡演回到家之后，我们带着一种既舒适又游离的异样感觉，暂时缩回各自熟悉的日常生活，进入一种循规蹈矩的状态——我们并不是有多能适应规律的生活，只是暂时没有精力去做其他事而已。
音乐人之间最顺畅的对话方式往往是音乐，尤其是在年纪尚轻的时候。音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抽象地表达自我的渠道，让他们发泄情感、宣泄愤怒，并用一套准则将他们的行为限定在安全范围以内。所以等到安定下来之后，为了修复烧毁的栈桥，我们再次回到了录音室投入工作，然后开始提心吊胆地共处一室，以一种犹犹豫豫、谨小慎微的方式努力去做我们最擅长的事。下一步计划是做一张过渡性的单曲唱片。我们已经写好了一首歌，名叫《在一起》（Stay Together）。这是一首无甚突破的大路化摇滚抒情曲，但不知为何，当时好像还挺让我们激动的。现在看来，它仅有的超常之处在于其超长的时长，还有比较诡异的后半段：主要是在不同情绪与层次之间起落的纯器乐演奏，外加几小节激昂的念白，其内容稍稍借鉴了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鸟国》（Birdland）。在我看来，这一段可谓是伯纳德的表现主义拼贴作品，其中他不仅用野性的咆哮抒发了愤怒、悲伤、痛苦和挫败，还融入了狂暴的宣泄、原始的呐喊，以及他对异化的歌颂。他是在试图用自己最精通的媒介——声音——来表达自我，我认为此举既勇敢又充满野心。但于我而言，这首歌本身只算是我们的中下乘之作，歌词也乏善可陈，几乎没有什么意义，通篇堆砌的不过是山羊皮一般歌曲里屡见不鲜的城市风景和二手的情感套话。至于歌名，无疑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我因为眼看伯纳德跟我们越来越疏远，所以潜意识向他发出了一句恳求、一声对朋友的呼唤。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太可能只是个巧合。不过现实后来的发展却很讽刺，我知道很多人会对此揶揄一笑。倘若我能直面自己的焦虑，能足够坦诚地在歌词里全面展开来探讨这一主题，或许我的叙事就不会沦为平庸的反思。
在初尝成名滋味的早期阶段，我们一直都未能摆脱“炒作”的指控。因为我们的上升看起来太快了，所以可想而知，那些认为我们不配的人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有此怀疑。1994年2月，《在一起》超常发挥，一下子杀到单曲榜第3名，我第一次觉得讨厌我们的人恐怕有一定的道理。我还记得当时我觉得那首歌听起来既没有思想又没有气质，而且它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不那么俗不可耐。不过B面又一次成了真正的藏宝地：《活死人》（The Living Dead）纤细、质朴，旋律优美，充满故事性；《我的黑暗之星》（My Dark Star）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首带有迷惑性的中速歌曲，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显得平淡，但如果反复聆听，它就会不可思议地不断呈现更深的层次，因而理所应当地收获了细水长流的喜爱。从歌词上来说，《我的黑暗之星》亦有些不同寻常，算是我努力让自己的创作突破个人感情世界的范畴，到更加广阔的政治背景中着墨的一次尝试。如果非要用逻辑去解读，那你大概会觉得它有些“新世纪”（New Age）风，缺乏中心思想，搞不好还有点幼稚，但事实上它是一首关于女性权力的歌，其中描绘了一幅奇异的幻象，有一位救世主般的强大女性首领——我大致依照艺术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形象塑造——从第三世界的暗影里揭竿而起，夺得了领导权，并带领我们逃离了灾难的边缘。有一条模糊的线索贯穿了我的创作，暗示了一种对权力的幼稚质疑，你可以在诸如“政府单一历史的谎言”（“the lies of the government’s singular history”）等句子里听出这一点。关于歌词里提到的印度和阿根廷，我想我是有意用它们来指代曾被大英帝国的铁蹄蹂躏过的国家。有时候，歌曲作为一个整体的魔力要大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魔力之和。在某一特定的大众群体中流行着一种看法，即流行乐和摇滚乐的歌词都很“孩子气”“不成熟”且“空洞”。他们用来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就是，如果把歌词从歌曲中抽出来单纯作为语句来朗读，听上去就会很空：“宝贝，宝贝，耶，耶，耶……”“好一堆废话。”他们如是说。然而摇滚和流行歌词却不同于诗歌或散文，重点在于它们不是被读出来的，而是被唱出来的，因此它们的音乐语境决定了一切。多年来，我不知曾有多少次坐在出租车后座，因电台里放出的一首流行歌曲真心感到惊艳并被触动了心弦，它们唱的不过是些平平无奇的陈词滥调，可一旦配上合适的感觉和旋律，就能呈现出堪比济慈诗句的真与美，并超越自身平庸的组成部分，达到升华。作为《我的黑暗之星》的作者，我没有立场来评判这首歌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我想指出的是，单从歌词来评价一首歌并不公正，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便利的做法，因为歌词和用来描述歌词的媒介看上去用的都是同一种语言。这里存在一个“用文字表现音乐如同用舞蹈表现建筑”的悖论，即一种媒介无论如何也不能准确地代言另一种。
彼时我和艾伦已从穆尔豪斯路搬到了海格特的牧羊人山地区，正住在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大房子底层。这次搬家满足了我对“16”这个数字越来越深的迷恋——自从搬到肯辛顿之后，我住过的每一处房屋号码都含有数字16；除此之外，我也渴望暂时逃离西伦敦让我感觉纷乱不堪的闹市，去一个更靠近自然也更僻静的环境，躲开刺耳的闲话、饶舌的流言，还有络绎不绝的奉迎者。从大街上看过去，那栋房子又阴又潮，仿佛蒙着一层迷雾，屋上带有悬臂梁固定的凸窗和仿中世纪风格的立柱。它跟马路隔着一段距离，被一排女贞和悬铃木遮挡，看上去庄严肃穆、威风凛凛。然而屋后却是另一番光景：起居室双倍高度的落地窗正对着一个东南向的美丽花园，花园很长，从房子背面一直向后延伸，里面零散地种着几棵苹果树，边缘则围着一圈低矮的紫杉树篱。这栋房子的所有者是一个名叫“门诺会”的基督教再洗礼派团体，所以整个场所都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教会氛围，怪到令人叫绝，完全不同于诺丁山放浪不羁的喧嚣日常。然而我和艾伦肆无忌惮的生活方式却并没有多少改变，我们常常在后半夜瘫倒在沙发里，迷失于寻欢作乐之后漫无边际的胡言乱语中，直到一阵阵虔诚的歌声突然穿过围墙渗了进来——门诺会开始吟唱圣歌或是吟诵祷词。于是两个世界发生了奇异的碰撞，放荡与虔诚终于在海格特的一座花园房中交会。以前，我住的地方常常反映在我写的歌曲里，但海格特这套房子却不止于此，它好像还开始进入了我潜意识为自己描绘出的一个全新人格。“厚颜无耻的伦敦佬”在一开始是媒体赋予我的称呼，显然我是拒绝的，后来它被无脑的投机分子“伪伦敦东区人”(54)欣然占用——他们是一群中产阶级出身的“媒体怪胎”，说话刻意省略字母h的发音并压平元音——所以对于那跟在我们后面并已然开始发展壮大的运动，我迫切地想要与之划清界限。我们最初描绘的“伦敦生活”在我看来更接近迈克·李(55)的影片，如今却被扭曲成了一部《继续》(56)电影，其中的脆弱、诗意和苦痛全被掏空，隐晦的民族主义和鬼祟的厌女症填了进去，把它变成了一个丑陋的载体，一部廉价粗俗、酒气熏天的卡通片，激情也好愤怒也罢都不复存在，里面每个人都只是怯懦地用讽刺这张脆弱的面具来掩藏感情。让人精疲力竭的巡演日程虽然差点将我们摧毁，却为我带来了环游世界的惊奇体验，让我能够去到在海沃兹希思廉租房里长大的孩子大多无法到达的地方。我热切地拥抱了外面的世界，而不是逃回舒适狭隘、正在成为我们文化的中心参照点的《老爸上战场》(57)世界。我开始读与巫术相关的书，沉迷于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肯尼思·安格（Kenneth Anger）、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作品，还迷恋上经典好莱坞偶像和他们被死亡阴影笼罩的悲剧人生。我开始被特定的一类创造性灵魂吸引，譬如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那般难以界定其缪斯女神的特异先知，并开始深入研究他们梦呓般的朦胧符号和咒语世界。在酒精勾兑其他物质的化学反应下，以及在由内而生的可怕谵妄作用下，我常常赤身披着一件镶着金边的黑色摩洛哥长袍，失魂落魄地在房子里四处飘荡，胡乱写下一些语句，捕捉着灵感，将它们全部投入炼药锅中，看着它们沸腾。
所以这就是我正在变成的样子，伯纳德和其他成员正在面对的人物：一个崩坏的偏执狂，神经过敏，孤僻又狂躁，像中了邪一样迷失在诡异的幻境，被生活的幻影所蒙蔽。每当我回看那个时期的媒体照片，都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我们几个人之间涌动的敌意、不和谐的暗流，就好像有某种东西永远地断裂了，再也无法修补。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一起》单曲封套的折叠内页上我们的身体语言，就是那张我们一起坐在一辆车里的照片。我还记得拍摄的过程充满火药味，忐忑不安，摩擦不断，一点也不愉快。我和伯纳德的关系从未就任何意义上恢复过融洽，虽然职责内的宣传活动我们都马马虎虎应付了事，但全是咬紧牙关熬过去的，有一种无言的怨恨潜伏在我们之间，永远都在爆发的边缘。我的记忆很深刻，那时候只要是有他在的场合，我走路都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的，生怕唤醒那个一触即发的火暴人格，然后又会把所有人都推进一个黑暗诡谲、气氛紧张的剧场。如果我能拥有成熟的心智和清醒的头脑，试着坐下来跟他“面对面”地消除误会，事情的发展或许就会大不一样。可是太迟了，而且我也太愚蠢，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根本就做不到，所以只能放任伤口溃烂化脓、逐渐扩大。这样的处境或许让我回想起了与父亲的阴郁性格相伴的焦虑童年——我和伯纳德之间越来越剑拔弩张的气氛与小时候在父亲身边如履薄冰的不安时刻重合在了一起，导致我开始用看待父亲的眼光来看待伯纳德：一方面他是我非常在乎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之间的关系却很复杂，常常是相互对立的，矛盾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为了宣传《在一起》单曲，我们连续举办了几场演出，其中爱丁堡的女王大厅俱乐部（Queen’s Hall）那场是高潮。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将是伯纳德在山羊皮的最后一次演唱会，但可想而知，整个过程摩擦不断，情绪特别糟糕，其间穿插着多次因为发脾气和电线故障而导致的冷场和不愉快的暂停。至此，我已清清楚楚地预感到伯纳德在乐队的时间正式进入了倒计时，而且遗憾的是，他走只是个时间问题，无关可能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