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圈里的每个人都会成为卡通人：一个按照他们本人虚构出来的角色，部分来源于真实的自我，部分参照了某个简单化的原型。多年来我一直着迷于一个现象：真实的你与别人眼中的你之间存在的鸿沟。我意识到就像我所有同行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在自己周身树立起一个形象，由副编辑的标题(52)、半真半假的报道以及流言蜚语层层编织的一副朦胧的壳，于是有些人可能就此认为我是个难以接近的人，目中无人又自命不凡。坦率地讲，在创造此形象的过程中，我也是同谋之一。人们常说“魔鬼拥有最动听的旋律”，所以我的形象隐隐透出的危险气息与我们歌曲内在的黑暗气质似是浑然一体。当然，我也意识到如果想让形象拥有生命力，就必须在其中注入真实的元素。简化则是这套生产系统的流程之一，使大众能够将铺天盖地的信息分门别类，排除现实中各种灰度的干扰来看待事物。然而有的时候，人设会活过来，脱离你本人和你的掌控，就像滥俗恐怖片里面腹语者操纵的傀儡娃娃一样被鬼上身，你会感觉真实的自我被那个冒牌货扼住并压抑下去。这种说法听上去可能太戏剧化了，也太怨天尤人，但这并非我本意——从选择拿起吉他或跳上舞台开始，你签署的合约就一清二楚地摆在面前，没有看到其中的附属细则就等于主动放弃了抗议它的权利。我不打算费力为自己辩护，把自己说成是什么阳刚向上却被人误解的英雄，因为这么做本质上也是一种还原论(53)，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指出，真实的人类在定义上比其附属的人设传递给外界的印象要复杂得多。在文学世界里，我也常常被那类复杂的主人公吸引，比如塞巴斯蒂安·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的小说《鸟鸣》（Birdsong）中的斯蒂芬·维斯福德（Stephen Wraysford），身处无数度灰色之中，居于舒适的极端确定性，即绝对的对与错之间。然而在流行音乐里，灰色地带却是难以占据的领域。流行乐世界的人设是强加于人的，但凡上过舞台或接受过采访，甚或是只唱过一首歌的人，都无法逃过它的加工。人设是一种必要的工具，让藏在面具后面的个人能更自由地放飞自我，同时获得面对人群的勇气。艺术家吉莉安·韦英（Gillian Wearing）针对这个主题搞过一些有意思的创作，比如她曾鼓动陌生人戴上化装舞会的面具隐藏身份，匿名说出他们心中的恐惧。参与者们因此得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且不会因暴露“真实”身份而引发各种后果。流行明星的情况亦是如此：对于永远藏身于易碎外壳之下的脆弱人类而言，人设——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创造出来——就是一层保护，帮他们抵挡注定将要遭遇的颠覆伦常、扭曲现实的风暴袭击，并确保因他们的坦率造成的后果不会波及“真实”的人。人们可能会谴责这一套程序太“假”，但登台演出或唱歌又何尝不是虚假的表演——无疑既是一种虚构，又是一种真实。同理，有许多乐队不做“造型”，自以为这么做是在有意识地拒绝“形象”的概念，却因此呈现了一种“反形象”的形象而不自知，所以人设的树立是避无可避的，作为艺人，你要么主动迎合并接受它，要么用尽整个职业生涯去反抗它。
以我为例，我想我在早期犯下了共谋之罪，那时候媒体仍在友善地塑造、调整我的人设，而我则怀着天真与之大力配合。现在看来，那样的做法无疑太欠考虑，但凭良心讲，当时的我大概选择将整个过程视为调情，而在内心深处，我暗自为外界对我本人——或者说对我外在的形象——所表现出的关注而受宠若惊，压根儿就没想过他们看到的形象是否有所歪曲。多年的贫穷、困苦与失意让我饥不择食，不放过扔在我脚边的任何一块成功的面包屑，而在胡吃海塞的时候，我似乎总是太过积极地去满足他人愚蠢的幻想，心甘情愿地套上为我量身定做、实际看上去却越来越不合体的戏装。不同于过去的艺术家，什么迪伦啦、莱顿啦、鲍伊啦，我在自己人设的创造过程中似乎从未有哪一刻掌握过主导权。当年的我没有他们那么聪明，或者说不够清醒，看不透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从头到尾都只能在被动接受与置身事外之间二选一，陷入了要么同意要么拒绝的死循环。我想只有极少数艺术家可以主动掌控这一过程，同时还不会给人留下不择手段的伪君子印象。做“真实”的自己是1990年代另类音乐的一大信条，所以当时的另类乐队纷纷与华丽空洞、刻意煽情的七八十年代风格划清界限。事实如何不是重点，就像流行乐的许多方面一样，重要的是事情看上去如何，而非真相如何。我发现了，我现在之所以能看得如此透彻，说明当时我还是有一定掌控能力的，但即便有，它也是深埋于潜意识之中的，年轻的我只顾盲目地四处乱撞，任凭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无动于衷。那些加之于我的陌生作用力以及我所经历的近乎暴力的变动，毫无疑问影响了我的个人生活。我流连于荒唐的拈花惹草、黏腻的风流韵事，我的私生活越来越脱离常轨、无所寄托，一切都太动荡、太刺激，我根本就无法想象什么稳定的关系。有一阵子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困在了一幅未来派的油画里，现实变得全然陌生而失调，我被锁在里面四处反弹，躁动不安，无片刻安宁。
犯过早年那些与媒体有关的错误之后，我们总算学到了一条铁则：无论何时都不要跟媒体开玩笑。很多话你在说的时候可能只是一笑而过，之后却会转个弯回来，阴魂不散地纠缠着你，甚至被用来对付你——但已经造成的伤害再也无法收回。说真的，如果我们能明智地意识到曝光并非百利而无一害就好了，但我们没有，况且那时候我们还是媒体的弄潮儿，在浪潮正将我们送上青云的时候，反过头去质疑它未免显得有些无理取闹。平心而论，我们每个人都很讨厌自己的形象受到如此严重的歪曲，或许正因如此，接下来20年我们所有的媒体照片都是一本正经得过分。然而，伯纳德似乎尤其为之困扰，这种事让他接受不了，大概在他看来也彻底背离了他的自我和他理想中的山羊皮。因此他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酵。等到美国巡演开始以后，我们一头扎进了旅途上稍纵即逝的狂欢，尽情宣泄原始的欲望，只有伯纳德宁愿待在自己的房间往英格兰打电话，如此一来，他变得越来越孤僻，也与我们越来越远。在我的朋友艾伦飞到加州加入了我们的西海岸之旅以后，事态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艾伦骨子里的享乐主义精神催化了我的放纵，致使伯纳德和我们之间又生出了新的嫌隙。我想，艾伦的到来正好填补了巡演中我身边“最好朋友”的空缺，导致我更无暇顾及自己和伯纳德亟须修补的关系。
纵然龃龉丛生、疲惫不堪，乐队仍然维持着正常运转，最终我们飞回英格兰休整了一小段时间。然而在音乐行业内，“打入”美国市场是个无人能抵挡的执念，于是没过多久，我们又高高兴兴地收拾好行囊，再次登上了跨洋航班。这一次，悲剧降临了。就在巡演当晚，伯纳德久病在床的父亲过世了。我们在纽约一家酒店接到了这个消息，所有人都面如土色。我们本该取消巡演，给他哀悼的时间和疗伤的空间，可不知是疯了还是怎么回事，我们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选择性地遗忘了这件事。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可想而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伯纳德变得越发沉默寡言、独来独往，而彼时的我在感情上还不成熟，作为朋友不仅没能向他伸出援手、给予安慰，还怯懦地躲进了放浪形骸的公路生活以求逃避。就这样，人心开始离散，我们的关系开始破裂，彼此之间也开始互相妖魔化，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事件，导致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