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开始考虑写这本书时恰逢冬日，在那些下着蒙蒙细雨的晦暗清晨，我总是翻来覆去地纠结一个问题，即我是否能将一场本质上并不算体面的斗争讲述得动人又富有诗意，尤其是……说实话，一个人越是成功，生活似乎就越是褪去了诗意与魅力——“越富有，我们就越是贫穷”，容我不恰当地引用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从许多方面来说，要想取得成功，你必须牺牲掉自己的一小部分。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与魔鬼做交易”，虽然这个比喻的意象可能过于戏剧化，但我认为它的确含有一点现实的成分。当我不厌其烦地反思早年的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时，我所看到的形象与后来乐队真正开始飞黄腾达之后我慢慢转变成为的那个人有很大区别。虽然我希望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怀旧，但一个人总是能从自己身上认识自己，所以我想也有必要偶尔回头看一看过去那个稚嫩而羞怯的男孩，找一找如今他还剩了多少在这里。当我们杀出了重围，在漫长崎岖的坡道上摸爬滚打的时候，我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小部分，我的世界观变得越来越狭隘片面，局限在了故步自封的伦敦地下圈子里，再也无法自由驰骋、四处流连。美好的纯真心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刚愎自用的野心。我想此时有必要提一下玩乐队是怎样将人消耗殆尽的。你绝不可能只把它当成业余活动来做。即便是起步阶段，但当你奋力爬过独木桥的时候，生活就如同被唯一的神主宰，变得难以置信地单调，每一天都在无休止地追逐，向职业里程碑清单里的下一个关卡冲刺。你不是在工作就是在谈论工作，不是在谈论工作就是在想着工作。即便是睡着了，梦里你依然在工作。有时候当生活加速得过快过猛，活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走到一旁去喘口气。但凡忘记了自己结队初衷的乐队都注定要走向分崩离析。然而初尝成名滋味的人难免会被冲昏头脑，此时你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跌跌撞撞地奔走于满地亮晶晶的小玩意儿之间，很难将上述道理铭记于心。你开始学着成为另一个人，一个你到头来不会那么喜欢的人，集体创作音乐的纯粹快乐日渐消退，所有人都各自萌生出有害的异心。
当我们暂时从残酷的巡演中脱身，远离了围着我们打转的那帮奇葩军团以后，方才得到片刻的清净，这时我们退回到自己的避难所，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为我们的出道专辑集齐剩下的歌曲。就像多数出道专辑一样，它将主要由现场演出中最受欢迎的曲目组成，但由于我们冒失地扔了三四首好歌到单曲B面，所以需要新歌来补缺。于是伯纳德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他为我们所有人注入了一股狂热的驱动力，一种不安现状、严于律己的意识，让我们认识到山羊皮如果创造不出新作品，就一文不值。这一理念从很早开始便融入了我们的骨血，如果说今天的山羊皮还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可言，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拜它所赐，好吧，也拜他所赐。有一天，我晃荡到伯纳德位于西汉普斯特德的公寓里，我们俩泡了茶，聊起天来。他抓起他的红色吉普森（Gibson）ES-335吉他，开始弹奏他写的一段百转千回的琶音，其间穿插着纤细的颤音，然后不留痕迹地过渡到疾风骤雨的激烈副歌。我开始用假声跟着主歌哼出一句歌词，之后迅速把它录进了我的一台迪克塔风录音机——我有很多台这种录音机，平常我会跟着乐队排练时胡乱弹的曲子，用尖厉的颤声对着它哼唱半成形的歌词。那首歌最终成了《她没有死》（She’s Not Dead），而我为它填的歌词则是关于一段往事——关于1980年代初我姑妈吉恩的死。而在那个秋高气爽的午后，伯纳德弹着吉他，我望着窗外洒下的落叶，耳畔响着暖气片的滴答声，那一幕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段美妙又朦胧，或许还有几分伤感的记忆，象征着我们早年甘之如饴却总被人忽略不计的和睦时光。我还记得我们俩在一起工作时那肃然而生的敬意，那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的意识——意识到某种特别之物又一次像魔法一般闪现在我们的指尖。那一年我生日那天，不出意料，我又跟艾伦在穆尔豪斯路上彻夜狂欢，跟我们一起的还有当时似乎总是黏在我们身边的一群不知打哪儿来的怪人。最后他们都跌跌撞撞地离开之后，我和艾伦瘫倒在我们破旧的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听着音乐。这时忽然响起了一声敲门声，我打开门，发现伯纳德和索尔带着礼物站在门前。我的意识大概没剩下多少，但还是领着他俩上楼，给他们泡了茶。他们坐下来开始聊天，我则摇摇晃晃地站在一旁，努力让双眼聚焦。那阵子我买了一台便宜的老立式钢琴，拆掉了它的上门，让里面的机械装置暴露出来，以模仿“二战”前流行的皮阿诺拉自动钢琴（pianola）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伯纳德坐到它前面，开始弹他写的一首优美细腻、华尔兹般轻盈婉转的曲子。他弹钢琴的样子无与伦比——天真又魅惑，还有些小心翼翼，仿佛在设法赢得这台乐器的欢心。他举手投足之间流露着一种无师自通的气质，看上去就像小孩子在上钢琴练习课，叫人叹为观止。后来他告诉我，那首曲子是受了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启发而作。等我清醒过来以后，立即开始为它写歌词，这就是后来的《来世》（The Next Life）。在它诞生之前，因为被尼尔·杨（Neil Young）的专辑《淘金热后》（After The Gold Rush）朴实无华的结束曲打动，我们讨论过要用一首更短小、更静谧的歌曲来结束专辑——它要不同于标准的吉他摇滚乐，以给听者留下喘息的空间。现在有了《来世》，我们感觉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结束曲。
我们已于当年早些时候在伊斯林顿路上的天使录音室（Angel Studios）进行了几场录音，但直到转战基尔伯恩大路路口的石头大师录音室（Master Rock Studios）之后，专辑才开始现出雏形。那段日子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片段：我口袋里装着削尖的铅笔，脚上穿着破洞的鞋，怀着满心的希望和满脑子的兴奋跳上31路公交车；还有一些小事，比如当我赶到目的地时因发现洗手间里竟然有肥皂而大感新奇；还有坐在控制室里，一杯又一杯热茶在身边冷却，《默剧马》宛如迷宫般的迤逦吉他前奏像青烟一样在空气中袅袅盘旋。那是山羊皮的一段激情岁月。虽然还没有出现任何接近现象级的音乐风潮，但我们都真心实意地怀有一种共识，即山羊皮绝不只是又一支普通的乐队在制作又一张普通的专辑，而是正站在某个大事件的最前线。今天再把我们那张出道专辑放到历史背景里去看，显然一眼就能看到它如何引领了1990年代的吉他流行乐运动，然而我也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它的制作过程中，我们被一种汗毛直竖的战栗感附体，内心充满一股诡异到几近癫狂的激情，感觉自己在做一件有价值的事——远比我们自身以及那些鸡毛蒜皮的私人肥皂剧要来得重大。我还记得我有种被裹挟而去的美妙感觉，将所有不愉快的事通通抛在身后，就像是狄更斯小说里那些被拯救了的幸运男孩：奥利弗·崔斯特在布朗洛先生的房子里一觉醒来，发现阳光从窗外流淌进来，关于比尔·赛克斯的记忆仅仅是一片遥远的阴影。(40)想必我们每个人都心怀感恩之情，对什么或对谁感恩我不清楚，但在一点一点攻克那张唱片的过程中，我们的脸上时常洋溢着一抹微笑，让人屏息的使命感时刻在驱使我们前进。
然而还有两三个缺口需要填满。有一首歌带有简洁的布鲁斯风味，因此歌名暂定为《石头风》（Stonesy）(41)，它尤其叫我摸不着头绪。但鉴于《动物硝酸盐》用了不少时间才找对感觉，我们都相信这首歌也值得耗费工夫去追逐。那段时间我邂逅了一位艺术家，她是个性情多变、暴风雨般的年轻女子。我和她展开了一段常常如烈火般炽热的疯狂恋情，搞得人心力交瘁。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了趟巴黎，然后回到穆尔豪斯路，那儿正在进行日常的24小时派对，迎接我们的是艾伦赶尽杀绝的纵情狂欢。不可避免地，我们都折腾到身体透支。到了凌晨时分，她晕了过去，像一麻袋土豆摔到地板上。在这令人窒息的绝望关头，我们惊恐地尝试让她恢复意识，汗珠一串串从我额头上滴落，我仿佛看到毫无节制的生活方式向我们露出了狰狞的一面，而生命的脆弱就那么赤裸裸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值得庆幸的是，艺术家女士最后醒了过来，但这一事件让我深感后怕。几天后，我将当时的体验融进了一首歌里，它就是后来的《如此年轻》（So Young），一首关于享乐、死亡、希望和肆无忌惮挥霍青春的歌。待我的演唱部分录好以后，大家退后一步评判了一下，发现还缺少某种元素去调和它简单的摇滚内核。于是艾德挺身而出，贡献了一段唯美抒情的钢琴——如果让我说实话，我怀疑他有点借鉴了迈克·加森（Mike Garson）在《阿拉丁·赛恩》（Aladdin Sane）一曲中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钢琴独奏。事实上，恰好在那段时间，我在《新音乐快递》策划的一次联合访谈中与《阿拉丁·赛恩》魅力慑人的作者(42)面对面时，非常激动地播放了《如此年轻》给他听，还告诉他说“这首歌有你很大的影子”。艾德是作曲家之子，也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颇有实力的键盘手，还有一个信息摇滚乐专家可能会知道：他在1980年代曾为迷幻皮草乐队（The Psychedelic Furs）伴奏。他的演奏引出了音乐里真正的诗意，为《如此年轻》添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我们喜出望外，立即将它定为专辑的开场曲。录制演唱部分时，我在歌曲进入主段落之前尖声喊了几个不知所云的词，以创造一种放浪不羁的登场氛围，意图用迫不及待的叫喊来表达亢奋之情。我越想就越喜欢这个捣蛋的主意，于是决定把它保留在最后的混音里。这一段让我如此无法割舍的原因在于：它会让一张很有可能造成巨大话题性的唱片以谁也不懂的语言开头。我想象着记者们又是倒带又是拿起笔在纸上乱画，同时抓耳挠腮、将耳朵贴在扬声器上的样子，不禁暗自发笑。
坦率地讲，我认为这张出道专辑并没有达到它本可以达到的高度。如果我们足够有远见，把《动物爱人》（Animal Lover）等无足轻重的凑数曲目拿掉，换上那一时期随便哪几首B面歌曲，它都能成为一张更好的唱片。另外，透过奇妙的后见之明来看，我发现它的声音有点单薄，原带加录有点多，折损了现场版的冲击力和未经打磨的锋芒。这种被戏称为“可卡因耳朵”的现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整张专辑缺乏厚重的贝斯打底。但不管怎样，想必艾德一定将我们视为一支能突破标准化摇滚乐之边界的乐队，并将自己更宏大的愿景投注在我们身上，认为我们有潜力将其展现出来。对于《安眠药》和《如此年轻》这样的歌曲而言，他的方式奏效了，但一些不那么细腻的歌，比如《移动》，就毁在了对花哨录音技术的幼稚尝试，以及对歌曲自身的优势与长处的根本性误解。请勿将我这些话理解成是对艾德的贬低，因为显然没有人强迫我们接受他在唱片制作方面的决定，但我想，一个人若要回顾自己一生的作品，那就有必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看法，如果不认清失败，有目共睹的成功就毫无意义。不过那张专辑有一种我至今依然很喜欢的感觉：它既有声嘶力竭的怒吼与咆哮，也不乏如泣如诉的低吟，还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抓拍到了我们在人生那一瞬间的真实面貌——年少轻狂、野心勃勃、一身破绽。在那些自命不凡的时刻，我时常会飘飘然地认为这张专辑就像是对着约翰·梅杰(43)治下的英国举起了一面破裂的镜子，捕捉到了它死气沉沉的一面，映照出一幅破碎、冷漠的世界之景，也传达了作为贫困、边缘的弱者活在其中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回顾往昔，人们总是忍不住去假设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亦常常将第二张单曲唱片的选择看作山羊皮音乐生涯中一个有趣的“滑动门”时刻(44)。原本伯纳德和我——尤其是我——迫不及待想要发布的是《安眠药》，因为从这首歌可以一窥我们的野心有多大，我们最终想要走多远、想达到什么样的格局。然而，抓耳的口水歌《动物硝酸盐》一出世便压倒了其他歌曲的声音，于是计划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在石头大师录音室的桌球台边，索尔鬼鬼祟祟地凑了过来，挑明了他的意见。从唱片公司的角度以及从短期来看，显然正确的做法如他所言。《动物硝酸盐》虽黑暗但上口，虽聒噪但抓耳，若以排行榜成绩和电台累计播放量来论，将它作为单曲发行绝对是正确的决定。可我却忍不住设想如果当时我们呈现给大众的不是它，而是我们更纤细入微的一面，我们后来又会走向何方。山羊皮的核心一直分裂成两面，多年来我们既被其所累，又从中受益。作为创作者，我们总是能在简单的流行钩子和宽阔的叙事图景之间来回切换，这一点固然成就了现在的山羊皮，却似乎给对我们只有一知半解的路人造成了困惑。我的意思是，山羊皮本来有两条路可走，而我们走了其中更顺理成章的一条。走另一条路会不会对我们更好？这个问题虽然永远无解，却常常让我陷入无言的深思。像这样的决策时刻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是因为虽然决策本身并非艺术，却自带一种创造力。在新闻行业，编辑的选择性报道或选择性不报能够改变一篇文章传达的信息，同理，唱片公司的行为亦极具创造性，足以从最根本上塑造并定型一支乐队的公众形象。
随着大众的期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993年新年伊始，我们收到了全英音乐奖（Brits）的一纸邀请函，邀请我们在即将到来的2月颁奖礼上表演。这个时间点似乎正好跟《动物硝酸盐》的预定发售日重合。由于我们依然对成功和曝光如饥似渴，也尚未理解“风格即省略的艺术”这一箴言，于是决定接受邀请。我从未对全英音乐奖有过任何好感，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想必感觉也是相互的。在我看来，它奖励的是销量而非艺术，是排场而非内容，不过是一场浮华的作秀，一轮虚有其表、贪得无厌的自我展示，一屋子吃得过饱的男人和打扮过头的女人轮番发表穷极无聊的讲话。我们穿上褪色的二手衣服，胡乱染了一下头发，就这样穷酸地闯入派对，开始了我们狂放不羁的砸场式表演。最后我们丢下乐器，带着一肚子肤浅又傲慢的怒火，气势汹汹地冲下舞台。全场的人摇头瞪着我们，正中我们下怀。格格不入的感觉如此美妙，身为光荣的搅局者我们尽兴狂欢，好比粥里的苍蝇，苹果里的蛀虫。整件事在当时感觉傻得可笑，但现在回想一下，它着实放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某件重要的事仿佛呼之欲出——我们与音乐产业的关系将永远无法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