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靠储备生活。5年多来，我们的许多科学家一直在实验室、工厂、商店和前线作战。我们引导科学家聚焦于新武器、新材料的研制和新方法的应用，让他们把大量精力投到科学研究和开发办公室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发起和控制的大量研究范围相对狭窄的项目上。在紧急形势下，科学家们像军队一样被动员起来并服务于国家。他们的工作转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广领域，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对基本问题的探寻，偏离了关乎人类福祉和进步的研究。这不是抱怨，而是事实。后方的科学动员在帮助前线的战士赢得战争并缩短战争；它还附带积累了大量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实用科学经验和知识，其中的很多都可以在战争结束后投入应用。我们的国家有幸得到了科学家的助力，而且时间也站在了我们一边，我们才得以提前取得战争的胜利。
应立即解除安全限制战时所获得的许多信息和经验都被限制在了收集这些信息的机构。然而为了公众的利益，除非军事安全部门另有规定，这些知识其实应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多亏了战争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明智安排，战时医学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已经公之于众；专业期刊上已发表数百篇相关的文章，许多内容则正在出版过程中；那些仍属于保密等级的资料也应尽快公开。
我的观点是，针对其余的大部分机密科学材料，只要有证据表明敌人无法将其变成在战争中对付我们的武器，我们就应当将其公开。工业和教育所需要的大部分信息，都可以在不披露其在军事材料和设备中实际应用的情况下予以公开。我们基本上没有理由认为，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不会及时发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秘密信息。科学信息的广泛传播可以很容易带来更多的进步，而且与限制举措相比，它更能为我们的国家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尽管我们期盼着限制政策能够阻止潜在敌人对我们的追赶，但它也会阻碍我们自身的进步。
让选定的科学家小组对某项专门问题展开研究，同时隔绝各个研究小组之间的沟通，这在战争期间确实有一定的必要性。尽管所有相关方都意识到这只是一项紧急措施，而且阻碍了科学进步所必须倚仗的相互交流，然而在战争期间，为了和时间赛跑，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仍不得不坚持这一做法。
我们战胜未来潜在敌人的能力取决于科学的进步，而科学要想更快速地进步，则更需要知识的传播，而不是对现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长久的限制。
需要协调在规划与战争有关的科学数据和经验的发布时，我们决不能忽视一项事实，那就是陆军、海军、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政府的其他部门和机构、教育机构以及许多工业组织都是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在不同地方都有对同一真理的独立发现，这并非孤例。因此，允许一家机构发布信息却继续在其他地方实行限制，在其效果上是不公平的，而且会损害科学家的士气和效率，因为他们本来就因为战争带来的控制和限制牺牲了个人利益。
部分当下应公开的机密信息属于我们和盟友共同所有。我们应当就这些信息的公开方案与盟友展开协商，以尽量减少因零星不受控制信息的公开而引发的国际摩擦风险。
一个控制信息发布的委员会负责建议发布军事机密信息的机构应该是具备扎实科学和技术基础的陆军、海军以及民用机构。此类机构应当有能力为战争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提供建议。此外，为了确保做出迅速和实际的决策，它也应得到充分的承认。
为了满足这些考量，我建议设立一个由同等人数的科学家和军人组建的委员会，其职能是对信息解密做出审议，并控制目前仍属保密级科学信息的公开发布。
应当鼓励出版使信息解密并发布，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小步。另一步则是准备材料并以有利于传播和使用的形式和价格出版。就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而言，随着以战争为目的的研发压力有所减弱，我们已经为各类手稿的撰写做出了安排。当然，目前我们的人员仍然在岗并完全控制着这些信息。
我们应该以合适的格式和低廉的价格，快速地将这些科学材料送至各地科学家手中。我们也应该让在海外学习的学者掌握这些信息，以让其了解国内的各项进展。
建议所有拥有解密科学信息的政府和私人机构立即采取措施，以鼓励和便利报告的编写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