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对国家安全具有绝对必要性，在这场战争中，这一点已显露无遗。与德军U形潜艇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实则是一场科学技术之战，而我们在其中只能说是略占上风。雷达为我们的战斗部队安装上了新式眼睛，但那些能够蒙蔽这些眼睛的反雷达技术也在蓬勃发展。这又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技术战。德军对伦敦展开的V——1型导弹攻击最终被在这场战争中研制并得到极有效利用的三种装置击败。但V——2型导弹却无法拦截，只能靠摧毁发射点来应对。
战争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在近期一封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联名信中表示：
这场战争强调了三项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事实：（1）强大的新防御和进攻战术是围绕科学和工程研究所研发的新武器发展出来的；（2）抢得先机开发出此类武器和战术，对取得战争胜利或具有决定性意义；（3）战争日益成为全面战争，除了三军武装力量，战争取胜也必须依靠全体民众的积极参与。
在战争的压力下，我们的研究者为保证国家安全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为了确保能够按照以上所预见的技术趋势做好长期准备，我们也必须号召我国的科学家们继续在和平时期做出同样卓越的贡献……
在和平时期，我们必须进行更多、更充分的军事研究。我们要努力追赶，不能再依靠我们的盟友来阻挡敌人。此外，很明显，只有政府可以从事军事研究，因为它必须秘密进行，且很多研究都没有商业价值、成本极高。在支持军事问题研究方面，政府责无旁贷。
现代战争要求使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雷达研发中的许多领导者都是科学家，他们在战争之前就一直在探索原子核。尽管未来对陆军和海军军官的培训必须更加重视科学，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些人成为科学研究专家。因此，我们需要在部队军官与平民科学家之间建立专业的合作关系。
陆军和海军要继续就现有武器的改进展开研究和开发。多年来，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一直通过对飞行问题的基础研究来支持陆军和海军的工作。如今，我们应当以持久性的民用活动来补充部队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以使其能够在和平时期继续推进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在战时所从事的部分活动。
为做好军事准备工作，我们需要一个常设的、独立的并且由文职军官掌控的组织。该组织应当与陆军和海军保持密切联系，但其资金直接来自国会，且拥有开展军事研究的明确权力。这一组织开展的科学研究，将对陆军和海军直接控制下的研究加以强化和补充。
科学和就业我们的希望之一是战争结束后将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各类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将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尚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有释放美国人民的全部创造力和生产能力，这一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当然，如果我们停滞不前，仅靠制造与以前相同的东西并以相同或更高的价格出售它们，我们将不会实现这一目标。除非我们提供新的、更具吸引力和更便宜的产品，否则我们将无法在国际贸易中取得领先。
这些新产品将从何而来？我们将如何找到生产物美价廉产品的方法？答案很明确。必须有一系列新的科学知识来推动私营和公共企业的发展，必须有大量接受过科学和技术培训的人员，因为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实际应用都有赖于他们。
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我们就必须有数量更多和质量更好的科学研究。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进行基础研究并不考虑实际目的。它产生的是一般性知识以及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尽管无法对任何一个问题给出完整具体的答案，但这种一般性知识提供了解答大量重要实际问题的方法。应用研究的功能就是提供这样完整的答案。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可能对其工作的实际应用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如果基础科学研究长期遭到忽视，工业研发的进展也终将陷于停滞。
基础科学的特性之一是它能开辟出多种引发进步成果的途径。许多最重要的发现都是出自截然不同的实验本意。从统计学上讲，可以肯定的是，重要的发现都是某些基础科学研究的结果。任何一项特定研究的结果都无法被准确预测。
基础研究会带来新知识。它提供的是科学资本，是所有实际知识应用的源头活水。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都建立于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之上，而这些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源自最纯粹的科学领域的研究。
今天，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引领者，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真理。19世纪，美国人以欧洲科学家的基础发现为主要依托，便可以凭借其机械发明大力推进实用技术的发展，但如今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一个依靠别人来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能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将步履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也会非常弱。
基础研究的中心公共和私人支持的学院和大学以及受捐赠的研究机构，都必须既孕育新的科学知识，也要成为培养职业研究人员的摇篮。这些机构因其传统和自身的特点而更加具备开展基础研究的特质。它们的责任是保存前人积累的知识，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并贡献各种各样的新知识。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些机构中，科学家可以在一种没有成规、偏见或商业需求等压力的氛围下展开工作。它们竭尽所能为科学工作者提供强烈的团结感和安全感，以及极大程度的个人知识自由。所有这些都是关乎新知识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新知识总不免会挑战现有的信念或实践，因此肯定会引起反对。
工业通常受制于经济指标、自身定位以及持续的商业压力。在一般的工业实验室，基础科学很少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例外确实存在，但即便如此，在对科学发现至关重要的自由度方面，它们也很难与大学相媲美。
为了有效地发挥基础研究中心的作用，这些机构必须资金充足且充满活力。它们必须能够吸引最好的科学家去担任教师及承担研究之责。它们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研究机会和足够的报酬，从而能够与工业界和政府争夺最优秀的科学人才。
在过去的25年里，工业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些研究主要是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多种实际用途，进而为社会提供新产品、新产业、新投资机会和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在同一时期，同样以应用研究为主的政府内部研究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1930——1940年，工业研究每年的支出从1.16亿美元增加到2.4亿美元，政府每年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从2 400万美元增加到6 900万美元。同期，高等院校的科研支出从2 000万美元增加到3 100万美元，而受捐赠研究机构的科研支出则从5 200万美元降至4 500万美元。这是目前最为准确乐观的估计。这些数字来自各种渠道，因此定义也不尽相同，但我们相信这些数字可以证实以下趋势：
1.工业和政府用于科学研究（几乎全部是应用研究）的开支在1930——1940年间增加了一倍多。1930年，它们的研究支出是学院、大学和研究机构的6倍，到1940年则已经接近10倍。
2.在此期间，高等院校的科研支出增加了50%左右，而受捐赠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却在缓慢下降。
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若想满足产业和政府对新科学知识迅速增长的需求，则应该利用公共资金加强其基础研究。
政府内部的研究虽然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但大多数在政府实验室进行的研究都属应用性质。这一向如此，未来也很可能继续如此。因此政府和工业界一样，需要依赖大学和研究机构来扩大基础科学的前沿，培养训练有素的科学研究人员。
政府的研究是我们整个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战后更需要加强和扩大。这种扩大应集中于那些具有公众重要性且私人组织无法充分开展的研究和服务领域。
受雇人才的素质是科技工作中最重要的因素。政府目前在招募、评定和奖励这类人员方面所遵循的流程，已经使政府在与工业界和大学争夺一流科学人才方面遇到了严重障碍，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这种障碍。
在政府中，由众多科学机构组成一个大部门的安排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目前这种模式已经十分深入人心，且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但是在政策和预算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对这些机构的科学活动进行某种程度的协调，但目前尚不存在相关的协调手段。
应建立一个常设科学咨询委员会，以便与这些科学机构进行磋商，并就政府内科研机构的政策和预算等问题向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提供建议。
这个委员会应该由与任何政府机构事务没有利益关联的科学家组成。
工业研究政府加强工业研究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是支持基础研究和培养科学人才。
基础研究的益处并不会均等地或以同样的速度惠及所有行业。一些小企业从来没有从中受惠。有人建议，如果为这类企业建立“研究诊所”，这些益处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企业家们便可以比现在更多地利用研究成果。这个建议当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影响工业研究数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所得税法。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将影响工业技术进步的速度。美国国家税务局对于扣除研发费用的不确定性态度阻碍了研究支出。这些不确定性的产生是由于税法对此类费用的处理缺乏明确规定。应当修订《国内税收法典》，以消除目前在将研发支出作为日常费用抵扣净收入方面的不确定性。
研究也受到专利法的影响。专利法的作用是激励新发明，并促进围绕新的设备或新工艺建立新的产业。这些产业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新产品，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进国家的福利和实力。
然而，专利法在实施方面的不确定性也削弱了弱小行业将新理念转化为有益于国家的工艺和产品的能力。这些不确定性部分归因于目前的专利制度在执行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费用问题。另外这也要归因于在专利使用方面出现的某些滥用情况。这种弊端应当予以纠正。它们导致了肆意的批评性攻击，而这些攻击往往会导致一个基本健全的体系名誉扫地。
重要的是，专利制度应继续以宪法所规定的方式为国家服务，因为它向来是保持我国产业活力并令其脱颖而出的一项必要因素。
国家专利计划委员会就此做了报告。此外，在商务部部长的领导下，我们正在就应当如何修订专利法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我建议在提交专门针对该主题的报告之前，政府不要就专利法采取任何具体行动。
科学信息的国际交流科学信息的国际交流越来越重要。科学日益专业化，这使得我国科学家持续领先于国外同行这件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此外，科学信息的流动也是我们应加以培养的一般国际协定的一个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式在科学交流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协助安排国际科学会议，对出席此类会议的美国科学家给予官方认证，以提供翻译服务以及提供国际研究奖学金等方式，对常驻我国的外国科学家予以正式接待，使技术信息的快速流动成为可能。目前，私人基金会和其他团体部分地履行了其中一些职能，但其辐射范围既不完整也不充足。
政府应在促进科学信息的国际流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对联邦支持的特别需要我们不能再指望以被二战蹂躏的欧洲作为基础知识的来源。过去，我们致力于应用国外发现的基础知识。未来，我们必须更加专注于自己发现基础知识，因为未来的科学应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基础知识。
必须给我国的研究注入新的动力。这样的动力只能从政府中迅速获得，否则，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开支将无法满足公众对研究日益增长的需求。
此外，我们不能指望工业界能够充分填补这一空白。工业能够充分应对将新知识应用于新产品的挑战。在这方面它们可以依靠商业激励。但是基础研究本质上是非商业性的，如果把它交给工业界，必将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
多年来，政府一直在明智地支持农业院校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收益。是时候将这种支持扩展到其他领域了。
然而，在提供政府支持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保留私人对工业界、高等院校以及研究机构的支持。这些私人财源应继续承担其研究捐助者的角色。
单个项目的成本据估计，一个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提供联邦支持，以及为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应用研究提供资助的适当项目，其初始成本大约为1 000万美元，等到项目进行到第五年底全面展开之际，其年度支出可能会增加到5 0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