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海外部队在内的全军各类疾病死亡率，已经由一战的14.1‰下降到二战时期的0.6‰。
诸如黄热病、痢疾、斑疹伤寒、破伤风、肺炎和脑膜炎等严重疾病，已几乎全被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杀虫剂滴滴涕、质量更佳的疫苗以及改进的卫生措施所攻克。疟疾已经得到控制。外科手术水平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战争期间取得如此显著的医学进步，是因为在战争之前，我们就通过众多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
和平时期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49岁增加到65岁，这主要源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在过去的20年中，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87%。
胰岛素使糖尿病得到控制，肝浸膏攻克了恶性贫血；得益于辅助食品和膳食的改良，一度普遍存在的营养缺乏症，即使在最低收入人群中也大幅减少。我们在癌症的早期诊断、手术和放射治疗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正是通过医学和临床前科学的大量基础研究，以及通过医生、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机构对这一新科学知识的传播，我们才能取得这些成果。在这种精诚合作的过程中，制药业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所有的医疗和公共卫生组织都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们是一个团队中相互依存的成员。
与疾病做斗争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根源在于一系列新科学知识的不断扩展。
尚未解决的问题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每年仅一两种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远远超过我们在二战中失去的人口的总和。平民人口的死亡大幅缩短了我国公民的有效寿命。尽管在过去的30年里民用医学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这才是我们现在的真实处境。儿童疾病死亡率的下降使医学的重点转移到中老年群体，特别是恶性疾病和晚年显著的退变过程。心血管疾病，包括慢性肾脏疾病、动脉硬化和脑出血导致的死亡人数，现已占美国人因病死亡人数的45%。其次是传染病，再次是癌症。此外，许多疾病（例如，普通感冒、关节炎、哮喘、花粉热、消化性溃疡）虽然很少致命，但会导致不可预料的伤残。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精神疾病的增加。在美国大约有700万人患有精神疾病，医院1/3以上的病床被这些人占用，每年需耗费1.75亿美元。每年有12.5万例新的精神病患者住院治疗。
尽管在延长寿命和减轻痛苦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有许多疾病尚未有充分的预防和治疗手段。我们固然要增加医生、医院和扩展健康计划，但除非我们扩大对人体组织和疾病性质的了解，否则这些资源就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任何医疗设施的扩建都必须伴随着医学培训和研究计划的扩展。
需要广泛及基础的研究与医学进步有关的发现通常来自遥远的学科或出乎意料的发现，过往如此，未来也肯定如此。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癌症以及类似疑难杂症的治疗进展，完全有可能源自某些毫无关联学科的基础发现，甚至是源自研究者某些完全意料之外的发现。未来的进步，有赖于整个医学前沿以及化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理学、细菌学、病理学、寄生虫学等基础科学的广泛发展。
在二战中，与疾病做斗争取得的各项突破，皆源于医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那些遥远且意料之外的发现。
在专项问题上协作攻关正是因为政府协调和支持了青霉素的研究和发展计划，这种新药物才得以被及时输送到我们的军队，拯救了无数的生命。若不是政府牵头，这项研究绝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从早期实验室阶段到后来的大规模生产和使用。抗疟疾药物的研发工作多年来一直进展缓慢，但在战争期间，政府的支持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类似的医学进步案例还有很多。政府提供全面的协调和支持以取得相关成果，同时政府并没有对这些合作机构该如何开展具体工作指手画脚。
新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发现通常来源于医学和基础科学的基础性研究。要使这些材料和方法能够为医生所用，就需要医学院、大学的科学部门、政府和制药企业等协同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倡导、支持和协调可谓极具功效。
政府对研发新治疗材料及方法的倡导和支持，可以让公众尽早获益，缩短公众的等待时间。
行动的必要性医学研究的主要场所是医学院和大学。在某些情况下，研究团队可以针对专项问题进行协作攻关，以构成对陆军、海军、公共卫生服务和其他组织类似攻关的补充。然而，除了教学以外，医学院和大学的主要义务是继续保持这些机构的传统职能，即为个体研究者提供机会，以使其能够依据其兴趣、好奇心以及想象力，不受限制地对自然科学展开自由研究。医学史清楚地教导我们，给予有准备的头脑完全行事的自由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以这种方式促进医学研究是医学院和大学的一项特殊职权，这一职权不能被转移至政府机构、产业组织或任何其他机构。
在涉及人体临床研究时，医学院更具有独特优势，因为医学院与教学医院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将此类研究与临床前科学部门的工作相结合，并在培训过程中向医生传授新知识。反过来说，由于教学医院与医学院联系密切，需要获得医学院的人才输送和业务监督，因此也特别适合进行医学研究。
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美国在医学研究方面超越了所有其他国家，并处于世界领导地位。这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大学捐赠收益、个人捐款和基金会资助等所提供的慷慨资金支持。然而医学院校研究部门的发展非常不均衡，因此大多数的重要研究都是在少数大学完成的。这种情况需要得到纠正，我们应多支持那些实力较弱的研究机构，尤其是在那些目前没有活跃医学研究活动的地区。
捐赠收益、个人捐款和基金会资助是医学研究的主要传统资助来源，但来自这些渠道的资助正在日益减少，且目前还看不到这一趋势发生改变的可能。与此同时，研究成本正在逐步上升。研究所需的设备日益复杂昂贵，物资供应成本日增，研究助手的工资也在上涨。企业只能是基础医学研究的部分资金来源。
显然，如果我们要保持过去25年医学取得的进步，政府就应该通过研究补助金和奖学金的方式，向医学院和大学的基础医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第一年可以有效使用的金额不应超过500万美元。在一个项目实施后，每年的有效花费或可达到2 0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