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对在这场残酷战争中身受重伤的战士们而言，青霉素这种新药的意义到底有多么重大——它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并为伤者减轻了难以估量的痛苦。这一切皆源于科学和这个国家的伟大创造力。
我们中的一些人知道，在使联合国军队战胜纳粹德国以及将日军逐步赶出其岛屿堡垒的过程中，雷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雷达的诞生，同样也是源自多年来的艰辛科学研究。
但我们经常忘记的是，在和平年代的周六晚上，之所以有数百万个人的口袋能够被工资塞满，是因为新产品和新产业为无数美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样是科学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到1939年时，有数百万人从事的是在一战结束时尚不存在的行业，其中包括无线电、空调、人造丝和其他合成纤维等等，而塑料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业而诞生的产品之一。但是这些事情并不标志着进步的终结，相反，如果我们充分利用我们的科学资源，它们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继续研究自然规律，把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就可以拓展新的产业，许多旧的产业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加强和发展。
农业的巨大进步也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抗病能力更强及生长周期更短的植物、家畜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虫害的防控、更优质的肥料和更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都来自艰苦的科学研究。
科学的进步一旦应用于实践，就意味着更多的岗位、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劳作、更丰富的农作物，人们可以有更多的闲暇用于娱乐、学习，可以抛弃烦琐的生活，远离长久以来的劳苦。科学的进步也将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使疾病得以预防或治疗，促进我们对有限资源的保护，并为抵御侵略提供更多保障。但要想确保高水平就业及保持世界领先的目标，我们就必须保证新的科学知识能够持续而大量地涌现。
1900——1940年，美国人口从7 500万增加到1.3亿。在一些国家，这样的人口增长早就带来了饥荒。但在这个国家，伴随人口增长而来的却是更丰富的食物供应、更好的生活、更多的休闲、更长的寿命和更健康的身体。这主要应归结于三大因素：在民主体制下，充满活力的人民能够自由发挥其主动性；国家财富极大丰富；科学取得进步并得到应用。
科学本身并不能为个人、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弊病提供灵丹妙药。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科学都只是以团队中一员的身份贡献于国民之福祉。但是如果没有科学进步，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无法确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健康、繁荣和安全。
科学是政府理应关心的问题政府应促进开辟新的前沿领域，此为美国的一项长期国策。正是这一政策为快船开辟了新的海域，为拓荒者带来了新的土地。虽然如今我们已经大体不再需要开疆拓土，但科学的前沿仍待我们去开拓。与此同时，为所有公民参与新前沿发展提供便利也是美国的一项传统。美国之所以能变得如此伟大，正是得益于此传统。
此外，由于健康、福祉和安全都是政府应该关注的议题，因此，科学进步必然也必须是政府的重大利益所在。没有科学进步，国民的健康状况就会恶化；没有科学进步，我们就不可能提高生活水平，也无法增加公民的就业机会；没有科学进步，我们就不可能维系我们用以对抗暴政的自由。
政府与科学的关系——继往开来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对科学事务产生了积极的兴趣。19世纪，海岸与大地测量局、海军天文台、农业部和地质调查局等部门相继成立。80余年来，通过联邦政府“赠予学院土地法案”，政府对州立研究机构的支持也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自1900年以来，联邦政府便在内部大量设置各种科学机构，截至1939年，其数量已超过40个。
由政府机构开展的科学研究，其性质大多介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几乎所有政府的科学工作都有最终的实际目标，但是在许多受到更广泛关注的领域，这些科学工作通常涉及的都是对基本性质的长期研究。一般而言，政府的科学机构不像工业实验室那样关注即时的实际目标，也不像教育和私人研究机构那样可以不考虑潜在经济应用而自由地探索任何自然现象。政府科学机构的成就斐然，但它们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我们尚未设定科学方面的国家政策。政府也是刚刚开始利用科学来改善国民福祉。政府内部没有任何机构来负责制定或执行国家科学政策。国会也没有专门讨论这一重要问题的常设委员会。科学一直处于隐鳞藏彩之态，而鉴于它已成为我们未来诸多希望之所在，我们如今理应将它推到舞台的中心。
某些涉及公共利益的科学领域虽然利害攸关，但如果没有来自私人资本的更多支持，这些领域恐怕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展。军事问题、农业、住房、公共卫生、某些医学研究以及那些超出私人机构资本承担能力的高成本研究，则应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但迄今为止，除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所主导的关于战争的集中性研究，政府在这方面的支持一直不够且不稳定。
鉴于本报告中所提出的理由，我们正进入一个科学需要且应该得到更多公共资金支持的时期。
研究自由必须得到保障大学以及研究机构，无论公立私立，都是基础研究的中心。它们是知识和探究的源泉。只要它们充满朝气、健康发展，并且科学家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自由追求真理，它们必然能够产生可用于解决政府、产业或其他领域实际问题的新科学知识。
政府于战时科学应用中得到的众多经验教训，亦可以在和平时期得到有效的利用。政府尤其适合于某些职能的执行，例如协调和支持具有国家重大意义问题的全面规划等。但是，在将战时的有效方法应用到和平时期完全不同的情况中时，我们也必须谨慎行事。我们必须取消我们以前不得不施行的那些严格控制，恢复研究自由，并重拾扩大科学知识前沿所必需的那种良性的科学竞争精神。
广泛的科学进步源于学者的思想自由及研究自由，他们理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主选择研究的方向。根据本报告列出的“五项基本原则”，研究自由在任何政府资助的科学规划中都必须得到保障。
针对罗斯福总统在信中所提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各个委员会都不辱使命地开展了勤勉细致的研究。本报告所提出的结论和建议都是基于这些委员会的研究，相关的完整研究报告则全文刊载于附录中。唯一的不同在于，本报告倡导建立一个关于科学研究的总体机制，而不是委员会所建议的多个机构。各委员会委员已经审查了有关建立单一机制的建议，并认为此计划完全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