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继承、托古与赝品

03 继承、托古与赝品

流传到现在，秦代度量衡实物上有诏版的情况有三种：有物有铭——器具和诏版在一起；有铭无物——器具已经遗失，只留下诏版；有物无铭——器具在，诏版脱落遗失。诏书内容有始皇二十六年诏、二世元年诏和二帝双诏。短短十年的工夫，这种大量复制、转载、传播的公告遍布天南地北，可见是真正地昭告天下，大一统的局面。

再加上会稽、峄山、泰山等地类似内容的刻石，东方大帝秦始皇着实狂刷了一把存在感。在遥远的西方，波斯帝国居鲁士二世有同样的嗜好，留下黏土圆柱和贝希斯敦铭文等一系列作品。居鲁士所作所为在秦始皇之前，也就难免引起了东、西二帝谁学谁的一番议论。

居鲁士二世圆柱外形酷似一个玉米芯，黏土制成，上面刻有楔形文字，核心内容是宣示他为世界之王，未来会以慈悲之心对待被征服者并包容各地方宗教。居鲁士二世骄傲地说：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之王，合法之王，巴比伦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宇宙之王[1]。

东、西二帝所作刻石或圆柱的内容比较一致。文风比较起来，居鲁士圆柱铭文全部用自称，自傲、热烈、奔放；秦始皇刻石颂词借旁人之口，有东方人的含蓄，铜诏版像一则简讯，删减了歌功颂德、溢美之词，叙事简明扼要。

谁学谁的问题没胆猜，我试图从中国本土给秦代刻石和诏版找源头。

中国古代器物上出现记述事情的文字起源于青铜器，以现存于台北故宫的西周毛公鼎最长，有接近五百字之多，分成七段叙事。内容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于是请叔父毛公协助打理国家内外大小政务，毛公尽职尽责，成绩有目共睹，得到嘉奖。毛公为这事特此铸鼎，并代代相传。其中心思想与皇帝刻石“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是一个意思——你们大家要明确并牢记，我的行为合法。

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出面制作了标准量器方升，沿袭了西周以来刻字记事的传统。表面上看商鞅方升是量器，是秦国统一度量衡制度的萌芽，但刻字开篇说的却是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的外交活动。

聘是聘问，按照周礼，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定期不定期需要串门走动[2]。虽然方升后段文字有容量标准，但实质和毛公鼎一样。器物留给秦始皇，经过审验后继续沿用并加刻了40个字告示。好大喜功却不贪功，在统一度量衡这件事上，秦代父子二人步调一致，并没有涂改先人的功绩。

有来龙就得有去脉，出现、发展、定型、流传……这种反映度量衡制度的公文不仅秦二世沿用，尤其在西汉末期被王莽发扬到了极致。

王莽是西汉第14位皇帝刘衎的岳父，篡位后托古改制，大批量发行形制、铭刻都有统一标准和严格规定的诏版[4]。以紫铜铸造，千篇一律，整齐划一。长、宽均为25厘米，重950克；正面阴刻篆字9行，每行9字，共81字。大意是按天神意旨在岁次戊辰年（公元8年），根据星象、阴阳德行，建立“新”，就皇帝位，改历法，易服色，统一确定计长短的丈尺、计容积的斛斗、计轻重的斤两等法则，将诏书颁行天下，希望大家共同遵守，使其世世代代永久保有。诏文内容佶屈聱牙，规天矩地，火星、木星、阴阳五行……皇帝九五之尊，81个字却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不论是哪种器具上的秦诏版，都是从右边起手开写，版面利用随意，文字简洁精炼，落落大方。王莽诏版上的讲究显然多了起来。人越是缺什么就越想要什么，王莽篡位之事无可争议，名不正言不顺，诏版处处附会，格式拘谨，内容缺乏“尽兼并天下”的霸气与底气。篡位不光彩，历代都受鄙视，但客观地说，对度量衡制度的统一，王莽付出了辛苦的劳动。近代学者胡适评价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由于王莽的篡位行为，那些超前的治国思想比如人人有地种、把田地分给老百姓，比如他办事认真、对人恭敬友佳的品行，也就被遗忘了。

相对于王莽诏版给人带来的不舒服，一件怪模怪样的二世诏版逗得我“又㕛叒”地笑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东临朐县文管所征集到一件铜诏版。该诏版外形像一枚印章，背面有桥形钮，钮两侧各铸凸起回首顾尾云龙纹，两条较大的龙纹，各背靠近钮两侧，两条较小龙纹，略靠近边缘，钮上下各有一团火焰珠，四角各铸有如意祥云纹。正面文字保存完好，铸刻小篆体阳文，正书60字，自右向左竖铸，内容与秦二世元年诏版相同。

阳文有钮，使用时可以戳盖在物体上。秦代纸张还没有发明，印盖在丝布一类的织物上也许行，戳印的织物是何用途？戳印在陶器泥胎上？至今考古没发现过与之对应的实物。山东倒是有带诏文的秦代陶器，使用单个字模一个一个分别戳印。龙、火焰珠、祥云，秦代器物上的纹饰没有这种造型。

据说陕西富平县也有一模一样的器物。赶紧电联朋友王宝东，他发来器物和记录的笔记、照片，看完方安下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文物造假手段越来越高明，一眼看穿的鉴宝能力对考古人来说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