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7日,星期日。野外考古队没有周末假日之说,申先生照例探班,看到书案上一堆山东齐王墓的发掘资料,问道:“咋又关注起山东的事来了?”
1978-1980年山东省淄博市发掘了一座西汉初年大墓的5个陪葬坑,经考证,墓主可能是西汉初年第二代齐王刘襄,出土了一万两千多件文物[1],其中有3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汉初期,刘邦稳定政局以后,立次子刘盈为太子。刘肥是刘邦的长子,却因是庶子不能继承皇位。为了弥补歉疚,刘邦册封刘肥为齐王,在今天的山东临淄一带划拨了一块好地。从刘肥到刘襄,齐国是西汉地盘最大的诸侯国。封地虽好,齐王的日子却过得很窝心。
汉惠帝二年,弟弟刘盈在长安以家礼设家宴款待刘肥。吕后对此十分不满,动了杀心。刘肥侥幸回到住地,在身边人的劝说下忍痛割地讨好吕后。先割一块送给妹妹、吕后女儿鲁元公主为汤沐邑。汤沐邑,入干股,拿红利。接着又割济南郡以封吕后侄子吕台为吕国。还没完,在吕后操盘下,又割琅琊郡给吕后的妹妹吕须的女婿刘泽以封琅琊王。齐国七郡严重缩水,齐王所受的精神伤害更大。
一号银盘图[2](绘图:狄明)
二号银盘图[3](绘图:狄明)
忍字头上一把刀,悼惠王的谥号总结了刘肥的一生,长子刘襄继承诸侯王位。吕后去世后,西汉刘姓宗亲、开国功臣们开始清算吕家势力。刘襄首先起兵尽诛诸吕,成功之后大家投票选举新皇。惠帝刘盈早逝没有子嗣,刘襄呼声最高、功劳最大,有理由胜出。
事与愿违,毫无功劳的代王刘恒登上皇位。壮年齐王,差半步就当上皇帝的刘襄郁闷去世。吃穿用度、稀世珍宝随之埋入地下,其中包括一套三件鎏金银盘。
三件银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一号最大、最重、纹饰最繁复,整个画面铺满变形的龙凤纹,令人眼花缭乱。二号和三号大小、重量和纹饰完全相同,有波折和花叶儿、云朵和游龙,装饰简洁。这些纹饰和咸阳残器座如出一辙。
一号银盘刻文摹本(绘图:狄明)
按照属性,文物划分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两类。齐王墓陪葬坑不可移动,其中陪葬物的银盘可移动。原本三件是一套,“长腿”移动分别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
这不是银盘首次“长腿”。
三件银盘都刻有铭文,尤其是一号内容最多。底部文字是容量、重量和使用部门“御羞”,属西汉时期的特点。口沿文字有四段,由上至下分别是“三十三年左工(疾)”“名吉七重六斤十二两廿一朱”“奇千三百廿二釿”“六斤十三两二斗名东”。[4]
第一段表示制作年代和制作者,第二段是器物重量。虽然有留白,前段文字笔画较粗重,后段稍微细浅,但内容连贯,从制作者到器物重量、容量,交代得清清楚楚,刻字形体比较小,笔画特点不是秦代规范的小籇,说的事发生在秦国。
第三段和前两段显然不是同次形成,字迹潦草,结构松散,间距也大,内容涉及器物重量有“釿”字。这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计重单位,说明器物曾与三国之一的某个国家有关。第四段和第三段之间稍有空白,内容包括重量和物品属于谁所有。
由于每次所刻铭文记载的银盘容积、重量、价值不一样,反映的年代、国别也不相同,由此判断三件银盘曾经多次、多地辗转易主,就像“长”了腿。
发掘者为银盘复原了一条旅行线路:
战国时期,在韩赵魏之一制造→秦始皇时期作为战利品成为咸阳城宫殿中的宝器→西汉时期刘邦攻占咸阳,获取宝物,并在御羞校验,正式过户到刘姓名下→辗转到了山东齐王府中。
铭文顺序是从第三段跳跃到第一段、第二段,再跳回第四段。确定这样的先后顺序和故事情节,与历史事件不冲突,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论是西汉前期的皇帝还是齐国诸侯王,谁都没有在位三十三年,银盘的龙凤纹图案又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在这一时期秦王嬴政在位37年(公元前246-前210年),符合条件。
但推理过程遗漏了一个人。战国时期的秦王在位期限符合“三十三年”的还有秦昭襄王,秦始皇的太爷爷,长寿至75岁,统治的时间超过了前任孝公、惠文王、武王的总和,也超过了后面孝文王、庄襄王和始皇帝的总和,龙椅一坐半个世纪。太子嬴柱做了一辈子的备胎,只继位3天就驾崩了。
昭襄王治国期间国力上升,特别是军事成就毫不逊色于始皇帝。他重用谋士范雎、勇将白起,远交近攻,取得了对六国兼并的决定性胜利。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攻陷洛邑,立国879年的赫赫宗周正式终结。周王投降认罪,献出自己全部家当——三十六座城邑、人口三万,才勉强保住了一条性命。象征天下的九鼎摆放到了咸阳城,秦国正式成为天下共主,诸侯皆来归顺。三年后他重返故都,站在雍山血池祭天台告慰先祖德公:子孙饮马于河的预言已经只剩半步之遥。
恰好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昭襄王派穰侯魏冉攻打魏国,攻城四座,斩首四万。或许正是此次战争,银盘来到了咸阳城里的秦宫。
又是昭襄王。
[1]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2] 引自《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图二八。
[3] 引自《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图二九,6。
[4] 徐龙国:《山东临淄战国西汉墓出土银器及相关问题》,《考古》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