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致谢”在非小说类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要远高于在小说中，因为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是（无论对还是错）：非小说类作品更有可能是多人共同创造的成果，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功劳。尽管这种观点或许并没有什么确凿的依据，但我却非常认同。在我着手研究、编辑和写作之前，我写过的每一本书中所涉及的主题对我而言都是高深莫测的。目前我对它们相当熟悉了，这主要得益于前辈们和同辈们的鼎力相助。前辈们为我留下了清晰的足迹，而同辈们为我沿途指路。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诸多文献，每一篇文献都很有价值，特别是有几位前辈的文献对于本书的写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的文献被引用的次数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感谢埃里克·拉克斯、彼得·普林格尔、罗伯特·鲁特伯恩斯坦、彼得·特明、罗伯特·巴德、托马斯·梅德、埃里克·坎德尔，以及格温·麦克法兰。对于每一位希望重现20世纪中叶的任何伟大科学创新的人而言，拜读《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传记回忆录》系列中所登载的讣告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本书的创作初期，我得到的帮助甚至更多。在本书尚未形成提案之前，雅各布制药公司创始人戴维·雅各布（我非常荣幸能称其为朋友）就鼓励我找到项目的主题，最终形成了第五章的标题。我的朋友约翰·罗森在读完本书的初稿后，毫无保留地提出了各种实用的改进建议。帕蒂·麦克纳提供的默克公司企业档案，以及杰夫·布兰德提供的辉瑞公司的相关资料，对于这本书而言都是无价之宝。同时，感谢在罗格斯大学档案馆负责特殊馆藏品保管的档案保管员托马斯·弗鲁西亚诺，特别是在我研读了从苏格兰到伊斯坦布尔的古典专著之后，他提醒我，大量的抗生素革命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距离我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家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地方。
我还要感谢两位对本书的后期写作至关重要的人：对于药物发展历史，世界上没有人能比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迈克·金奇阐述得更为详尽。还有圣路易斯，在我写这篇致谢的时候，他的真正头衔是美国商业研究创新中心助理副校长、主任，医学院放射肿瘤学教授。他一直非常慷慨地为我提供各种建议，自他管理耶鲁大学分子发现中心开始，他一直允许我使用他的研究成果。普林斯顿大学的朱利安·韦斯特从头到尾阅读了这本书的原稿，为我纠正了很多令人尴尬的化学错误，我永远感谢他。我希望在这里清楚地表明：如果本书仍然存在任何化学错误，也完全属于我个人的原因。
感谢在维京公司一直担任模型编辑一职的梅拉妮·托特罗里，她为本书安排了恰到好处的叙事节奏，并从本书和读者双方利益出发进行编辑……也就是说，只有她才能做得这样出色。她曾经几百次说服我对复杂的材料进行剖析，厘清关系，并在必要时将其展开，以使其更具说服力。如果你在任何时候发现本书中言不尽意或者废话较多的篇幅，如X射线晶体学或者专利纠纷的内容，我向你保证，这是由于我没有听从她的建议而自作主张的地方。她的助理编辑乔治娅·博德纳不但勤勉有加，而且在图书和出版方面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感谢本书的文字编辑简·卡沃利纳、设计师阿莉莎·西奥多和纳亚尔·赵（分别担任内页设计和装帧设计），他们不厌其烦地一再提醒我遵从现在已经被称为“传统”的出版模式，这是最重要的，同时通常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财富。感谢安德烈亚·舒尔茨和布赖恩·塔特领导下的数十名维京编辑和出版团队成员以一贯优雅的服务态度为我提供过程指导。
自我开始写书以来，威廉·莫里斯·恩德弗公司的埃里克·西蒙诺夫一直担任我的文学经纪人，并且从始至终都是我的朋友。当我读到其他书的作者在书中称赞他们的经纪人是最棒的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因为我确信，只有埃里克的客户才有资格这样写。其他经纪人也许在法律咨询、提供辩护和支持方面的能力恰巧与埃里克·西蒙诺夫相当，但我仍然对此表示怀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有成效、最开心的一段时期，他对每一件事情的描述都非常准确、恰到好处，令人难以置信。
就在我为写本书做前期调研工作的时候，我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因此，我还要感谢：戴维·奥古斯特医生、丽贝卡·莫斯医生、伊丽莎白·波普林医生及RN.乔伊斯·普拉扎。确切地说，是他们延续了我的生命，使我得以完成本书。同时，我要感谢数百名研究人员和诺华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公司、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及拜耳公司。也许，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本记录现代制药公司诞生的书竟然如此依赖制药公司产品的可靠性。
出于类似的原因，我的家人为了我承受着我的写作生涯带来的压力，惯例性的致谢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我的妻子珍妮和我的三个孩子亚历克斯、埃玛、奎兰为我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了我的期待。他们将无数为本书增光添彩的主意分享给我，他们的很多想法为本书的写作带来了灵感。珍妮为我找到了书中的照片和图片，并为我申请了再次使用的版权。她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并且做得非常到位。
当然，这里并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在我心目中真正的地位。但是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爱，我才能很荣幸地去爱那些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并且被他们爱。
威廉·罗森
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