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T这一抗癌新药现已成为超级碗广告中会出现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吉米·卡特新药”已经算不上什么“新药”了。但是，癌症免疫疗法的首次突破带来的惊喜、兴奋和希望吸引了更多兴趣和资金进入该领域，也推动了科学的倍速发展。造就了生物学家爱德华·奥斯本·威尔森所说的“一致性”效应，即不同学科的专家研究同一课题并使用共通语言分享理念时所产生的学术协同效应。细胞生物学家、免疫学家、病毒学家和肿瘤学家之间进行的不再是争论，而是对话。人类历史首次见证了癌症免疫学的完整闭环。原本在盲人摸象的科学家们突然重获视力，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研究。
如此盛世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和无数才华横溢的科学家致力于癌症免疫治疗。该领域的资金引领组织之一就是威廉·科利的女儿在七十多年前创办的癌症研究中心。其他新加入的组织也为这一事业提供了支持，包括拜登发起的“癌症登月计划”，推动了整个医学研究领域——尤其是癌症领域——的反思；帕克癌症免疫疗法研究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资助和协调研究人员和临床试验；“抵抗癌症”等公益项目驱动数亿美元的善款流入科研和临床试验；商业制药公司、创业公司和为其投资的数十家生物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共同创造了“淘金热”。一些研究人员打趣说，现在只有两种制药公司：已深耕癌症免疫疗法的公司和想要进入癌症免疫疗法领域的公司。
不论组织机构还是个人，尤其是患者，大家的目标都是改变患癌的含义，使其成为一种慢性疾病——严重但可控，像糖尿病或高血压一样，或者可能被治愈。
治愈并不是肿瘤学家会随便说的一个词，但现在癌症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们已经愿意大声、公开并经常性地谈论这个词。他们还会提醒我们，事实上已经有部分患者的癌症被治愈了。现在的任务是扩大这一群体。下面介绍的癌症免疫疗法种类都可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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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点抑制剂或许是癌症免疫疗法最纯粹的方式，因为其作用只是释放免疫系统。第一种是抗CTLA-4抗体伊匹单抗，该抗体于2011年获批，用于转移性黑色素瘤。
这种药物立刻力挽狂澜，将晚期黑色素瘤的死亡率降低了28%~38%。第一期临床试验于2001年开始，时间早到足以使20%~25%的患者享受到“长期生存”的好处。虽然仍不足半数，但比前一年的个位数存活率要好得多。
抗CTLA-4药物有一些严重的毒副作用，但它为其他免疫治疗奠定了基础，包括更多可选择的检查点抑制剂，如抗PD-1/PD-L1药物等。
目前至少有6种已经获批的抗PD-1/PD-L1药物。这些药物都阻断秘密握手的其中一侧。至于两侧的阻断是否有区别，只有进一步的试验才能给出答案。如果患者肿瘤表达PD-L1，那么抗PD-1/PD-L1药物效果最好，能产生持久应答，有时甚至是完全应答。
这两种类型的检查点抑制剂都可以防止癌症下调或关闭免疫反应，但它们之间也有很大区别，这与癌症使用检查点的时间有关。CTLA-4是更普遍的检查点——发生得更早，阻止T细胞的激活，阻断它时，应答也会更普遍。癌症在更后面才会使用PD-1/PD-L1检查点，在T细胞被激活之后。阻断这些检查点有更具体的应答，就像只取下已经在战场上与敌人面对面的职业士兵的手铐一样。如预期的那样，抗PD检查点抑制剂的耐受性更好，毒副作用也比抗CTLA-4小得多。目前已知，后者既能上调T细胞活性，又能下调防止免疫系统过度反应的特殊调节性T细胞。
这两种药物，尤其是抗PD药物，在与其他疗法联合使用时更加有效。随着数据不断增加，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癌症治疗与PD-1/PD-L1检查点抑制剂结合时效果更好。其中就包括化疗，可以给已释放的T细胞提供死亡肿瘤以进行识别和激活，打响免疫之战。
例如，2018年7月，第三期临床试验中，为期一周的数据显示，抗PD-L1药物和化疗药物的联合治疗对小细胞肺癌和三阴性乳腺癌都有显著效果，这是几十年来针对这两种疾病的首次治疗进展。
以前失败的癌症免疫疗法现在都在被重新评估，用于了解在刹车关闭的情况（如与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下，效果是否更好。大多数联合治疗使用了抗PD-1/PD-L1药物。未来的癌症治疗计划也都将检查点抑制剂纳入了考虑范围。所以最后在投资组合中，有癌症疗法的大多数制药公司都希望有一种PD药物与之联合。据报道，目前已有164种PD-1/PD-L1药物正处于临床前测试和消费市场之间的阶段，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可能还有更多此类药物在研发之中。这种冗余并不是对智力或体力资源的最佳利用，但人们希望这能带来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低廉的价格。
（本书没有涉及的一个问题是，病患如何才能负担起这光明的未来。抗CTLA-4药物伊匹单抗的定价就非常典型，每4个疗程就超过12万美元。默克公司的抗PD-1药物可瑞达，用于治疗晚期黑色素瘤，一年的治疗费用为15万美元。好消息背后，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何为不可避免的疾病和衰退买单。患癌可能性均等，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医学发展的福利，那突破也会成为人类文明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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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免疫学研究人员下一步的目标时，答案总是“更多”——更多工具，更多靶向，更多治疗剂。更多药物，更多监管局认证和快速通道，更多生物标记以更好描述有分子特异性的癌症（而不是按突变开始的器官来分类，如肝癌、肺癌、乳腺癌），以及结合患者免疫系统特性的更多“免疫分析”（以保证特定病患能从其对应类型的免疫治疗中获得最大益处）。
这种个性化癌症免疫疗法将个体的独特免疫特征和肿瘤基因型与正确的免疫联合治疗结合起来，被认为是癌症治疗的未来。
猜测下一有效疗法是什么似乎并不合理，但撰写本文时，已看到希望的曙光——在临床上来看，已接近确切答案——似乎来自越来越多的CAR-T疗法和CD3双特异性抗体。这一领域发展速度惊人。
截至2018年6月，据报道，约有940种新免疫肿瘤药物正在接受“突破性疗法认证”和监管局的认证测试。另有1064种新免疫治疗药物处于临床前阶段。
这样短短几年里，就会有2004种新抗癌药物上市。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医学上非常罕见，在癌症研究领域更是前所未有。本书出版时，这些数字及其背后的科学又再向前推进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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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自2010年以来，每一项药物的获批——共210种药物——都可以追溯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用于药物研发的1000亿美元预算上。因此“突破”建立在税收之上，这是属于每位纳税人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