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社会阶层与家庭生活

4　社会阶层与家庭生活

这项研究的一个主题是将家务劳动视为工作的概念构想，因此有必要阐明被广泛归为女性的“家庭生活”的不同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对家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其他要素还涉及对家务的态度和对家政的认知定位。本章中的讨论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要描述当前家庭主妇样本中的家庭生活模式。另一方面，这些发现同时还与认为在家庭生活中存在社会阶层差异的观点相联系，这种观点在许多有关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文献中都有陈述。

许多作者指出或声称，工人阶级女性对家务劳动感到满意，中产阶级女性则对此不满。例如，米达尔和克莱因在1950年代后期就女性担任的两个角色间产生的心理困境做过讨论，他们认为只有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女人才会受此影响。(1)对家庭主妇传统角色的不满被视为中产阶级所特有的。罗思尔和哈里斯在其研究南威尔士某镇的亲属关系的《家庭与社会变革》（The Family and Social Change）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认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工人阶级妻子的“家庭化”高于作为她们同伴的中产阶级妻子。(2)奇怪的是，他们声称在工人阶级生活社区中存在着亲密血统社交范式，尽管女性的“家庭化”程度是其得出此论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却没有考察过。米拉·科马洛夫斯基在其对美国的研究《蓝领婚姻》（Blue Collar Marriage）中发现，高等教育程度与人们对家庭主妇做家务持“较不受欢迎”的态度有关，(3)也有其他一些相关研究证明了在美国这种观点很普遍。

这些书的作者都忽视了家务劳动的满意度。“女性家庭化”概念的定义还不明确，通常也是比较模糊的。本研究中使用的社会阶层的分类方式是基于丈夫职业的传统分类方式。对于本样本，表4.1展示了以此种方式评估的家务满意度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

“家务满意度”的概念沿袭了工厂和带薪工作社会学中所使用的“劳动满意度”或“工作满意度”的概念；它是对家庭主妇回应其工作时持积极或消极态度的一个总体评估。在随后的关于满意度模式与其他因素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表4.1中显示的四个类别将简单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每个家庭主妇的满意度类别，是由访问调研员根据她们总体给出的访问回答整理得出；对调研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附录一中提供的更多细节。

如表4.1所示，家庭主妇“对家务工作满意与否”问题的回答与社会阶层无关。其中，占主导的主妇感受是不满意——在40位女性中，有28位表示不满意。如果考虑教育而不是社会阶层因素，女性群体对满意度问题的回答仍然与前相仿：在受教育至16岁甚至更高程度的女性中，还是有相同比例的人对家务劳动感到满意和不满意。在这种语境下，有趣的是亚瑟·康豪瑟在对工厂工人研究中的一项发现。康豪瑟发现，除去受教育因素，不同职业上的心理健康水平（大体上等同于“满意度”）差异仍持续存在。(4)在对人口的三大教育分类中发现，从较高职业从业者至较低职业从业者中，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工人占比逐渐降低。换句话说，不管工人先前的教育背景如何，从事低技能职业（如家务劳动）可能会导致其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

使这些稍微有些抽象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的概念变得更具象的最佳方法是要从访谈中给出一些例证加以解释。一位对家务“非常满意”的家庭主妇桑德拉·毕晓普，她23岁，是砌墙工的妻子，也是一个18个月大女孩的母亲，她曾经是一名工厂机械工。这是她的一些看法。

是的，我喜欢做家务。我想让它（房子）变得更漂亮，嗯，我也喜欢花很多时间做饭。我喜欢将它们做好摆放在桌子上，然后听听别人的意见，如果一切都还令人满意，我就很高兴……我一点都不介意打扫……我喜欢购物……我喜欢尽可能买到实惠的东西……我喜欢洗碗。当我第一次住到这里时（一个新的市政区住房），我可高兴坏了。因为有个很棒的水槽，我洗了我所有的结婚礼物。在我婆婆家，水槽在角落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窗户下面……比起其他家务，我现在做得最多的就是洗碗了！

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个家庭主妇。有时候，我想我还很年轻——我满眼都是她（宝宝）——我曾经想过要在结婚之前得到我现在想要的所有衣服，因为结婚后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它们。但是我错了，因为我现在真的可以拥有我想要的一切……我喜欢做家庭主妇。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有雄心抱负的人——我也从未想过要做成什么事。

（除了做家庭主妇和母亲之外，你现在还想要有其他什么身份吗？）

不，不想。

（当你最近感到无比快乐时，是什么事会让你感觉如此呢？）

天气吧，我也喜欢娱乐。和我婆婆一起住的时候，我就什么也做不了……

总体而言，她的语气是积极乐观的。当然，只有与样本中其他女性话语呈现的家务印象对比时，才可以更为肯定，它是正面积极的。诺玛·拉金，一位警官的妻子、一个儿子的母亲，曾经是理发师，她对家务活感到“非常不满意”。

我特别不喜欢做家务，那太无聊，太单调了。而且等你好不容易做完了，如果有孩子的话，五分钟后便看起来像从没收拾过的一样。（做饭呢？）不，不太喜欢，但是你得吃饭啊。（洗衣服呢？）也不喜欢，我不能说我喜欢任何一项家务工作。我之所以做，是因为它们必须要有人来做：而我在家，所以就得我去做家务啊！（说这些话时，她用的是拖拉的单调的口吻）。

（你有多认同自己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是逐渐习惯的。待在家里，总是被告知“那是你的分内事”。有时它会让我感到自己很蠢。因为我曾经能挣点钱经济独立，而现在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必须依靠丈夫。

（你是否曾经想过要从事家庭主妇以外的其他任何职业？）

没想过，如果我能设想自己能做任何其他事情，那我现在大概会从事我过去的职业，但那样的话我就不能够结婚。

（你认为婚姻和职业是不兼容的吗？）

它们可以相容，但我当时并不这样认为——我当时没想过我会结婚。我以为我会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给人理发。事情都变了，我也结婚了，我想我应该接受现在的一切。

（当你最近感到非常幸福时，是什么事使你有这种感觉？）

生活不是单调的，但很多时候生活大同小异。假期快来临时，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对日常例行公事的一种改变。我自己常想：“这可真是墨守成规的老套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因为任何其他东西来放弃和他（孩子）在一起，但是你又能怎么做呢？你必须待在家里，生儿育女——毕竟男人不能生孩子。但是整天都待在家里做家务——这件事我真的很不喜欢。你不会从中获得任何持久性的满足感。

将这些评论作为主妇对家务满意与否的指标可能会招致批评，因为这些女性谈论的其实不是家务状况，而是婚姻生活。然而，她们评论时都没有提及自己的丈夫或是婚姻关系的动态发展。总体而言，其中只有诺玛·拉金对婚姻做了一些（暗示性的）评论，但她提及的经济依附本身并不是全部婚姻生活中的一个侧面，而是对那些婚姻中没有工作的妻子而言如此。这是全职家庭主妇作为职业的一面，并不是就婚姻关系本身而言。除了特权阶级家庭主妇，经济依附是大多数主妇的现实处境。依靠丈夫的钱来养家糊口，就限制了女性原本从掌控自己工作状况中得到的自由。

家务的满意度问题比我们迄今所讨论的更为复杂。40个受试者中有12人对满意度的整体评估与采访初期对直接被问到“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所给出的答案之间存在有趣的矛盾。这些矛盾会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问题提供一些启示。回答主要有三类：（1）8名工人阶级女性最初说自己“喜欢”或“不介意”做家务，总体结果却显示为不满意；（2）2名中产阶级主妇也同样如此；（3）2名中产阶级女性说她们不喜欢做家务，但实则对此感到满意。这些矛盾不能简单地以满意度评估不精确来解释。初始回答和总体答复印象这两个因素之间的脱节太大。以下这些话引自对工厂工人、清洁工的妻子莎莉·乔丹的采访。她属于工人阶级主妇里的第一组，她们早期对家务的积极或不消极的回复逐渐变成了消极反应。

（你喜欢做家务吗？）

我不介意做家务……我想我不介意，因为我并不是一整天都在做家务。我白天上班，只做半天家务。如果我一整天都做家务的话，我可能不会喜欢它。女人的家务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她一直在忙得团团转。哪怕是在上床睡觉之前，主妇仍有一些事情要做——清空烟灰缸啊，洗几个杯子啊什么的。你得一直不停工作。每天都做一样的事；你还不能说你不想做了，因为你必须得做，就像做饭一样：饭是必须要做的，因为如果你不做饭，孩子们就会饿着……我想一旦习惯了，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做……我工作时要比在家时更快乐……

（请问你觉得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最糟糕的地方是什么？）

我想有时候你总会感到，自己一起床，就必须要做同样的事情——你会感到无聊，总是陷入同样的日常安排中。我想，如果你问任何家庭主妇，要是她们诚实相告的话，她们会转过身来对你说，她们有大半时间都觉得累趴了。每个人早上起来时都会这样想，“哦，天哪，我今天要做的又是老一套，直到今晚我睡觉前都不会停止”。所做的就是一直重复着做同样的事情——无聊之极。

从这些评论中，我们看出她明显不满。

这些矛盾揭示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法论和理论上的问题。如何解释呢？要提供解释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研究发现的家务满意度调查中不存在社会阶层差异与人们普遍认为的中产阶级女性更有可能对做家务表达不满之间存在鸿沟。工人阶级的女性倾向于对“喜欢”家务与否的问题做出积极或不太介意的反应（且不论她们是否真的感到不满），这可能是其他研究人员得出上述结论的原因，进而认为在这一方面存在着根本的社会阶层差异。

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两个阶级组别之间的分布不均，如表4.2所示。

x2=7.2；d．f．=2；P＜0.05

工人阶级家庭主妇更有可能说她“喜欢”或“不介意”做家务，而典型的中产阶级主妇的反应则是不喜欢或厌恶。罗勒·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在关于社会阶层和语言风格的研究中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5)他首先使用“公共”和“正式”语言来定义它们，后来将其称为“受限制的”和“详尽阐述”的代码。在此完整列出伯恩斯坦对两个代码之间所做的区别没有意义，因此不再阐述。不过，这些区别中，有一点与社会阶层差异导致的在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相关。其大致可以被称为“工人阶级”代码。伯恩斯坦认为

公共语言是指个体选择的其中包含了大量习语、传统短语的一种语言。与个人会学习创建一种语言用法，并用该创建的语言用法来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不同的是，公共语言的使用者会选择将自己的感觉附着在社交筹码或标签上来权衡，以使得自己的表达最大化地稳固社会关系，这从而掩盖了他们交流沟通的逻辑结构和自身感觉的特殊性。(6)

恰与此相反，中产阶级典型的话语模式如下：

擅于在口头上就其主观意图来进行阐述，对不同和差异的含义会比较敏感，并指出在复杂的概念等级结构——为了组织经验——中内在的可能性。(7)

（大部分）工人阶级的语言模式抑制了他们在口头上对个体差异的描述，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话语符码正是以精确表达经验为目标的。

伯恩斯坦的作品近来受到了一些强烈的批评。(8)尽管大多数的批评都集中在他人对其著作的滥用上，也有一些更具实质性的论点：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使得作者做出这些概念上的区分，这些区分却没有充分地立基于对话语模式原始数据的分析上。我们在此不详细讨论这场辩论，也对大家公认的伯恩斯坦研究中的过分简化不做过多阐述，但我还是认为，在当前的样本中，工人阶级主妇和中产阶级主妇的不同反应模式确实比较符合伯恩斯坦研究的概况。我的观点是，采访中有八名工人阶级的主妇说自己“喜欢”或者“不介意”做家务，但最后说出很多对家务不满的话语，这实际上正呈现了此种矛盾，因为她们习惯的语言模式表达使得陈述个人感受变得困难。与工人阶级主妇相比，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语言风格使她们更容易描述自己对家务劳动的个人感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受访者无法给出复杂的言语结构。这只是说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回答一个直接问题时的相对语言能力，即立即描述她们对做家务的个人感受。在工人阶级组别中，使用的类似短语（如“我喜欢”，“我不介意”做家务）可能会遮蔽未曾被表达出来的体验差异。

必须在这个光秃秃的论点上再补充几点，即语言符码的阶级差异化有助于解释对家务的初始态度和整体感受表述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为什么会表示她“喜欢”或“不介意”做家务——为什么这是典型的回答？其他人也发现，在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中，家庭主妇作为女性职能要比在中产阶级的社区中，得到更为积极的评价。(9)换句话说，这一社区占主导地位的规范是女性对家务较满意。重申这种规范的趋势至今仍在。两名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对访谈结束时提出的有关总体满意度问题的回答就清楚地阐明了这种趋势。

（你会怎么形容自己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呢？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抑或是两者都不是？）

总体而言是满意的。恩，我的意思是说，你得尽力而为，做到最好。（砌墙工的妻子）

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是满意的。我想我一定得这样才行。当你知道自己必须感到满意时，即使真的不满意又会有什么意义呢？（工厂工人的妻子）

对于那些对做家务不满的人而言，这种感受的陈述是相当有问题的，因为首先必须区分社会上可接受的行为和个人的真实感受。

以下两名中产阶级女性的个案，可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这个现象。她们说她们“不喜欢”做家务，却表现出对此感到满意的一面。她们提到家庭主妇的不满是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另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话证实了这种观点：“我并不会感到不满”，其言下之意是社会规范希望她感到不满。在20名中产阶级女性中，有很多人没有表明自己不喜欢做家务，当然这一事实也并不能排除此种解释。在这两个阶层组别中，“对家务感到满意或不满”都没有需要绝对遵守的社会规范。尽管在一开始，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说她们不喜欢做家务，而大多数工人阶级女性说她们喜欢或并不介意，但每个阶级群体中都有一些人会偏离大部分人的模式。这仅仅只能说明工人阶级中有人更倾向于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反应，而中产阶级中也有人则更亲近她们工人阶级姐妹所做出的反应。由于对社会阶层的评估是基于丈夫的职业，也可以这样认为，“偏差者”在某些重要方面可能比阶级分类方法本身所指示的，更具备“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特征。这在两位中产阶级女性表示她们喜欢或不介意做家务但实则不满意的例证中得到了证实。这两人中的一位是克莱尔·普伦，她嫁给了一位商店经理，但在辞职生孩子之前，她曾是一名机器操作员。一家人租住在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区的一套两居室公寓中。另一位是吉恩·贝文，曾从事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所从事的工作——护理，但她也住在工人阶级社区。她的育儿方法相比“中产阶级”而言则更偏“工人阶级”。例如，她经常发火揍小孩，并期望她的三岁孩子能一直保持干净整洁：这些都是纽森夫妇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的由社会阶层造成的差异领域。(10)他们指出，教养孩子的方式可以看作比传统标准更好的社会阶层评判指标。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这种观点设计出系统的方法来评估社会阶层。大多数研究人员在某个研究阶段都会感到社会阶层分类方法的不足之处。在这种社会阶层划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情况下，界定社会阶层的个别差异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研究者确实又有责任指出这些案例：它们在她/他看来是错误的分类，却和数据模式的“解释”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这40次访谈中，家务满意度模式与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之间出现的矛盾，可以归结为语言风格和女性家庭规范上的阶级差异的影响。这在特定方面符合每个阶层组别对问题所给出的反应，然而在做家务的实际经验中并不存在阶层差异。这些矛盾实际上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虽然并未能为其提供一个方法论上的解决之道。如后面各章所示，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答复还与家务劳动中所采用的衡量标准和例行规划，以及主妇在书面陈述中的自我概念有关。这些关联表明，女性在采访开始时所持的对家务的看法不仅仅反映了她所处特定阶层中的语言符码对一般情绪的表达模式。“喜欢”或“不介意”的态度似乎象征着对做家务的满意；而宣称“不喜欢”似乎明确表明了其不满。第10章中将就此详细论述其重要不同。

在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前，我还要指出一种方法论上的道德伦理。得到的启示是，对于简单的问题，回答也同样简单。对于“你喜欢做家务吗”的单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过多地对其进行解释或下结论。只有持续几个小时的深度访谈才能完整描绘出家庭主妇对家务总体上正面或负面的感受图景。

到目前为止，得出的各种结论似乎都与认为“女性家庭化”存在着社会阶层差异的观点背道而驰。工人阶级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中，对家务劳动满意和不满意的人数相等：对一个特定访谈问题的不同回答模式是很有趣，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基本结论。该结论也通过对关于家务问题上得到正面、负面和中性反应的社会阶层分布的分析而得到证实，其中某些想法已在上一章中进行了阐述。最终反应见下表。

* 人均回答频次（Average rate per person），一个人回答同一问题给出不回答案的次数。

在此表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差异很小。

在另一个问题上，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在对家务的认识和感知方式上，有阶级差异，也有其相似性。尽管填表时20位中产阶级女性中有13位（占比65％）“介意”用家庭主妇来定位自己，但在20名工人阶级女性中也有8位（占比40％）会介意。米拉·科马洛夫斯基在她对美国工人阶级婚姻的调查研究中也得出了相同的观点。她指出：

家庭主妇的不满通常归因于当代的价值观。据说她之所以恼怒，是因为社会上赋予这一角色的声望不高……这种对不满的解释也许适用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但是我们在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中几乎没有发现她们是因地位而感到沮丧挫败。(11)

如上一章所述，对家庭主妇低社会尊重度的感知，与对家务不满相关。在21位介意被标签为家庭主妇的人中，有19位（占比86％）是对家务工作不满意。在回答“不介意”这个类别中的19位主妇中，有10位（占比53％）对家务工作不满。因此，就中产阶级女性而言，她们更倾向于认为家庭主妇的地位低下，相较于她们的工人阶级主妇姐妹来说，她们对此一角色的不满度也会更高。

这一过程存有的逻辑是什么？这里涉及的社会学理论是“地位的结构固化”或“地位趋向一致”。广义上来讲，该理论认为，与等级相关的参数有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和族裔群体等，如果个人与其所处阶级的这些参数不相吻合，则此人感到压力或不满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人们趋向所属阶级的同一水平，则表明该阶级的地位的结构固化程度很高，那么，由社会地位而产生的压力，就不太可能存在。对于家庭主妇而言，存在着两种与不满意有关的可能差异：家庭主妇的地位与丈夫工作的地位之间的差异，以及家庭主妇目前或以前从事的工作的地位与她作为家庭主妇地位之间的差异。尽管前者与本样本中的工作满意度模式不相关(13)，后者却有关——或者至少是在人们的预期上相关。在表4.4中，从使用技能、培训和社会声望这三个方面对“地位”进行了评估。(14)在评估每种职业的社会声望时，我特别强调了对“女性化”的奖赏——在女性工作世界中相对享有很高声望的工作的维度。其中包括“魅力”，与地位高的男女相处的机会，以及从事“有价值”工作的内在回报。(15)当然，诸如金钱、责任感和晋升机会之类的因素也很重要，但是在声望维度上性别差异的程度，与职业世界中性别差异的普遍结构有关联。

表4.4　社会阶层、就业与不满

就业	社会阶层
	工人阶级	中产阶级
1　低社会地位	12	1
非技术的工厂工作	8	1
销售工作	3	0
家务工作	1	0
低社会地位职业中，对家务不满意人数所占百分比——62％
2　中等社会地位	8	13
打字员	3	2
白领	3	5
接待员	1	0
秘书	0	3
图书馆助理	0	1
理发师	1	2
中等社会地位职业中，对家务不满人数所占百分比——67％
3高社会地位	0	6
美甲师	0	1
时装模特	0	1
电视/广播制作助理	0	2
护理	0	1
计算机程序员	0	1
高社会地位职业中，对家务不满人数所占百分比——100％

职业地位与工作满意度间的显著性水平为5％。

在表4.4中，低社会地位职业的家庭主妇中有62％对家务不满意，中等社会地位职业的家庭主妇中有67％表示不满，在高社会地位职业的家庭主妇中，她们全部都对目前从事的工作——家务劳动——感到不满。这则部分表明，家庭主妇对自己工作的不满意度随着社会阶层向下流动而逐渐降低。样本中的某些女性明确指出了这种关联。嫁给销售代表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玛丽·拜伦谈到她以前的工作经历时说：

我做了五年的美发工作，然后在克莱德奇做美甲师。修甲其实很无聊，但关键在于你能遇到很多人，总能聊到一些有趣的话题，因为这些人知识渊博，而且旅行阅历丰富……你就仿佛是会见了国王、大公和贵族一般。那里就像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对你也很友好……他们像对待一位淑女一样对待你，那真是太棒了。

相比之下，家务劳动是无聊的、孤独的、没有报酬的工作，不会结识名人，也不会得到像在克莱德奇这样诱人的机构工作的声望。成为时装模特也会是一项“不错”的工作。

有时候我真的在想“哦，我好想回去上班啊”——处在那种喧闹之中——因为我一直在纽约西区工作。那里很有氛围——一整天都在被打扮……我好喜欢。那种魅力，身处我所爱的事物中心的那种感觉——我爱时髦的衣服——以前我每天都要化妆，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然后去结识他人……对我来说，那不是工作，每一分钟都很享受……我也不会想着“好吧，如果我穿上那件裙子，我只会弄脏它，因为宝宝会在我身上蹭来蹭去。”那时整天都会打扮，觉得还可以保持干净整洁，并且只需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永远能结识他人……

也有人因为失去专业工作带来的回报而遗憾，正如这位主妇对护理所做的一番评论。

我经常怀念护理工作。我真的非常喜欢。也感到非常满意，这是我在办公室工作时从未发现过的……我从病人康复中获得的那种满足感是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的，因为这是你能帮得上他们的地方。做护士有其特别之处。没有什么工作能像护理那样——它本身就是一份独特的工作。

在对前电视制作助理朱丽叶·沃伦（Juliet Warren）的采访中，她的地位转换所带来的挫败感最为明显，从一个有趣的专业化工作世界进入家庭主妇的世界，她这样描述：

我讨厌把自己仅视为一名家庭主妇……我认为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沮丧的原因。我到现在仍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我是……工作中有很多有趣的事可做——在我之前从事的工作中——我感到满足，也很认同我所从事的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就坐在这里，还说“我是一名家庭主妇，我很开心”……因为我不可能会开心。我认为“家庭主妇”这个词，就像“老处女”一样，而“老处女”这个标签一旦贴在任何人身上都是很可怕的。同样，“家庭主妇”也是一个可怕的标签。

对朱丽叶·沃伦而言，她以前和现在之间的对比不仅仅是这次访谈引发的。做电视纪录片导演的丈夫每天回家时都会让她面对这一现实。访谈中，她告诉了我她家最近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以及她对此的反应。

有一个女孩，让我有些嫉妒——她是我丈夫这部特别电影的助手——某天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那天他们很有可能会去瑞士拍摄，突然间我仿佛也去了那里，我想这一切都是多么令人激动啊，能够再次拍摄会是多么美好啊。我将这个念头告诉了汤姆，他当然跟我说，这个女孩在男人中并不太受欢迎——这是一份制作助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他说，她其实愿意放弃一切来和你互换位置——结婚、生孩子。这样我才能保持清醒理智，我想自己刚刚很愚蠢：我确实拥有了我所想要的，这仅仅是说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时，我确实会觉得受够了。

高社会地位的受雇工作与对当前家务不满之间的这种联系仅适用于中产阶级女性。有证据表明，以前从事的职业的地位与主妇对家务不满之间可能还涉及一个“参照群体”问题。工人阶级主妇群体中没有人曾从事过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因此，她们中从事中等社会地位职业的女性就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在工人阶级女性中，有88％的女性之前从事的职业较其“阶级而言地位很高”，她们对家务劳动表示不满意；在中产阶级群体中，这一数字达到了100％。相反，在那些之前从事工作的地位“低于其阶层”的女性中，她们对家务劳动的不满意度则较低。在工人阶级中不满意人数占比58％，中产阶级中不满意人数占比为57％。因此，尽管中产阶级女性更可能会因“家庭主妇”的地位低下而反对这一标签，但总的趋势表明这种职业地位上的向下移动——从有偿工作转换到家庭主妇的工作——是与当前主妇对家务不满意度相关联的。

除了职业地位的特殊问题，本样本中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女性对外出工作有着深刻的共鸣，那就是她们都赞赏从外出工作中获得的报酬。而将这与家务劳动比较的结果是，将后者贴上了这类标签——它是一种不那么愉悦和不那么让人享受的职业。这值得关注，因为这些女性之前所从事的许多工作，乍看之下，并不都是报酬特别好的工作。这40人差不多有10人从事非技术型的工厂工作，1/3以上做着打字员或一般办公室文员的工作。40人中有多达30人的职业属于工厂工作中的四个职业类型，即零售工作、家政工作、办公室文员和秘书工作。除前计算机程序员乔安娜·吉尔斯，她们所有人都从事着被视为女性化的职业，从传统上来讲，也偏低薪。

家务劳动与受雇工作形成对比，前者缺乏经济回报，与世隔绝，又不被社会认可——一般都会认为这是家庭主妇应承担的职责。当过秘书的海伦·克莱恩之前很珍惜她的工作，因为它不仅带给她自主性的体验，而且公众也肯定了她履行这一职责的能力。

一开始我是我自己的老板——雇我做秘书的那个人大约工作七个月后就离开了，而接任他职位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我对他的工作职责比他自己还了解得要多，所以在前六个月，我得告诉他该做什么……实际上，他尽最大努力让我升职。事实上，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将我的职位从秘书升级到更像是一位助理……

这些女性在描述自己的工作经历时的极端细致和深入——通常都是五年前或更久之前了——正表明了工作对她们而言所具有的长远影响。曾做过账务簿记员的卡罗尔·韦斯特重申了这一工作职责的重要性。

我曾在市汽车公司工作，在那儿干了7年。在那之前我还有过几份工作，但我更喜欢市汽车公司的这份工作。我喜欢在那儿工作——通过电话与客户联系——我和另一个女孩一起干活……她负主要的责任，我们上面还有个老板监督——一个男人，但往往是在我们两个之间协调工作……比如月底我们得全力以赴赶制报表……

珍妮特·加拉格尔在一家工厂工作。

我不是很喜欢啤酒厂——厂里一直很潮湿，但是酵母厂我很喜欢，因为我工作时使用机器……告诉你，我以前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尤其是我们这条流水线上有这么多的女孩，我以前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给她们派发下去很多的活儿——因为我要对她们一共干了多少活儿负责。

琼·道尔婚前的工作也同样“艰辛”，她是酒店女侍。

我在伦敦皇宫酒店当了三年服务生。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它不仅是份工作，更多的是陪伴——工作的环境和氛围。那里的人群年龄各不相同——老人，中年人，也有和我年纪相仿的。我非常非常开心。而且我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大部分时候，我每天下午一点左右就结束工作了，下一次的工作要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才开始。当我辞职结婚时，我真的很舍不得。我想再次回到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尽管她放弃这份工作已是八年前了，她还是如此持久地认同这份工作。当被问到做一个家庭主妇她白天是否感到孤独时，她这样回答：

是的，有时候会，但是你会慢慢适应。一开始我感到很孤单。在我结婚之前，我住在伦敦皇宫酒店，那里大约有360个女孩子，我还有一张卡片，放在家里什么地方，上面有她们所有人的签名，那是她们送我的婚宴服务（结婚礼物）。那里总会有人，我们还有台电视机和一间休息室，里面总是会有二三十个女孩子。

根据她们对工作的评论和描述，我对这些女性的就业工作满意度进行评估。在对工作表示满意的27位中，有20位表示对做家务不满意，有18位对生活总体感到不满意。在对工作不满意的13人中，有8人对做家务感到不满，有2人对生活总体感到不满。尽管这些关系中只有一种关系在统计上比较重要——就业工作满意度和对生活总体不满之间的关系——但两者都是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得出的观察和结论。享受过去的工作并不意味着对家庭主妇角色满意。同时，这一结论与“女性家庭化”中存在阶级差异的普遍观念正相反。尽管大多数工人阶级女性从事的是技能低下、重复性的工作，但她们在将这些工作与家务对比后认为这些工作的某些方面还是令人满意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也有这种倾向。

总而言之，本章中的调查发现迫使人们重新评估“不幸的家庭主妇纯粹是中产阶级现象”这种观点。这样的说法太过简化了；它没有考虑到女性在家庭生活的不同面向。与中产阶级女性一样，工人阶级女性也表达了对家务劳动的不满。一般来说，她们对构成整体家务的单个具体任务的态度与中产阶级女性群体的态度十分相似。两个社会阶层的家务不满意度可能与从有偿工作到无偿家务劳动的地位下降有关，另外，对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女性来说，只是简单地享受一份外出工作带来的报酬，从对家务满意度的角度而言，也不是一个好预兆。第7章中的发现也与此不谋而合，可以对照阅读：不论丈夫的社会阶层如何，女人在童年时期开始的“家庭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家庭主妇身份的个人认同上都是相似的。

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之间有两点不同。对于“只是个家庭主妇”标签的反感在中产阶级女性中更为常见，而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揭示出了阶级差异模式。这两种差异都表明要对它们进行区分的重要性，这点我将在后续提及：对家庭主妇身份的态度，原则上与对做家务的感受不同。女人对家庭主妇角色的态度可能是积极的。她可能就觉得自己是个家庭主妇，并且也认同主妇做家务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适当相宜的职责，但同时她也可能不喜欢做家务活。当然，反之亦然。关于做家务的感受是基于个人对做家务的体验及其反应而言；而对家庭主妇角色的定位理解则涉及自我概念、社会性别认同和针对女性角色行为形成的亚文化规范等。在前文提及的有关家庭生活的数据表明，总体而言，工人阶级女性对家庭主妇身份的态度与中产阶级女性表现得有所不同，但就实际家务工作而言，中产阶级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的体验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