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集团的副产品理论看来能够用来解释代表农业的游说疏通组织以及代表劳工和脑力职业者的那些组织。至于小型游说疏通集团的“特殊利益”理论，它有助于对代表企业利益的组织进行解释。本书所提出的这些理论的考察对象看来都是主要的经济压力集团组织。
虽然在华盛顿的多数游说疏通团体及所有最强大的游说疏通团体均有经济目的，但也有一些游说疏通团体是以社会、政治、宗教或慈善为目的的。本书提出的理论是否也适用于这些游说疏通团体呢？从逻辑上说，这种理论可囊括各类游说疏通团体。一般说来，应对任何特殊情况均适用。凡是存在有志于共同利益的理性个人之处，该理论都能适用。如第2章所述，至少大集团理论不局限于存在寻求自我利益行为的场合以及金钱利益和物质利益事关存亡的场合。因而该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是显然的，但另一方面它也确实像其他任何一种理论一样都不是能适用于任何情况的万应灵药。要在这里对这些具有“非经济性”利益的游说疏通团体作详细探讨恐怕篇幅太长。但是，这种理论显然将退伍军人组织【363】等某些基本上属于社会和政治性的组织从一个新的角度予以表现，而且，这种理论在研究其他一些非经济游说疏通团体时显然也并非特别有用。在涉及慈善游说疏通团体，即关心其资助者集团之外的某个集团的游说疏通团体以及宗教游说疏通团体时，该理论并不总是显得很充分。【364】在慈善和宗教游说疏通团体中，各成员的目的和利益与组织的目的和利益之间的差异可能很大、很模糊，以致这里提出的这种理论对此是难以深入洞察的。【365】
这里提出的理论对于分析理性化（就本书对该词所用的含义而言）程度很低的集团也并非十分有效。现以通过其组织继续为公认的无谓的事业工作的一群义务工作者为例。这种博爱工作不是理性行为，至少从经济观点来看不是理性行为，因为作出按定义而言无谓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言及一种状况为“无谓的”或无望的，在某种意义上无异于称其为完美无缺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其进行完善并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由这种为“无谓事业”而工作的个人组成的集团的存在，与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虽然这种集团没有多大影响这一点当然是与该理论相一致的）。【366】
对于以非理性或反理性行为作为游说疏通基础的场合，也许最好不是向经济学而是转向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去寻求一种适用的理论。这种理论可能在“群众运动”【367】（顺便提及，群众运动通常并不是非常群众性的）的概念中已初露端倪。通常可以根据对社会的“疏远”来对“群众运动”的拥护者进行说明。【368】这种疏远会产生一种心理干扰或心理失衡，因而对“群众运动”的支持主要可以用心理学术语来解释，尽管这种心理干扰又是与社会结构的各种特征相联系的。在群众运动中，对一种意识形态或对一个领袖的狂热崇拜总是司空见惯，而且这种运动中有许多常被称为“极端主义”。【369】这类游说疏通团体在革命和动荡期间、在不稳定的国家中比在那些结构稳定、秩序良好、已见“意识形态的终结”【370】的冷漠社会中更为常见。
在任何社会中，甚至在最为稳定、调节最为良好的集团之中，显然总会有某种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行为，在当今的美国，许多这种行为都是以政党为中心的。可是引人注目的是，对于美国的政党来说意识形态的牺牲相比之下竟是如此之少。政治学家常常对政党组织上的软弱发表评论。美国政党的重要性常常不在于其正规的组织，而是其名称和类别。一位著名政治学家如是说：“建立执政党的四年一届制度是一种临时抱佛脚。”【371】这并非否定党派在美国政治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即使在两党制的州里，候选人所获选票的多数并非选民喜欢其个人素质，而是由于其党派归属。在许多州中，候选人只有得到一个大党的提名，其姓名才能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不管这两个大党的作用有多大，他们都不太注意正规组织：他们的“党员”都为数不多，许多人只不过按时出席选区会议或交纳党费（某些大城市的政治“机器”除外），与工会相比，这些政党也没有很多工作人员。【372】在1924—1928年间，民主党甚至连全国总部也不设。【373】关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华盛顿有永久性游说疏通的组织的数目，一个机构发布了一个“十分保守的估计”，为“500强”（现在增加了不少）。【374】每一个压力集团都代表了占美国人口比重相对不大的人口，这为数众多的压力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都应当比这两大政党中的任何一个具有更正规的组织，而这两大政党的命运又对所有压力集团的前景造成严重影响。这确实是一种自相矛盾。
一种解释是，政党通常寻求集体利益：它们为争取如其所述有益于全体人民（至少极大多数人民）的政府政策而奋斗。虽然多数人认为如果他们的党执政对自己更有利，但他们也认识到，如果他们的党要获胜，那么没有他们也照样获胜，而他们则无论如何都能从中得益。普通美国人对其政党的态度大致类同于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曾提及的英国人民对待18世纪被流放的斯图亚特王族的态度。约翰逊说：“如果在英格兰进行公平的民意测验，那么，现在的国王今晚就会被驱逐，他的党羽明天就会被绞死。”然而，英格兰人不会“冒任何风险使这被废黜的家族复辟，即使只需花费20先令他们也不会干。但如果只需投一张选票就能做到，参加者就将是20比1”。【375】这就是说，普通人并不愿意为他喜欢的政党作出重大的牺牲，因为他的政党取得胜利所提供的是一种集体物品。他不会向政党的钱袋里送钱，也不会出席选区会议。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是有个人政治抱负的，政党对于他们是以公务员职位的形式来提供非集体性收益的。由于全国选举出了70万名官员，因此后一个集团是举足轻重的。也有许多企业家向政党提供资金，以便在出现与自己企业至关重要的事务时可以向官员求助。
另一方面，政治“机器”有广泛的组织结构。但是这类治机器并不为集体物品工作。一个政治机器充其量感兴趣的资助金，最坏的则是公开的贿赂。工作人员为一个政治机器制住选区通常是为了在市政厅得到工作。每一个政党的雇佣人都知道他若不帮助该机器就得不到工作。于是，政治机器够发展成连接良好的组织结构，因为它们主要并非为加强任大集团的共同利益，而是为了提高特定个人的利益而奋的。【376】十分清楚，在美国党派政治的语言中，“组织”常被用“政治机器”的同义词，并且假定“政治机器”主要对它能其成员赢得的个人利益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