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美国农场主政治组织的最惊人的事实是这类组织几乎是空白。农场主从总体上尚未很好地组织起来，当然近年来有所改观。已有的农场主组织一直不稳定，许多农场主组织生生灭灭，只有少数延续至今。
纵观美国早期历史，农场主就人口而言一直是最大的集团，可是在内战结束之前却始终未见持久的重大农场主组织或游说疏通团体【326】。值得一提的第一个农场主组织是格兰其——保护农业社。格兰其始于1867年，头几年如燎原烈火席卷美国大地。【327】它很快就拥有声势浩大的会员和炙手可热的权势，可是来去匆匆，到19世纪80年代已成强弩之末。【328】格兰其以其少量会员幸存至今，可是却再未恢复其鼎盛时期的权势和荣耀。它所经历的直落九天的衰败确实对格兰其的组织和精神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因为它从那时起一般总是规避有争议的经济、政治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个社会组织，虽然间或做些低调调停工作，但已不再是一种进取性的压力组织或游说疏通组织。【329】
格兰其的显著成就是，从其衰落开始已出现众多其他农场主组织，它毕竟还是设法生存了下来。农场主联盟、绿票党运动、自由银币运动、农业之轮、捡穗者、平民主义、公道、自由兄弟及其他此类组织均幼年夭折。【330】这确实也是普遍现象。
农场主联合会和农场局是两大例外。这两个组织中历史长一些的农场主联合会始于1902年的得克萨斯州，【331】早期在南部拥有大量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会员流失，组织也因此遭难而濒临绝境。【332】该组织在两次大战间隔期间在大平原地区各州内又获新生，但在此期间会员寥寥。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农场主联合会在密苏里河谷各州建立了一个较稳固的补给基地，它也就是凭借该地区才积蓄了现在力量的主力。【333】
农场局现在是最大的农场主组织，并且是唯一拥有全国范围会员的农场主组织，它从一开始就与其他农场主组织截然不同。因为农场局是由政府创建的。1914年的史密斯—利弗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应与各州分担为提供被称为“驻县员”（county agents）的规划的费用，这些“驻县员”的职责是将由农学院和农业试验站开发的改良耕作法资料提供给农场主。【334】许多州政府决定，各县均须成立农场主协会以表明其有兴趣得到更多有关现代农业技术的资料，否则就得不到政府为驻县员支付的任何资金。这些县的组织就叫做“农场局”。【335】它们是存在至今的农场局运动的开端。早在政府开始为驻县员提供资金前一两年有几个县确实已有农场局，【336】可是为数过少，无济于事，而且与政府创办的县农场局一样，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获得农业技术资料。【33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用于“扩张工作”，即用于驻县员的基金开支剧增，因此，县农场局数目自然也同时激增。这些县农场局通常接受驻县员的指导（驻县员须维护本县农场局的发展，否则会被免职），不久又合并成州农场局。这些州级组织在1919年又组织成全国性组织——美国农场局联合会。【338】
农场局至此首先是一种半官方组织，是为接受政府的财政鼓励而建立的；其次，是一种向会员提供私人性或非集体性收益的组织。这第二点尤其重要。加入本县农场局的农场主能因此而得到技术援助和接受教育。入会的农场主通常被列入技术出版物的邮寄名单，不入会者则不列名；入会农场主有权优先要求驻县员提供服务，不入会者则排在最后，甚至无权要求服务。这样，农场主就有了入会的具体动力，而他所应支付的款项是一种农业教育和农业改良的投资（这也许是一种不错的投资）。
在政府增加对农业扩张工作支出的激励下，县、州农场局乃至全美农场局联合会的会员增长迅速，到1921年，联合会会员已有46.6万。【339】但是第二年会员数显著减少，并一直持续下降，到1933年时仅剩16.3万。【340】
就在会员日益减少的同时，各种迹象均表明农场局向农场主提供服务的价值在提高。【341】农场局发挥了新的职能。它帮助创建了强有力的“农场议员集团”并促使通过了许多早已在农场主中流行而且有利于农场主的法规；它同时在驻县员的帮助下促成了大量旨在帮助农场主节约开支的合作社。那么，农场局的会员为什么还是继续减少呢？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即，农场局在发挥这些新职能时自然而然地增加了与现有的政治、商业组织的竞争，结果是国家开始注意到，农场局马上成了享受政府基金补助的压力集团和（合作性的）商业组织。这是一种反常状况，当然会引起负效应。社会舆论导致“特鲁—霍华德”协议，限制了驻县员单独为农场局组织或农场局会员工作的程度。【342】不再要求驻县员“组织农场局或类似组织、指导会员运动、发展会员、收集款项、掌管农场局基金、编辑管理农场局出版物”，等等。【343】那时，政府能补贴农场局的程度虽然受到限制，这些补贴却没有一概停止。驻县员继续帮助农场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帮助越来越不经常、不起眼。【344】
估计就是这种对驻县员可向农场局提供帮助程度的限制导致就在该组织扩展其计划的同时却有大批会员流失。由于非农场局会员取得驻县员的帮助变得较为方便，又由于农场局组织要得到驻县员这种由政府补贴的劳动力变得较为困难，加入农场局的激励因素便减弱了。
农场局联合会会员的流失到1933年告一段落。罗斯福政府在该年根据农业调整法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支援农业计划。为使计划尽快起步，当局不得不依靠唯一与农业有点关系的全国性行政系统——农业扩张服务部及其在各县的驻县员。于是，驻县员接管了计划管理工作，控制农场主的种植数量、耕种面积以及核定补助额。这种发展当然有利于农场局，增加了会员数。【345】驻县员将政府补助支票装入他们以往用来发送农场局收款单的同一种信封内送达农场主，这种情况虽属例外，【346】但毫无疑义，在驻县员充当农场主取得政府资助、接受农业教育的通道的同时，加入驻县员的组织——农场局常常是有利的。因此，在此期间农场局的会员数得到稳步增长，尽管仍未达到1921年的水平。【347】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农场局丧失了这种力量源泉。农场局在罗斯福执政的头几年全心全意地与新政农业计划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合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日益步履维艰。罗斯福政府不久就建立了独立于驻县员的行政管理系统来实施农业调整法，建立了一种新型联合等级制，每一个县的这种联合行政机构均受到“当选农场主委员”的帮助。这些委员都是由邻近的农场主选举产生、帮助实施本县农场计划的农场主，他们都是由政府支付报酬的兼职人员。这种新型行政管理系统的基层单位不仅削弱了驻县员的作用从而波及农场局，而且还建立了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另一个农场主组织的机构，这种状况在杜鲁门执政时期尤为明显。当选农场主委员与农业部关系密切，他们不久就开始与其朋友和邻居一起组建一种松散而较有影响、常与农场局作对的农场组织。【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