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芒斯的压力集团观点最为流行的地方不在经济学家之中，却是在政治学家之间，因为政治学家已经发展了一种与康芒斯所倡导的极为相似的集团行为理论。认为集团利益是经济和政治行为的绝对基本决定因素的思想已为许多（也许是多数）政治学家所接受。厄尔·拉瑟姆（Earl Latham）在其著作《政治的集团基础》中指出：“美国的政治学著述者已日益接受集团是基本政治形式的观点。”【227】拉瑟姆教授本人也持这种观点：“不止一次说过，社会结构是社团性的。集团是基础。……适用于社会的也适用于经济社区。”【228】
康芒斯关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中集团行为的思想与政治学中的思想倾向之间遥相呼应的关系不难加以说明。拉瑟姆教授就此所作的说明极为明确：
集团观念……历来有助于向经济学注入一种人类制度知识，人们就是借助于此来采掘煤炭、生产肥皂、制造战舰、提供信贷、分配生产资源的。康芒斯、凡勃伦、克拉克（Clark）、安德鲁斯（Andrews）及其他从事银行、公司、农庄、行会、合作社、铁路、经纪所、交易所等经济集团形式实证研究的先驱者作了不少努力来纠正这样的见解：客观规律并不考虑人的因素，它就将每一个钱包都最大限度地装满，而这个限度又是由每一个钱包的主人对于社会总产品和劳务的贡献所规定的。一个世纪以前的经济理论从定义上设定了经济领域的性质，并能按演绎法演绎出它的特征，即一个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在于其成员是互相隔离的个人，在那里组合是一种病态。从理论上说，一个这样定义的（不是观测的）领域不至于不能运行。至此，我们从该观点看到，已经创造了一套崭新的词汇来解释经济社会的运行，该经济社会已不再由互相隔离的个人组成，而是由人和物的集合、聚类、集团和组合所组成。现代经济学撰稿人如不涉及“独占”、“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以及经济社会中的其他集团现象，几乎不能对其主题展开讨论。【229】
这段引文中值得一提的并不是它忽略了垄断和不完全竞争之类实际上都是以像完全竞争一样个体化的假定为基础的这一事实，而是它相信集团利益和集团行为在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中都是首要力量。这种政治学传统的基本精神看来是，为了认识经济和政治中都起作用的基本力量，应当注意的是集团利益而非个体利益。对于康芒斯和拉瑟姆等人来说，集团利益最为重要，而个体利益则是第二位的。
拉瑟姆似乎十分强调现代美国政治学的“集团理论”与传统的多元论之间的交互影响。最早的多元论思想家——“哲学多元论者”，一般被认为了解“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中社会的集团基础”。【230】但是，他们一方面因能认识代表集团利益的经济和政治行为的基本必然特性而受到赞扬，另一方面却又因不能以科学精神洞察集团的“形式、变异和更替”【231】而受到责难。现代政治学家因其论及集团形式的多元性，因而也应当被称为多元论者，但由于其“科学的”严密和理论的严密，还应冠以“分析”一词以将其区别于早期或“哲学”多元论者。【232】因此，所有现代“集团理论家”都是“分析多元论者”，本书中对其所用的也正是这种称呼。
“现代”或“分析”多元论者中的最重要人物是阿瑟·本特利，因为他的著作《政府的过程》【233】对于多数信奉“集团分析法”的政治学家起了鼓舞作用。【234】这本著作也许是美国社会科学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之一，它对于困扰政治研究的某种方法论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冲击，但基本上是关于压力集团在经济、政治生活中所起主导作用的讨论。
经济问题是本特利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他以前写过经济史，长期以来也一直自认为是经济学家。【235】他认为财富是社会划分集团的本源。【236】显然，他转向研究压力集团主要是由于他对经济事务有兴趣。他在《政府的过程》中写道：“应当说，我对政治的兴趣并非原生，而是从我对经济生活的兴趣中引申出来的。我希望从方法的角度首先能对经济生活有比我迄今所掌握的更深刻的理解。”【237】
然而，集团压力虽然显然是最重要的，但他关于集团压力是基本力量的思想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他说：“各种形式的社会生活研究中的重大任务是对这些集团进行分析。将集团表述清楚了，那么一切就都清楚了。我在这里说的一切就是所有。”【238】何况，正是集团利益才是基础。“没有集团的利益就没有集团。这里所用利益这一术语就是集团的等价物。”【239】这些集团利益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找到。本特利认为，如果“利益”未在集团行动中有所表现就不能认定其存在。
集团利益既然是一切，那么个体利益就不值一提了，重要的是人们共同的集团利益，而不是个人自己的得失。“个人声称是为自己，而其投资却带有属于其自己的超社会的统一性，这是一种虚构。但是点滴活动都是我们认识他的依据，既可以将其作为个人也可以将其视为社会集团活动。前者对于解释社会基本上无足轻重，而后者则是基本的、第一的、最后的、贯穿始终的。”【240】个体利益的思想如前所述纯属虚构，国家利益的思想也是如此。所有的集团利益均从属于仅为国家或社会一个组成部分的集团。【241】本特利写道：“在考察‘社会总体’时，我们通常可以发现，正是以对此发表评论的人为代表的集团或意向才使社会的普遍需求构成了这种借口。”【242】这种状况在逻辑上是本特利模式所必需的，因为他是根据集团间的相互冲突来定义集团的，他认为：“不以其他利益集团为参照物，就没有一个利益集团是有意义的。”【243】
在根据相互间的冲突定义了集团利益，从而排除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思想之后，本特利便可以说，集团压力的结果是政府政策方向的一种并且是仅有的一种决定因素。“我们将要使用的名词——压力，始终是一种集团现象，它表明了集团之间的推与挡。集团压力的平衡就是社会的现状。”【244】按照本特利的理论，政府应“视为利益的调整或平衡”。【245】现在显然可以看出这种模式的概貌。本特利在假定不存在有效的个体利益、各集团均有其各自的利益、这种利益总是导致集团行动、没有一种集团利益会包含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之后，便能够宣称事关政府的所有事务，事无巨细，均取决于互相冲突的集团压力。【246】这是认识一般政府与特定经济政策的关键所在。
按照本特利的思想，所有的集团压力的结果，不仅始终是社会政策的决定因素，而且还是最公平合理的决定因素。集团的权力或压力的大小大致上是与其人数多少成比例的，较大、较一般的利益通常总能战胜较小、较狭隘的特殊利益。他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形：一小群重型车主可能会损坏城市路面，损害了城市中多数纳税人和市民的利益。本特利断言，为数较多的人的利益终将胜过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广大纳税人最终“必胜”，尽管多数派中许多人可能对这场争论漠然置之，但车主终将换用宽型轮胎。【247】这是一种典型结局。“政府的多数具体工作……都是由许多常规行动构成的，这些行动就是由大的或弱者联合利益对为数相对少但就其追随者而言又较重要的利益施加压力而形成的调整。如果有什么事物能用‘由人民控制’这句话来表达，那么这就是一例。”【248】他承认，立法机构的工作时常不够完善，但是当特殊利益变得过于强大时便会舆论大哗，群起而攻之。【249】特殊利益的沆瀣一气并不可怕：这是调整集团利益的一种有效而又出色的手段。【250】
本特利在其所有强调集团压力的重要性和优越性的论述中，几乎没有述及为什么社会中各个集团的要求会以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形式反映出来，他也没有细致考察导致集团的组织和行动有效的原因，以及为何有些集团在某些社会中很重要而在另一些社会和时期则又有另外一些重要的集团。【251】本特利的追随者们已设法填补其思想的这段空白。
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在其名著《政府的过程》中已充分注意到本特利著作中的空白。杜鲁门教授基本上是想建立一种变形的自愿社团社会学理论，用以表明有组织的有效集团压力会在必要时出现。【252】杜鲁门认为，当社会变得更为复杂，其集团需求更多、变化更大时，便会自然而然地另外形成一些社团来稳定社会中各种集团关系。随着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复杂性的提高，社会需要更多的社团，也会出现更多的社团，因为新生社团来满足社会需求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特性。
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由于相关技术变化迅速使已有的期望接连受挫，社团的激增势不可免（着重号系引者所加）。实际上，这些发展接踵而来，以致可以将社团形成率用作社会稳定指数，将社团数用作社会复杂性指数。简单社会没有社团（就该术语的技术意义而言）；当其变得较为复杂，即当组织结构差异很大的集团数目增大时，社会就衍生出较大数量的社团。【253】
社团数目如此“势不可免”地增大必然对政府造成冲击。当这些集团感到政府的重要性时，这些社团便会要求与政府机构联系。【254】社团涌现以满足社会对集团需求的趋势在经济领域尤为明显。
毫无疑问，从经济制度中产生出大量社团的原因很多。……试图建立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空想——波兰尼（Karl Polanyi）如此称它——导致了重重干扰和障碍。这种尝试主要是将虚构的土地、劳动、资本要素当作真实情况来处理的政策，忽略了这些要素代表着人类或对人们的福利有密切关系这一事实。这种政策的施行必定意味着痛苦和混乱——失业、价格急剧波动、浪费等等。这种干扰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社团——业主、工人、农民社团，促使政府通过关税、补贴、工资担保、社会保险等手段来减轻和控制体系的创伤。（着重号系引者所加。）【255】
杜鲁门于是提出，“痛苦”、“混乱”和“干扰”必然导致有组织的政治压力。那些社会地位低下、需要有一个组织的集团实际上终将组成一个组织。然而，近期现实的政治生活却并不一定能证实这种观点。按照杜鲁门的准则，产业革命时期应当形成更多的社团（那时有大量的“痛苦”和“混乱”），可是，他也承认，社团形成速度近年来为最高【256】（近年的主流是繁荣和稳定）。
杜鲁门除试图修正本特利的理论（增加关于为何集团需求和集团利益会导致有组织的政治压力的解释）外，仍然倾向于采用本特利的迂回曲折解释法。杜鲁门像本特利一样也忽略了个体利益，认为只有集团利益、集团态度和集团压力才至关重要。【257】
杜鲁门不仅接受了本特利关于集团压力是社会系统最终均衡态的唯一决定因素的观点，而且甚至还更少保留地认为这种集团均衡一般是公正的、合适的。【258】杜鲁门教授对压力集团政治的结果有好感，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他认为多数压力集团是弱小的、分散的，在那种环境中他们不会向社会索取太多，因为他们的成员也可能是其他不同利益集团的成员，因而也会反对过度需求。追求关税的制造商也是消费者、教士，因此，制造商社团如果走得太远就会失去它自己的部分成员。【259】其次，如果特殊利益过于出格还会有“潜在的集团”崛起向该特殊利益宣战。【260】如果关税过高，消费者很可能会组织一个游说疏通团体来反对它。就是这些潜在集团的存在以及害怕他们会组织起来，才使有组织的利益不致索取过多。
因此，只有在均衡中考虑到交叉成员关系的影响及无组织的利益和潜在集团的作用时才能较准确地将政府活动说成是集团活动的产物或结果。……断言强大的利益集团的组织和活动如果无视与广大的潜在集团的关系和这些集团的作用，将对代议制政府构成威胁，这种说法是从不充分的资料和对政治秩序不完整的理解推广引申出来的。【261】
杜鲁门教授深信集团压力具有通常值得称颂的作用，以致他对几乎一切改善立法机构和院外疏通体制的尝试都不屑一顾。【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