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可以指责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没能建立一个明确的关于国家的理论，但对卡尔·马克思却不然。在其他经济学家还未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就建立了一套关于国家的意味深长和发人深省的经济理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国家是统治阶级统治其他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在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是“资本家的执行委员会”；它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并采取任何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共产党宣言》宣称：“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190】
这个关于国家的理论是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相信：“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91】阶级是“有组织的人类利益集团”。【192】社会阶级也都是自私的；它们把阶级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且根本不关心对立阶级的利益。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阶级并不是同属某一社会阶层或收入阶层的某一特定的群体。阶级是以财产关系来划分的。生产资本的所有者，即剩余价值的“占有者”组成了剥削阶级，而没有财产、遭受剥削的挣工资者则组成了无产阶级。【193】
定义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马克思是用成员的社会地位或特权来定义阶级的话，他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有共同利益，因为收入来源（即劳动收入或资本收入）不同的人可能拥有相同的特权。马克思是用生产性财产的所有关系来定义一个阶级的。这样，资产阶级的所有成员就有共同利益，无产阶级的所有成员也有共同利益，因为当价格和工资变化时，这些集团的所有成员同时受益或受损。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生产的剩余价值；被剥削阶级最终认识到它应该也能够起来反抗，这样就结束了这一类型的剥削。简而言之，阶级是以其经济利益来定义的，为了增进这些利益，它们会动用各种手段，直至暴力。
正如阶级是自私的，个人也是自私的。马克思对那些认为人性本善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嗤之以鼻。马克思把在身边看到的许多自利行为都归结为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94】尽管自利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表现得最为无耻，但其实在整个文明史中它都是最典型的。“赤裸裸的贪婪是文明发源直到今天的精神动力；财富，财富，仍然是财富；个人的财富，而非社会的财富，是其唯一和最终的目标。”【195】马克思把几乎所有人们所说愿意作出牺牲的东西都斥为虚伪；意识形态不过是隐藏特权阶级的外衣；资产阶级花了大量精力“对下层人民进行说教”，知道这样可以使工人“服从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主人的命令”。【196】他写道：“比如说，英国教会能够容忍对它39条教义中的38条进行责难，而不能容忍对其1/39收入的侵犯。”【197】只有在共产主义，原始的部落共产主义或革命后的共产主义，自私的本性才不会控制人类的行为。
马克思强调个人自我利益，并认为阶级都意识到它们的利益，这自然是大多数评论家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理由。一些人认为这是他的主要缺陷，他对于自我利益和理性强调得过头了。这一观点中有一个例子值得详细引用一下。已故的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认为，在阶级行动发生之前必须具备：
（1）对自己阶级利益的一个理性的认识和确定；（2）认为其他阶级的利益非法并加以排斥；以及（3）为实现个人利益，认识到并准备运用集体的政治手段来达到集体的政治目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模型总需要……有一种“认识到内在可能性”的政治心理。这一思想和自由主义所作的心理假设同样是理性的。因为斗争是在相互竞争的阶级理性地认识到不相容的物质利益后才发生的；对优势的计算将物质现实和对利益的认识联系了起来。正如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正确地指出，这一想象是功利主义的，与边沁（Jeremy Bentham）的理论，而不是黑格尔的理论更接近。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作了同样的理性假设：只要有机会，人自然会从政治上认识到自己或阶级的利益（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按照穆勒的观点，对政治广泛的漠不关心就可以证明马克思认为人们能够实用和理性地参加阶级行动的观点是错误的。穆勒说：“漠不关心是社会主义理想破灭的一个主要迹象。”
然而对美国政治最贴切的评论就是公众的漠不关心。……（大多数人）是政治的陌路人。他们不激进、不自由、不保守、不反动；他们不活跃；他们根本与政治不搭界。【198】
简单来说，马克思看到了自私的个人和自私的阶级采取行动实现各自的利益。许多评论家认为马克思过于强调自我利益和个人理性。他们觉得多数人肯定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的阶级利益，因为阶级斗争并非是马克思认为的那种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