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克里昂（Cleon）[1]最初决定从政的时候，他把朋友们都召集来，并且宣布断绝他们之间的友谊，因为这种友谊会妨碍他在政治生涯中对一些政策做出正确与公正的选择。
——普卢塔克（Plutarch）[2]：《道德论》（Moralia），约公元100年
有一个警察我非常钦佩。他去处理家庭纠纷，到了以后发现丈夫和妻子互相扔东西，吵得不可开交。于是他就坐在沙发上，摘下警帽，一句话都没有说。这对夫妇迟早都会感到自己的做法挺愚蠢的。他每次处理这类争端都要用45分钟，但保证能彻底解决问题。
——拉科尼亚市警察局马克·罗金厄姆（Mark Rockingham）警官，1971年
Ⅰ克里昂是一个民众领袖，居住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他出身贵族，但其政治生涯仰赖于出身低下者和穷人的支持。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克里昂在决定代表受人憎恶的大多数人之后，预料到了父母和亲属会对其做出何种决定，所以采取了谨慎的步骤来保护自己。他意识到，贵族阶级的领导人物会直接向他施压——通过排挤、散布谣言、剥夺他的继承权的方式。除此之外，他还意识到，间接的压力也许更难抵抗，最终会迫使他削弱自己的抨击，甚至背弃自己的信仰。如果他的朋友遭到折磨，他就有义务去拯救他们，而朋友们被牵扯进他的麻烦之中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感情。由于这些间接的压力会削弱他保护自己的能力，于是他公开并戏剧性地断绝了与他们的友谊，这样他的朋友们就无须承担支持他的道德义务，同时也解除了自己与朋友进行互助的责任所带来的负担。实际上，他向对手表明：“我不在乎那些你们认为跟我有牵扯的东西。我以前的朋友不适合被当作人质，因为现在他们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毫不关心他们的命运，我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他们对我也一样”。
2400年以后，一名拉科尼亚警察从旁目睹了一位绝望的、所作所为与克里昂如出一辙的丈夫。当时夫妻二人正在大打出手，那位丈夫似乎对毁掉自己的婚姻以及毁掉用来支撑自己婚姻的物质财产无动于衷。他已经超脱于对妻子和孩子的责任。同时他也放弃了自己作为一名稳重和殷实的公民的声誉。跟克里昂一样，他公然而决绝地与家庭决裂了。也许就跟克里昂一样，他预见到，对他人存在显而易见的牵挂会导致他容易受制于人。克里昂的超脱，使他在道义上免受所爱之人和家世背景的影响，可以无所顾忌地追求缓解阶级仇恨的“正确并且合理的政策”。这位丈夫的超脱使他得以在道义上免受来自他人的影响，包括妻子、孩子、邻居和警察。
这种奇怪的行为模式揭示了强制的第二条悖论：超脱悖论。“受害者越是不在乎保住某样东西，那么加害者就越是不愿意把它当作把柄”。无恃悖论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保护一个人在乎的东西；超脱悖论则引申出一个问题——是否要在乎一个人已经拥有的东西。您一定记得此前在探讨勒索性交易之时曾经提到过，面对来自无恃者的欺凌，一个经典的反应是建立庇护所来保护重要的东西。另外，针对来自超脱者的侵害，一种经典防护方法是降低事物的重要性，从而不必为之建立庇护所。这两种反应之间的差异不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类别上的差异。对于无恃者，一个人可以坚称“我非常在乎我的东西是否遭到损坏，为了保护它们，我会战斗到底”来保护自己；但对于超脱之人，比如克里昂和那位暴跳如雷的那位丈夫，人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我也不在乎”。
在拉科尼亚，超脱这一主题曲有一个反复响起的变奏曲，那就是家庭纠纷。晚上，当生活的喧嚣渐渐退去，精神医生关上诊所的门，神职人员忙于其他的事情做，社会工作者回家去了，这时候警车中的宁静总会被内容为“999”——警方为家庭纷扰指定的代码——的无线电呼叫[3]打破。您或许还记得英格索尔警官描述过的那起引发夫妻争斗的典型事件。
那个男的已经歇斯底里了。到现场的时候，根本就没法跟他讲道理了。这是让我大惑不解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我能弄清楚出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会出事儿。他这个人想学好，想要遵守规矩。在那以前他失业了，然后参与了斯巴达［一个相当不错的公共住房项目］项目，把自己的福利金支票交给某个组织，由对方负责支付他的账单、房租等。当时他想竭尽全力维持生活，可是回家以后却发现妻子把福利金全给糟蹋光了。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法让他平静下来。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喝了酒，可能还吸了毒。我们到他家是为了平息纠纷，可是我们却无能为力，这一点真的让我很难过。我们到现场的时候，这件事儿还没有到刑事犯罪的程度，不过当时已经是锅碗满天飞了。我们没办法让局面缓和下来，于是只得把他抓起来。我说过，在这件事里，可能毒品和酒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理解这个人的问题。他确实真心实意地想要学好。他有两个孩子，可是回家之后却发现家里的钱没有了。我理解这一点，但也没法帮他解决问题。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人把家里拆得七零八落，挺可惜的，他们家装修得还不错。
在争吵过程中的某个时候，那位妻子或者邻居打电话到警察局，然后警察局无线电调度室将这一警情发送给辖区警察，但通常不包含警情细节。除非是重复呼叫，不然辖区警察根本就无从知道报警的究竟是哪一家人。他只能猜测那对夫妻对于闯入自己的“领地”——丈夫的城堡，妻子的爱巢——的警察会怎么反应。巡警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不知道他们家的枪支和刀具放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家的邻居是些什么人。警察对于争执的背景或者导火索毫无头绪。他所知道的是这种家庭纠纷无一例外都很危险。“我觉得如今一线警察遇到的最棘手的情况莫过于夫妻间的争执了。”这是拉科尼亚警察局基层警员们一致的心声。“在家庭纠纷中丧命的警察比在其他案件中丧命的都要多。”[4]
在家庭纠纷中，一切都乱了套。夫妻两个正在摧毁他们最珍贵的牵挂。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关系和财产——这让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黏合剂成了他们要摧毁的对象。丈夫从养活家人、维持家庭中得到了尊严，妻子则将自己的自尊寄托在照顾孩子、打扫房屋和维持家庭完整之上。而如今，他们却在一件一件地摧毁这些珍贵的东西。
在强烈的冲动情绪的作用之下，他们抛弃了旧有的价值观。他们都变得不顾一切，好像除了他们之间的争执之外，生活中曾经重要的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他们甩开了内心的枷锁，挣脱了自己的过去。一切都变成了可以毁灭的对象：他们的窗户、瓷器、友谊，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整个生活。这个时候这对夫妻，或者是其中一人，不再关心任何人，不再在乎任何事，包括接到999电话后赶来的警察。如果被激怒的是丈夫，“那就压根没有办法让他冷静下来。”他对任何事情毫不在乎，因而即便是警方最为严厉的警告也拿他没办法。这种情况下，警察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Ⅱ如果进门去处理家庭纠纷的巡警既年轻又没有经验，就难免“自讨苦吃”，有“力不从心”之感，甚至可能会“搞得一团糟”。他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因为他比想要公断的夫妇年轻得多。此外，即便他已经结婚，结婚的时间也不会很久，缺乏对于婚姻长期挫败的直接经验。最后，他没法保持超脱客观。他非常在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因而愿意不惜成本地帮助需要的人，他要通过尽到自己责任的方式巩固自己的自尊。他要凭借成功调解他人的生活来为自己构建一个身份。
年轻警察需要知道，自己的个性是有价值的。他们正处于一个需要抓住一切合乎道德的机会树立自己成熟的“形象”的过程之中。家庭纠纷激发了他们向他人提供帮助的意愿。这促使他们投入其中。但是，他们对发生纠纷的夫妇的福祉的认同，导致他们相对于已经不管不顾的丈夫或者妻子而言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保护家庭的意愿往往超过了自己的能力。
如果这位警察跟吉姆·加菲尔德（Officer Jim Garfield）一样不称职的话，家庭纠纷就会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折磨。加菲尔德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约1.93米），是一个身材瘦长，长满胡须的帅小伙。他自命不凡，夸夸其谈，趾高气扬，但是却又后知后觉。因而在我观察过的每次警情中，他都会和当事人发生对抗。正如某位培训警官曾委婉说过的那样，“他的行为举止有时候显得生硬粗暴。”
除此之外，他还存在学习障碍。读大学时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辍学。他未能通过警察局的智力测试。他在警校学习了六个星期之后，警校的负责人建议他退学。一位老警察曾经表示“他好像没法记住别人给他的信息或者建议”。最后，这个人还十分混沌迷茫。他在少年时期曾经半真半假地离家出走过，想要离开遭到他恶语相向的父亲。他总是大谈自己在越南打打杀杀的经历。此外，他喝酒不知道节制，并且痴迷于打击毒品工作：“我追求的目标就是进入社会风化处（Vice Division）[5]，在读书期间我一直对打击毒品很关注，也很感兴趣。在当兵的时候，我曾经协助提供过关于硬性毒品（hard narcotics）[6]的信息。”其他警察都很讨厌与他一起工作。于是上级只好拼凑一些无关痛痒的任务给他，尽量让他不要上街执勤。如果不得不让他去处理什么危急情况，也要派另一个警察跟他一起去。他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负担——毫无疑问，他是我研究样本中最差劲的警察。
那么，为什么他还能够在警察局工作？他为什么待在警察局不走？因为他的体格、英俊的相貌、从军经历以及他始终不渝地要当警察的渴望一次又一次地给了他继续待在警察队伍里的机会。除此之外，在他入职的时候，公务员部门（civil service）开始怀疑智力测验（intelligence tests）是否具有“工作相关性”。这种范围广泛、难度颇大的测验在某一起民事权利诉讼中遭到了抨击。吊诡的是，当加菲尔德测试不及格后，这位盎格鲁-撒克逊裔白种青年得到了特别关照，与其他一些求职者考生得到了第二次机会，参加了一个要求较低的测试，并通过了这次测试。在警察局录用他之后，警长由于急需人手，压下了警察培训学院负责人要把他从培训学院除名的建议。他的每位实习评估人各自都怀疑加菲尔德的表现会越来越糟，但是并没有机会交换意见。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加菲尔德混过一年的试用期，此后除非他主动犯下不当行为，否则就没法开除他。不过，从那以后加菲尔德果真就变得不主动了起来，于是就成了一个永远也甩不掉的负担。他表示：“我的脑子比谁都转得快”，这句话的意思是回避一切难办的活计，“甩手不管”。为了逃避工作，他会去寻找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借口。当无线电调度员呼叫警员的时候，他会一直观望看有没有其他的巡警回复。如果不得不去现场的话，一有机会他就会溜之大吉。
如果某对夫妻正在闹家庭危机，那么“他们让我出去，我会赶紧就走。他们不想让我来，我也不想。我是他们的公仆，他们有权让我走人。”事实证明，他没有解决家庭纠纷的能力，于是乎他就把家庭纠纷视为超出警察职责范围的事情。在他看来，家庭纠纷不属于警察分内之事，而应该是家庭咨询师的事情（可是该市尚未雇用家庭咨询师）。“可以专门雇用一个家庭咨询师来处理已婚家庭的问题：既然家庭纠纷不过是身体上或精神上的问题，为什么非要叫警察来处理呢？医生或者牧师就能够应付得来。他们不能让警察去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这样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解，让公民把自己“身体或精神上的问题”留给他们雇不起的医生和除了来参加他们中某人的葬礼之外就从来不会上门的牧师来处理。
如果像加菲尔德这样的警察要想把家庭纠纷甩给根本不存在的、警察之外的人员处理，那么他们就必须首先取得某些使警察得以在贫民区无论什么时候发生大麻烦都能溜之大吉的条件。他们要是有搭档，就必须跟他串通一气，要对外人保密，并且具有小心谨慎的天赋，这样一来，他们就只需要搪塞少数几个可能会把他们叫去，让他们对不负责任的行为做出解释的人就行了。
不过，对于像家庭纠纷这样反复发生的警情，还必须加上最后一个条件。习惯性推诿的警察必须为自己的不作为编造一个在社会上无懈可击的理由。在同僚那里，他必须给自己的回避行为披上合法（或者表面合法）的外衣。他必须拿拉科尼亚警察局的某句传统名言警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将家庭纠纷定性为自己的分外之事，他主要是借用了这句熟悉的训诫“切勿卷入其中”。这么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就是加菲尔德赖以在道德上为自己辩护的依据。对于这句训诫，警察们有着见仁见智的反应。对于职业型警察而言，这意味着要公正。对其他人来说这意味着别把别人的麻烦带回自己家。对倾向于做出强制执法型回应的警察来说，意味着不要仁慈。然而对加菲尔德来说，则意味着管好自己的事就行。“切勿卷入其中”这句话非常含糊，足以掩盖他的不作为，还给他提供了一个说得过去的自我原谅的道德原则。只要警察局领导不正视并消除这句话的歧义，那么这句话就会一直“歧义”下去。
这样做对于警察个人所造成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不履行职责，行为反复无常，以及越来越逃避警察工作。加菲尔德与其他有着同样反应的人失去了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具有重要性的机会，因为他们把太多警察通常情况下责无旁贷的事情给定义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给警务工作划下了一个极为狭隘的范围，导致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做出有价值的工作的空间。诚然，加菲尔德将自己超脱于很多人的命运之外固然可以不去拯救他们，但是这也导致他无从为自己构建一个自我形象。他庸庸碌碌，做着没有价值的工作，是一个缺乏自我认同的人。
这种自我消磨的挫败感非常强烈。加菲尔德偶尔也会放松，将家庭纠纷纳入道德事务范畴去做。他会心血来潮，前去处理某个家庭纠纷，他非但不会回避，而且还会按照他对警务工作的定义进行处理：“制止犯罪”“开罚单”抓捕犯罪的人“清理辖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发生了矛盾。结果我去处理的时候，他们两个却一起跟我撕扯起来。当时他们家的客厅里大概站了八、九个人。我把他们统统抓进监狱去了——包括那些围观的人在内。我叫了一个警察小组过来，然后他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在开玩笑了。情况逆转了。”这样一来，加尔菲德把一个“医学或者情感方面的问题”变成了可以让他得到某种道德上的自我成就感的警务工作。他自我感觉不错：他这是在干工作，他满足了自己寻求道德上的充实感的需求。
然而，尽管有这种心血来潮的小插曲，无所作为的趋势却依旧存在。宣称难办的事情不在警务范围之类是容易习惯成自然的。一旦加菲尔德从自己对警务工作的定义中将家庭纠纷排除在外，那么下一步他就会觉得将“孩子在街上玩棒球”之类的事情，排除在自己的道德关注范围之外也并非难事，然后再将家庭之间的争斗也排除在外，以此类推。接下来，他开始回避居住在拉科尼亚市那个被他称为“混蛋地方”的地区的居民之间的一切纠纷。这一地区是低收入公共住房小区的所在地，在那里，破坏公共治安的事件是家常便饭。在他的道德论证的逻辑指引之下，他从不管“混蛋地区”居民的纠纷这一点开始后退，进而将“混蛋地方”发生的一切活动都排除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外，甚至连入室盗窃和抢劫之类的犯罪案件也一样。这样一来，他在道德上的枯萎颓败不断蔓延，一发不可收拾，直到超脱的加菲尔德的道德田野变得一片荒芜，再也无法滋养他的灵魂。他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般的警察。[7]
逃避责任的回避反应（avoidance response）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公民们遭到抛弃，只得依靠自己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加菲尔德曾经怀着不应有的自豪说过：“再也没有人投诉我了。”他对于辖区公众的问题一直不管不顾。暴力问题并没有减少——只不过是针对暴力的投诉减少了而已。弱势群体受到伤害，但是他们却无法求助于法律或社会，只能通过超脱于家庭、朋友、社区——也就是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此外，在一个没有法律的地方，如果有人在失去理智后将文明抛诸脑后，那么只要他足够有力，他的野蛮行径就不会遭到任何有效的反抗。在这种野蛮的破坏行径中，家庭生活、爱、成长和责任的价值也就陷于毁灭了。[8]
Ⅲ弗兰克·卡尔帕索（Frank Carpasso）警官不是道德上的行尸走肉。他是个乐于救助他人的人。他需要别人需要他。他离不开别人对他的依附；帮助弱势的人、贫穷的人、不幸的人和受压迫者的机会，对于他而言须臾不可无。他作为警察“就是来帮助别人的”，“这让我的灵魂感到满足”。从他能记事儿的时候开始，他就能从帮助他人中体会到快乐。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非常崇拜本地的一位警察。这位警察善良的举动和耐心十足的解释补偿了卡尔帕索自己父亲的不足。与他崇拜的这位偶像一样，只要有可能，卡尔帕索就一定会出手帮助别人。他“庇护”过一个少年犯。这位少年犯的父亲跟卡尔帕索的父亲一样是个酒鬼。卡尔帕索出钱说服这位少年重回学校，并给他资助和体育比赛的门票作为奖励。他还帮助那个少年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on Association）[9]，并且教他怎样改过自新。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后来却土崩瓦解了。那个少年在打篮球的问题上欺骗了卡尔帕索，而且违背了重返学校读书的承诺。最终他被送到了少年犯拘留中心。卡尔帕索承认：“这件事搞砸了”。
尽管如此，在四年的警务工作中，卡尔帕索仍然想方设法地帮助别人。如果没有人请求他帮助，他会自己主动找上门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如果哪对父母之间出现了家庭问题，他就把它变成拯救他们的子女的机会。只要发生家庭纠纷，他就一定会介入其中，让做子女的免受胡作非为的父亲或者母亲的影响。他会倾听大人们的意见，但不是为了了解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如果出现了证实自己猜测的线索，他就“了解”了事情的完整情况。他不是在对实际发生的纠纷进行公断，而是在调查究竟是父母中哪一方的过错导致孩子受到了（卡尔帕索推定的）伤害。当妈的是懂得照顾孩子吃饭，还是四处游荡，生活不检点？当父亲的是酗酒成性，还是不懂得顾家？一旦他得出结论，就只有两个选项：“一无是处”的父亲或者母亲“自愿出局或者去坐牢”。这样一来，感情用事就演化成了强制执行式的回应。
卡尔帕索对于家庭纠纷具有高度的身份代入感，同时对于家庭纠纷的责任感也非常之强，因而他从家庭纠纷中发现了其他警察看不到的意义。他关注的是孩子，并且不是从父母的视角，而是从小男孩儿的感受出发对每一个家庭纠纷场景进行重构。人们感到，卡尔帕索仍然在受到童年不幸遭遇的困扰。
我父亲是个酒鬼，而且总是麻烦不断。我父母在生了我两个姐姐后就分开了。他们复婚以后又生了我。所以我们家有点像两个家庭一样。我父母的婚姻并不美满，可以说，我好像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似的……心理医生肯定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
如果没有任何信息证明卡尔帕索匆忙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卡尔帕索就会一直将这种结论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无线电调度员发来的信息非常简短，给卡尔帕提供不了多少案情方面的信息。在家庭纠纷的一片混乱之中，任何情况下想要获得准确信息都非常困难，这就使他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将一切不支持他的假设的事实统统打入另册。
第二个导致卡尔帕索感情用事的原因是他对人性的“二元论”理解。他倾向于把人类分成两类：英勇的和可怜的，好的和坏的，出类拔萃的和卑鄙下流的，我们和他们。只要将“坏人”摒除在外，前一类人就有可能取得任何成就。在家庭纠纷中，后一类人通常指的是当父亲的，这也许是因为母亲是报警人，也许是出于实际原因（假如把当母亲的关起来，做父亲的该怎么照顾孩子们？），也许是因为这更接近事实。这种二元论观点使凸显应该拯救谁、应该谴责谁成为可能。
使卡尔帕索这种感情用事式的关切成为可能的第三个条件，是拉科尼亚警察局的分工。这种分工意味着卡尔帕索一直是一线警员（专门负责处理冲突），不会成为侦查人员（在事件的翌日从容镇定地厘清事件的全貌）。卡尔帕索很少有机会从事件的全局层面来检验他的假设是否正确。作为分工的一部分，他只能看到事件的某一个方面；他只负责初始讯问，因而即便做出了任何错误的猜测也不必负责。从来没有人当面质疑过他的推测，因为到那时他早就离开事件现场了，因而也就无从得知他的猜测是对还是错。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工使他免于在智力上受到问责。卡尔帕索这种“英雄与恶棍”式的定位中，内在的心理矛盾从来就没有遭到过质疑。
但是，这种二分法对卡尔帕索而言却行之有效，虽然“并非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人”都管用，但他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系统一方面给了他一个分析的角度，另一方面又给了他成就感。
对发生争执的夫妻的子女进行调查，给他提供了一个智力上的焦点，使他得以撩开事件的面纱，看清事件的全貌。在信息难以捕捉、零碎杂乱又片面主观的情况下，“到底谁该为伤害孩子负责”这一问题使事件有了中心点。从争论双方的一面之词之外的视角对事件进行重构，有时候能给他提供一种洞察力，使他能够平息场面。他的家庭生活的理论把最细微的线索放大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足以让他果断地采取行动。
这种果断给卡尔帕索这样一个游移不定的人带来的信心是不可轻视的。卡尔帕索从解决某些家庭纠纷中得到了一种激情、一种狂热、一种道德上的热情，这些是那些不像他那样自以为是的警官永远感受不到的。当他觉得应该宽宏大量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得非常慷慨、格外热心，并且非常注意细节。他把他自己融入警情之中，并且十分投入。
从长远来看，人们可以预见到这种英雄主义会如何蜕变为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cynicism）[10]。他曾经抱有这样的幻想：他所拯救的当事人都是纯洁无瑕的，可是一旦生活击碎了这一幻想——他帮助过的那个孩子没有走上正道；那位母亲一旦离开了他的帮助，就堕落成了与她丈夫一样的“废物”——那么，卡尔帕索就得到了教训。他会意识到，自己对于好人的定义太宽泛了；这样一来，他会缩小好人定义的范围并提高准入标准。之后每次遇到新的失望，他都会决定减少关心的人数，直到需要他拯救的人已经所剩无几，直到他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帮助他人究竟是不是可能的？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己吧。偶尔帮助一下别人就好”。
像卡尔帕索这种凭意气用事的多愁善感的人往往会给辖区带来麻烦。他对谁是好人的推测往往导致他无法平等地适用法律。正如之前说过的那样，他在处理警情的时候往往会偏袒其中他喜欢的人。如果前面说过的那个男孩对了他的路子，他就能让卡尔帕索为他付基督教青年会的费用，替他出面给老师和管理逃学的负责人说情，或者是去和少年犯管理局（Youth Authority）交涉，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如果某位当丈夫的看起来潦倒到了一定程度，卡尔帕索设法让人给他捐献零用钱，还会设法让他免于被捕。但是，有他喜欢的人，也就必然有他不喜欢的人。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卡尔帕索会毫不客气地贯彻自己的道德使命。拉科尼亚警察局的某位副队长认为，卡尔帕索为人感情用事，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其实他只说对了一半。卡尔帕索对于他要拯救的人的对手是毫不留情的。这些人对事情的看法和卡尔帕索往往存在出入，因而卡尔帕索的强硬有时候就有了粗暴的意味。
卡尔帕索这一特点有造成不平等的潜在可能，并且有些公民能够感受到卡尔帕索意气用事的一面并对此加以利用，从而使这种潜在可能变得愈加复杂。这些公民在发现卡尔帕索在道德上对他们抱有深厚感情之后，就开始在情感上操纵卡尔帕索对于他们抱有的责任感。他们确信不管发生何种情况，卡尔帕索在道义上都会保护他们，于是他们就会大肆利用这种优势来打压对手，要求对对手进行报复和羞辱，对他们提出一些合法的无礼要求（pound of flesh）[11]，卡尔帕索可能会答应。如果他不肯答应，如果他对这些人的报复性要求另有看法，这些人就会“絮絮叨叨个没完”，对于他的“背叛”极尽蔑视，并采取最严厉的方式对他进行报复——让他无法从帮助他们中获得道德上的满足感。
与此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则是某些公民并不想被他拯救。他们觉得卡尔帕索的帮助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他拯救他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打击这些人的骄傲和自主性。他们的这种怨恨会导致卡尔帕索做出防御反应或保护反应（defensive response），将警情的剧本推到重写，把他原本想要帮助的人变成了“混蛋”。如果卡尔帕索针对公民对他的拯救措施做出的反应导致卡尔帕索对于局面的理解发生扭曲，那么他对局面做出错误重构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此一来，他强势干预局面的做法就变得有悖常理，以至于到了受人鄙视的地步。当法定权力的行使看上去是心血来潮、反复无常时，那么民众就会认为法律既不合理也不安全，因而会对法律敬而远之，并转而设法保护自己，并且在跟警察打交道的时候做最坏的打算。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副队长，或许正是因为想到了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结果，才会断言多愁善感的人“永远成不了好警察”的吧。
Ⅳ汤姆·胡克（Tom Hooker）警官26岁加入拉科尼亚警察局，但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他脸上没有皱纹，皮肤黝黑，神情忧郁，是个十足的帅小伙。他表面看起来体型偏瘦，实际上却是名运动健将——他是个争强好胜、冲劲十足的选手，一个敏捷而强壮的体操运动员，是个坚韧不拔并且品行良好的斗士。他成长在一个小镇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周围孩子中一直是最桀骜不驯的：“我算得上是个小霸王……那就是我的绰号”。在少年时期他就开始和他“迂腐不化”的父亲对着干，但更多的时候，他选择把精力倾注在高中体育活动、大马力机动车之上——他在整个大学期间以及成为警察之后，依然保留这些兴趣爱好（到警察局上班后，他仍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参加摩托车越野赛，最后头部严重受伤，只得在加入拉科尼亚警察局的第三年遵医嘱离职）。
胡克是一个摩门教徒，在高中毕业后他去爱尔兰呆了两年——“为了让我父母开心”。在爱尔兰的那些经历让他浮躁的心平静下来，并给他带来了超乎自己十几岁的非凡阅历。他回到美国之后进入大学读书。在大学中他发现社会学和心理学能够帮助他更好地了解自己，他的生活当时似乎正在经历“180度大转弯”。他娶了一个能与他心心相印的“好老婆”。在大三那年，他在校报上看到了一份拉科尼亚警察局的招募广告。于是他就加入了拉科尼亚警察局，一方面是因为他需要钱，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做大事的满足感。
在他当警察的头一年里，他常常会因为自我怀疑而痛苦不堪。他的培训警官，一位有着极强洞察力的老前辈曾经点评道：“目前来看，他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自信”。正是由于缺乏自信，所以他故态复萌，重新拾起了高中时期少年的行为模式。他成了一个粗暴、急躁、爱动手的警察。他被内部事务处叫去问话了3次（不过每次都免于受到处罚）。他的一些上司曾经表示，他过于热衷回应某些紧急呼叫（比如，正在实施中的入室盗窃、高速追逐嫌疑人等），反应过于积极，而对更为常规的警察事务就相对缺乏兴趣。他甚至还调到了特别行动组，因为比起巡警部门，在那里遇到“刺激的”任务的几率更高。
但是，到了他从警的第二年，他的自信心就有所提升。他找到了一种跟自己成熟的节奏更加合拍的警务工作方式。此外，他还了解到，同僚们都因为他能在大街上巡逻的时候很好地保护自己而很是佩服他。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他擅长一件其他警察都觉得很棘手的事情：他很会处理家庭纠纷。
胡克变成了警务一线的临床心理学家。他认为（在发生家庭纠纷之后）把丈夫从家里赶出去是不明智的。毕竟，他是“一家之主”。在他看来，因为发生家庭争吵就把一方当事人给抓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在我看来，抓人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的最后一招”。在所有的家庭纠纷之中，胡克的目标不只是恢复暂时的平静，而是要为解决婚姻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冲突奠定基础。他细致入微，并且与人充分讨论，借此教会家庭纠纷的各方如何识别发生分歧的征兆，以及如何防止冲突的发生。他会采用幽默的手段。他将事情放在大背景之中，这样发生纠纷的夫妻两个就能看到，自己的愤怒也好，不和也罢，在相亲相爱的两个人的婚姻中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情。他突出强调必须想方设法处理惹人生气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夫妻之间要沟通交流：了解对方对事情的感受，调和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深入交换看法，并理解到妥协并不是让步。但是最重要的是，胡克会认真倾听。
胡克虽然年轻，但是他却懂得辖区内的居民是多么的孤独，多么渴望能够获得一些调解，听到一些建议，得到一些安慰，获取一些鼓励，并争取到一些帮助，好让自己的生活重新恢复正常。尽管他是小镇中产阶级出身，但他仍然懂得，得到这些帮助对于那些辛勤工作、处于弱势的城市人而言是多么的困难——他们没有医生，没有牧师，没有社会工作者，没有家庭，没有朋友。
在处理家庭纠纷中，胡克会对家庭聘请的专业医务人员的做派亦步亦趋。他会绞尽脑汁，让自己摆出的临床医生式的姿态实至名归：
我听过很多故事，某位警察说自己过去曾经如何如何卖力，如今却说：“老子一点也不在乎”。其实他并不是那个意思。他依然在乎，只是不再感情用事了。你得退后一步，不要卷入进去。你得保持冷漠，不，并不是冷漠，而是要更客观一点。这仍然不是我想说的。不要认为什么事都是针对你的，你要想，我这是为了工作。他不是针对我个人的。
“一点也不在乎”“不再感情用事”“暂时退后”“不要卷入”“保持冷漠”“要更客观一点”，不是认为这些事情都是“针对我个人的”“我这是为了工作”，这些语句表明，胡克努力要将强制执行式的回应——与某一方当事人一起站在其家庭对立面，与自己做出的回应——他称之为“不偏不倚”的回应，区分开来。
胡克成功地履行了自己临床医生式的责任：“在处理家庭纠纷方面，我还没有哪次没能或多或少地恢复家庭的宁静。”这方面的成功对他而言意义巨大：他的自豪感深系于自己把心理洞察力传递给别人的能力，通过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所取得的成果，在修补已经破碎的关系方面学到的经验教训，来引导人们交谈的方法。在谈及家庭纠纷的时候，他表示：“我想我最大的满足感就是来源于此”。
胡克坚信家庭成员其实是彼此关心的，这种信仰给了他一个可行的解决超脱悖论的方案。他通过努力掌握了娴熟的临床技巧，并且预计自己的技巧肯定大有市场。他坚信，发生争执的夫妇会意识到胡克能够提供一种他们期盼已久的服务。只要假以时日，并且情况允许，他们竭力想要疏远对方的劲头就会松懈下来。一旦他们对有意义的感情与事物的依恋重新开始抬头，那么这对夫妇就会希望请他过来，愿意出钱购买他的才华，而且就像对待医生一样，想要预约找他看病。在胡克心目中，他们过去为维持家庭而做的努力就足以作为酬劳。（付出这种酬劳之后）得到临床医师的服务就是他们理所应当的。
胡克要想采用这种临床医生式的方式进行回应，某些因素必须存在。首先是人性同一性观点。这种观点反对将人区分为天使与魔鬼。胡克必须抗拒使用“我们”和“他们”的视角（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式的心态——译者注）观察世界的诱惑。在这方面，胡克是坚定的（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才29岁）：他将警察和公民等同起来，他们都有类似的自卑情结，都有相当高的智慧，都因为种种相互抵触的倾向进退维谷，深感烦恼。此外，他觉得不能换位思考是一种严重的缺陷。在他看来，愤怒是一件坏事。说教别人不是他的工作：“我相信我们应该去理解别人”。他这种急迫的道德责任感是从哪里来的？一个贤惠的妻子，诸如父亲、老师或教会中某位人士等成年人榜样，大学教育，凡此种种——他必须构建一个以洞察力为美德的有着大丈夫气概的男子汉楷模。
其次，他必须有相当强的人际交往技巧。如果他不具备相当深刻的洞察力，或者不善言辞，他就不会有能力去平息自己遇到的家庭纠纷。要在解决家庭纠纷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要“或多或少地恢复家庭的平静”，并“让他们一笑泯恩仇”，没有天赋是不行的。
再次，使用这些技巧还必须能够在警察局内部得到大家的首肯。这并不是说警察扮演临床医生的角色必须成为警察局的正式政策，不过，采取“软弱”的态度总还是要说得过去才行。在拉科尼亚市，胡克仰仗两个基础使自己的做法得到人们的接受。一个与他个人有关。他向他人证明，自己采用温和的态度并不是由于自己缺乏勇气。这一点上，他强健的体魄帮了他大忙。在处理街头混战方面他游刃有余。他为自己赢得了采取温和态度的资格。他之所以会被内部事务处叫去训话，没准就是为了向其他同事展示自己的勇敢：用他的话说就是“不希望其他警察把我的行为视作软弱的表现”。此外，他作为摩托车运动发烧友的名声无疑也大有裨益。
第二个基础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此前别的警察也做过，而且这些警察在同僚之中颇负重望。就胡克而言，他最为重要的榜样莫过于自己的培训教官了。“在跟人打交道方面很有一套……为人随和……没有任何人跟他过不去。”胡克还记得这位培训教官在六周现场实习后对自己说过的原话：“胡克，我知道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向你讲过。这六个星期里，我们没有拦过几次汽车，也没有抓过几个人，我们也没有在街上拦下过几个人。我不相信这些玩意儿。你要是想学，就只能跟别人学了。”拉科尼亚警察局选择了一位乐于调停家庭纠纷的老警察来训练胡克，这一事实就使胡克的做法有了正当性。刚一入职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可敬的资深警察，想起这段记忆，足以打消他反复出现的“温和是否等同于软弱”。
最后，胡克或者其他倾向于做出互惠反应的警察，都需要时间来完成工作。他需要一个奢侈的宽松条件——一个平静的辖区——才能使他花上一个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处理某一家人的纠纷。如果他的辖区事务繁忙，他必须四处奔走、忙个不停才能应付，可是他却因为在处理居民家庭纠纷方面耗时太多而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别的警察就不得不出手帮忙，免得其他公民遭到忽视。
既然每一起家庭纠纷都要消耗这么多时间，那么像胡克这样的警察会给自己的辖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扮演着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儿童教导顾问的角色，同时又不愿采用对警察工作的狭隘定义（该定义为采取逃避责任的规避式反应提供了理由），因而较之其他警察，他们完成的任务相对较少。他们承担的工作量相对较少。他们承接的入室盗窃报案更少，他们从事的预防性巡逻工作相对较少，逮捕的人数较少。用行话说就是，他们“不出成果”。
有谁能说这是一件坏事呢？较之社会工作者或者咨询人员，如果警察能像临床医生一样应对问题，或许更有可能提供有效的咨询，这样说或许不无道理。激烈的争吵比起在风平浪静之后到咨询办公室求助或许更加能够让人窥见家庭问题的真面貌，因为争吵结束之后，冷静的思索和选择性记忆可能把现实过滤掉。比起心理医生或家庭顾问——他们只能靠想象来了解发生纠纷的家庭的情况——警察可以在现场进行观察。此外，纠纷现场的紧张关系反而为解决纠纷提供了更好的环境：“病人”通常会在自己问题的周围树立种种欺骗和伪装，而盛怒之下，他们可能会将这些伪装和欺骗拆个一干二净。人在接近暴怒时更容易洞察自我。我从来都不肯定，但有理由推测，当肾上腺素爆发、个人超脱于外的结果最为明显的时候，心理治疗可能是最有效的。在中产阶级出身的咨询人员面前，当事人由于缺乏正规教育而自惭形秽，变得局促不安，由此产生的种种自我抑制扭曲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警察提供的这种直截了当的治疗方法对于打破这些自我抑制或许能够起到格外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较之高高在上的全职精神病医生，在一线现场的警察或许是更为出色的顾问。
尽管如此，扮演着临床医生角色的警察面临着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如果他无法为所有人服务，那么他应该为谁服务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律中的同等保护的概念就变得难以把握了。对于一名警察而言，平等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也是最传统的，是平等待遇：对辖区巡警来说，这就要求能够为每位公民提供同等服务。但是，当警察采用临床医生式的方法处理具有强烈私人性质的警情之时，他没办法在每位公民身上花费与他最为偏爱的公民相同数量的小时和分钟的。第二种平等则具有补偿性的意味：那些最需要帮助，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他们有权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帮助。这种补偿性帮助旨在实现结果上的平等。平等的第三种含义则是一种效率。如果某些人能够最为高效地利用巡警专门提供的帮助，那么为像这样的人提供帮助就是合理的。平等的效率概念和市场中的投资收益率具有可比性。某人将自己投入到某种情境之中，直到他从该情境之中获得的边际收益降到他可以从其他投资机会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水平相等之时为止[12]。倾向于向民众提供高强度心理咨询的巡警会根据辖区居民——同时也是他的客户——从自己的咨询技能中获益的能力大小来向他们提供此类技能。
像胡克一样的人往往会以平等的第三种含义作为自己耗费大量时间的行为寻找理由，并乐于向那些改善幅度较高的人提供服务。这就是为什么临床医生式的方法其实属于互惠式反应的原因。对于那些并不需要他的技能的人，胡克并不会为此服务。胡克优先选择的是那些发生家庭纠纷的人，而不是那些年老、单身、不起眼并且畏畏缩缩的人。换句话说，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存在歧视。这是一种合理的歧视，甚至可能是正确的歧视。也许他们时间的最佳用途是提供家庭咨询。设法教会一家人如何相处，从长远看来或许是减少犯罪、维护秩序的最佳方式。然而，这种优先重视处理家庭纠纷的做法并非没有争议。
警察在处理家庭纠纷时采用互惠的临床医生式的手段会在警察局内部给警察个人造成严重的后果。当一名警察转而采用心理治疗的方式去解决公民的问题时，他往往会对其他方法和其他任务嗤之以鼻。当跟他做法不同的警察对此表示怀疑或批评时，他就会极力为自己辩解。他拿自己与公民之间的极信任关系（confidential relation）[13]作为挡箭牌，并回避团队警务工作。他变得更像一个不合群的孤独者，更加不像一个领导者。如果孤独对他所采取的临床医生式的方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这就会阻止他向同僚解释自己方法的合理性，并争取他们的支持；相反，在自己的身份遭到同僚攻击之后，他蓦然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对他们进行回击。例如，胡克就曾经抱怨道：“我认为整个警察队伍都没弄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做出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宁愿把对方当成混蛋，也不愿学会同情这些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经极力批评其他警察在认识方面所做的一些区分，而如今他自己却恰恰开始在形成这样的区分——关于人性的敌对心理学——只不过他是和民众站在一起反对自己的同僚。这种对警察组织的疏离感随时都有可能在警察局内部产生严重的分歧。
Ⅴ乔·威尔克斯（Joe Wilkes）警官看上去貌不惊人。他身材矮胖，说话粗鲁。他的衣服似乎从来没有合身过。他那副身板让人看上去一身警服都不像是量身定做的。乍一看，他像是一个晕头晕脑的俱乐部拳击手，总是参加超越自己公斤级的比赛，因为他缺乏减掉多余体重所需要的自律。事实上，威尔克斯当过职业拳击手，年轻时候为了增加经验和糊口曾经闯荡过中美和南美的拳击场。他出生于阿拉斯加并在那里长大。他的父亲是个嗜酒如命、走街串巷揽活干的勤杂工，他“有脾气但不乱发作”，认为大家“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非常重要，而且是个“好人”。
威尔克斯对自己的父亲亦步亦趋。和他父亲一样，他也曾经周游世界——不过是以商船海员（merchant seaman）[14]的身份。他在军队里当过伞兵，当过酒吧服务员、洗碗工、推销员、仓库保管员以及管理见习生。他学过西班牙语，还上过夜大学。漂泊多年之后，他去了美国本土一个安静的小镇当了一名警察。由于感到那里的生活格局太小，颇感束缚，他辞掉了这份工作，进了孟菲斯警察局，但是不到24个月就因为高薪诱惑而转到了拉科尼亚警察局。
乔·威尔克斯一直致力于儿童工作。他对做好事的热心程度不亚于卡尔帕索。他曾经多次获得年度警察奖，该奖项是由拉科尼亚当地报纸授予的。把这一奖项授给威尔克斯，是为了表彰他在业余时间为当地多家少年俱乐部所做的工作。他的人事档案中收录了多封人们为了感谢他为当地青少年团体提供的无偿服务和其他帮助而写给他的感谢信。他利用自己不多的空闲时间制订关于如何出钱让拉科尼亚警察训练少年并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计划。
尽管乔·威尔克斯对拉科尼亚的青少年做出了这么多奉献，但他在拉科尼亚却事故频发。即使他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说起谎来依然拙嘴笨腮。他在跟某些公民打交道的时候总是把握不好火候。他经常卷进斗殴事件，以至于被认定为“具有暴力倾向”，并因此被发配到了预防暴力分队（Violence Prevention Unit）。防暴队（VPU）其实相当于某种心照不宣的敏感群体（sensitivity group）[15]。这个分队把那些跟别人发生争执次数相对较多的人聚在一起，并让他们相互讨论自己发怒的原因。在这么一个令人局促但是却给人提供支持的环境中，有些警官对自己和自己的情感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乔·威尔克斯便是其中之一。他对分队的活动做出了热烈的回应，积极参与每次讨论活动。他牵头为警察局和未来的防暴队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通过这些讨论活动，他意识到自己在青少年工作方面的经验可以合乎逻辑地运用到他的其他工作中。用他的话来说，他经历了一个“人性化的过程”，意识到成年人其实不过是身体更为强壮的孩子而已，想要有所作为并且参与到世界上诸般事务之中去的愿望不仅在他鼓励向上的青少年中普遍存在，而且在自己与之斗争的成年人中同样普遍存在。这些讨论使他有时间和动力去调和他的经验中的这两个方面，或者至少在那些被称为家庭纠纷的冲突之中是这样。
当乔·威尔克斯接到报警前去处理家庭不和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家庭放置在道德背景之中进行审视。他把这个家庭的每位成员都看作一个复杂关系网的中心。当这些将家庭成员拖往相互冲突的多个方向之时，这个家庭就会陷于瘫痪，或者挫败感就会爆发出来。而当这些关系一起奔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就会创造出一股强大到任何一名警察都无法与之抗衡的力量来。乔·威尔克斯明白公民和警察之间的道德强制所存在的根本弱点。警察并非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从现在直到永恒地待在家庭纠纷的现场，因此无论警察想要多么投入，他在家庭纠纷的道德语境之中都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警察是不能要求他人做出牺牲的。
一言以蔽之，乔·威尔克斯意识到，一切从长远的角度平息家庭纠纷的机会都取决于家庭成员之间重新珍视他们之前曾经重视的友谊、传统和牵挂的东西。
因此，在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乔·威尔克斯所做的就是谈话。“我的个性之处就是谈话，”他说。他会向发生纠纷的丈夫和妻子清楚地讲述一个充满希望的视角。“我们一起谈论他的可能性——谈论一切他曾经可能去做的事情。”为了能够触动人们的希望，他会竭力设法发现过去他们曾经在乎的、使他们之前的人生具有意义的东西——也就是将那些曾经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找出来。他会设法扩大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即他称之为“自我”，他人则称之为骄傲和尊严的东西，并将当事人的自身利益与他们的未来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些“可能性”才是现在进行牺牲和忍耐的理由。
他竭力寻找他们婚姻里曾经重要的东西——一辆用心保养的汽车，一套贵重的多米诺骨牌，正在炉子上煮着的美味的汤，一个一尘不染的厨房——任何他们曾经关注的、曾经心爱的、充满希望的事物的迹象。
他并不像临床医生那样行事，他靠的不是对感情破裂的诊断结果。面对如此复杂、如此严重以至于令人头昏脑涨的问题，他只是简单地让公民回顾自己的过去，想想他们是谁，曾经什么对他们有意义，并且让他们确信到目前为止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并且也值得持之以恒地去追求。他用他们的希望来做文章。
不过，到头来，当他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冷静下来，回想过去有意义的东西之后，威尔克斯可能需要承担这样一个风险。他离开了家庭纠纷的现场。他不对他们的问题进行任何深究。他不知道在过去的种种牵挂有时间重新发生作用之前，他辖区内的这些公民是否会伤害彼此。他把自由选择的权力重新还给了他们。这并不是最安全的做法，但这是根据经验和承担风险的意愿精打细算后得出的方法。他意识到，他不可能在家庭成员周围筑起重重的保护设施，这样的防护设施只能靠家庭成员之间的纷争和彼此的自主才能得到完善。回想一下前文提到的有关警察公正执法的格言，贾斯蒂斯警官（Officer Justice）在进行总结的时候说：“在那些我是对是错并不重要的案例中……我会冒险赌一把。不要失去机会比‘我是对的’更加重要。”强化公民坚韧不拔的品格，坚定其信念，鼓励他们坚守自己的价值观（纵然在几乎无法坚守的情况下）的机会——正是这些并不起眼的机会，蕴藏着治理一个由自由的人所组成的国度的秘密。
乔·威尔克斯采取的道路是介乎卡尔帕索警官不去倾听、径直行动的倾向与胡克警官只是倾听但是却不行动的倾向的中间道路。他以时代的名义对治理问题进行了折中妥协，而我则把这种折中称为专业型反应。做出专业型反应的人要赌运气——赌的是人类社会中发生的那些偶然而幸运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人类一旦行动起来，往往会变得灵活多变、精明能干、意识自由、适应性强。威尔克斯并不会试图去替某个家庭解决问题，相反，只要他觉得发生无法挽回的人身伤害的风险已经降低之后，他就会听凭这家人凭借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对事情的后续走向有把握之前，他就离开了现场。
采取赌一把的做法的警察不是把眼光转向发生纠纷的家庭的内部，拆穿公民用来掩藏过去的种种手段，而是更加倾向于引导这一家庭的成员着眼于未来。如果权责对等的互惠式（reciprocal response）反应可以概括为将心比心，那么职业型反应（professional response）就可以用挑战来定性。如果说胡克警官是在深入探索对方的灵魂，那么威尔克斯则仅仅触动了对方的希望。
是什么使这种回应成为必要的或者可能的？首先是意识到节约时间的必要性。威尔克斯觉得除了家庭纠纷之外，自己还有其他工作要做，除了发生纠纷的家庭之外，还要为其他人服务。因此进行更为深入的处理——即便是他能够做到——其代价必然是导致他无暇处理其他事务。他不惮于承认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从而给他所冒的风险提供了理由。
其次，甘愿冒风险的人必须具备良好的口才，因为职业型反应涉及大量的交谈。与胡克警官相比，威尔克斯警官说得多，听得少。他力求用语言将人们最为深刻的失望和渴望表达出来；他把道德问题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他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地将法律的精神表达出来，使门外汉也能听懂。用极具感召力的词句来表达人的内心秘密的能力，是使人们重新凝聚在一起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之一。有时候，这种能说会道的本领听上去像蛊惑人心的政客的诡辩。要想用让辖区民众听上去觉得在理的词句来重构事件的意义，威尔克斯有时候不得不说些自己也不一定相信的话。他是一个倡导者，是为别人的灵魂发声的人。
所以，第三个条件是，职业型反应取决于律师暂缓审判的能力。像威尔克斯那样处理家庭纠纷的人，必须对绝对真理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他们以最有利的方式展现辖区内公民的问题之举并非不诚实之举。相反，这是帮助家庭发现更深层次的事实——人人都有想让自己具有重要性的愿望——的一种手段。
第四，他们必须能够承担冒险的风险：事情会时不时地出问题。家庭纠纷在平息之后可能会再度爆发；有人可能会受伤或者丧命。做出这种冒险的警察必须能够在他们的警佐、副队长、副巡官、警长[16]、同事、社区甚至自己的信仰面前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他们必须对他们的方法和假设有足够的自信，以便能有效地说服别人。
他们的做法给辖区造成的影响很难界定，他们或许可以提供更多的警察服务，服务对象也更加多样化。当然，像威尔克斯这样的警察感觉自己是在帮助形形色色的居民处理形形色色的事情。他们为自己的“高产出率”感到自豪，这与胡克警官以及那些倾向于做出互惠式反应的警察的自怨自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这一切都是如此具有投机性。像威尔克斯这样的人试图唤起的美德是自尊、骄傲和对成就的追求。他们这种面向未来的方法是不是比胡克警官这样的人所倡导的内省的、分析的方法更加有效尚难确定。
但在个人发展方面，威尔克斯的自我感觉显然更好。他觉得自己在警务工作方面完满而出色。他认为自己多才多艺，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警察工作。因此，对于自己在处理家庭纠纷时采取的温和手段，他并不那么急于辩解，因为他确信他有大量的机会，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展示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他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心理辅导专家这一角色之中。
这样一来，他完全相信自己能够承担领导警察的职责。他能够而且也确实成功地完成了很多任务，并自信能够管好很多人。通过对警情做出职业型反应，威尔克斯在警察的多重责任之间达成了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折中。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成功。
[1] 克里昂（Cleon），雅典政治、军事领导人，在伯里克利死后（公元前429年）领导民主党派。——译者注
[2] 普鲁塔克（Plutarch），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之子。曾在雅典学习，在罗马任教，游历四方，结识了许多重要的朋友，后回到故乡比奥蒂亚。一生著述甚多，但最流行的是《比较列传》，对一系列著名的希腊人与罗马人配对记述，加以比较。此书所展现出的他的学识和研究工作令人印象深刻。列传展示了高尚事迹与品质，提供了行为方式的模范。《道德论》与《伦理论》收入了他尚存的有关伦理、宗教、自然、政治和文学主题的作品。他的著作深刻影响了16～19世纪欧洲随笔、传记和历史作品的转变，尤为重要的是托马斯·诺斯爵士的翻译作品《希腊罗马名人传》（1579），莎士比亚写的罗马历史剧就是取材于这部作品。——译者注
[3] “999”报警呼叫系统，1935年，伦敦发生一起重大枪击案，5名妇女死于此案，案件发生时有邻居试图打电话给消防部门报警，但由于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接警系统，导致悲剧发生。1937年，英国开通了第一个应急呼叫系统，当地居民可以通过拨通号码999来联系救火车、救护车和警察局。二战期间，驻扎在英国的美国士兵得知了这一号码，也在其基地采用了一个通用应急呼叫号码，随后在美国全境得以推广。将紧急电话设定为999号码意在拨号方便并且易记，不过999号码的误拨率很高，因此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将报警电话设定为911并作为唯一通用号码，而英国仍保留999，并接受欧盟标准112，以及随后的短信、VoIP通信。——译者注
[4] 家庭纠纷每晚都会发生，正因为它发生的频率太高，警察局设立了一个实验性的家庭危机小组，以此来减轻辖区警察处理这类事情的负担。一些经过特殊训练的人专门负责接听全市的999电话。他们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但还是不能完全分担辖区警察处理这些呼叫的负担。
[5] 社会风化处（Vice Division，简称“VD”），一般指警方取缔赌博﹑贩毒﹑色情活动的专业部门，有时也涉及有组织犯罪和社区问题。在与此有关的执法活动中，警察局所有部门提供培训和支持。——译者注
[6] 硬性毒品（hard narcotics），指毒性较大、容易成瘾、难以戒断的毒品。——译者注
[7] 顺便说一句，加菲尔德（Garfield）对生活做出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解。他认为人就像一座孤岛。无论这种观点是回避行为的起因还是结果，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极端的，骗自己说人不需要和他人接触。例如，他为自己在高中的困难找理由：“我小时候语法成绩十分差，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如果我感觉一句话中间应该有一个句号，那对我而言这里就该有句号。”对社会责任的狭隘理解，反应在他忽视为他人解释清楚的必要性，以及他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自己，这一点在现在的警务工作中也有所表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个“个人主义者”。
[8] 一个警察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回避反应（avoidance response）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他以前的一个搭档身上：“他只是不想被牵扯进来。我们接到一个女孩打来的报警电话，电话里面说她妈妈正在试图服用安眠药自杀。我们驱车赶到了报警地点，他叫我们在车里等，他则下车去摁响了门铃。不久他返回来了，因为屋里没人应答，接着我们便开车离开了。没有人回答，对于他来讲，这或许就是那个报警电话的结束。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的想法，我也直接告诉了他。但他却回答说‘我们没有必要自找麻烦’。很好，后来事实证明那个母亲其实是在另一个地方，而且她也没有死，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一点，而我也不知道这事实。”
[9]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on Association，简称“YMCA”），是以发扬基督徒高尚品德为宗旨的跨教派的非政治性组织。原是1844年伦敦的12名青年人为提高行业年轻人的灵性修养而成立的一个俱乐部。19世纪50年代美国波士顿成立了第一个这样的俱乐部。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内容有体育、野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公民活动等，此外还经营旅舍、公寓、宿舍和自助食堂。全国委员会是1855年成立的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的成员，总部设在日内瓦。根据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基督教青年会有责任在战俘营中促进教育与文娱设备的添置，现有数十个国家的组织在运作。——译者注
[10] 犬儒主义（cynicism）学派是古希腊四大学派（犬儒主义学派、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之一。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也有人声称该学派创始人安提西尼曾经在一个称为“快犬”（Cynosarges）的运动场演讲。现代“犬儒主义”一词在西方带有贬义，意指对人类真诚的不信任，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行为。犬儒主义与愤世嫉俗表现相近，都对现状不满，但愤世嫉俗是有正义感的人激愤痛恨世间邪恶现象，表现为改造的热情，是理想主义的极端表现。而犬儒主义的核心是怀疑一切，不但怀疑现实，而且也怀疑改变现实的可能性，是一种完全的虚无主义。因此二者是对立的。但另一方面，激烈的理想主义者最容易蜕变成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所以虽然本质截然相反，但是只有一步之遥，越是纯粹激烈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足够坚强，就越容易蜕变成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译者注
[11] 合法的无礼要求（pound of flesh），这一典故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这里指的是合法但是不合理的、严苛的赔偿要求等。——译者注
[12] 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其他条件不变下，当消费量开始增加时，边际效用会增加，即总效用增加幅度大，但累积到相当消费量后，随消费量增加而边际效用会逐渐减少；若边际效用仍为正，表示总效用持续增加，但增加幅度逐渐平缓；消费量累积到饱和，边际效用递减至0时，表示总效用不会再累积增加，此时总效用达到最大；若边际效用减为负，表示总效用亦会逐渐减少。——译者注
[13] 极信任关系（confidential relation），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信任及深信的程度或本质之深，令另一个人需要在两人之间的一切往来中尽最高度的诚意。极信任关系存在于律师与客户、父母与子女、医生与病人、监护人与受监护人或宗教长老之间，而以公共政策为根据的法律假设不影响存在。要确立极信任关系，须证明关系确实存在而诉苦的一方通常对犯错的一方深信不疑。——译者注
[14] 商船海员（merchant seaman），商船水手，受雇在私人船舶上执行海员职务的工作者。——译者注
[15] 敏感群体（sensitivity group），又名接触团体（encounter group），一般翻译为“交朋友小组”或者“会心小组”，这是一种精神治疗方式，受治疗者往往具有类似的病情，并且通过在组内与其他成员进行自由交流内心感情的方式治疗精神问题。——译者注
[16] 美国警察没有全国统一的警衔，大都把职务和警衔融为一体。例如纽约市的警察有十个等级，包括：总局长（chief ofdepartment）、分局长（chief of bureau）、助理总警监（assistant chief）、副分局长（deputy chief）、督察（inspector）、助理督察（deputy inspector）、副巡官（captain）、副队长（lieutenant）、警佐（sergeant）、巡警（patrolman）等，资料引自http：//img3.itiexue.net/558/5583819.jpg。而芝加哥市的警衔有十一级：警察局长（superintendent of police）、第一副局长（first deputy superintendent）、副局长（deputy superintendent）、地区警长（chief）、助理副局长（assistant deputy superintendent）、副警长（deputy chief）、高级警长（commander）、副巡官（captain）、副队长（lieutenant）、警佐（sergeant）、巡警（patrolman）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