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好警察的职业政治模式
卷入政治的人，就是以权力和武力为手段的人，与魔鬼的力量缔结了协议，就这类人的行动而言，“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果”绝对不是实情；情况往往正好相反。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在政治上实际是个幼童。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政治为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1918年
此时此刻，我要卸掉伪装，显露出自己作为保守主义者的真实面目。我仍然抱有多个已经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活跃的知识分子所否定的观点。我相信秩序优于混乱，创造优于毁坏。我喜欢温和多于暴力，谅解多于宿怨。总体来说，我认为知识胜过无知，同时我肯定人类的同情心（human sympathy）比意识形态更有价值。我相信尽管科学技术在近期有巨大飞跃，人类在过去两千年间并没有多少变化；所以我们仍需要以史为鉴。历史就是我们自己。我还有一两个见解很难用简短的语言说清，比如我看重谦恭（courtesy）——一种我们借以在满足我们的自尊心的同时避免伤害他人的感情的礼仪。还有，我认为应当牢记，我们是一个大整体的一部分，方便起见可以将这个整体称为自然。所有生物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某些人有天赐的才能，并且我珍视一个让这样的人存在成为可能的社会。
——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1]：《论文明》，1969年
Ⅰ强制，即以武器为依据的力量，并非权力唯一的手段。除此之外，还有金钱的力量和语言的力量。我们应当牢记强制之外的这两种控制他人的基本方法——互惠（reciprocity）和规劝（exhortation），这样才能认清强制的道德含义。
互惠是一种独特的权力关系。一个人不是借助威胁，而是通过有吸引力的交换来克服对方的抗拒。他让出某样他并不那么珍视的东西作为交换，得到一样他认为对他价值更高的东西。同时，他的交易对象，由于价值标准的不同，得到一样较之他所出让的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样一来，双方各取所需，变得更为富有。
互惠这一理念具有某种极为文明的特性。拥有不同东西和不同价值体系的人，自愿进行平等且相互满意的交换。因为双方不存在任何对立情绪，继续这种有利可图的关系的前景抑制了赖账或者不守规则的动机。多样性、可信赖性、建设性、同理心、自我修养——所有这些美德都能从互惠关系中获得回报。
另外一种权力技巧是劝诫。某些个人采取行动，不是因为他们受到强制或者引诱，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对的，因为他们被自己有义务完成的事务中的“真理”说服了。为了一项他们信仰的事业，他们欣然做出牺牲，甚至是杀人或被杀也在所不惜，哪怕是没有这种执着，他们原本要忍受野蛮人的折磨和魔鬼的引诱。劝诫是一种人类借以进行控制的高尚的方式。人们和睦地一起工作，接受内心信念的协调，关心大多数人的福祉，言而有信，目的明确——这一切令人感到鼓舞。当人想到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劝诫关系，立刻会有多种美德涌上心头：团结、共生、无私、良知、激励。
在三种权力技巧——交易、“真理”和威胁中，只有最后一项，被我们称为强制的手段，一眼看去就是又卑鄙又野蛮的。诚然，互惠和劝诫也不全然是好的。实际上，如果仔细审视经济的力量和语言的力量，他们其实与强权一样具有众多矛盾又棘手的方面。极端地说，它们都鼓吹高度令人怀疑的品质，例如自私（互惠）和顺从（劝诫）。
但是强制则似乎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实施强制所必需的人类品质似乎与一切关于美好的概念都格格不入。一个必须反复应对无恃、超脱、面子和非理性这四个悖论的人的道德领域会因此变得一团糟。强制力创造出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之下有效的东西在各个方面都与阿克顿勋爵所说的“道德规范不可变更的完整性”存在分歧。[2]当一个好人和当一个好的强制力践行者之间的鸿沟似乎是不可逾越的。即使当权者愿意以中规中矩的公平且温和的方式行事，他也可以确定，有人会利用自我减损、超脱、残忍和无知来对付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是想随心所愿，将自己的权力用于良好的目的，就必须采取自我防卫和其他行动。强制的权力导致其行使者腐化的趋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Ⅱ不过，是否有办法可以防止拥有权力的人变坏呢？德国社会理论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在他的一篇题为《以政治为业》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3]他对强制权力和人格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表述：“卷入政治的人——就是以权力和武力为手段的人——和魔鬼的力量缔结了协议，就这类人的行动而言，‘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果’绝对不是实情；反之，情况往往正好相反。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在政治上实际是个幼童。”[4]或者，像韦伯在这篇文章另外一处所说的那样，“不管什么人，也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同意使用暴力手段——每个政治家都是如此”就会将自己暴露给“强制的伦理悖论”并“危及‘灵魂的救赎’。”韦伯把这些悖论总结为“政治的恶魔”与“爱的神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影响“作用于他的内在自我，对此他只能无奈地接受，除非他意识到这些影响的存在。”如果政治人物没有预期到这些，如果那些承担强制力的人“没有充分意识到给自己招致了什么，”那么其结果就是苦恼，平庸的自我接纳或者逃避。[5]
韦伯构建了一个关于“成熟的人”的模型，这样的人不会在“职业政治家”所遭受的伦理矛盾的压力下“崩溃”。为了有所参照，我将他所构建的这个模型称为职业政治模型（the professional political model），在这里，“政治”一词采用的是韦伯所限定的含义，即涉及强制威胁和暴力的事物，而“职业”则用来表示“与强制的遭遇反复发生，以至于变成常规的了”。韦伯的职业政治家模型有两个特点，二者结合可以降低腐败的几率，韦伯把它们称为“热情与视角”的美德。
（1）热情（Passion）：将强制“融入”道德的能力。韦伯坚持认为，“真正的人”，即职业政治模型，调和了其无罪标准和为公共福利而“拿起武器挺身而出”的意愿。这种人不会为使用威胁和暴力而产生的不良后果而承受内疚的阵痛。他调和了本不能调和的事物。他对强制权力感觉良好；他使自己诉诸威胁导致的后果与规范自己行为和价值的道德准则相一致；他知道自己参与暴力是“符合原则的”。在实现了“将暴力融入伦理的融合”之后，职业政治模型就得到了忍受政治和强制力带来的对立所必需的“热情”。（强制的伦理基础在于强制为之服务，且若没有强制则无法达成的“事业”）
（2）视角（Perspective）：理智上的“客观性”。但是仅仅有“以有原则的暴力作手段”的伦理观还不够，因为对强制手段不能靠调和来获得道德安宁，而要靠摈弃文明的伦理关注才能实现。这样一来，由于没有良知，也就不会有内疚。对韦伯来说，这种对道德的彻底摒弃导致了“真正激进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这一理念中，世界遭到扭曲，变得面目可憎，从而为使用暴力来对抗这个世界提供了理由。一言以蔽之，犬儒主义是可能的。
但职业政治家模型是通过培养“客观性”来抵抗扭曲的诱惑。这里，韦伯的意思是“知道人类的一切行动，特别是政治行动，永远都带有悲剧成分。”职业政治模型能够领会人类行为的意义——对地球上每位居民所受苦难的理解，敏感于人对尊严的向往，以及最后持有“某种信念”，认为没有人是无用的。简而言之，职业政治模型培育了与真实的持续接触。他逐渐获得了一种认知效率、一种“视角”、一种从贫乏的线索中看出丰富暗示的能力。他形成了对人类动机的内在理解，一种对生活因果规律的意识以及自我怀疑，当威吓者和奉承者所言与他内心“对悲剧的了解”不一致的时候，来独自寻找真相。
避免被强制权力腐化——比如邪恶、平庸、怯懦——的秘诀，是将热情与视角结合在一起。我们这里再一次借用韦伯的话：“好的”政治家被定义为有能力把“温暖的热情和冷静的分寸……结合在同一个人的灵魂之中。”
Ⅲ在一本关于警察的书里讨论韦伯的职业政治模型的意义何在呢？其实，它对于解决这项研究中的一个内在的重要方法论问题而言是极为实用的。我恳请读者耐心地研读，允许我短暂地跑题到可能在若干读者看来有点迂腐的技术问题。我认为鉴于这一点的重要意义，花费这些时间是值得的。
请各位回想一下，之前我所做的都是为了解释好警察的发展。读者和我都明白，要想从这样的调查中获得价值，我们就必须合理地定义“好”。这个问题很棘手，任何解决方案都至关重要，又格外需要严格审查。
我主张“好”的合理定义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独立性——该定义是否基于相对较大范围的社会问题，并在可行的前提下尽可能免受警察组织偏见的影响？（2）现实主义——一名理性的警察是否会认同，任何根据这一定义对他进行的评估确实考虑到了那些影响到他的种种重大约束？（3）及时性——假设该定义是相对独立的和现实的，那么研究人员能否收集到关于警察目前有多符合该定义的证据？
针对这三个标准，让我解释为什么我曾经半真半假地考虑过，但最终还是否定了五种似乎显而易见的、解决如何定义好警察这一问题的方法。
（1）警察上司说好那就是好。在拉科尼亚警察局，每年都会由上司对警员的表现进行评级。评级结果由上司与被评级的警察以及上司的上司共同审阅。这些评价往往颇有见地，得到了各方的认真对待。但是明智的内部考核的优点却由于缺乏独立性而大打折扣。评级工作等于是由警察在给自己写成绩单，这不仅是说某位警察良好的发展前景表明其上司颇有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评估是基于拉科尼亚警察局自身的评判标准，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标准。
在理想情况下，管理者对良好警务工作的定义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或许是恰当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在任何一个组织中都有一种倾向，以自身的利益取代其委托人的需要，对于这个一般规则，拉科尼亚警察局不太可能是个例外。要了解组织的目标是否与社会福祉相一致，到头来还是需要将评估标准放置在该组织外部进行考虑。因为这两个原因——自我膨胀和自我欺骗，我拒绝用上司的评级作为衡量良好警务工作的标准。
（2）好与不好是按照警察在新警察学校（recruit school）里的表现衡量的。新警察学校对巡警个人的评分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这些评判看起来非常准确，而且新警察学校在我看来是非常成熟完善的。但这些评级缺乏及时性（同时也缺乏独立性）。除非我们假定好的学员最终会成为好的警察，否则其在课堂的表现就是过时的或不相关的。实际上，本研究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好学员能不能变成好警察？
（3）“好”就是指警察机构为了其他原因所创立的评价尺度的一个极端或者另一个等级（on a scale）的状态。某些次级指标（secondary indicators）具有可自动和即时收集的优点。对于工伤、缺勤天数、奖惩以及公民针对相关警察行为不当的投诉等，警察局都有系统的记录。但是使用这些数据作为衡量标准的困难在于，它们在实证方面与警察工作质量相去甚远。比如，好警察和坏警察都有可能受伤，工伤往往可以用辖区任务分派情况来解释（而且可以说，是否被分配到某个难管的辖区是与警务人员的素质有关的）。缺勤的原因，既有可能是因为好警察遇到了一个让他忍无可忍的上司，也可能是一个差劲到无以复加的警察遇到了一个好上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个我遇到的警察都认为，无论哪种二级指标，对于在个案中衡量警察工作而言都太遥远或太模棱两可。
（4）某位警察好与不好是由他逮捕的嫌疑人数量决定的。拉科尼亚警察局要求每个警察每周填写活动汇总表（the activity sheets），对本周的工作情况进行汇兑。然而，此举把可记录的活动限定为开罚单和逮捕嫌疑人。这种活动指标明显缺乏全面性。在大多数人眼里，开交通违章罚单和逮捕并不是警务工作的精髓。日常警务活动记录表未能记录得到妥善处理的家庭争端、对犯罪的成功预防、收集的信息、找回的失物、交到的朋友、把潜在犯罪人拉回正路、商业关系的改善、种族裂痕的弥合、燃起新的希望以及给予他人的帮助，等等。这些活动经常会让警察的形象有血有肉，却从来没有纳入行政表格之中。一句话，活动表是脱离实际的。
（5）“好”就是指由精神科医生认定“不存在异常”。拉科尼亚的警察在招募之初就会接受精神病学方面的检查，此后一两年内还会进行复查。这一系列检查的结果报告能够克服前四个“好”警察的定义中的一些不足。这些检查报告比上司的评定更加独立，比新警察学校的评级更具有及时性，次级指标更有决定性，并且比警察局的活动表更能全面地评估警察工作。
心理评估是在一个关于“坏”人的医学“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某位拉科尼亚警察接近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状态，他就是“坏”的，如果没有问题就是“好”的。这种“模型”对人的态度敏感，而对行为不敏感。这种评估检视的是警察的理解和情感，如果他的理解与情感和“病态”的精神模型相似，那么这位警察就会被认为有心理问题，因而就是一个问题警察。如果他看待事物比较“非现实”，对事情的评价过于自主，未能充分认识到周围的人复杂的相互关系，那么他与精神分裂症模型的相似性就会被标示出来，这样一来他就被定性为不正常的，也就是一个“坏”警察。
但精神病学模型在两个方面存在问题。以警察是不是病人来断定他是不是个坏警察，既过于宽泛又过于狭隘。过于宽泛是因为该模型假定“坏”人就一定是“坏”警察，不健康的态度会产生具有社会破坏性的行为。但是可以想见的是，“脱离现实”的想法和自主价值体系可能会产生有益的行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科医生看来很有可能是病态的。这就是态度和行为的关系问题，在下一节我们还会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对“坏”警察的定义过于狭隘。如果这一定义局限于发现“坏”人，那么有很多“坏”警察或许是这一概念无法确定的。可以说，警察的工作非常费心劳神，从长远来看，如果要做好警察工作，需要的远不止是“不生病”的条件。事实证明，一个有能力管理自己事务的人在管理他人生活方面可能力不从心。一个按照文明的标准确定的好人在文明的互惠和道德习俗中或许可以游刃有余、从容应对，但是一旦到了强制世界粗暴而可怖的环境中，很可能就会束手无策了。因此，精神病学模型过不了现实主义这一关。
Ⅳ这正是职业政治模型发挥作用的地方。遵从韦伯的主张，我可以通过判断警察的“热情与视角”是否与职业政治家的素质相似及相似程度如何，来确定警察的“好”“坏”。如果他感到能够在道德上认同使用强制手段，并且同时还能够设身处地反思人类的状况，那么他就符合一位职业好警察的标准。
诚然，与我们所拒绝的精神病学模型一样，职业政治模型也同样以态度为基础，它并没有更好地解决态度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将“热情与视角”挑选出来并认为它们很重要，是因为推定——但是从未证明——警察的个人态度与他公开行动的实际效果之间具有某种正相关。我认为二者之间既有逻辑联系又有事实相关，但读者依然应该持怀疑态度。将专业政治模型与精神病学模型相比，我必须重申一点：它们都是态度模型。现在的问题是，哪个态度模型能更好地评估警察？
职业政治模型有一些优点。它不受组织偏见影响，能够使用及时的信息，最重要的是，它是现实的。我问到的每一位警察都坚持认为，他的工作中关键且反复出现的一个部分，是当他成为别人威胁的对象，以及他不得不对他人施加影响，让那些人做不愿做的事情——停止反社会行为、提供令他们蒙羞的信息、去坐牢。这些时候，在用正面的好处来弥补市民的痛苦方面，他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他只有用他的权威、用伤害别人的威胁，来保护自己或者坚持自己的要求；他只能通过勒索才能赢得对方的合作，因为在很多时候别无他法。鉴于拉科尼亚警察往往得凭借自己给对方造成伤害的权力来防止自己遭到伤害，因此韦伯的职业政治家模型似乎能解决判断一个人在从事警察工作方面的表现这一问题。
此外，这种二元的职业政治模型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可以——至少在理论上——产生三种类型的非职业警察：（1）执法者——有热情但缺乏视角的警察；（2）互惠者——有视角但缺乏激情的警察；（3）逃避者——既缺乏热情又缺乏观点的警察。
Ⅴ我仔细分析了每位警察的第一次访谈内容，无论他们是年轻警察还是老警察。我对每位警察关于人类动机的态度和强制的可接受程度所持的态度进行了描述。我特意但是不仅仅限于他们对下列五个问题的回答进行了审视。
1.您是否能谈一谈您在成为拉科尼亚警察后，在警务现场遇到最麻烦的事件吗？
2.有没有人——比如朋友、牧师、老师、父亲或其他人——曾经告诉过你如何对付恃强凌弱的人？
3.让我暂时换个话题。我先来讲述一位名叫吉因·拉达诺（Gene Radano）的纽约警察的故事。拉达诺加入警察部门不到一年，他曾经讲过这么一个事件。他拦下一辆闯红灯、看起来价格不菲的汽车，拉达诺对开车的“小年轻”说，“对不起，先生，你闯红灯了。请问我能看看你的驾照吗？”
那个司机非常无礼，但警察仍然礼貌地说，“对不起！可是从我站的地方来看，你有充裕的时间停车。”驾驶员拒绝出示驾照，还叫拉达诺直接把他抓起来算了。他的父亲是个大人物，肯定会让拉达诺丢了工作。这时一大群人围过来，大概有八九个人，当驾驶者连名字都不肯说的时候，拉达诺决定把他带到局里登记。没想到，这个被逮捕的家伙有幽闭恐惧症，害怕封闭的地方，可当时谁也不知道，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到了警察局以后依然不肯合作，于是副队长决定把他关起来，让他冷静冷静。没想到这年青人看到拘留室的围栏后，开始歇斯底里地打起人来。在打斗中有几个警察受伤，当然，还是那个小伙子伤得最严重，被送进了医院。对此，拉达诺的反应是责怪自己，“如果我一开始说话的时候能再威严一些就好了。我要是严厉点的话，可能就不会出这么一件事儿了。可能我的礼貌让这个人觉得我软弱可欺。或许这就是事情一步步变得没法收拾的原因。”我感兴趣的是拉达诺警官对他自己的感觉。您怎么看待他为发生的事情责备自己这件事？
4.我曾经听过警察相互谈论对方，他们似乎总是谈论一组警察的做法会与其他组的如何如何不同。就您所见，警察有哪些不同的类型，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5.请允许我问您一个私人问题：您在警务工作中是否遇到这种让你进退维谷的问题——您的决定从一个角度看是对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错的：比如说，某件事从个人或者宗教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从警察的角度看却是错误的；或者反过来，从警察的角度看是对的，而从个人角度看却是错的？
在这28名年轻警察里，有10名（36%）看起来是职业警察。他们像我们在第2章里见过的杰伊·贾斯蒂斯一样，对于尊严和人性的悲剧拥有一种全面的概念，有能力将“适当比例”的暴力融入自己的道德原则中。有5名（18%）可以被描述为执法者。至少在他们的第一次访谈中，他们像约翰·罗素一样（在前文我们已经看到，罗素对于武力的效用深信不疑，但是对于人类社会颇有一些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有6名（21%）可被归类为互惠者，就像鲍勃·英格索尔一样，对于使用强制力的必要性，他在道德上还存在冲突（英格索尔曾经说“讨厌使用强制”），并同情普通民众。最后，有7名（25%）落入逃避者的范畴。比尔·塔布曼是这一类警察的代表，他对人性化的细节的精妙之处心存怀疑且认知迟钝，对武力的伦理感到大惑不解。
如果将这28名警察的情况做成表格，结果就是表1呈现的内容。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你会逐渐熟悉这些警察中的大多数。在你更了解他们之前，我来说说分类的两个基本限制。
表1 依据职业政治模型的分类
首先，有些警察拿不准自己的视角，很难被归入具体范畴。比如大个子罗金厄姆，是个退伍宪兵、摩托车手，像音乐家一样敏感，还在苦苦摸索这个充满了人类苦难的朦胧世界，他几乎每一天都在动摇。因为他没有解决这种理解上的冲突，因而可以把他的视角当成犬儒式的。一些警察在通常情况下对行使强制性权力习以为常（因此被标记为拥有融合的热情），但依然会对某些情况下使用强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适，反之亦然。某些总是对使用武力心怀疑虑的警察，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却能采取强制行动，并且毫无懊恼疑虑之意。
其次，这些人都很年轻，大体上说都还在成长之中。有些人成家不久，刚刚开始有了安身立命的体验。有些人还在上大学课程，社会学和历史学课程中相互对立的理念体系使他们能够重构自己的视角。他们每个人的警务技能都在增加，他们都在遇见拉科尼亚和人性中新的方面。有些人可能会遇到种种让他们难以承受、使他们无法成长为职业警察人员的困难。其他人，像约翰·拉索，由于他们变得成熟了，或者重新安排了岗位，或者遇到了意外事件，在我从旁观察他们的几年中，他们的观点和道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而他们已经开始了向职业警察的转变。
最后一点不可不提，发展和变化并不容易，但是矛盾的是，发展和变化出现的概率却又很高。每天都会有发展，有些是建设性的，有些则是破坏性的。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确定影响这种发展的关键因素。
Ⅵ我们依据专业政治模型，对这28名年轻的警察进行了衡量，这是本书研究的开端。为便于讨论，假设这种分类法在某一意义上来讲是“正确的”，我想强调的是，它仍然只不过是一个起点。我们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要知道这种分类法是否有用。以态度为依据而被归入不同类别的警察，他们在行为上是否有所不同？具体地讲，职业警察、“好”警察，与非职业警察在表现上存在不同吗（在某种意义上，前者的反应更加理想）？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问题将会产生一些非常复杂的答案，有的读者可能会（像我一样）认为，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职业警察的表现可能还不如非职业警察。
第二，解释的问题。反复使用强制手段催生专业政治模型的视角和热情，这是一个怎样的动态过程？诉诸武力会怎样建立和摧毁韦伯的方案所衡量的这些标志？
第三，操作的问题。经常性面对强制情况产生的腐化影响，如何人为对其进行调整，使想要的发展更有可能发生，让不良影响的可能性降低？
这三个问题，即实用性、解释和操纵构成了本书的最后三个部分。
[1] 肯尼思·麦肯齐·克拉克爵士（Kenneth Clark，1903年7月13日～1983年5月21日），英国作家，博物馆馆长，广播从业者，是他那一代最有名的艺术史学家和美学家之一，写了一系列的书，吸引了广大民众，而仍保持严肃的学者作风。1969年，他作为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系列片《文明》的编剧、制片人和播音员，获得了国际声誉。该片开创了电视纪录片系列中，专家的个性化描述与华丽的外景拍摄相结合的先河。——译者注
[2] 约翰·埃默里克·爱德华·达尔贝格-阿克顿勋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出生于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后的一年，卒于女王去世后一年。他既热切地相信人类固有的弱点和邪恶，又相信学习历史可以使人类为自己负责。对阿克顿来说，历史记录了个人的功绩和劣迹，教导后来人为恶的罪恶后果，并且永久地惩罚那些生前逃过惩罚的人。他攻击的最厉害的是政治人物和神职人员。在他眼里，国家和教会都对人类做了不可估量的损害。阿克顿（Acton）的朋友曼德尔·克莱顿（Mandell Creighton）在他的《宗教改革中的教皇史》中总结道，中世纪晚期的教皇“已经是宽容并仁慈的了”，阿克顿在《英国历史回顾》一书中探讨过这一点，克莱顿是该书的编辑。克莱顿的善良天性使他愿意公布这个观点，即使它品质“恶毒”，在1887年出版之前二人达成一致对此进行了一些修改。阿克顿评论到，“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以下摘要体现了阿克顿观点的大意：“我不能接受你的标准，认为我们不应该像评判普通人那样评判教皇和国王，对他们进行不会做错事的有利推定……历史责任必须弥补法律责任的缺失……；如果传言属实，那么伊丽莎白曾经要求看守谋杀玛丽，威廉三世也曾经命令苏格兰大臣消灭一个氏族。很多伟大的名字都与重大犯罪相关……如果是我就会绞死他们，比海地人更狠；基于相当明显的正义理由，甚至更高，因为历史科学……对我来说，道德准则不变的完整性，是权力的奥秘、尊严和历史的效用。如果我们因为天才、成功、等级或名声，而让这个尺度大打折扣，那它也会成为因为人的影响力、信仰、党派，或是因为其信誉提升或其耻辱而减损的正当理由。然后历史就不再是科学，不再是对争议的公断，不再是对徘徊者的指南，不再是道德标准的维护者，使道德免受世俗和宗教的败坏……然后历史……只服务它应该统治的地方，服务于最糟糕的而不是最纯粹的目标。
[3] Ma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 and trans. H.Gerth and C.Wright Mill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77～128.
[4] Ma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 and trans. H.Gerth and C.Wright Mill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123.
[5] 韦伯这样总结三种有害发展：“你会痛苦还是机械呆板？你会简单无聊地接受世界和职业？或者第三种也是最有可能的：秘密地从现实中逃避……？”（Ma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 and trans. H.Gerth and C.Wright Mill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