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公司治理问题的时候，特别值得国内理论界注意的，首先是东亚各国对公司治理原则开展讨论的背景[43]，亦即：这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才普遍重视、开展研究的一个问题。因此，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公司治理问题本身和防范金融风险直接相关。西方学者近年来之所以强调东亚各国应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出于这个背景。
但是，也正因为这种观点事实上已经成为讨论的前提，我才认为有必要提出不同看法：并不是只要我们讨论了公司治理原则，或者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就能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如人们所说的那种高度相关，至少在目前看，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特别是最近，当人们都看到欧美主导的国际经济在资本市场下滑的影响下，日益表现出的严重危机趋势的时候，难道不应该问：去年以来首先发生于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难道也与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有关？
近年来人们现在看得到的文件和材料，大部分针对的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东亚国家如何改善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其目的都说是为了应付、防范金融风险。我感到，应该怎么认识公司治理与金融风险的相关性，这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讨论，从现在这些材料中，似乎还不能得出一个清晰的解释。
二、分析：西方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首先我们看发达国家的问题。2000年下半年到2001年年初，美国已经在强调“经济软着陆”。最近，针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问题，我有机会参加了在美国和德国的讨论，今年年初也在香港参加了类似讨论。各国学者在讨论中强调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尽管是在这些发达国家，尽管他们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可能相对解决得比较好，但并不是说这些公司就没有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似乎表现得更趋于复杂。
去年在美国的讨论中就有学者指出，本来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控制而给经理人以期权，但是结果未必如想象的那么好。由于经理人有了股权，就会更追求公司股票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更倾向于做好报表。而且，为了共同追求资本市场的短期收益，就连上级公司对于公司的检查，也越来越偏重于如何让这些报表推动企业股票在股市上走高。这样，反而使有些公司经理人为了追求股市收益而有意识地做信息欺诈。其结果是企业在股市上的反映似乎很好，公司内部大家的期权收益也有所增加，但是对公司的、对股东的长期利益，其实并不能很好保证。这些问题最终会在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情况下暴露出来。
也就是说，在近期看，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亚洲国家重视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似乎在仿照OECD（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国家的榜样，强调国内的公司治理原则的改善，而OECD国家自身却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这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金融风险产生于金融资本这种宏观制度自身的特性，其能否防范，未必取决于公司治理原则这种微观机制是否完善。所以，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其逻辑上的相关性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
三、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与公司治理问题人们当然要看中国的情况。最让西方学者不能解释的矛盾是，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表现上相对比较好，甚至有人说中国是防范金融风险最好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人们的批评却集中在作为中国上市公司的主力的国有企业，其公司治理原则还没有条件执行，有些甚至还没建立起来。
必须首先申明的是，我并不认为以上关于中国防范金融风险最好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如果人们愿意以中国为例做分析，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相关性，当然也是值得讨论的。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如何看待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企业改制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分析中国从国家资本向部门垄断资本转化之后国有企业产权的实质？其他东亚国家如泰国、韩国、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也曾经受到西方较多的指责，一般认为他们的企业微观制度不好，因此导致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的发生。而中国恰恰是企业微观制度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虽然公司治理原则尚未建立起来，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其影响似乎并不像对其他完全市场化的东亚国家那么显著。可见，这二者到底存在什么相关，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就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跟国外做企业咨询的工作人员的交流来看，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应被看成管理相对比较好、公司治理结构相对比较完善的典范，但是其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的行为不规范性问题，以及管理者的在职消费的问题等，也是客观存在的，有些甚至是比较严重的。这也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可比性，尽管这种对比的制度背景有鲜明的差别。这是因为，外国在中国的公司远离其股东，母公司的董事会也难以控制分公司业务，这种情况和我们国有公司的很多情况是可比的，只不过国内科研单位有条件做这些外企研究的很少。不仅我有这样的质疑，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著中，也提出了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不同、问题相似的观点。他的分析之所以深刻，在于他正在接近对传统意识形态约束下的制度经济学的突破。如果人们的研究完全没有偏见，而且能够真正深入外国在华企业的具体微观管理问题，就能够发现其内部问题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些相似之处。
我认为需要提出的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在西方本来是不同的投资方式所形成的不同资本结构派生的问题，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资本结构上具有明显的部门垄断性质，事实上已经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进程中，与其他性质的国际资本结合起来。有鉴于此，人们为了防范金融危机而真正应该深入讨论的，似乎还不仅仅是一个公司治理原则不完善的问题；需要作为前提来提出的，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全球金融资本经济运行的宏观体制问题，这当然包括中国在内。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学人表面上是根据经济学理念分析问题，其实是从现成的意识形态出发的；有些东亚国家尽管也是迫于压力才接受西方通行的判断，但接着就把这些原来似是而非的东西变成“共识”。如果我们也不假思索地认为就是企业微观机制的问题，就是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原因，就会得出发生金融危机是自己的微观企业制度不好的结论。我看，这样的结论下得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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