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个人并不同意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但起草本提纲时仍然认为有必要专门讨论现行体制条件下教育作为“第三产业”的投资、收益与风险。
之所以不得不做这样违心的分析，是因为无论官办教育，还是社会上热炒的民办教育、私立学校，实际上都有个如何分享教育部门垄断收益的问题。
一、为什么教育投资在中国会有比较高的回报？人们不会否认，教育领域的投资机会，很大程度上源于多年来教育部门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形成的对教育资源的垄断。
因为，没有谁会去认真计算被教育部门无偿占用的、名义上仍然是“全民所有制”的资产收益，所以才使得能够通过寻租“进入”教育领域的投资者，多数得到较高回报。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恰恰是在部门垄断资源的条件下推出所谓的“产业化”乃至“市场化”，才导致严重的不公正和收入两极分化。
当然，这其实并非教育领域独有，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普遍问题。
教育系统的资产来源本来应该是清楚的，有以下三个。
其一，改革前国家全额拨款形成了教育系统资产，“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在强调“全面恢复十七年”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在旧体制事实上不断强化的条件下，形成了学校借全民所有制资产获利的基础。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进一步以法律形式保障部门垄断利益合法化，以全社会被国家权力强制征得的税收，转化为财政对教育不断追加的无偿投入（包括以办教育为名大规模占有中国最稀缺的土地资源），形成教育资产和资产收益的增加，而这种垄断收益与其他垄断部门一样，主要在利益相关者内部分配。
其三，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众在劳动力绝对过剩压力下对教育与就业形成很高的相关预期，随之，社会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支出，使得教育系统凭借垄断的地位可以进一步得到社会公众为了购买其产品标志“文凭”而不得不支付的那部分支出。
我们的教育系统知识分子尽管有公众“话语权”，但也受“屁股指挥大脑”的规律支配，对分享以上三部分收益的事实，基本持默认的态度。
二、投资教育领域的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因为，客观上是教育体制的过度垄断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给了投资者以高收益的机会，所以，投资者的当期风险主要源于如何与部门垄断体制交易，远期风险主要来源于这种旧体制的弊病何时、怎样被革除。
从各地调查得到的案例看，投资者的“进入成本”主要产生于以下两个“交易”。
其一，如何以最低的“租金”满足教育部门的寻租要求，并得以分享教育部门所垄断的教育资源，包括“借牌子”、租用场地设备、使用教学与研究人员等。
其二，如何与地方政府谈判以最低价格占有土地，以占有土地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所形成的超额增值收益。
目前，大多数投资者沉迷于较高回报，还没有“退出”的考虑。但在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生源短缺”和招生大战。近年来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低于20%的现象（若计入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生则高于80%），预示着教育也有资源不足和产品过剩的问题，当然也应该有投资经营失败或需要转移投向的“退出”问题。
三、终极困境目前，院校知识分子之外的理论界关于打破教育垄断、促进教育改革的呼吁，与教育投资者基于获利目标而采取的交易行为，以及投资者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而提出的要求之间，当然有本质差别。
占有话语强势地位的学者与具有资本强势地位的教育投资者之间，目前还没有公开、认真地对话；一旦双方形成利益相关，教育的体制改革可能会朝更加不公平但却更加有收益的方向走……然后，我们的困境可能是：找不到真正的大学，找不到真正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