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着，因为我思考。”这是一句电视剧里的台词。
“我思考，因为我困惑。”这是我今天的台词。
我多次强调自己只是个“试验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规范性的学术研究的“学者”。因为这种规范研究，按照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说法，所追求的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我觉得这样研究的学问越精致化，就可能离客观现实越远，我们的书斋学者这样研究下去，就可能难以解释现实。
而我，由于得到了参与农村政策试验区调研的最好的机会，能够把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花在用脚做学问上，因此才靠长期下基层搞调研积累了一些粗浅的感性认识。不过，也许恰恰因为不懂多少理论，这是我的不足，所以，搞了20年的调研，到现在也只不过收获了一堆困惑。因此，说实在话，我只能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困惑。
一、怎么理解中国在遍地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追求农业现代化？我的第一个困惑是：怎么理解中国在遍地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追求农业现代化？
记得是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把过去的文件中一向强调的农业现代化，实事求是地改变为“率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当然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因为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数传统农区，农业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没有、以后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5位，但是，就大多数中西部传统农区而言，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改变了吗？由于人地关系的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的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客观上不得不长期维持小农经济。这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一直没有条件根本改变的原因。
在最近有关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研究员指出，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按照中国实际已经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前全国的19.5亿亩土地应该只需要4000万至5000万的劳动力。其他讨论意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大多数了解实际情况的学者比较一致地承认，我国农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基本上仍然属于传统农户的兼业化经营，因此，如果加上农户的养殖和其他经营，农业实际上只需要1亿的劳动力。那么，农村中剩余的大约4亿的适龄劳动人口，理论上应该处于“潜在失业”状态，当然就需要非农就业。这确实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要安排，客观上也没有安排到哪儿去的可能。因此，在中国，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1995年有关实行紧缩方针的讨论中我曾经提出，应该把促进就业作为基本国策。近年来的政策讨论环境相对来说更宽松了，我也就有条件更多地强调自己的观点：如果20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就业问题。
中央领导早就指出，要想富裕农民，就得减少农民。不过，国内有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针对性政策？目前来看，至少各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贯彻“与时俱进”，因为相关政策还没有出台，或者很不完善。将来即使政策完全对路，农村城市化加速，从中长期看，今后20年内，农民人口的比重也可能会下降，但绝对数仍然会在7亿至8亿。“不得不小农经济”的问题，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中长期难以解决的基本制度约束。
在“不得不小农经济”的制约下，如果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难以增加，绝对地租也就无法增加，种植业从长期看可能就是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那么，资本、技术这些至少应该得到平均利润的要素又怎能进到农业来？如果劳动力难以转移出去，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边际效益哪怕下降到零以下，仍然不可能被其他要素替代，那么，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看不见的手”又怎样发挥作用？
如果上述制度约束问题无法根本解决，人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不能用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来解读中国的现实。
二、农业经济科学是伪科学？接着产生的或者派生的困惑，可能显得更有挑战性。如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中国客观上没有条件重复西方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那么，是不是应该提出农业经济科学是什么科学的问题呢？
一般认为，农业经济学是个部门学科，是属于西方经济学微观领域中的部门学科。它之所以是西方的科学，是因为这种理论主要是从西方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但是，在中国，并没有与西方相同的给定的成立条件。因此，农业经济科学在中国农村，难以称为科学。
这要提到什么是科学，以及相关的方法论问题。
大家都会同意：所谓的科学成果，一般是通过试验获得的。如果我们通过试验，某个科学的一些道理或者假说不能被证实，严格说就叫证伪。如果我们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农业经济学的道理被证伪，或者这门科学几乎不能解读占世界农民人口27%的中国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那么，这种科学有没有普适性？如果没有，那么，学生在校学的、老师教的、研究人员据以进行论证的都是什么呢？
随之派生的困惑可能不是我的，但却更令人不安。因为在大多数场合我只要这样提出讨论，马上就会有人指出，如果不能按照西方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农村的现实问题，难道要我们退回到传统的所谓计划经济理论中去吗？其实，这样的非此即彼地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受西方“一元论”哲学支配的不自觉的反映。对此我往往只能反问：所谓计划经济，难道不是另外一种西方的理论吗？
有鉴于此，我们当前最需要的应该是“问题意识”，最忌讳的则是“意识形态化”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我本来一向是尊重理论的，但是那些不切本土现实只是盲目照搬的理论，实在容易使我这种搞实地调查出身的人产生困惑。因此，我一向不敢轻易地与人议论“理论”，尤其是对那些所谓的“体系”只能敬而远之。
将来，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会逐渐形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经验过程归纳出的理论，那现在，还是别急于盲从。即使不敢对老师“发难”，或者对学科本身提出颠覆性的观点，但能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多一点困惑，或能够“困惑着我的困惑”，也就不容易了。
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就此停下，不能对国家、民族、历史和现实不负责任。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人有责任去解构（deconstructure），通过下基层调查，通过向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重新认识已经被我们这一代约定俗成的概念和共识。例如，我今天汇报中所提出的，我们是否应解构“农业现代化”？然后，也许我们这一代没有能力，将来要由下一代再建构（reconstructure）。
当然，建构本来就在解构之中，“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吴敬琏老师几次提出“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实在到了需要“大破大立”的时候了。
说了这么多，最后归纳的仍是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盲目照搬、照译的书本上的理论有不少是伪科学，是垃圾，根本不能用以指导我们解释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的解构，其实就是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