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明天会更好?
本书讨论的是人生的智与不智。在书中，我们研讨了三条心理学原则，也检讨了一个现状，为人父母者以及教育工作者出于一片好心，却实施了违背前述三原则的教育方式，年轻人如何会被培养成失败的一代。下面这个表格，通过对比本书开篇所引的三则箴言和三大谬误，概括了整本书的框架。
心理学原则
智慧
谬误
年轻人是反脆弱的
为孩子铺好路，不如让孩子学会走好路
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
我们都可能陷入情感推理和确证偏误
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你自己的想法，一不留神，它就会对你形成暴击。然而，一旦掌控自己的思想，那它就能成为你最大的助力，即便你的父母也不可比
永远相信你的感觉
我们都可能进行二元对立和部落主义的思考
善与恶的分界线，存于每个人的心间
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
在本书第一篇中，我们阐释了这三条心理学原则，并检讨了近来许多大学的政策和做法，在它们的鼓动下，当代大学生正在拒绝智慧，反而成为谬论的信徒。在第二篇中，我们记录下发生在大学里的那些事，年轻的学生成为上述三大谬论的拥建，与此同时，大学校园也出现了新的变动，包括师生立场多元性的降低、校方领导软弱无力，年轻学生的危机感却日益加重（部分是因为政治极化和来自校外的挑衅在不断升级），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在第三篇中，我们追根溯源，结论表明，对正在发生的情况无从简单作答。我们必须着眼于六种彼此间相互作用的趋势：政治极化的加剧；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蔓延；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在育儿问题上愈发焦虑，把孩子保护起来，采用精心栽培型的教育方式；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们普遍被剥夺了自由玩耍的机会，也因此无法获得童年冒险的经验；大学的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同时以不断升格的保护态度来介入学生事务；追求正义的热情持续高涨，再加上在所有领域内争取“结果平等”的声音日益强大。在第四篇中，我们基于这三条心理学原则给出建议，以期对育儿、基础教育和大学都能有所裨益。
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尤其是在第6章和第7章，我们分别讨论了美国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与青少年抑郁、焦虑和自杀的蔓延。这些问题都很严重，有些难免触目惊心，不仅如此，我们至今看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表明上述趋势在下一个十年中能得到逆转，哪怕一个都没有。然而，认知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的观点鼓舞并且说服了我们。在《当下的启蒙》这本书中，平克教授指出’长远来看，大多数情况都是越变越好，明天会更好，并且是迅速的、全球一道的。平克告诉读者，在面对未来时，人们总是会将问题放大，从前是，现在是，一直都是，这里面存在着许多心理原因。比方说，我们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不就是我们在序言中所说的“进步所带来的问题”吗？当我们在安全、舒适和宽容等领域内获得进步后，我们的期望值也就随之更上一层楼了。因此，进步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是我们适应了得到改善的条件后，却日用而不自知罢了。
确实，我们不能陷入悲观的自我循环，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寻找相反的证据以及反向的方式，评估我们当下所处的状况。这里有一剂良药，专解悲观主义的毒——在科学作家马特•里德利出版于2010年的《理性的乐观派》中，我们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它令人过目不忘：
总有些人告诉我们，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已经见到了全盛的好日子——我们无法确证他们是错的。但我们的前人也都是这么说的，而且他们也总是有理有据・••…如果说，当我们回首来时路，所见到的只有进步而不及其余，但在展望未来时，面前却除了堕落而别无他物，这到底有什么道理可言呢？760
上面这些话写于1830年，它的作者是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下议院议员。想当年，英国的全盛日还在前头等着呢。
无论是平克，还是里德利，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将自己的乐观建立在一个简单的观察之上：问题变得越严重，激励也就会越强大，促使大众、公司和政府去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暂且不论驱动力究竟是来自个人信念、市场力量，还是政治压力。
事态将如何变化，明天会怎样？现在，让我们借助某些已经可见到的“萌芽”，草描出一个可能的未来图景。就在今天，在本书即将交稿于出版社的2018年5月，这些要反转过来的趋势正在破土而出。
1.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是导致当下难题的主犯，无论是全社会心理疾病的暴发，还是政治极化的加剧，社交媒体都难逃干系。但也要看到，在持续两年的丑闻、公愤以及呼吁政治监管之后，大公司终于有所反应了；至少，它们开始调整算法，就某些身份进行验证，并且采取措施以减少网络骚扰。在剑桥数据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丑闻被曝光之后，政府很有可能会施加更多的压力。家长、学校和
学生也会做出反应，逐步转向更好的应对之法，这就好比面对着被垃圾食品和香烟环绕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做出了调整并能更好地适应，虽然并不是完美的。
转机：目前，“脸书”761和推特都已聘请社会心理学家，向全社会发出呼吁，探索它们的平台要怎样去改变，才能“助益公众的健康，扩大开放性，并提升公共对话的文明程度”。762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能见证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社交媒体目前诸多的恶果，如加剧极化、诱发抑郁，以及便利骚扰，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常识媒体(Common Sense Media)和人文科技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该中心由“脸书”和谷歌的早期员工所联合创建)已经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它们正在同技术产业携手，设法减轻电子设备使用的负面作用，尤其是对儿童的可能伤害。它们共同发起一场运动，名为“技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ech),使学生、家长和老师认识到各种科技产品对健康的影响，并意图实现行业改革，使科技产品对用户来说能更健康。763
2.自由玩耍和自由。终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抓住了全社会的眼球。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意识到，过犹不及，过度保护反而是在伤害孩子。同时，20世纪70、80年代的犯罪浪潮，也已离我们远去，印象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条件下，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与时俱进，努力尝试着放养，让他们的孩子到户外去，在没有成人监督的情况下，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转机：2018年3月，犹他州通过了“自由放养教育”法案，该法得到了州内两党的一致支持，犹他州也因此成为美国首个在法律上允许放养教育的州。764如我们在第8章中所言，在美国很多地方，家长放手让孩子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独自外出，目前是要冒着被刑事起诉的风险的。犹他州的这部立法则确认了孩子们的权利，孩子们有权享有一些无人看管的时光，也确认了做家长的权利，家长可以放孩子去自由玩耍，而不会因此受到惩罚。设想如果越来越多的州都通过了此类法律，那么家长和学校也就更有意愿去尝试新的政策和做法，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学会对自己负责。
3.更通达的身份政治。自2016年起，新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在美国抬头，随之出现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撰文论述，在一个多种族的社会里，动辄拿出种族身份来说事，反而会以种种方式导致糟糕的结果。我们愈发可以看清，在左右两翼都有操纵身份话语的极端分子，他们互相依存，抓住对方最粗野的举动，围绕着共同的敌人来把本方团结起来。这种身份政治的过程也并非美国所特有，在朱莉娅•艾伯纳的新书《狂暴之怒：伊斯兰主义者与极右翼的恶性循环》中，我们也能见到同样的机制。艾伯纳是奥地利人，现居于伦敦，是供职于战略对话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了写作此书，她在田野调查中历尽艰辛，无论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成员，还是极右翼组织如英国防御联盟(English Defense League)的成员，她都以诚相待。在某次接受采访时，艾伯纳这样概括自己的结论：
我们所能看到的现状就是，在极右翼这一边，他们把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描述成整个穆斯林共同体的代表，而在伊斯兰教极端分子那一边，则把极右翼说成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代表。随着极端分子鼓动起更多的群众，让他们偏离政治谱系的中间，这些观点就将成为主流，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文明冲突的叙事将变成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765
转机：越来越多的作家，尽管背景各异，都在发出同一个声音，呼吁反思身份政治。土耳其裔的美国政治学家第默尔.库兰，766华裔的美国法学教授蔡美儿，767同性恋作家、活动家乔纳森•劳奇，768在此仅列举这几位，他们已经敲响了警钟，揭示出极右翼和极左翼的身份政治如何相互激荡，它们彼此以对方为敌人，实则是用仇恨来养肥了自己。这些作者都在求索新路，以避免走上这种极化的进程，并且转向一种发现共同人性的视野；一般来说，他们最终所得出的，虽然表述各异，但都没脱离我们在本书中讨论过的社会心理学基本原则。在盛赞蔡美儿教授的新书《政治部族：群体本能与国家命运》时，劳奇就有如下评论：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通过团队合作，可以制衡并克服部落主义：在平等的基础上，让个体加入到某些项目中，为了某一共同的任务而付出。结果表明，参与此类项目，有了共同的任务，就可以减弱部落主义。换言之，通过自觉的努力，人类可以打破部落的回路，也确实有很多人正在这么做。“只看有线电视新闻，或者沉浸在社交媒体中，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蔡美儿写道，“但在全美各地，到处都有迹象表明，人们正在想方设法，跨越分歧，突破他们所在的政治部落的束缚。”769
4.大学应将追求真理当作一个过程。说起学术文化的强度，芝加哥大学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异类。（芝大曾自豪地宣称“这里是玩乐的坟场”，且以此为其非官方的校训。770）当安全主义席卷美国许多顶尖大学时，芝加哥大学却诣然不动。再想一想，近年来关于表达自由最精彩的声明，就出自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手笔，这也并非完全巧合（见本书附录2）。
转机：许多大学正在采纳《芝加哥声明》，开始抵制安全主义的蔓延。如果大学发现，这种立场可以使其重新卓越起来，使它们在各种排名和榜单上提升位置，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大学加入这一行列。
综上所述，我们预测，接下来的几年里，事态将有所改善。也许就在某一时刻，变化会突然到来。从私下的交谈中，我们至少可以探知，大多数的大学校长都反对安全主义的文化。他们明明知道，安全主义既害了学生，也破坏了大学校园内的自由探索，但他们同时也发现，要公开批评安全主义，在政治上就是自讨苦吃。通过我们与年轻学生的沟通，我们也确信，大多数高中生和大学生都是鄙视揭发文化的，要是有得选，他们宁可在一所没有这种文化的学校里读书和生活。大多数年轻学生并不脆弱，他们不是“雪花”，也不会因面对某些观点而心生恐惧。如是说，假如有几所大学率先摸索，发展出一种不同的学术文化——以种种方法去营造新的学院环境和风气，让来自每个身份群体的学生都能感受到包容，而不必采用制造区分的方式，虽然这在许多校园里似乎都导致了事与愿违的恶果——至于接下来的事情，我们认为，市场力量可以去解决。这些学校的申请和入学人数将会激增，校友捐款也会大幅增加。再往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学，它们在学业上让学生做好准备，去竞争这些大学的录取名额；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培养自家的孩子，去申请这些大学。久而久之，这就意味着更少的考试和备考，保护也不再过犹不及，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自由玩耍、更多的独立。从城镇到学区，居民全体也将自行组织起来，支持并鼓励自由放养的教育方式。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让学生顺利进入大学，而是要扭转在青少年中间蔓延的抑郁、焦虑、自残和自杀的趋势。心理健康的恶化深深地伤害了我们的孩子。在全国各地，人们都愈发清醒地认识到，安全主义充满了危险，它正在打压着我们孩子的发育成长。
美国最早的大学诞生于英属北美殖民地期间，有些学校之创建，起初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但随着美国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以实用为导向的文化，大学的目的也为之一变—创设大学，是为了培养年轻人的技能和美德，若非如此，便不足以实现一个自治的公民社会。1750年，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时，他在给塞缪尔•约翰逊的信中这样写道：
对公众福祉来说，重中之重莫过于培养和教化青年的智慧和美德。在我看来，人的智慧和美德，才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源泉：其势能远远超过任何财富或武器，因为一旦为无知和邪恶所控制，金钱和武力往往只会带来毁灭，而无法保障一个民族的安全。771
本书讨论的是教育和人生智慧。如果我们能慎思明辨,更好地教育下一代，那么他们将变得更加坚强、更为富有、更有德性，也包括——活得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