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转战赣南闽西

第23章　转战赣南闽西

◎　朱毛红军下井冈山

◎　没有根据地的痛苦

◎　圳下遇险

◎　伍若兰被俘牺牲

◎　罗福嶂会议

◎　大柏地起死回生之战

◎　毛泽东诗词的感慨

◎　灰色根据地东固

◎　红旗席卷闽西

◎　占领长汀大发展

◎　作战、宣传、筹款

◎　革命首先要生存

1929年1月14日，根据柏露会议的决定，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悄悄下了井冈山，沿着山间小路，取道遂川的大汾、左安，向赣南行进。朱毛自己也没想到，这次转移竟是他们一生中最艰难和危险的经历。

1937年，朱德在延安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讲述了当年的经历：“朱将军画了一张他和毛泽东率领一支四千人的队伍突破敌人封锁的荒凉山区的草图。除了井冈山的‘匪农’之外，谁也不知道可以潜离山区据点的这条险路，而且更少有人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作这种尝试。既没有道路，又没有山径可循。到处都是嶙峋怪石，无底的深渊之上则耸立着参差不齐的突兀的山峰。这些面庞消瘦、衣衫褴褛的男女排成一路纵队，开始攀越井冈山与湘赣边界高山巨峰间的山脉。白雪漫谷，刀子一样的山风吹打到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只能一步一步前移，匍匐爬过巨大的石峰，他们还得一个紧拉着一个，以免滑入山下漆黑的深渊。夜幕四垂，他们来到一处又窄又陡的有着坚硬石质的高地上，拿出随身带着的饭团，各自吃了一半。大家挤在一起，臂挎臂，就这样坐在陡坡上过了一夜。人们冷得直哆嗦，不时传来咳嗽声。天刚蒙蒙亮，他们又向南爬行。”(1)

1月19日，红四军占领了崇义县城，国民党军察觉了红军主力下山的动向。22日，红四军占领了大余县城。大余是钨矿之都，县城相当富裕。红军在这里住下休整，吃点好的，恢复体力。还打算发动工人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赣军李文彬旅闻讯赶来，红军住到第三天，遭到李文彬部队的袭击。

危急时刻，朱德组织部队掩护军部向城南方向撤退。31团与28团相互配合，且战且退，向广东南雄县的乌迳方向撤退。这是一场混乱的战斗，朱毛红军遭到了下山以来第一次重大挫折。各部相互之间失去联络，毛泽东、朱德与前委机关也都跑散了。在县城筹款来的1万多银元也丢失了。

根据李文彬当年给上司王均师长的报告：“朱德、毛泽东窜至大余，我21旅全部跟踪追击，于1月23日在大余激战。因匪军占良好阵地，我军仰攻，延长一昼夜，至24日黄昏后，始将逆匪击溃，复经猛追，匪众四散逃窜。匪徒临走时，将枪支弃散于道，正在搜检者，尚不在内。”(2)红军抵抗了一昼夜。面对国民党军三个团，力量悬殊过大，导致红军的溃败。

红军向广东南雄的乌迳转移。乌迳属粤北山区，与大余直线距离虽然不过五六十里，但中间隔着大庾岭，翻越十分艰难。陈毅回忆：“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后面白军紧紧追赶，地方土豪劣绅的武装又很强，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平头坳就因为找的向导把路带错了，遇到了敌人，以致吃了点亏。到南雄时，弄得我们狼狈得很。”(3)

陈毅说的平头坳“吃了点亏”，实际上是吃了大亏。红军遭到当地民团的又一次打击，伤亡不小。短短三天内，红四军连连败退，官兵伤亡严重。最令人痛心的是28团党代表何挺颖和张威、周舫两个营长先后牺牲。何挺颖是陕西南郑人，曾就读于上海大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参加北伐战争和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书记和党代表。朱毛会师后，何挺颖任31团党代表，与团长朱云卿一起指挥了黄洋界保卫战。何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干部，所以在下山前将他调任28团党代表。下山后他在大余战斗负伤，结果在夜行军中，身负重伤的何挺颖从马上掉下来，被马踩死了。

随军的曾志回忆：“我们到了山岗上，一看后面是很高的山，下面是很深的沟，追兵已离我们不远，别无选择。我们军部、前委、工农委一共一百多人，一个个从山头上向下面的山沟滚下去。幸好山坡上石头不多，草木也较少，滚下去，爬起来就跑。翻过一座山，这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部队边打边撤，从早到晚没吃没喝，急行军一整天。到了晚上九、十点钟，指战员们一个个疲劳极了，只要一停下来，大家站着就睡着了。”(4)

红军之所以遭到这样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地方党组织的配合。没有向导，没有情报，红军就是瞎子和聋子。朱德后来回忆道：“到了乌迳，天也要黑了，都很疲倦了。就讲讲话，开开会，就都在平坝子上露营了。可是当时敌人却来了，正在晚上九点钟。我们丝毫不晓得，还以为敌人也十分疲乏，休息整理，准备进攻。就在这时，这里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我们即刻惊起，出发，连号都没吹。是冬天露营，所以说走就走了。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垮了。”离开乌迳后，红军从南雄转入江西信丰境内。“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等非常困难。敌人又采取轮班穷追政策，红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连战皆失利。”(5)

红军从信丰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经过安远，进入寻乌县境内。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与朱毛取得了联系。古柏告诉朱毛，寻乌境内有个罗福嶂，地形如同井冈山，可以坚守，还有土豪可打。按照他的指引，2月1日红军来到吉潭镇项山脚下的圳下村宿营。

由于远离交通干线，圳下村至今还保持着当年的历史原貌。村子地势平坦，南面是丘陵，中间是狭长稻田和一条小河。村子里有两个古老的大围屋。外面是两层的土楼环绕，可以防御外来的入侵。里面是一户户的土坯房子。朱德、陈毅和红四军军部住在村中心一座叫“恭安围”的大围屋里，毛泽东的政治部住在了村西南角一个叫“文昌阁”的小庙里。红军走得非常疲惫，毛泽东、朱德估计尾随的敌军可能第二天早上才能赶到，于是决定部队在圳下村休息，待天亮后行军。

2月2日天刚亮，尾随而来的赣军刘士毅部一个团趁着大雾，向圳下村发起突然袭击。红军一时处于混乱之中。28团团长林彪带着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朱毛没有警戒部队，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国民党军都往村里冲，没人关注村外的“文昌阁”。听到枪声，毛泽东和贺子珍赶紧从屋里冲出去，从河上的小桥向山里跑，脱离了险境。国民党军包围了恭安围，从门口向里面开枪。朱德、陈毅等人被包围在围屋内，在第二道门口还击抵抗。当时二纵队第九大队住在军部西北面不到500米的地方，看到军部被包围，第九大队官兵在排长白在溪的指挥下，向敌人猛冲过去，打退了敌人。朱德带着警卫员冲出围屋，边打边向村外突围。

战士黎崇任回忆说：“当时，朱德身穿一件军大衣，他身边一个警卫被枪击中。朱德很担心这名警卫，跑了几步，还回头看他。朱德穿着大衣跑不快，我们很担心，便大声叫军长把大衣甩掉。但他舍不得，跑了一里多路，到了小河边才把大衣扔下。小河不宽，水不深，战士们都涉水而过。当时正值寒冬腊月，雪花满地，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也和战士一样，在寒冷刺骨的水中过了河。”(6)

陈毅当时拼命向村外跑，被一个国民党士兵抓住。陈毅甩掉棉衣，正好扣在那个士兵头上，才幸运脱身。他晚年还心有余悸地回忆：“那一次的战斗非常危险，朱军长把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跑脱。幸喜圳下的地方是旱田，如果是水田，军部、前委就要被歼灭，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此事已过去43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使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至今未忘。”(7)

红军突围的时候是仓促的、分散的。曾志和朱德的夫人伍若兰也向村外的山上跑。曾志说：“天色刚蒙蒙亮，隐约可见枪声响处的山上有黑压压的人影，跟随朱德左右的手提机枪班，向黑影射击。敌人听到机枪声，立即集中火力回击，两个机枪手当场负伤。朱德为了减少敌人的目标，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扔了。我同伍若兰原来一直紧跟黄呢子大衣跑，跑着跑着，突然黄呢子大衣不见了，机枪声也停了。看不清四周情况，失去了目标。我们两人急忙往左侧的山边跑，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附近的水田里。前面出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土堆，我抓着土堆上的一根树条，很敏捷地爬了上去。回头看伍若兰也在爬。我就继续往山上跑。这时，天色已经发白，我看见山下的大路上有零星的队伍在行进。我想下山与他们会合，但没走几步，远处大批敌人开枪追了过来。我只好折回又往山上跑。到了一个岔路口时，我才发觉伍若兰不见了。”(8)

伍若兰突围中被敌军一枪打伤了腿，倒在地上，被国民党士兵俘虏。刘士毅听说抓到朱德太太，命令把伍若兰从寻乌押到赣州。伍若兰坚贞不屈，2月12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9)

伍若兰牺牲时年仅26岁。朱德获悉这一噩耗，非常悲痛。伍若兰原名萧贵莲，湖南耒阳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192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农会妇女部部长。1928年3月朱德部队到耒阳，朱德在街上听她演讲，印象深刻。经人介绍，朱德与伍若兰在耒阳结婚。结婚后，伍若兰参加红军，与朱德上了井冈山。后来井冈山革命纪念馆为伍若兰立了一个铜像。

先前出发的28团到了山上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连长粟裕和大家听说军部被打散了，朱、毛下落不明，大家万分着急，“因为军长威信很高，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10)

毛泽东、朱德、陈毅归队后，红军集合队伍，翻越大山去罗福嶂。这是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山路崎岖，现在交通还很不便利。因为闭塞，罗福嶂还保留着当年的原貌。山顶盆地的小山村，几十户人家，若干水田。过山就是福建，房子也还是当年的土坯屋。红军到这来，暂时躲过国民党军队的追剿。

自井冈山出发以来短短半月，红四军一败大余，二败南雄，三败圳下，没吃一顿饱饭，没睡一个好觉，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军出发时3600余人，到罗福嶂时兵员还有3000，枪支却不足1000。国民党军紧追不舍，地方民团也欺负红军。毛泽东感叹“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朱毛在这里召开前委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又争论得很激烈，后来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在出发赣南以后（本年一月至三月），四军四战皆北，强大敌人穷追不息。同时在所到各地闽赣粤边界一带群众组织非常薄弱，红军感觉异常困难，尤其大的军队（三千人左右）行动颇不方便，给养大感困难，四军党内起了争论。

第一种主张：此时四军应分为两部分，以团为单位，各路自行去图生存，以避免敌的追击。一面行动快，敌人追不上我们，一面人少给养容易，可以恢复红军纪律，一面减少了目标。

第二种主张：此时四军应该集中。一面是政治局面要开展，敌人的进攻不会再有时间延长，一面集中起来可以最后一战。分散要各个击破，一面分散以后联络困难，士兵胆子更小，更动摇。

这两种主张，第一步是分了兵，把四军改成两部分；第二步是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着来依依不舍，所以终没有分开。(11)

此时红军分兵，无疑更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朱德带28团在前面走，毛泽东带31团在后面跟。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重要建议：红四军自井冈山出发以来，沿途不断遇敌作战，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与以朱德为书记的四军军事委员会，是两级机关。在向赣南行军作战特别是遇到突发事变时，机构重叠诸多不便。为减少层次，便于机断，决定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指挥权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一手掌握。(12)

会议之后，古柏来报告：国民党军队正向罗福嶂包围。毛泽东下令立刻转移，全军北上向瑞金方向行军。

这段路是最难走的。不仅因为山路崎岖，更因红军连吃败仗，被国民党军追着屁股打。衣衫褴褛，冻饿难耐。走了几百里路，哪里是红军的落脚点呢？粟裕回忆当时的处境：“时值隆冬，我们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山上积着冰雪，穿的单衣已破破烂烂。我们的两条腿不停地走，每天少则四五十公里，多则六十多公里。夜晚，我们在夹被里装上禾草盖着睡觉；雨雪天，把夹被当作雨衣披在身上。因为一路急行军，炊事担子掉在后面，所以饭都是自己做。每人带一个搪瓷缸子，到宿营地，自己放一把米，放上水，烧起一堆火。一个班一堆，大家围着火睡。一觉醒来，饭也熟了。吃过饭，接着走。”(13)

如此疲惫之师，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手里都拿枪，凭什么老被赶着走？总要拼一下嘛！2月9日，红四军到达瑞金城郊乌石龙，因不知城内敌人情况，仅派少量红军进城去侦察。城外的28团又被国民党军追上了。战士们憋着一肚子气。正好朱德在旁边，战士们故意大声喊：“当军长，不打仗！怕死让我们来指挥好了！”朱德大怒，吼道：“你们要打吗？打就打！”说罢，把大衣一甩，命令：“全团一个方向。1营跟着我从中间突破，2、3营左右配合，全团上刺刀。”43岁的朱德端着步枪，身先士卒，带领部队一个反冲锋，把尾追的敌人打垮了，还缴了七八十条枪。敌人没有想到红军会突然来个反冲击，吓得转身逃跑了。当晚，红军到了瑞金城北二十里的一个小山村——大柏地。

这天是旧历的除夕夜，村里家家户户正在准备过年。听说来了军队，吓得老百姓都从家里逃到山上，躲避起来。红军进了地主家，一看桌子上摆着鸡鸭鱼肉，还有酒，高兴地坐下大嚼起来。粟裕说：“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个精光。”(14)酒足饭饱，红军干部战士纷纷围住朱毛，说不走了，就在这里跟白军拼了。

朱德、毛泽东看了地形。大柏地是瑞金通往宁都的重要隘口，四面环山，地势险要。从隘前到大柏地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十里的隘路。两边丘陵不高也不陡，林木茂盛，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朱德、毛泽东、陈毅决定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消灭尾追之敌刘士毅部。

深夜，在大柏地的王家祠，朱德、毛泽东、陈毅召开了红四军干部会议，对第二天的战斗进行部署：28团两个营和31团一个营埋伏在峡谷的东面山上，31团两个营和28团一个营隐蔽在峡谷的西面山上，形成夹击之势；特务营和独立营摆在入谷小道的丛林中，担负引敌人上钩的任务。为了确保敌军上当，朱德命令战士将一些烂草鞋、破衣服和几副伙食担子丢弃在山间小道上。

2月10日是大年初一。一大早，红军战士就进入预定阵地。灰蒙蒙的天空下起阵雨，战士们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等待是烦人的，也是激动的。下午3时许，刘士毅的先头部队两个团，看到道上的烂草鞋、破衣服和伙食担子，以为红军刚逃走，便闯进了大柏地谷口，进入了红军布下的“口袋”。随着朱德一声令下，埋伏在峡谷两边的红军向敌军发起了攻击。敌军进退不得，只好垂死挣扎。双方肉搏激战，红军歼灭了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缴获800多支枪。敌团长混在士兵中逃跑了。刘士毅闻讯，不敢再战，率余部退回赣州。

大柏地之战，红四军取得了离开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彻底打垮了尾追多日的国民党军，使红军在瑞金站住了脚。这是起死回生的转折。当年9月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至二月中旬（正阴历正月初一日），复与刘士毅师全部鏖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下午三时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将刘部完全击溃。其团长萧致平、经桓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得械八百余支，俘虏数略同。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15)

1933年，毛泽东再次经过大柏地，故地重游，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心潮澎湃。他写了一首《菩萨蛮·大柏地》词：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第一句，就是当年毛泽东的复杂心情。毛泽东不会忘记这个地方，更不会忘了村里百姓给红军贡献的那顿年夜饭。当年管后勤的军委委员宋裕和回忆：“第二次来大柏地是1929年5月间，当地老俵正在耘田、追肥。因为我们打开长汀后，在那里休整了半个月。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因此，我们的部队钱也更多了。我们从长汀出发，到了大柏地。由于当时向当地老俵借了很多吃的、用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上次在这里打仗借了老百姓很多东西，这次一定要偿还。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手执三角小红旗，分头向群众作宣传：‘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上次打仗借了和吃了你们的东西，这次补偿你们的损失。’下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我和另一个同志挑了两担花边（银元）到那里发。先开会，后发钱。由他们自报，报多少发多少，一共发了三千五百块钱。会后我们没有在大柏地住，一直赶到瑞金县城。我们一到瑞金县城，这里的群众就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16)

笔者曾去参观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柏地。村子的格局没变，可以看出红军就是在稻田对面的山上冲下来，把国民党军分割消灭的。进入村里，只有一间小小的土坯屋，上面的牌子是“大柏地战斗遗址”。我问老乡：“为什么只有这一间房子呢？”答曰：这里是贫困地区，所以只保留了这一间，旁边都是后来盖的房子。我问：“留这间房的意义何在？”答曰：墙上有枪眼，就是当年战斗留下的。再问：“这里叫什么？”答曰：原来叫杏坑，现在叫前村。大柏地是个乡了。我恍然大悟，原来主席诗词里的“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是这个意思。

部队长时间行军作战，急需一个休整的根据地。幸运之神再次降临，朱毛红军与共产党领导的东固根据地取得了联系。

东固位于吉安县东南，处吉安、吉水、永丰、兴国、泰和五县交界的山区边境。以东固圩为中心，面积30余里的盆地间有几个村子。境内崇山峻岭，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当地居民依靠五条羊肠小道，曲折地通向山外。日常生活用品也是由小商贩翻山越岭运来。但是东固盆地水源充足，土质肥美，出产水稻、茶叶、油茶、油桐、毛竹、杉木，当地农民过着封闭而自给自足的生活。

东固最早干革命的是赖经邦、曾炳春等一批知识青年。国民革命时期，这些东固青年来到吉安，进入江西省立第七师范、吉安省立第六中学求学，接受了新思想。1926年9月，北伐军攻占吉安。当时任吉安县教育局长的梁明哲介绍赖经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县教育局巡视员，负责家乡纯化区（东固、富田一带）各学校的视察工作。赖经邦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到东固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8月，吉安开始“清党”，国民党杀害了梁明哲，赖经邦、曾炳春等潜回家乡避难。摆在他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龟缩在东固，做一个别人瞧不起的“岭背佬”（吉安人对东固人的蔑称）；二是举起革命大旗，打出自己的天地来。9月，赖经邦在敖上村召集12名党员会议，恢复党组织和农协，建立革命武装。他们靠着农协保存的9条枪和赖经邦自佩的2支短枪，组建工农革命军，赖任队长。11月12日晚，赖经邦率领东固工农革命军和群众100多人奔赴富田，捉拿大土豪王初曦。王闻讯逃跑，暴动队没收其家产，揭开武装斗争的序幕。

东固的革命有些特点，一是发起人都是地主出身的学生。当地人说：贫农不造反，造反的都是地主的儿子。二是革命队伍的发展与当地宗族社会有密切联系。赖经邦的队伍骨干是“三点会”，原是段起凤、段起龙兄弟在兴国搞的土匪武装。他俩是赖经邦的亲戚。赖说服段氏兄弟改编，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队伍编为第七纵队。人员四五十，枪二三十支。他们以东固为根据地，白天训练，晚上出去打土豪。平时集中，敌人来时分散隐蔽。

1928年6月下旬，红七纵队赖经邦、段起凤策划攻打毗邻的兴国县枫边圩。战斗失利，赖经邦被靖卫团杀害。(17)此后，李文林成为东固革命的领导人。

李文林，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潜回家乡，与曾炳春等中共党员秘密恢复中共组织，并参加了东固暴动。赖经邦牺牲后，1928年9月，李文林、曾炳春将第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红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后来他们又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红四团）。李文林等人率领红二、四团在赣西和赣南交界各县进行游击战，开创了东固革命根据地。

李文林接受了南昌起义和赖经邦的教训，他改变策略，不以武装斗争为主，而以发展队伍，控制地盘为主。在东固悄悄地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维持正常的经营生产。他们还集资建立了平民银行，发展经济，积累革命经费。东固的封闭环境，这里的各村都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即使打土豪和国民党，也到山外的地区去作战。在李文林的领导下，东固根据地悄悄地发展壮大起来了。

1929年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四军主力一路艰苦转战到了宁都。从当地得知了东固有共产党的消息。毛泽东考虑“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他们派了信使去找东固党组织。李文林闻讯，带了一个连前来迎接，带领朱毛红军前往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当朱毛红军在李文林的引导下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时，这里已是充满了节日气氛。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官兵们分别被领到各家，300多名伤病员也得到了悉心的安置。东固百姓挑着猪羊慰劳远道而来的红军，自离开井冈山以来，红四军艰苦作战，一直没有得到较充裕的休息和补充。忽然来到这个根据地，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官兵们的欣喜之情真是难于言表。后来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说：“后到了宁都，发现有两团红军，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陈毅当时还写了一首诗盛赞道：“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18)

萧克到了东固，发现了一个与井冈山完全不同的根据地。他回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公开割据’的形式。在井冈山、赣东北、鄂豫皖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这些革命政权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下，挺然屹立，形成赤白对立的两个世界。由于我方政权处于旧政权包围中的‘插花地’，敌人严密封锁，造成了苏区的严重经济困难。我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割据还有其他方式，都认为要革命，就应该旗帜鲜明，公开割据，就是只能打起红旗，绣上镰刀斧头。

但是，我军占领宁都城后，军中传闻，说西去不远的东固山，那儿有苏区，有李文林领导的游击队在活动。我们连日向东固进发，走了两三天，据说是进苏区了。奇怪的是，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第二天到东固所见亦如此。在此之前，红四军所到之处，总是要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然而，红四军三千余人一到就有军需供给。不仅有饭吃，还有蔬菜、猪肉吃，经常有人送东西来。我们住了六七天，没打土豪，但生活得比较好。

在东固，红军与江西红军二、四团会师，我们一起开了个会师大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二、四团的代表，他穿着棉布长袍，像个绅士。他在大会上讲话既文雅又激昂。他说：大家欢迎红四军到来。我们这里有很好的群众，还有战斗力强的部队，我们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上山。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可以看住他，有条件的话能打他一两个团。我们对于这位不像军人的代表的讲演，既惊奇，又有好感。

后来，我们了解到，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据的武装斗争形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由于党部和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是秘密的，敌人来了找不到目标。二、四团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纵横驰骋，消灭了许多靖卫团队，还打败过敌人的正规军一个团。他们的士兵伙食每天是一角五分，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密切，交通也方便，敌人对他们无可奈何。对比之下，我们觉得东固的这种方式很有意思。”(19)

毛泽东对东固根据地的建立和策略感触很深。除了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根据地之外，居然还有通过合法斗争建立“灰色根据地”的。他在1929年4月13日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说：

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照两年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齐毁败完了，即此问题即是使群众失掉而有余。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由二十五支枪起手的七、九两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了。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20)

东固根据地不仅为朱毛红军提供了休整和补充，挽救了这支疲惫之师。而且东固的经验启发了毛泽东，使他懂得了合法斗争的重要性。毛泽东的思想形成，是由许多地方的经验综合而成的。统一战线的思想，秘密斗争的策略，是从东固最早学到的。毛泽东后来将其称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用很多篇幅来介绍东固，不仅因为它的经验启发了毛泽东，还有它的特色是一种温和的革命，并且带有很强的地方色彩。

红四军在东固的消息，很快被国民党军获悉。李文彬旅从赣南，金汉鼎部从吉安，向东固逼近。毛泽东考虑如果就地抵抗，很可能导致东固根据地丧失。东固盆地不如井冈山险峻，也不宜固守。于是决定跳出东固，与国民党军周旋。去哪里呢？朱毛决定去闽西。那里也是山区，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而且福建的经济条件要比江西好得多，瑞金一带经济落后，农民以耕织为生，养不活这么多红军。闽西山清水秀，出矿产，多经商，长汀号称“小上海”，适合红军发展。

于是，朱毛拨出200条枪送给李文林，加强其武装。又留下毛泽覃、谢维俊协助其工作。1929年2月25日，红四军离开东固，经吉水、永丰、乐安、宁都、石城，3月4日攻占广昌县城，9日到瑞金壬田。就在江西国民党军对红军这样大兜圈迷惑不解的时候，红军掉头向东，进入福建，直取长汀。

长汀，古称汀州，置于唐朝开元二十四年（736）。是闽西历史悠久的名城。汀江绕城而过，水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这里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土匪改编的郭凤鸣省防军第2混成旅，是群乌合之众。3月14日，红军攻打长汀西面的制高点长岭寨（东华山），郭凤鸣部士兵不堪一击，四散逃命。郭凤鸣前来督战，被红军击毙。长岭寨一战，红军消灭郭凤鸣旅2000余人，进入长汀城。

长汀，被朱德称之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红军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富裕地区，得到了充足的补给。红四军进长汀城后，没收了十几家豪绅财产3万余元（光洋），还向资本在千元以上的商人筹借2万余元，共筹军饷5万多元。朱毛给红四军每人发了4元零用钱，官兵平等。通过邮局地下党员罗旭东汇了一笔钱给上海中央做活动经费，派宋裕和带钱回瑞金大柏地归还红四军欠老百姓的饭钱。然后拨出一部分钱救济长汀的贫苦工农，还接管了郭凤鸣的军服厂，花钱制作了4000套军服。红四军从井冈山以来，因经济困难，指战员的衣服花式各样，破破烂烂。这是红四军第一次统一了军装，军容焕然一新。欧阳毅回忆：“打下汀州后，红四军的条件改善了许多。每人发了两套军装，这是建军史上第一次。每人还发了四块光洋，可以上街洗澡、理发了，还可以买双布鞋或雨鞋，那时有双雨鞋就不得了。大家还到饭馆打‘牙祭’，给肠胃补充油水。记得刚进汀州时，红四军的朱云卿参谋长见我又黑又瘦，以为我生病了。在汀州住了几天后，朱参谋长见我脸色红润，大为惊讶地说：‘才几天呀，你就换了个人啦！’”(21)

生活得到改善，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士气。毛泽东在城里找到很多书籍和报纸，自谓“真是拨云路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他给中央写信汇报：“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如前在汀州十七天，仅向大商人筹款二万，豪绅地主筹款三万，彼就宣传几十万。仅杀五人都是最反动的（郭凤鸣营的），彼则宣称为杀千多人。总之全是胡说，不足为信。杀人烧屋，要有群众的基础，已经成了信条之一。军队单纯的烧杀，现在可以说没有了。”

红军的队伍得到补充，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由大余失败，退到赣南时，人数由三千六百减至三千，计损失六百（内有百余名受伤与病，现在东固疗养，实际损失二百）。三个月来，人数增加一千六百，枪数增加五百，连原有共计二千。子弹三个月前，平均每枪不到四十发，现亦增加一倍，这是我军的实力。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五百枪。这三部分大体说都可说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下创造出来的。”总之，红四军“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22)

红四军到闽西，打开了局面。福建的富庶使红军获得了经济来源，毛泽东决心把闽西建成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说，离开井冈山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无出路”。到了闽西，红军特别注重不要把地方搞烂。原来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被彻底抛弃。毛泽东再次强调红军的三大任务，要求干部战士深入贯彻落实。

三大任务，最早是1927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砻市总结中国工农红军攻打茶陵县城战斗经验时，为红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没得说，红军当然要战斗。做群众工作，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宣传，一个是扩红。

关于宣传群众的工作，陈毅在1929年8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军队原来对政治工作认识不够。北伐军时设置了政工干部，被士兵讥笑为“五皮干部”（配备皮靴、皮带、皮鞭、皮手套、皮包），是卖狗皮膏药，骗人的。在井冈山斗争中，才感觉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老百姓不了解红军是干什么的，见红军就躲，甚至和民团一起打你。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让群众拥护红军，必须注意宣传群众。陈毅说：

红军在经过许多斗争，觉得宣传工作太差，每每红军经过某地，只是少少的几张标语，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许多把红军当作土匪打。红军为解决这困难，宣传才逐渐进步了。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红军所到的地方，行军时经过的乡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镇，均须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到了城市更须全体出发在大街、小巷或商店作个别宣传或挨户宣传，半日的时间必须召集一个群众大会。群众为了懂得红军及朱毛的仪容，常常是普遍的跑来参加大会。其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因此红军到达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许多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23)

宣传的目的是为了让百姓了解红军，拥护红军，然后动员老百姓来参加红军，特别是青少年。红军所过之处，打土豪，分浮财，杀猪宰羊分给老乡，这让很多穷人对红军产生好感，认为当红军就有饱饭吃。1930年7月，林彪、陈毅的红四军第1纵队经过于都，16岁的丁盛和几个孩子就去当了红军。丁盛回忆：“我们六个小孩平时在一起玩、放牛，觉得家里太穷太苦太累，就想着去当兵，找个地方有饭吃。打土豪我们都是看见的，红军来了，分地主的浮财，杀猪宰羊的。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去当兵，就是为了有饭吃。”(24)扩红后来成为红军中一项任务，各连都有指标，到一个地方要扩大几个新兵。几年后，扩红成为中央苏区的重点工作之一，红军部队和地方党组织，都要完成征兵的任务。

筹款是为红军筹集经费。红军要生存，一日三餐，置办军衣。还要购置武装装备。队伍越大用钱越多。朱毛红军还没用稳固的根据地，部队流动作战，经济来源就是所过之处打土豪筹款。陈毅给中央的报告说：

红军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叨光敌人输送一部分来。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

1. 城市筹款。红军在城市，在扶助工商业发展之条件下不举行经济的没收，只是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洽），参加当地革命同志或机关的意见，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须依照累进的办法，对于千元以下商店不筹款，如发现包办强迫或不公平等事，得由被损害人用书面及当面报告，再去查明处罚。这个办法十分得着商人拥护，商人每每出很少，而红军的购买力超过了许多，于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同时红军买卖公平，是任何军队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欢迎。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2. 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3. 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4. 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25)

看了这些文件，未免感到惊愕。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当年的历史环境，就可以理解了。红军初起时那么弱小，生存那么艰难，试问哪个地主土豪会同情红军，拿出钱来赞助革命呢？红军打下漳州，向当地商人筹款，遭到商人们一致的抵制。红军文件说：“商人之狡猾，谁也是知道的。一般大商人要他派出巨大的款项，确不是一回易事。漳州惠隆糖行有一百万元以上资本，须派他一万元。他宁肯牺牲（分发群众）十七八万元之糖，不肯缴这一万元之款。又如中国最大的南洋华侨陈嘉庚公司，按资本何止千万，漳州分公司也有十万元左右之存货。分派他六千元，而他一元不出，宁可牺牲十万元存货。由此可以证明：大资本家是坚决反革命的。他宁可牺牲存货数十万，不可出一文钱帮助革命。再如漳州的好多家人参行、钱庄、电灯公司、汽车公司、酒行、钱庄、银楼等，这一类的大资本家，他是决不愿给款帮助革命的。因此我们除绝对顾全经济政策，并三令五申要他缴款外，对这些坚决反革命的大资本家，是要用最后手段对付他。”(26)所以筹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这里详细叙述红军的筹款，是要说明一个道理：要革命，首先要生存。红军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还革什么命？在那个年代，在瞿秋白的临时中央命令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武装暴动。从1927年到1934年，在全国范围内曾发起了900多次武装暴动。但是结果呢，几乎全部失败了。只剩下朱毛红军的江西闽西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这三块。临时中央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让各地共产党组织暴动。但是暴动的条件具备不具备，有没有群众支持，暴动后到哪里去，国民党军队来了怎么应付？所有这些问题国际都没指示，中央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在上海的洋房里下命令。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白白牺牲，各地党组织相继受挫。唯独毛泽东自己摸索出一条路，把红军队伍保存下来。看起来是很不正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在国民党军封锁、围困的艰苦条件下，红军不但生存下来了，还发展壮大了，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所以毛泽东痛恨洋教条，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从亲身经历得出的经验。

陈毅给中央的报告说，红四军“三月中旬入汀州，工作了两个礼拜，红军大大补充，衣履焕然一新。人员增加，款饷亦得有五万元”。当时正值蒋桂战争，福建、江西国民党军调去打仗，红军决定趁此机会“放手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以闽西赣南为游击区域，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群众割据”。红军于1929年3月底由闽西回赣南，占据兴国、宁都、瑞金、于都、广昌五县地区。5月中旬，红四军乘福建国民党军张贞部开广东，第二次入闽西。先后占据汀州、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六县，7月初扩大至漳平、宁洋一带。先后击溃陈国辉、卢新铭等地方军阀，将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创建出中央根据地的雏形。(27)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充满喜悦。他写了一首词《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粮食和钱有了，根据地有了，生存问题解决了，但是红四军内部积累的矛盾开始上升。有组织建设的，有思想意识的，这些矛盾逐渐公开化，引起了红四军内部的一场争论。

(1)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梅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2页。

(2)　《申报》1929年2月2日。

(3)　陈毅：《略谈红四军游击赣南》，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4)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5)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6)　黎崇任、谢甫鹏：《圳下战斗和罗福嶂会议》，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7)　《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存件，张明金整理，见《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

(8)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9)　《民国日报》（广州）1929年3月16日。

(10)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11)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82页。

(12)　《朱德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13)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14)　史沫特莱所著的《伟大的道路》中，朱德叙述说是在瑞金打民团，吃了年夜饭。这一记叙似与历史记载不符。红军在瑞金被国民党军追赶，没有停留，在大柏地村吃完再打仗，较符合事实。

(15)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55页。

(16)　宋裕和：《大柏地战斗前后的情况》，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17)　赖泽高：《我的哥哥赖经邦》，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885页。

(18)　蒋伯英：《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19)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20)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

(21)　《欧阳毅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22)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4页。

(23)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63页。

(24)　《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4页。

(25)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65页。

(26)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金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27)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