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古田会议指明方向

第24章　古田会议指明方向

◎　共产国际要朱毛解散红军

◎　毛泽东不同意中央“二月来信”

◎　朱毛的争论公开化

◎　陈毅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区别

◎　林彪写信支持毛泽东

◎　毛泽东列举红军14个问题

◎　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召开

◎　陈毅起草的决议

◎　毛泽东愤而辞职

◎　毛泽东在蛟洋苏家坡的日子

◎　陈毅去上海中央汇报

◎　红四军打梅县失败

◎　中央“九月来信”支持毛泽东

◎　古田红四军九大

◎　毛泽东制定红军建设原则

◎　解决最基本的问题

◎　古田会议确定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29年3月，红四军攻占闽西的长汀，部队筹得大批粮款，红军得到大发展，闽西根据地巩固壮大。这时，国民党爆发蒋桂战争。江西国民党军队北调，赣南空虚。朱毛决定回师赣南，会合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彭德怀部。4月1日，朱毛率领红四军到瑞金，同彭德怀会合。自朱毛离开井冈山后，彭德怀、王佐薄弱的兵力无法阻挡国民党军的围攻。井冈山失守，几百红军伤员惨遭杀害。彭德怀率红五军残部突围，往赣南寻找朱毛。王佐部在井冈山打圈子，没有被国民党军消灭。

井冈山失守，朱毛红军在赣南时屡屡受挫，上海的中共中央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非常忧虑。1928年6月，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判了瞿秋白的盲动路线，制止了临时中央在全国到处组织暴动的错误做法。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处在低潮，应该隐蔽起来，保存力量，等待下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演说，认为中国革命在农村是搞不起来的，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他说：“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但他们总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一个同志说，在乡里做工生活好些，因为乡中有鸡吃。那么，他们是农民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农民在开始的时候，自然对待他们是很好的。看他们这样奋斗，杀了好多土豪劣绅。但是他们今天将我的最后的一个老母鸡吃了，便会有人说：‘见了鬼！什么红军！还要我的米我的鸡给他吃。’或者说：‘红军是好的，但是难得维持他。他也不与城市发生关系，他又没有银行，又没有商品。’你们想想，到这时候便该知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以为到这个时候，农民一定要起来反对红军。因此我们认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看当地的条件怎样。分散到各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人所说的红军“会吃掉农村中最后一只鸡”的理论。布哈林还提出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到苏联学习，这样可以保存革命的骨干。(1)

当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的时候，1929年2月2日，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红四军撤出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连遭失利，并被强敌尾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布哈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是对的。红军应该分散，隐蔽大的目标，调朱德、毛泽东出来。李立三在会上发言说，革命高潮时期红军要集中，统治阶级稳定时期则应分散。在政治局常委的同意下，2月7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即“二月来信”。

这封信中，中央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对农村的红军前途表示悲观。要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但你们切须弄明白：中央决不是要你们来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的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中去。”“现在你们的部队不管是仍留在赣南的三南或又退入湘东，必须采取这一决定。不然，东窜西奔，这一武装力量将日益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隔离，而成为农民群众以外的一个武装力量。”

信中指示：“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2)

中央“二月来信”辗转送到瑞金，已是4月初。红四军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转战赣南的艰苦时期已经过去，红四军比井冈山时期强大了很多。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央“二月来信”，多数人认为中央的信是不合时宜的。会后，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的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指出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为了说服上海中央，毛泽东第一次概括阐述了他与朱德经过实践探索的游击战术：“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复信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最后毛泽东用委婉的方式拒绝了中央要求朱、毛离开的决定：“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3)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拒绝和反驳中央的指示，并提出了与共产国际完全不同的革命路线和游击战术，表现了他不迷信、不盲从上级和共产国际，坚持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在井冈山时期，朱德和陈毅都认为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的部队应该在红四军中起主导作用。但是在湘南“八月失败”后，毛泽东撤了陈毅的湘赣前委书记；在寻乌罗福嶂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又撤销了朱德为书记的军委，改为设立军政治部，毛泽东兼任主任。这样，毛泽东一身兼任三职：前委书记、军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不仅有主持前委会议，决定各种重大问题和指挥部队之权，而且有党对军队干部的配备和领导之权，还掌握了经济收入和分配之权。

尽管中央后来不再坚持“二月来信”要红军分散和朱毛离开军队的意见，但来信中的悲观情绪和错误观点，在红四军中产生了不良影响。“二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使红四军内那些不愿在农村根据地吃苦、喜欢走州过府打土豪的人有了依据和借口。还有人利用“二月来信”，认为毛泽东不服从中央的决定，发起了留朱还是留毛，或两人一起走的讨论。还有人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于是红四军领导人之间军事路线上的分歧逐渐公开化。

趁着蒋桂战争的机会，红四军前委决定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根据地。至5月中旬，红军占了于都、兴国、宁都三县，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根据地初步形成。这时，蒋桂战争结束。闽西军阀陈国辉旅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避实就虚，再次入闽。先后占领龙岩、永定，与闽西地方党的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的队伍联合，进一步扩大了以龙岩为中心的闽西根据地。

1929年春季红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占据赣南闽西。红四军的经济情况大为改善，外部压力也因为蒋桂战争得到缓解。外部环境好转了，内部矛盾上升了。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过去积累的许多思想和组织问题就开始争论，红四军内部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逐渐公开化。《朱德传》记载：“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4)

这时，中央给红四军派来了刘安恭。刘安恭（1899—1929），四川永川人。1917年留学德国，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2年在德国入党，1924年回国后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任参谋。不久，杨森被刘湘打败，退到了万县。朱德和陈毅到万县对杨森部开展秘密工作，刘安恭与朱德在德国就相识，他积极协助朱德。后因机密泄露，刘安恭被杨森通缉，逃往武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年底与刘伯承等40多人被送往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军事。1929年回国不久，即被中央军事部派到红四军工作。中央的“二月来信”就是刘安恭带给朱毛的。

刘安恭和朱德、陈毅是老乡，又留学苏联。刘是中央军委派来的，俨然是个“钦差大臣”。刘安恭一来，就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成了朱毛红军的三把手，位居陈毅之前。所以陈毅对刘安恭也很不服，他晚年讲道：“当时，我听说有中央代表来了，一看是刘安恭，就半开玩笑地说：‘这不是那个刘高参谋吗？怎么当了中央代表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中央代表，是你们给我安上的。’”

刘安恭来到红四军后，朱德、毛泽东均希望刘支持自己的意见。刘经过短时间了解情况，就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朱德这一边。他一上任就召开了军委会议，既不邀请作为上级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到会，而且作出决议，规定“前委应只管地方工作”，认为“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并在会议上提出“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等言论。刘安恭显然是排斥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刘还宣称红军中有两派：一为拥护中央派（朱德），一为反对中央派（毛泽东），制造朱、毛对立的舆论。这就引起部队官兵中的思想混乱。

表面看来，毛泽东与朱德、刘安恭的矛盾好像是权力之争和个人恩怨，其实不然，是关系到红军发展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即组织路线、军队建设、发展方向等。虽然从井冈山会师到闽西仅仅一年多，从经历的挫折、红军的内部矛盾、存在的问题来看，都反映出毛泽东和朱德在方针路线和指导思想上的不同。

1958年7月14日，陈毅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主要是讲1929年红四军七大到九大这段历史。他指出，当时在军事方针路线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旧军事路线。

关于两条路线的区别和特点，陈毅总结了八条：

（一）对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旧的军事路线把敌人估计得特别强大，因此提出“走州过府，大吃大喝”，打几个硬仗。江西、福建、广东，抓一把就算了，搞一点政治影响。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认为，当时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革命高潮一定到来。党与红军的任务，就是用游击战争、群众工作、发展土地革命来促进新的革命高潮。巩固和建立根据地，波浪式地推进。因此要有政权思想，要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反对流寇思想。

（二）在建军路线上，旧的军事路线主张“军政并重”，具体口号是“司令部对外”。一切群众工作、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出告示，都用司令部的名义，跟政治机关过不去。找房子司令部的一定很好，政治部总是半栏猪圈，这种日常斗争差不多每天都有。正确路线是党指挥枪，枪不能指挥党。后来提出党与政治工作是生命线，连队一切工作都要通过党支部。

（三）军队的作用，旧军事路线说军队的唯一作用就是打仗，其余都不管。毛泽东提出军队的三大任务是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

（四）旧军事路线讲军官权威，军官说话就是命令，反对军队里有民主。正确的军事路线是官兵一致，有士兵委员会，在军队中讨论政治，也讨论军事。建立集体领导，启发群众觉悟。经济民主，每个士兵分一点伙食尾子，使军队像一家人一样。

（五）地方政策，旧军事路线只顾主力，不顾地方。比如要给地方调一支驳壳枪，他们就换条破弹簧；调一匹马没有马鞍子，或是烂背的。调干部把最差的调去。他们什么都要地方帮助，地方要却是一毛不拔。正确路线是帮助地方，武装地方。敌人进攻时，掩护老百姓先撤，军队后撤。

（六）旧军事路线强调个人指挥，不要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正确路线强调政治、军事和群众纪律相结合，这样的军队到任何地方都很有秩序。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城市政策，一尘不染，群众认为是自古没有的文明军队。

（七）旧军事路线是杀俘虏，搜腰包，枪毙逃兵，实行打骂制度。正确路线是优待俘虏，不枪毙逃兵，对俘虏军官中的技术人员，可以争取，予以优待，争取他们为革命服务。

旧军事路线是吃一天算一天，乱没收，乱打土豪，进城三天搞个精光。不建设后勤，也不顾百姓。正确路线是关心士兵生活，注意人民的负担。把人民与军队看作鱼和水，塘里水干了鱼就不能活。这样军队才能在根据地存在下去，否则就不能生存。

（八）作战方面，旧军事路线是冒进、军事投机。军阀内战，机会一来，就放手干一下，大进大出。他们很注意打听消息，有机会就走几百里去干；听到不利拉起队伍就跑。正确路线是稳扎稳打，分兵争取群众，集中对付敌人。选择适当战场，利用有利地形。不打无把握之仗，波浪式推进扩大苏区。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退却时反对逃跑主义。

陈毅当年讲的这些话，主要强调路线斗争。实际上红军处在初创时期，一切都在酝酿发展阶段。红军是旧军队脱胎出来的，存有很多旧军队的习气，不可能一步跨越到革命军队的境界。在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是有想法的，他要打造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在红四军新旧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中，他在逐渐思考。当他考虑成熟，就要把自己的思想公之于众。

1929年5月底，红四军进驻永定湖雷，毛泽东在河坑“居易楼”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强调前委的集中领导。他说：现在在前委之下硬插进来一个临时军委，人还是这些人，事还是这些事，不仅机构重叠了，而且军委还限制前委的权力，这叫“分权主义”。因此，毛泽东主张取消临时军委。红四军前委委员谭震林、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三纵队党代表蔡协民、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都支持毛泽东。

刘安恭坚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前委在四军管得太多，权力也太集中。他指责毛泽东是书记专政，搞的是家长制。朱德的部下多数支持刘。双方寸步不让，会议无果而终。

6月1日，毛泽东在湖雷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了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情况。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毛泽东简单提了一句：“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最后毛泽东表示：“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

6月8日，红四军在上杭白砂“东洋堂”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前，林彪突然给毛泽东发来一封信。信中对毛泽东的政治主张表示了支持，并且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是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林彪是朱德的部下，又是主力团的团长，现在敢于公开表态支持毛泽东，对毛泽东是极大的鼓舞。毛泽东把林彪的信给前委委员们传阅，这样他与朱德的矛盾和分歧就公开化了。

白砂会议有41位代表参加，讨论军委的废立问题时，两种意见依然互不相让。朱德认为中央曾有指示，红四军要成立军委，因此军委还是得要。毛泽东一向自有主张，坚持没有成立军委的必要。红四军的两位主要领导人观点对立，部下自然也分为两派，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成立军委的认为：“既然名为四军，就得要有军委。”“军委是四军的一级党组织，从支部、营委、团委直到军委，缺一不可。”“中央有指示要建立军委，不建立军委是与中央精神不合的。”反对成立军委的认为：“军队的指导需要集中敏捷。现在红四军只有4000多人，并不是一个大部队，有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就足够了。”“实际上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有什么用？”

双方争论不休，最后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要不要取消临时军委。结果36票赞成，5票反对。于是临时军委被撤销了，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职，他的政治部主任改由陈毅担任。刘安恭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

白砂会议将刚恢复的军委再次取消，但这并没有消除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反而使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话题扩大到红四军成立以来的方方面面，如出击湘南、坚持井冈山斗争、赣南游击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有人认为是创举，有人认为是单纯军事割据，是保守主义。关于“八月失败”，有人说往湘南是对的，留在湘赣边界的是错的；有人说去湘南是农民意识作怪，是逃跑主义。对四军的各种制度，如军需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等，对四军的政策，如经济政策、地方武装政策等，都成为争论的话题。争论最大的还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度的倾向？”“过去是不是上级党部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

其实这些争论，尤其是关于党的领导方式的争论，很大程度是指向毛泽东本人的。毛泽东感觉他需要做一个全面的陈述，借着给林彪回信，他写了一篇全面总结红四军政治和军事路线的文章。

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信，他列举了红四军中存在的14个问题：（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6）地方武装问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律化问题，（11）四军军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义与集权，（14）其他腐败思想。

关于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毛泽东指出：“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个意思是，南昌暴动仅存的队伍是靠朱德的个人能力保存下来的，因此朱德在28团中拥有绝对的威信。到井冈山之后，毛泽东虽然是湘赣特委书记，其实指挥不了朱德的部队，因此28团、29团去湘南，毛泽东根本约束不了。

因此，毛泽东在信中说：“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做调动枪支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这个意思是，朱德部队从湘南回井冈山后，28团与31团之间是互不统属的。28团在龙源口打了胜仗，缴获几百条枪。毛泽东指示拨给31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分。朱德借口枪已经分了，调不回来，回绝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说党调不动枪，杨开明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这件事。毛泽东给红四军规定的“三大纪律”，第三条是“一切缴获要归公”，实际上很难落到实处。这也是毛泽东强调党要指挥枪的原因之一。

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党的集中统一指挥，撤销了朱德为书记的军委，朱德对此很不满意，一再主张恢复军委。军委废立的争论，由此产生。毛泽东说：“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

毛泽东虽然撤掉了临时军委，但党内的争论使他身心疲惫，因此提出了辞去前委书记职务的请求。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说：“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5)

毛泽东提出辞职，陈毅就被推到了前台，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

白砂会议结束的当晚，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你今天提出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事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后，朱德也在6月1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答辩信。信中说：

“林彪同志：我读你给前委一封信，知道你对党很忠实，很爱党，很注意去研究党的问题，我很赞成你这种积极去讨论弄个明白的态度。所以，我也想为党的最高原则三条件，即党管理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党内绝对无自由等，若是有人反对就使党动摇问题，谈点看法。”

朱德表示：“党管理一切，党应该管理一切吗？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如果真有这条原则，那我们就应该叫共产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可是，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组织只是作为他们的总参谋部，只能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党是不能管理一切的。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共产党独立。所以，此口号——党管理一切——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的。进一步说，就是反对党的主张。有鉴于此，如不反对所谓的最高原则第一条，那就是会没有党的最高原则。”

关于“一切工作归支部”，朱德认为这是一个他“极端拥护”的原则。“党的新生命就在此原则的实行。要巩固党的基础，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就在于力求此原则之实行。”但可惜的是，“四军在过去的工作中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权力都集中在前委，集中到前委书记一人身上，还谈什么民主集中制？”

关于“党员在党内绝对无自由”，朱德认为，党员在党内要有铁的纪律，但也要有党内自由。纪律和自由是统一的，否则就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党。

最后，朱德表示，对于前几次的争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会使党有长足的进步”。“我们四军的党变成群众的党，应有此次的斗争。要使四军党变为全国一致的新的组织的党，也要有此次斗争。要合乎国际共产党，也必须有此次斗争。斗争之结果必然是好的。请你不要消极，不要绝望，每个同志积极的斗争，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应有尽有的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

毛泽东、朱德以及林彪的三封信，都刊登在了红四军的刊物《前委通讯》第3期上，让全军党员干部都了解他们的观点，让大家继续讨论。毛泽东的信语气激烈，论述了红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表现出他要把红军从旧军队习气改造成新型革命军队的思想。眼下的红四军，就像朱云卿参谋长形容的“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因为连续征战，为生存奔跑，一直没有认真考虑军队建设和作风培养的问题，现在已经是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朱德虽然语气平和，但他除了讲民主，红四军内的种种问题，却没提出太多建设性的措施，并且林彪的信引起很多原来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的干部的反感。三封信的刊出，使红四军内的争论更激烈了。

陈毅当了代理书记，也不希望朱德、毛泽东持续争论下去。他要采取民主的办法，让大家来讨论，少数服从多数意见。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公民小学的兴学祠（今龙岩一中，旧址已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拆除）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40多人。会议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大会，期望大家能接受他的主张，在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毛泽东找陈毅谈话，希望陈毅支持他，做一个好的决议。陈毅不愿看见红四军的分歧扩大，希望在会议上解决争端。

会议开始，陈毅提出口号：“大家努力来争论！”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指导性的意见。于是会议上又开始了激烈的争论。朱德、毛泽东相持不下，各有支持者，使陈毅感到非常难办。他说：“你们朱毛两个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之间，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于是他决定各打五十大板，对朱毛两人都予以处分。会议结束之前，陈毅作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报告，代表们举手表决通过。

红四军七大《决议》主要分为“四军党内争论问题”和“分兵问题”两部分。在分析“这次争论的原因和性质”时认为，争论的原因有五：1.由四军的党员的经济背景复杂所产生的不统一的思想歧异；2.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所引起的意见纠纷；3.组织不完备，如党代表兼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朱毛（军长、党代表）的责任心重，都爱多管；4.新的理论批评旧的习惯反响；5.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关于争论的性质，《决议》认为：“这次争论不仅是朱毛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竞争）着，历久不能解决。加上组织上有缺陷，及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点爆发。这个争论虽对党有益处，若没有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必不能得着正确的解决。”

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决议》回答：“这个口号并不是任何一个同志所能造的笑话，是一个工作口号，在四军党内极为深入。现在审查这个口号的意义与中央颁发的《党的组织问题》第三章的‘组织原则’并不冲突，所以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过这个口号‘党管理一切’在文字方面太简单、不明显，可以引起不正确的理解，这个口号今后不要再引用。”

“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的倾向？”《决议》认为：“1.过去四军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对上级，都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将一切工作推到书记一人身上，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2.党代替群众系指一切由党直接处理，使所有群众停摆。过去四军党没有犯这个错误，只是执行工作技术上带有缺点。3.过去四军党能领导红军在艰苦中奋斗，大半由于连支部起作用，说上级包办支部工作，完全不是事实。”

但《决议》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的正确意见，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决议》还否定了毛泽东对流寇主义思想的批判，声称：“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过去为罗霄山脉政权问题，党内实有不同意见，不见得这意见就是流寇思想。如湘委指挥四军到湘南，实是为实行中央四省暴动的布置。28团到赣南实在是不惯边界那种经济生活，31团兵士想回到浏平，29团想回到湘南，与边界同志主张在边界，都充分是地方思想，而不是流寇思想或反流寇思想。”这是把“八月失败”的案翻过来了。

七大《决议》最关键的部分，是对朱德和毛泽东的处分意见。《决议》中虽然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板子的轻重和批评的内容，却是分量不同。

对毛泽东的批评是：1.英雄主义；2.固执己见，过分自信；3.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4.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5.对同志有成见；6.工作态度不好；7.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小结说：“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对朱德的批评，条目与批评毛泽东的一样多，但内容和性质的轻重却有很大不同：1.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2.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3.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的行动的表现；4.工作不科学，无条件（理），无计划，马马虎虎；5.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6.不能坚决报告党的决议；7.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对朱德的小结：“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拉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

七大决议案对毛泽东和朱德做了一个“总批评”：“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与意见不同而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的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陈毅宣布了对毛泽东和朱德二人的处罚决定：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6)

大会最后投票，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当选为前委委员。但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陈毅以多数票当选为前委书记。

平心而论，《决议》中列举毛泽东的部分缺点，在当时可能存在。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思想是超前的。一些干部却因毛泽东个性上的缺点，反对毛泽东本人，使其政治路线不得贯彻，确是由于历史局限性造成的集体失误。

陈毅晚年说：“在当时，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七次大会上，大家推我作报告，而我的这个报告是个调和路线，实际上是削弱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助长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其实，毛主席在开会之前就跟我讲了，这次斗争是无产阶级路线跟资产阶级路线之间的斗争，你如果要做报告，你就根据这样一个路线斗争来做报告就行。毛主席当时是红四军的前委书记，会前是给我做了工作的，遗憾的是我没听，而是想要表示我自己有独立的见解。毛主席那时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他是一个政治家的态度。他说：‘据我们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按这个来做。至于陈毅同志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这个会开了一天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毛主席因长期行军作战，患重伤风感冒到蛟洋那里去养病了，实际上是愤而辞职。毛主席走了，前委书记就由我代理了。”(7)

红四军七大，是毛泽东在红军中第一次失权。这对他刺激较大。以前毛泽东也曾受到党内不公正的处分，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瞿秋白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当时山高皇帝远，不理会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一次，是自下而上，是红四军干部投票使他落选前委书记。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让毛泽东后来反思了很久，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失误。

毛泽东不仅落选前委书记，甚至在红四军中都无处容身了。此后他以养病和做地方工作为由，与妻子贺子珍离开了龙岩城，去了由邓子恢、傅柏翠主持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人。1913年入龙岩中学堂学习。五四运动中受新思想影响，1926年入党。1928年3月，先后组织领导龙岩后田暴动、蛟洋暴动、永定暴动，建立农民武装和根据地，当时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傅柏翠（1896—1993），福建省上杭县人。1914年赴日本留学时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同盟会。毕业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领导蛟洋农民暴动，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1929年春率部配合红四军入闽作战，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6月闽西地方红军组成红四军第四纵队，任司令员。

毛泽东去那里的名义，是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他到上杭县蛟洋镇出席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应该是邓子恢安排的。会议期间，毛泽东患疟疾病倒，转到蛟洋下面的小村苏家坡休养。

苏家坡，今属上杭古田镇，距古田村十几里，位于龙岩到上杭的公路旁，是个山间盆地。村里有座“树槐堂”，建于明末清初，是当地一位乡绅的住宅。整座建筑坐西朝东，面阔7间，进深6间，砖木结构，占地面积1100平方米。一正两横布局，正楼分前、中、后三进厅堂，后厅为两层堂屋，中、后厅左、右两侧有厢房，两横为南北两侧护厝。毛泽东当时化名杨先生，和贺子珍住在最后面左侧的小阁楼上。木梯狭窄，房间阴暗低矮，全部的陈设就是一床、一桌、一灯、一砚。

毛泽东住在这里，没有枪，连个警卫员也没有，只有贺子珍和他相伴。同时，因为离开红四军后心情郁闷，疟疾一度发作，共产国际误以为他去世，还发了讣告。离开了队伍，毛泽东终日忧虑。国民党军队来了怎么办？地主民团来了怎么办？毛泽东在村子周边转悠，在“树槐堂”右侧山背后，发现一个天然岩洞——圳背岩洞。洞口在半山腰，即使今天已经修通了木栈道，爬上去还感觉吃力。洞旁植被茂密，便于隐蔽。因为孤独和没有安全感，毛泽东白天在洞里读书、思考，黄昏时确信村里平安无事，才回树槐堂阁楼睡觉。

陈毅当了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将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朱德、林彪等人的信件，通过福建的秘密交通送到上海中共中央。8月13日，周恩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八月来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这里有个时间差。陈毅当了书记，心里并不踏实。毕竟毛泽东是中央委员，朱德和他都不是。更换领导人这样的大事，不经中央批准恐怕不合适。7月底，中央指令红四军派员赴上海参加军事会议。陈毅和朱德商量，准备到上海中央汇报。7月29日，朱德、陈毅到蛟洋，与毛泽东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派谁去中央的问题。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傅柏翠回忆：毛泽东表示不去上海，愿意留在闽西地方工作。最后决定由陈毅作代表，前往上海中央汇报。陈毅去中央期间，由朱德代理书记，林彪和傅柏翠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

第二天，陈毅化装成商人，在闽西特委交通员陪同下，取道漳州，前往厦门。先乘由厦门开往香港的轮船。在香港稍作停留，8月下旬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前往上海。因此，中共中央的“八月来信”陈毅在途中没有看到。

陈毅去上海期间，朱德率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于9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陈毅晚年回忆：“因为七次大会以后我离开了，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他带着队伍往闽中漳平一冲，红军队伍损失不小。那里是土匪地区。后来没有办法，又退回到永定、坝州一带，又开了个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政治工作人员不满意，一致要求毛主席复职。毛主席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去。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去。”(8)信送到上杭，朱德非常不满，以前委名义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命令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县城。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回苏家坡养病。

红四军八大开得很混乱。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1930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八次大会前后为了请调工作问题（当时很多同志请调工作），常常讨论几个钟头，无法解决。每次开会都要各纵队负责同志到了才能解决问题，各纵队同志在会场上为了调人调枪这些问题，当然要为自己说话，于是争论起来，没法解决。前委负责同志只有说些调和话，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开会。当时有许多同志说，前委是各纵队联席会。但是前委负责同志还以为要这样才对，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八次大会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

在上杭，红四军有三个纵队，共7000余人。这时听说广东军阀内战，朱德决定带队伍去东江打开局面。国民党军以为红军要打潮汕，把部队集中在三河坝一带防御，梅县只有一个保安团把守，相对空虚。大家决定先打梅县。10月31日，红军攻打梅县。以为梅县没有城墙，无险可守，于是一下就冲进去了。“谁知敌军趁我在街中无阵地，立足不住，用手榴弹、花机关枪极力射击。我死亡太多，前卫大败退出来了。退出后终因敌少我多，又反攻上去把敌人围住了。从早晨到午后四时，仍然打不下，我方死伤很多。同时怕围久了死亡更多，遂决定安全撤退。计算这役损失约200余人，数十支枪。”“四军在东江遭受这次打击，士兵都说：‘东江是来不得，贺叶部来亦失败了，我们也遭此打击。’这次东江从梅县出来，精锐损失不少。一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三纵队缩编为一个大队。二纵队虽无损失（他未接火），但在上杭收编卢部六百多人，从此动摇，沿途逃跑。待到汀州已跑完了，只好缩编为两个支队。总计东江此行，战斗损失两百多，东江留下两百多，寻乌留下两百多，沿途逃及病四百多，合计一千多，士气损失不小。为四军郴州失败后第一次大损失。井冈山下来那样困难，也只损失六百多。此次的困难万万不及井冈山那次厉害，损失却过之。”(9)10月24日，第二纵队撤出战斗向赣南转移，途中大埔县石下坝与敌遭遇，刘安恭指挥部队击溃敌人两个营，不幸牺牲。

这次红四军下东江，又是“走州过府”式的一次军事盲动。既没开辟根据地，也没发动群众，作战无计划，还损失惨重，干部们对朱德的指挥能力表示怀疑了。

陈毅到上海前，联系了胞兄陈孟熙。陈孟熙时任四川军阀刘存厚驻上海的少将代表；另一位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们得知陈毅来到上海，一起来到黄浦江边租界的码头，接陈毅下船，把他安排住进英租界四马路的新苏旅馆。有两位兄长保驾，陈毅的安全就没问题了。

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第一个见面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他们是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李立三在安源曾与毛泽东共事，彼此熟悉。陈毅把红四军的情况以及党内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向李立三作了简要报告。李立三表示尽快向政治局报告，要求陈毅抓紧时间把红四军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给中央研究。

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李立三报告陈毅同他谈话的主要内容。会议记录显示，陈毅坚持“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只是一个过渡，期待中央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鉴于陈毅反映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都很重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作专门的讨论和研究。

为帮助中央全面了解朱毛红军的情况，中央要求陈毅尽快完成书面报告。陈毅每天在旅馆闭门不出，集中精力赶写。他离开闽西时，随身没有带文件材料，完全凭着个人记忆，将朱毛红军成立一年多来的全部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到9月1日，陈毅完成了5份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 《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 《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 《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 《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这5份报告将近5万字，这是目前中共历史档案中对朱毛红军、井冈山斗争的最早、最原始的记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应该说，陈毅的报告是坦诚公正的，没有宗派和山头的倾向，为中共中央作出准确判断和决策，在决定红四军的前途和军队建设等原则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听取了陈毅的口头及书面报告后，对朱毛红军的历史和各项工作、斗争的经验，有了客观全面的了解，对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意见，也有了真实的理解。

周恩来与李立三、陈毅多次谈话、讨论和研究解决红四军问题的办法，形成一致的意见。周恩来、李立三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这封信完成于1929年9月28日，后来被称为“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军走农村土地革命的道路和方向：

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在全国革命高潮未来时，红军此时主要的采取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的得以解决。

关于分兵与集中的问题，“来信”指出：

红军四军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分兵时应密切联络互相策应，应防敌人各个击破。红军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

关于红四军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问题，“来信”强调：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

关于朱毛的团结和红四军领导班子，“来信”说：

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10)

中央的裁决，使红四军中的争论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毛泽东提出的红军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党应该对军队拥有绝对的领导。这是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首次肯定，对毛泽东是极其重要的支持。当然，陈毅提供的材料和在“来信”起草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应得到历史的肯定。

陈毅带着“九月来信”从上海返回红四军。他走的是中央特科新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到汕头，然后经揭阳、大埔进入福建永定、上杭，进入闽西苏区。他半路上听说红四军在广东梅县一带，于是就去寻找。陈毅回忆：“见到了朱老总。坐下来以后，我讲了中央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要欢迎毛泽东同志主持工作，你应该服从毛泽东同志。七次大会是我犯了一个错误，问题就是要向毛泽东同志承认错误，否则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欢迎毛泽东同志回来，你干不干？他说：‘当然我可以欢迎他回来。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不是愿意回来，还是个问题。’我说：‘这个我负责，是可以把他欢迎回来的。中央有个指示，这个指示毛泽东同志是会同意的。’这时，朱老总就拿出一封毛主席写的信给我看。朱老总说：‘毛泽东对你是不满意的，你晓得吗？你看，他这个信是反对你的啊！’”

陈毅一看，就是毛泽东拒绝参加红四军八大，批判“陈毅主义”的那封信。陈毅说：“这封信是对的，我赞成这封信，过去那些事我撤回，我请他回来。七次大会是我犯了错误，我这次回来，只要我作检讨，他就会回来的。”朱德不信，说：“你去试一试吧。”(11)于是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趟，我们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们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中央的“九月来信”一并附上。陈毅还在红四军中传达中央指示，并做好解释工作。(12)

此时已是11月下旬，毛泽东在苏家坡已经住了四个月，疟疾基本痊愈，身体健康正在恢复。在这段时期，他既有痛苦，也有反思。毛泽东后来经常说：真理开始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要保护少数。问题是真理在你手里，你怎么还会被罢免呢？这个意思是说：你再有真理，也得有大多数群众拥护你。你特立独行，总是处于少数，你的真理也行不通。一定要让大多数群众理解你，拥护你，你的正确意见才能起作用。毛泽东从自己的挫折，认识到团结大多数同志，包括意见不同的同志的重要性，脾气改了很多。这时，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的信送到他的手中。毛泽东阅后，激动万分，他给中央回信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13)

毛泽东跟着前来迎接他的部队回到长汀，与朱德、陈毅会面。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半年后，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以前的争论，都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说：“据我在那里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地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14)

为了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村的曙光小学举行。这里原来是座祠堂，叫“廖氏宗祠”。民国初期改做小学。红军到闽西后，称为曙光小学。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与会的40多名代表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不仅是红四军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也被中共党史称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部队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中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阐述的八个部分：关于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都是毛泽东在新泉给林彪信中提出的红四军中存在的14个问题的延伸和总结。这是毛泽东通过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实践和教训，提出将红军从旧军队习气改造成新型革命军队的措施。这些思想都是毛泽东从“三湾改编”以来两年的革命实践中独立思考和总结出来的，排除了共产国际的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经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虽然是初步的探索，不过随着古田精神的传播和影响，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当古田会议决议的全文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发表后，引起了笔者的兴趣。都说古田会议有伟大意义，伟大在哪里呢？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建立新型革命军队体现在哪里呢？笔者读完全文，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一个伟大的领袖在开创一项伟大事业时，第一步都是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

《决议》中抓了两件具体的事情，第一件是废止肉刑和优待伤病员。废止肉刑，就是不许打人。在今天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革命队伍里就是不许打人嘛。但是在那个年代，红军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官长打士兵是理所当然的事。过去说的从严治军，就是棍棒底下出好兵。好像不打骂士兵，就不能显示军官的威严；要让士兵害怕军官，才能服从命令，乖乖地听话。萧克当连长时，就有过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一个战士看管土豪婆，他乱来了，查明后，全连集合，打他的屁股。至于犯其他错误的，就罚立正或打几下手板。”(15)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军官打人，认为这是旧军队的恶习，必须革除。他亲自下连队调查，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毛泽东把调查的情况写到《决议》里：“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火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16)

毛泽东说的“铁匠”是郭天民。郭天民（1905—1970），湖北黄安（今红安）人，黄埔六期。1927年3月入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初转到海丰，在彭湃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任排长、副连长。1929年春辗转到江西，在红四军三纵队任大队长。毛泽东得知士兵的反映，批评郭天民：“你是铁匠出身，打人像打铁一样。”他以郭为典型，写到《决议》里。这不仅对郭本人是个极大的震动，也深深教育了其他干部。此后，郭天民改正了错误，成为解放军中一位战将。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任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干部打人的问题：“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

毛泽东如此重视红四军中的打人问题，有深刻的意义：红军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每个战士都是来参加革命的。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士兵连薪饷都没有，还要连续战斗。如果军官还要打他，他在红军中还有什么前途和希望呢？毛泽东知道：要想让士兵不逃跑，而且要他作战勇敢，首先要尊重士兵的人格。你拿士兵当人，士兵才会尊重你，才会跟你干革命。否则，红军与旧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呢？

毛泽东严厉禁止红军中的打人之风，是要在红军中建立一种新的上下级关系。要提高士兵的觉悟，首先要靠教育，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让他们明确自己是为解放劳苦大众来当兵的。士兵有了觉悟，就有了自尊，就会自律自己的行为，遵守纪律，勇敢作战。官兵关系好了，部队才团结，才有战斗力。

毛泽东抓的第二件事情是优待伤病员。当年红军很弱小，武器装备也很落后。跟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时候，不是确保能每战必胜的。从井冈山下来，就连续吃过几个败仗。如果打了胜仗，部队士气是很高的。冲杀，追击，抓俘虏，拿缴获，个个兴高采烈。但是打了败仗，就不免兵败如山倒，大家都四散逃跑或突围。这时候谁负伤，命运就很悲惨了。战友们都在撤退，谁能救援你呢？跑慢了就可能被敌军追上。所以这时候伤员是非常绝望的，而侥幸逃生的战友，想起负伤的同志在呼救，自己却不能停下来救护他，心里也非常难受。有的负伤后还跟着部队行军，但走不动，形成拖累。长官往往找个地方安置他们，留几个钱，交给老百姓。这些行为在战时是不得已，但非常影响部队的士气。毛泽东在《决议》中列举这些表现：“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兵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的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由于“对伤病兵待遇不良，便发生下列的影响：1.使士兵不满意红军，‘红军好是好，就只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舆论简直普遍全体士兵以至下级官长之中；2.士兵对官长不满意，越发增加官兵间悬隔；3.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带花，因此，减少红军战斗力；4.逃兵多；5.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17)

所以，解决伤病员的问题，直接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毛泽东强调优待伤病员，就是要求大家在战场上绝对不许抛弃伤员。伤员负伤后，一定要给以尽力的照顾，让他们感觉到革命队伍的温暖。这样也给红军中所有官兵立了一条规矩：在战场上一定要互相关照，互相救援，绝不许只顾自己。这样战士们上阵心里就踏实了：负伤也不要紧，会有其他战友来救助我。心里坦然了，才能全力投入地勇敢作战。而国民党军队里没这些，士兵上战场，尤其是两军肉搏的时候，谁心里踏实谁就敢于拼杀。红军的战斗就是这样打胜的。

所以，废止肉刑和优待伤病员这两件事，看似平常，却是关系到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毛泽东抓了这两件事，红四军的风气焕然一新。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

“有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决议，也是总结那时候的一场大争论的。总结1927年秋收暴动到1929年12月的经验，提出划清资产阶级领导的军队同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的界限，过去这个界限不清楚。

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总结了那个东西。后来这些同志，大部分都觉悟了。资产阶级的军队管理办法，无非是打人、骂人，枪毙逃兵那一套。说不打人，不骂人，不枪毙逃兵，部队就带不起走哇！但后来我们废除了打骂，废除了肉刑，不枪毙逃兵，军队还是带得起走了，不仅带得起走，而且队伍还比较得更好带得起走。”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军早期武装斗争的经验，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建设的经验，找到了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大家从《决议》中看到了毛泽东独到的思想，切实有效的措施，为红军以后的发展壮大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毛泽东没有听信共产国际的那一套空洞理论，而是在实践中摸索真理。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被留苏归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视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土东西，甚至受到排斥。全党全军认同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2)　《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1929年2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4)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6)　古田会议纪念馆藏件。

(7)　《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存件，张明金整理，见《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

(8)　《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存件，张明金整理，见《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

(9)　熊寿祺：《红四军状况报告》（1929年7月至1930年4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存件。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89页。

(11)　《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存件，张明金整理，见《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

(12)　《陈毅年谱》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13)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4)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15)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