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

第22章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

◎　封闭的井冈山区

◎　周鲁假传“圣旨”开除毛泽东党籍

◎　井冈山会师

◎　杜修经上山命令红四军去湘南

◎　29团回郴州

◎　“八月失败”

◎　毛泽东痛恨“钦差大 臣”

◎　朱德的扁担

◎　“伙食尾子”与官兵平等

◎　支部建在连上

◎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　毛泽东论述井冈山的斗争

◎　龙源口战斗

◎　黄洋界保卫战

◎　彭德怀上山

◎　经济困境无出路

◎　井冈山地区的土籍客籍矛盾

◎　柏露会议决定下山开辟新根据地

1928年2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余部在井冈山周边徘徊了四个月，打通了与袁文才、王佐的关系，在井冈山站住了脚。虽然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游击生活，但井冈山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井冈山是个封闭的山区。湖南省委代表杨开明（克敏）上井冈山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当地的基本情况：“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笼统地说，边界的经济较其他地方都要落后些。人民多务农，商人及读书的占极少数，所以土豪劣绅在农村占极重要的地位。农民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1)

在井冈山这个地方究竟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心里也没底。1928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湘鄂赣三省暴动遭受重大挫折，湖南省委几次被破坏的情况，给三省省委下了指示，重新确定组织关系，规定赣西南特委归湘南特委领导。当时湘南正在组织暴动，执行盲动路线的湘南特委派了周鲁上井冈山，传达中央关于暴动的指示。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撤销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这对毛泽东是极为严重的打击。(2)

一个年轻自负的周鲁，假传“圣旨”，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毛泽东开除了党籍。这使毛泽东非常愤怒。到了晚年，毛泽东还没忘记这件事。他说：“临时中央政治局开除了我的候补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由于交通闭塞，又没有文件，传到井冈山便变成了开除我的党籍。党代表当不成了，不是党员，连党组织生活都不能过，成了一个红军队伍中的‘民主人士’。后来才说传错了，不是开除党籍，这才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3)

随后，周鲁命令井冈山部队下山，去支援湘南暴动。何挺颖、毛泽东服从命令，离开井冈山，到了酃县。毛泽东不愿意把部队送到湘南受损失，于是借口在当地整训部队，发动群众，将湘东与赣西南连成一片。在酃县看到了中央文件，澄清了“开除毛泽东党籍”的误传，于是毛泽东重新掌管了部队。而周鲁此后下落不明。

毛泽东的队伍在桂东、酃县一带活动，接应暴动失败的湘南农军。4月上旬，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1师1团到了资兴，在龙溪洞与萧克率领的宜章农军500人会合。几天后，又与胡少海带领的湘南农军第3师会合。这时，毛泽东获悉了朱德部队即将到来的消息。

南昌部队在广东失败后，朱德带领一个团到范石生的国民革命军第16军避难，驻在湖南汝城。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范石生考虑让朱德暂时离开，躲过眼前的灾难。他给朱德写了封信，派秘书送去。1962年朱德同陈奇涵、杨至诚等老战友谈话时充满感情地回忆：“我们临走时，范石生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我记得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4)

朱德带着队伍经广东的仁化、乐昌向湘南的宜章前进。路上中共广东北江特委派来了向导，是南昌部队失散后回老家的龚楚。龚楚还带来一位宜章籍的干部胡少海，这两人后来成为朱德麾下的骨干。依靠胡少海的指引，朱德部队打开宜章县城，策应湘南暴动。

朱德的队伍转战湘南，打得有声有色。在湖南广东交界的坪石，击溃了许克祥的六个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物资。然后又击败了何键的部队，打开了郴州城，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权，部队发展到1万多人。朱德把湘南宜章独立团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3师，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

但是，湘南特委的烧杀政策使革命形势急转而下，农民反感特委的烧房政策，在土豪带领下反水。夏明震等湘南暴动的领导人被杀，各地农军相继失败，朱德也带领部队向酃县转移。这些条件促成了朱毛红军的会师。

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不是偶然相遇，而是早就有了联系。南昌部队失败后，朱德部队到了信丰，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了井冈山。不久，朱德派原在25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覃到井冈山同毛泽东联系。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他从资兴到茶陵，见到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朱德所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的问候。1927年12月，毛泽东派何长工下山找革命队伍，听说南昌部队有一部分在湘赣边界，但不知具体情况。在韶关的一个澡堂里，他听说范石生收编了共产党一个团，驻在犁铺头，团长姓王（朱德字玉阶，此时化名王楷）。他跑到犁铺头去找，接待他的是参谋长王尔琢。何长工见了朱德，向他详细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朱德非常高兴，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个落脚的地方，我也派毛泽覃去找毛润之，估计现在已经到了。”这说明，朱德部队向湘南进军，就是为了和毛泽东会师。

1928年4月中旬，陈毅带着部队和湘南农军第3师、第7师会合了井冈山下来的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2团，到酃县的沔渡，和朱德的主力部队会合。何长工说他带着第2团先回宁冈，准备房子、粮食，欢迎两军会师，毛泽东随后就到。朱德、陈毅带领直属队到达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住在附近的小村子里。几天后，毛泽东从湘南的桂东返回砻市，朱德在龙江书院等候毛泽东。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同志一到砻市，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顾不上一路征尘，立即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同志听说毛泽东同志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同志等主要领导干部出门迎接。我们远远看见他们，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朱德同志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毛泽东同朱德同志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5)

这时，朱德42岁，毛泽东34岁。当时朱德的队伍比毛泽东多得多，陈毅给中央的报告说，“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双方会合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谁来总负责？

初次会面，毛泽东就掌握了话语权。龚楚回忆：当晚大家聚餐，毛泽东在席间侃侃而谈。“他讲到前途光明，得意时哈哈大笑。讲到现时经济粮食困难时，立即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这个人是有天才的，他的喜怒哀乐在一个短时间内表现得淋漓尽致。”(6)

接下来就是商量会合后的组织问题。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六个团，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毛泽东提出当前斗争需要设立前敌委员会，要有个书记。朱德提议毛泽东担任书记。毛泽东见朱德这样表态，面露笑容，问陈毅、王尔琢、何挺颖、龚楚有什么意见，大家表示同意。于是，朱毛红军会师后，毛泽东担任了党的领导。

井冈山会师，在中共党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朱毛红军形成，第一个根据地建立，形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但是毛泽东没那么高兴。跟朱德上山的湘南农军有8000人，这些人中有穿长袍的，有拿大刀梭镖的，有老人和女人，还有抱在怀里的孩子。湘南农军首领萧克回忆：“当时8000农军涌上井冈山，既增强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力量，但也给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带来了很大困难。井冈山区人口稀少，耕地不多，经济落后。众多兵马齐集山上和山下小块平原，吃饭、穿衣都成为大问题。加上湘南农军上山时，为‘跑反’而仓促成行，有的举家拖儿带女，不像是打仗，倒像是迁居。这些农军军容不整，纪律差，引起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的不满。”(7)毛泽东5月2日在永新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失败后，在湘南退至赣边。岂有此理的各县县委和县政府，带领了一大批农民一起跑来，现有一万人在这里。”“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差（一部分除外）。刻正大加整顿，日益良善。”“吃饭太难，一月来大多数除米外除三小洋外，所以不消说。现在永新这几天筹了些款子。”(8)

井冈山的经济困难，杨开明的报告中有详细阐述：“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以后，情形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加之反动派又厉行经济封锁政策，货物金融彼此不能流通，生息困难。需用缺乏，供不应求。当年农民的丝、木、茶油、米、花生、鸦片等产品不能运出卖钱，而需用食盐、棉花、布匹等日用必需物品，亦无法取得。生息停滞，这是割据区域内的情形。而邻近井冈各县，如茶陵、酃县、永新、遂川、莲花等县，一则都是经过红军的征发过了的，加之接近井冈，反军时常屯集数团之久，饷薪需索担负甚重，所以经济的崩溃成了一个无法挽救的僵局。因此生活程度，加速度的高涨。肉要一元钱四斤，鸡要一串二百钱一斤，小菜如萝卜、冬瓜、南瓜、青菜之类，要一百钱一斤。米比较便宜，也要三元大洋余一石，盐一元钱只买得四斤或两斤不等，茶油一元钱六斤多。布匹、棉花及日用必需品有由小贩自酃县偷贩过来者，因为供不应求之故，价值的昂贵，等于上海的物价。因为经济如此的崩溃，经济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众感觉非常痛苦，找不到出路，所以富农多反水，中农动摇，贫农不安，农村中革命战线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9)

刚会师就发生这么多困难，红四军内部也渐渐产生了分歧。陈毅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追述：“在1928年4月，四军各部会合于江西宁冈，成立了四军，并有军委，但党内不统一，军队各自为政。袁王为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愿朱部及湘南农军这样多人在宁冈，使他目标大惹下大祸，主张四军到赣南去。毛部颇有自了之心，看见朱部及农军那样混乱，不愿意合伙，主张他们自己到平浏（回北游击），朱部及农军（向南游击）到赣南，军委则随朱部出发。朱部及农军尚一致主张到赣南，因为宁冈没有饭吃，实在不满意袁王及毛部的态度。军委明知这分家政策是不对，因为四军在此时初成立，应该整顿。当时的分南分北的政策大部建筑在各部的私利上。这个政策决定后并未实行，因为一二日后朱部28团即击溃江西敌人两团，占领了永新，经济问题得了解决，大家又合伙起来。”(10)

陈毅说的胜利是龙源口战斗。1928年6月中旬，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以第9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率三个团，加上杨如轩27师的两个团，从吉安进攻永新，向井冈山发起第四次“进剿”。红四军从永新主动撤离，退回根据地的中心宁冈。毛泽东、朱德、陈毅在宁冈古城开会，制定作战方案。决定：朱德、胡少海率29团及31团1营，在新七溪岭阻击敌27团；王尔琢、何长工率28团在老七溪岭迎击敌25、26团。

七溪岭位于宁冈北面，山上树高林密，极为险峻。新、老七溪岭一左一右，像两扇大门，扼守着根据地入口。两座山岭各有一条小路盘旋而上，通往宁冈的新城。6月23日晨，朱德、胡少海率领部队从新城出发，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望月亭。

这天大雾弥漫，日出后，杨池生的一个团沿着小路向望月亭奔来，向29团发起攻击，争夺制高点。29团阵地逐渐被敌突破。这时31团1营赶到，集中火力猛烈阻击，才把敌人压下去。随后，敌人集中七八挺机枪，压向望月亭，抢占了地势险要的风车口，并在风车口上架起几挺机枪，掩护大队敌军冲锋。红军被密集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情况危急。朱德提起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亲自上阵，向敌人猛烈扫射。大声命令：“搞掉敌人机枪！”红军战士在朱德的带领下，发起攻势，终于把敌人压下了风车口。敌军后来组织了多次的冲锋，始终无法逾越风车口。

新七溪岭战斗打响之后，28团与敌25、26团在老七溪岭也展开了激战。28团从新城出发，因路途较远，赶到茅管坳时，对面的百步墩制高点已被先期到达的敌军占领。敌俯我仰，形势非常不利。敌军密集的子弹，压得28团官兵无法前进。团长王尔琢多次组织突击，均未奏效。打到11时许，敌军大部队向茅管坳压来。28团如不迅速攻下山头，不仅自己在山腰站不住脚，连新七溪岭的部队都有被敌人前后夹击的危险。

紧急情况下，王尔琢和团党代表何长工决定组织有战斗经验的党员、老战士，组成集群轮番向敌人冲击。由28团3营营长萧劲带领发起进攻，几次冲锋仍未奏效。中午，敌军散在各处吃饭休息。王尔琢抓住有利时机，再次组织冲锋。萧劲率领战士们冲向百步墩，终于拿下了制高点，但萧劲不幸阵亡。28团官兵在王尔琢的率领下，发起猛攻。敌军丢了制高点，人心大乱，纷纷溃逃。28团乘势将敌人压至龙源口。

新七溪岭的国民党军得知老七溪岭兵败，也无心恋战。朱德抓住战机，率部发起猛攻。老七溪岭的国民党军首尾挨打，全线崩溃，随杨如轩向永新方向逃跑。28团向新七溪岭包抄，会同朱德指挥的部队，在龙源口将敌27团围住。附近的老乡也赶来呐喊助阵，龙源口上杀声震天。敌27团无处可逃，到下午全部被歼。杨如轩带残部逃回永新县城，城里的总指挥杨池生见部队惨败，连夜退回吉安。(11)

龙源口战斗是红四军成立以来井冈山地区最大规模、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红军的胜利，边界军民作歌谣赞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湘南农民还是闹着要回老家。一个月后，湘南农民大部分回家乡去了，只有胡少海、萧克、陈光等少数官兵留了下来。朱德、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整编，红四军军部下辖四个团，编制配备为：

28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下辖三个营：1营营长林彪，党代表熊寿祺；2营营长袁崇全，党代表杜松柏；3营营长陈道明，党代表吴强。

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下辖三个营：1营营长朱舍我，2营营长李光化，党代表李文修，后为胡世俭；3营营长陈俊。

31团团长张子清，打酃县时负重伤，由朱云卿接任。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两个营：1营营长袁一民，党代表邝珠权；3营营长伍中豪，党代表杨岳彬。红四军下井冈山前，31团成立第2营，营长李天柱。

32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下辖两个营：1营营长王佐，党代表宋任穷；2营营长袁文才兼。

这四个团，28团是朱德的南昌部队，战斗力最强。29团是湘南农军，战斗力较差。31团是毛泽东秋收部队，32团是井冈山袁、王旧部，人数最少。当时虽说是红四军统一指挥，实际上朱德抓28团，毛泽东抓31团，互相指挥不动的。

1928年6月，湖南省委又派特派员杜修经上山来了。杜修经（1907—2007），湖南慈利人，1925年底在长沙入党。1928年4月湖南省委派他去井冈山联系毛泽东，5月底杜修经到江西安源找到湖南省委，见到了省委书记廖保庭，中央代表林仲丹（林育英）和贺昌。出发前，林仲丹把省委的一封信交给他，要他务必送到毛泽东手里。在地下交通员一站一站护送下，杜修经到了井冈山茅坪，见到了毛泽东。毛见到上级派来的联络员，非常高兴。省委来信的前一段是介绍湖南形势，后一段是要求红军建立一个根据地，要把这个根据地巩固好。毛泽东读到这里，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应该这样！”随后，毛泽东用五天时间陪杜修经到各团传达湖南省委的指示精神。毛泽东把杜修经抬得很高，称他是省委的代表，来看望大家。大家感到中央、省委领导对井冈山根据地的支持，增强了信心。杜修经了解了根据地和红四军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6月15日写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杜修经回到安源后，向省委作了详细汇报。他谈军事多些，尤其敌强我弱的对比讲得比较多。而对井冈山的战略地位以及创立根据地的经验谈得很少。省委认为湘南的群众基础好，适宜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于是做出要红军转移湘南的错误决定。

省委还决定由杨开明代替毛泽东任湘赣边区特委书记，这也与杜修经的报告有关。杜报告说：“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毛泽东身上。而毛泽东同志又负军党代表责任，个人的精力有限，怎理得这么多，实际上也就有很多地方顾及不到了。目前需派得力的人去参加特委工作，并派干部参加县委工作是最重要的。”

6月30日，杜修经和杨开明一起到达永新。毛泽东等人正在开军委、边区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都站起来欢迎杜。毛泽东握着杜修经的手说：“修经同志，你来了就好。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好解决了。”杜修经在会上宣读了省委的决定：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一个营守山，毛泽东随军行动；省委派杨开明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参加特委；出发湘南，四军的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12)

毛泽东听完省委决定，神色突变，其余人也都沉默不语。毛泽东非常气愤，由于杜修经的一面之词，省委居然撤掉了毛泽东在湘赣边区的领导职务，而且还要红军离开井冈山去湘南，这完全打乱了毛泽东坚持井冈山的既定方针和政策。

但是朱德愿意去湘南，毛泽东与朱德的行军策略出现了分歧。

就在红军准备去湘南的时候，湖南国民党军吴尚部趁虚侵入宁冈。毛泽东立即通知杜修经等人到永新县城开会。大家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决定28、29团打宁冈，31团留永新挡住江西的敌人。结果在红军准备进攻那天，国民党军从宁冈逃往永新。第二天，7月12日，28、29团西进酃县，准备接着打茶陵。在行军路上，士兵纪律涣散，甚至出现不听指挥的现象。杜修经与朱德、陈毅都认为要整顿纪律，准备带部队返回沔渡。当晚，29团士兵委员会开会，决定回湘南。

29团是湘南农民军，省委去湘南的指示在29团官兵中悄悄传开，大家都想打回老家去。29团士兵委员会在酃县县城秘密开会，决定第二天自行开回老家去。13日29团几乎哗变，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控制不住。朱德又劝又压，最后下令撤了29团士兵委员会，才把部队从酃县开往沔渡。

萧克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们打到湖南酃县，有个晚上，29团士兵委员会通知各营、连：明天早上三点钟起床吃饭，四点钟集合出发。我跑到营部去问营长、党代表，都说：‘哪里呀？团部没有命令。’又派人去问团部，团部说：‘我们都没有接到军部的命令。’第二天早上，队伍果然集合了。我们说：‘军部没有命令，怎么走？’他们虽然有许多人也想回湘南，但还有个组织观念，没有军部命令就不走，光是士兵也走不成呀！一会朱军长来了，他大声说：‘罗霄山中段的形势很好，我们还要在这里干！28团是不回去的，你们29团回去行吗？你们要革命，就要听军长的命令。’有些战士就喊起来：‘军长带我们回湘南，回宜章去！’朱德同志就指着特务连说：‘你们特务连是很听命令的，特务连先走，回沔渡去。’特务连很听命令，作为前卫出发了。后续部队有些战士就骂开特务连了。可是骂归骂，走还是走。接着1营、2营、3营都按次序向东走，走到沔渡，本来可以继续说服群众，可是湖南省委代表还是坚持回去。这样就不能说服农民军。好，迁就吧，停了一天，正式去湘南了。所以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讲杜修经‘导扬其焰’，这是报告的原话。”(13)

杨开明给中央报告说：“（29团）突然于12号晚上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兵士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因为那时永新告急，大部军队如去湘南，边界有立即丧失的危险，所以当时负责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山之危，再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14日，军队“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但到了沔渡后再次大闹，要去湘南。(14)

29团接近哗变的严重事件，对改变红军行动计划，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但是朱德、陈毅和龚楚如果坚持回井冈山，不迁就29团的家乡观念，也不会出现后来的失败。当时杜修经坚决执行湖南省委决定，朱德等人也顺从了29团的要求。毛泽东后来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

八月失败，完全在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稳定时候，反采取统治阶级破裂时候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与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攻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红军大队（朱德率领）由宁冈进攻茶、酃，进至酃县，一部士兵（第二十九团全团）思家情切，欲回湘南，不受约束；另一部则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亦不愿转向永新击敌。杜修经导扬其焰，军委亦未能挽救此不利的行动，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之沔渡出发，经资兴向郴州前进……当军队由沔渡出向湘南时，原有之军委取消，组织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陈毅为书记。(15)

在出发湘南之前，突然变更了领导班子。这个前委就是“去湘南委员会”，常委由陈毅、朱德、龚楚三人组成。因毛泽东的部队不去，便由陈毅代替了毛泽东的位置。所以毛泽东说杜修经“导扬其焰”，应负主要责任。陈毅晚年回忆：“这时，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来了，要队伍向湘南打郴州。毛主席不同意，说湖南省委坐在长沙，来指挥井冈山的军事斗争怎么能行？200支枪怎么能守井冈山呢？结果否定了。毛主席决定依托井冈山展开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组建苏维埃和赤卫队，建立根据地。杜修经趁毛主席不在的时候，带领这个队伍脱离井冈山，冒险攻打郴州。我在那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我那时是军委书记，如果我不发令，湖南省委代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同意了进军湘南，主要是对在井冈山开展根据地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不想耐心做群众工作，仍然想打大城市，大干一场，战略上犯了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16)

去湘南行动前开了干部会，朱德、陈毅主持，杜修经、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参加。会议决定执行省委的决定，部队开到湘南去。杜修经觉得这一重大决策，应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杜修经到茅坪，毛泽东去了永新，只见到边区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也没慎重考虑，就说：“既然决定了，你们就走吧。润之那里，我跟他说。”杜修经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立即赶回部队。

7月17日，红军大队开始向湘南进发。20日上午，杜修经在行军路上接到了毛泽东写给他、朱德和陈毅的信，信长达3页，恳切要求主力部队回边界。杜修经问：“怎么搞？”朱德说：“等今天宿营后商量。”当晚在水口宿营，再次开会研究，杜修经、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等讨论毛泽东的意见。杜修经认为现在离边区还不远，不如回井冈山。龚楚连忙说：现在回去来不及了，还不如去打郴州。大家意见一致：攻打郴州。(17)

7月24日，红四军28、29团到了郴州。攻城命令下达后，朱德向城里出来的老百姓打听到驻郴州的是范石生的部队，有些犹豫。范石生对朱德有恩，曾对朱德说：“今后我们两人相遇，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杜修经认为朱德过于厚道，催促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这一仗是由王尔琢指挥打的，当时在特务营当兵的杨得志回忆：

“7月24日，走到郴州城东十来里路的地方，碰上了范石生部两个团。29团打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28团赶快上去。我们让在道旁，看着28团的同志跑上去。有些老兵一面跑，一面就讲怪话：‘哼！29团整天喊打回去，打回去。真打了，还是得我们来！’

28团上去，很快把正面敌人打垮了，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城里只有敌人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不到中午12点钟左右就把守敌歼灭，进了郴州。

敌人补充师的装备很齐全，崭新的水壶、饭包等用品扔得到处都是。几个仓库里的物资更是丰富。那时我们部队虽然群众纪律不错，但战场纪律不太好。特别是29团的一些同志，农民意识严重。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拿。直到我们特务营在各个仓库放了岗，才制止了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

天快黑的时候，忽然听到城北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接着炮声越来越紧，守卫城北的部队也垮下来了。原来敌军有两个师共五六个团驻扎在城外，当我们打进城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遭到很大打击，现在都向我们反攻了。

这时，街上到处是人，乱成一团。部队仓卒集合，乱哄哄地向东门转移。东门外就是耒水，河上有一座大桥，28团、军部和特务营都过来了。29团大部分还没有过桥，就被敌人冲到桥边插断了。”(18)

进了郴州，29团的人兴高采烈，都赶着发洋财去了。等到范石生部队反击，满城的农民兵四散逃跑，溃不成军。29团团部秘书欧阳毅眼看着胡少海团长试图集合队伍，几次集合好了，枪一响，又被敌人打散了。队伍散了，东奔西逃，找不回几个人来，和欧阳毅同村出来的几个人都不见了。(19)

29团只有萧克带的一个连没逃跑。他回忆：

“攻占郴州那天，28团住在郴州城北，我团住郴州南门外通宜章的城关街上。这天将近黄昏，西凤渡（在郴州北60里）的敌人向郴州反攻，与28团接触。我们住郴州南关，在28团后七八里。各部听到枪声，拥到街上，没有命令，没有指挥，建制混乱，不集合就向南跑。我连的人也在急忙收拾行李，我当即命令集合。过了一会儿，一街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连也只好向南走。但后面还有些零零星星的人来，我和排长严令不准散兵乱插队（这是叶挺军队的习惯）。在边走边检查中，有七八个人不见了。七八里后，枪声远了，我叫队伍停止，在道旁坐下。我知道向南乱跑是发谣风，因为上级没有向南去的命令，而且28团在北面。我站在南面最前头，叫排长、班长来，向他们说：‘上级没有命令就向南走，是那些想回家的发谣风。’

‘是！’他们也说：‘是发谣风。’

‘军长在北面，28团也在北面，我们单独回宜章行吗？’

军长和28团在我们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我这句话提醒了他们，他们都说：‘不行！’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立即向大家讲了几句话，命令回头，各排各班都要按次序走。

三四里后，天黑了。听到北面的枪声向东移，而且稀了。我就向东北的岔路走，恰巧遇着28团向东撤退。我问了情况，就随着他们走。回到先一天的宿营地，天快亮了。早饭后又走，也就是向宜章方向走。但我抓住排长、班长，他们也抓住士兵。办法有两条：一条是本连的人不准混乱建制，另一条是不让任何零散人员来插队，这样就保持了各级建制。连长抓排长，排长抓班长，班长抓士兵，就能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也就是‘层层节制’的带兵之法。

下午回到东江，见到了陈毅。第二天正午，胡少海、龚楚带团部和通信排特务连共八九十人、四五十支枪从西南方来了。他们随部队走到良田附近，官不管兵，兵不问官。所以到东江集合时，全团仅剩下约200人，枪百支，还包括我这个连在内。胡少海见到我和7连，很有感慨。对第1营营长朱舍我率部南去，颇为痛恨（朱为梅县人，参加北伐及湘南起义。后知他率部走到广东北江仁化县，卖了枪，到南洋做生意去了）。他叫我把2、3营的二三十个人和枪收容整理，归我指挥。过了一天，军委决定进行整编，把军特务营（一百五六十人）及29团撤销，所有人员编入28团。朱军长兼团长，陈毅仍为军委书记，原团长王尔琢为参谋长。干部大都降职使用，我调第1营第2连当连长。”(20)

军队不战自溃，俗称“发谣风”。萧克依靠逐级抓干部，稳住了连队。29团溃散了，噩梦还没完。28团在撤退过程中，也经历了一次重大危机。2营营长袁崇全、党代表杜松柏欺骗胁迫2营四个连和团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叛变。走到资兴，6连党代表赵尔陆（山西人，太原师范学生，大革命时期到武汉参加贺龙部教导团，南昌起义失败后转到朱德部队）、连长李见林（湖北汉川人，后来在大柏地作战牺牲）和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看到部队脱离主力远走，就有怀疑。他们拿着驳壳枪到营部质问袁，袁说：“军部令我们去打游击。”赵尔陆问：“怎么没见到命令？”袁说：“是口头交待的。”营党代表杜松柏与他合谋，也说：“是朱胡子（朱德）单独交待的。”赵、李、何感到不对头，决定把部队带回去。当时共有六个连，五个连长不可靠，他们就带着三个步兵连和机关枪连，急行军100多里，第二天回了军部。萧克说：“两位党代表和其他干部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说明人民军队是敌人打不垮，反革命拖不垮的。这在红军史上值得大书特书。”(21)

王尔琢参谋长得知袁崇全叛变的消息，立即带着警卫骑马去追2营。他们一进镇子，哨兵打了两枪。王尔琢喊：“不要打，我是你们团长，来叫你们回去！”哨兵听得出声音，便没再开枪。当时天已黑了，王尔琢在街上边走边喊：“我是王尔琢，来接你们回去。同志们，快回来革命吧！”袁崇全听到王的声音，提起两支驳壳枪，顶上子弹就冲出来。迎面撞上王尔琢，他两支枪一开火，把王打倒，带着少数人逃跑了。被袁崇全欺骗的2营最后两个连终于回来了，但王尔琢却不幸牺牲了。(22)

王尔琢（1903—1928），湖南石门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底，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是朱德的得力助手。他临阵沉着，指挥灵敏而勇敢。到井冈山后与毛泽东关系很好。红四军开会决定去湘南，他是唯一与杜修经争论的。王牺牲的第二天开了追悼会。朱德在墓前主持安葬。毛泽东也非常悲痛，亲自写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毛泽东的挽联，表现了他和全体同志对王的哀悼和思念之情。

毛泽东看到28、29团跑到湘南去了，又得知郴州战斗的失利，担心这个队伍不回井冈山，便带着伍中豪的31团3营来找队伍。那时确有一部分人不想回井冈山，就在桂东、沙田这一带转来转去。陈毅经此一败，才认识到毛泽东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正确。他对大家说：“无论如何要回井冈山！回井冈山我作检讨，因为我是党代表，我负责任，甚至处罚都可以。湘南失败的教训说明，部队脱离了根据地很危险，还是井冈山可靠。”

陈毅回忆：“后来，把队伍拉起来，在桂东同毛主席见面了。我记得那时的情景，队伍听到毛主席来接，大家都欢呼说，毛委员来了！非常高兴。毛主席在下山时跟31团的官兵说，我们同28团第二次会师，不要去讲他们的缺点，他们在郴州战斗失利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对他们要采取团结和欢迎的态度。所以31团非常亲热，两支部队会合了，有了相互的依靠。毛主席见到我，就对我说：‘我这次来是同31团做了工作的，不会讲28团的缺点，你放心。’我对毛主席讲：‘我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这次失败我要负责任。’毛主席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招棋子，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

朱毛红军在桂东刚会合，大家在县城里开会，突然遭遇国民党军袭击，31团也在桂东县城里，险些被包围。毛泽东说：“23日从井冈山到，遂议决重回宁冈，酃县吴尚部二团突于是日下午向桂东猛袭，苦战半日。翌日上午复战，我军损失颇重（敌损失更大），于是退至江西境内。”(23)住在城外的28团1营在林彪营长指挥下，坚决阻击敌军，直到毛泽东、朱德和31团安全撤出。

林彪，原名林育容，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13岁起就读于恽代英等创办的浚新学校，在其堂兄林育英、林育南影响下接受了革命思想。1923年到武汉读中学，加入了青年团。1925年18岁时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改名林彪。毕业后转入叶挺部第73团任排长，参加了北伐。1927年8月随25师73团参加南昌起义，任连长。后转入朱德部，到井冈山后任红四军28团1营营长。林彪作战善动脑筋，讲战术。在1928年4月湘南暴动中，林彪带领他的2连在耒阳打了一个漂亮仗。林彪认为这是他独立指挥的第一个胜仗，当了元帅后曾对身边秘书讲述这个战例：

“钢铁2连解放耒阳之后，于战斗后我主力部队退下。晚间2连脱离队伍，当时想进耒阳城寻找自己部队，途中与敌一师遭遇。我埋伏路边深山密林中。敌全师攻耒阳，分两路：一路两团，另一路敌师部带一团沿大路向耒阳前进。我2连先用伏击战术消灭敌此团中之一营，用追击法打垮此团之另一营，其第三营逃散。我2连于密林中大放枪炮虚张声势，使敌逃回之兵误传我主力迫近，迫敌向南转移。次日我2连进城寻找主力，但我于进城前得知主力部队已早走，就临时决定把国民党俘虏和战场上死尸衣服全部脱下，全连穿上敌人服装，打敌人旗号，口喊追击敌人，走到耒阳城南关。这时该地土豪劣绅和地方反动部队都来慰劳并庆祝胜利，我趁此将其全部围住歼灭。此役共缴敌一个地方营，然后又设法把我之主力团接回耒阳。此役对集结主力、恢复湘南斗争起一定作用。”(24)

凭借聪明机智和指挥才能，林彪在桂东之战处变不惊，起到了关键作用。回到井冈山，林彪就当了28团团长。这一战之后，毛泽东开始关注林彪。

朱德、陈毅、杜修经带队伍去湘南，结果损兵折将，失败而归。毛泽东带队伍去接应，离开了井冈山。国民党军趁井冈山空虚，反攻过来，结果王佐、袁文才和杨开明等只得退守山上，山下永新、宁冈等地又被国民党军队和土豪占领。杨开明在报告中说：

“毛部离边界后，边界的军力更加单薄。后来敌人大举进攻，我们又只得放弃永新，固守井冈，静以待四军之回师应援。此时永新大部虽为敌人所占，而小部的山上如永新九龙天龙山，仍有极小块地方在我们势力之下。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地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所谓土地革命，此时被白色势力都打的粉碎了。这一次失败，我们叫做八月失败。”(25)

打郴州失败，占领湘南的计划无法实现，朱毛再次合兵。8月23日，在桂东，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回师井冈山，并撤销了7月中旬组成的前委，另行组织行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会上，毛泽东提议组织新的湘南特委，以杜修经为书记，龚楚为常委，拨给几十支枪，在龙溪十二洞一带打游击。红四军走后，杜修经很快失败。龚楚逃回乐昌老家，杜修经去上海向中央汇报。李立三认为杜充满了失败情绪。1929年，杜修经被派往湘西联络贺龙部队，没接上关系，就此脱党了。

先是周鲁，后是杜修经，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毛泽东后来称这些人是“钦差大臣”。瞿秋白的临时中央当时为了推动全国范围的暴动，到处派巡视员，结果都没起什么好作用。所以毛泽东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强调指出：“以后兄处对此间的指示，务请参考我们的报告，切不宜单据巡视员的片面报告。六月巡视员杜修经对省委的报告，观点完全错误（如赤卫队加两百枪足以保卫边区割据，红军当时是保守主义者等），省委即依据此等报告决定行动，所以失败。又兄处对于此间军事行动的指示，千万不要太硬性。中央来信要我们依据环境自加抉择，有回翔余地，最为妥当。至于去冬今春的湘南省委及湘南特委，听信此间开除了党籍的犯罪逃兵苏先俊（团长，后告密捕郭亮者）、何杰（参谋长，后郴州烧杀的负责者）的造谣，更是危险。以后任何不负责任的话，务请勿听。”(26)

“八月失败”是红四军井冈山会师后的首次重大挫折。毛泽东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总结了六条教训：“（1）一部分官兵归家念切，失掉战斗力；一部分官兵不愿往湘南，违反群众心理。（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与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工农群众没有起来，成了单纯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27)朱德、陈毅经此一败，明白了走州过府，打个城市捞一把的“单纯军事观点”是错误的，还是毛泽东坚持根据地正确，在军事和政治上不得不倚重毛泽东了。

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刚到井冈山时，部队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打土豪。沿着井冈山周边打了一圈，土豪的钱财也打得差不多了。毛泽东知道，要想长期坚持下去，不能只靠打土豪。一定要发动群众，建立基层党组织，让群众都拥护红军，帮助红军。在与朱德会师前，毛泽东把部队撒开，到永新、宁冈等地做群众工作。可惜还没巩固，部队就开往湘南去了。杨开明在报告中说：“我刚刚由湖南省委派去边界工作，泽东同志对我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想见当时永新工作的紧张。当时组织党建设苏维埃、组织地方武装、分田、肃清反动派这些工作，都分区域分别进行，雷厉风行的加工制造了十多天，也相当的收了些效验，有一点成绩。不过狂风骤雨式的，草草轻率的完全人工制造的结果，终竟只是一点皮毛，经不得风吹草动。到八月失败时，被反动势力一来打得一个落花流水。党员和苏维埃的群众多半反水，从前所组织的暴动队分过了的田，也只等春梦一场。”(28)

“八月失败”，不仅朱德部队损失很大，井冈山根据地周边也被土豪和国民党控制。红军的生存又成了问题。回到井冈山后，首先是没粮食吃了。于是朱德只好带着部队下山挑粮。井冈山根据地位于宁冈、遂川、永新三县交界处，方圆550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这是1928年10月间的事。后来有个广为传颂的故事：《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朱良才上将，文章后来被收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朱良才还编写了一个歌谣：“朱德挑谷上坳，粮食实在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展出了复制的革命文物。但是当年红军军需处长范树德指出，朱良才的回忆文章和博物馆展出的朱德扁担，与事实有出入。

当时红四军司令部及直属机关驻在宁冈县的桃寮村，挑粮要到山下宁冈以东的柏露村。(29)往返60多里，都是弯曲不平的盘山小路。红军是单身下山，挑粮上山，每个红军战士也就能挑个三四十斤左右。因此，范树德提出朱良才的回忆中有三处与史实不符：1.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而是一端写“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不准乱拿”，共八个字；2.朱德挑粮的路线，朱良才说是从井冈山上各村到茅坪，而实际上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3.挑粮重量，朱良才说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1担通常为100斤），实际上是三四十斤（当时范树德20来岁，也才挑了30斤左右）。(30)

靠挑粮维持部队生活，不是长久之计。一来永新、宁冈地区的粮食产量也有限，不可能保证源源不断的供应。二来红军的经费也日益减少，买粮的钱也花光了。朱德部队刚上山时，给养还比较丰厚。当时朱德从范石生那里拿了不少军饷，经过湘南打土豪又补充了一些钱，所以部队按旧军队的办法，士兵每月关饷12元。毛泽东认为这样做不行，把军饷制废除了。到“八月失败”后回来，经费日见拮据。毛泽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说：

给养问题：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现在军中的生活则相反，恐怕什么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红军这样坏的。因为现洋缺乏，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米归地方供给），时常难乎为继。“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谚语表示了他们的苦处。耐得苦，比第四军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仅仅发伙食钱，此外一切用费都省掉，每月都需现洋万元以上，出发全靠打土豪。但一则打过的地方，没得打了；二则敌人围得紧紧的，往往非候击溃敌人之一面，打土豪也不许你打远；三则敌情之严重，单独一两营兵简直不能出去筹款，要筹款须得多兵，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了。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竟不知何日才能解决。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又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么人。虽然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31)

五分钱的伙食是什么概念？井冈山老战士黄达回忆：“那时的五分钱和现在的钱不太好换算。我小的时候，一块银元可以换八百个铜板。一分钱就是一个银毫子，等于一百文。所以那时红军五分钱的伙食，每天只能吃三钱盐、四钱油，常吃野菜、南瓜，很少吃肉，生活是很艰苦的。”(32)

红军当年流传一首歌：《红米饭南瓜汤》，我们现在当成革命传统歌曲来唱，说是表现红军不怕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看了毛泽东的报告才知道：红军挑粮把周边地区的粮食吃光了，又没有银元，于是只好买南瓜充饥。当地南瓜一元钱150斤，红军每天吃南瓜度日充饥。这样艰苦的生活，部队怎么还没瓦解？毛泽东报告中说，全靠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民主：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战不息，仍能维持不疲者，党的作用之外，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之实行。官长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繁缛礼节之废除，经济之彻底公开，士兵代表审查决算，伙食由士兵管理，虽每日五分钱，仍能分得点伙食尾子作零用（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特别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前日的营垒中和今日的营垒中完全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比较不如白军的好，但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时一个兵，前日替敌军打仗不如今日替红军打仗之勇敢，乃是这种民权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座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熔化，这是一种事实。中国不但工农群众需要民权主义，军队需要民权主义更切。彻底的民权主义之施行于军队，将是破坏中国封建的雇佣军队之重要政策。(33)

官兵一致，同甘共苦，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的红军作风。这与旧军队是完全不同的，旧军队有句话：“连长连长，半个皇上。”意思是连长带兵，先吃空饷，然后再克扣士兵的薪饷和伙食费，所以连长很快就肥了。杨开明听旧军队过来的士兵讲：“官长的生活与士兵对照，截然两样。官长有小厨房，讨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没有发，有时还要被官长拳打足踢的侮辱，完全是过那牛马生活。他们一到我们军中来一看，完全别有天地，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常时听到俘虏过来的士兵说：‘我们在军阀军队中受了官长的反宣传，说你们（红军）是如何的残酷，见人就杀。及到此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如此的。而且你们这种平等自由，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34)

陈毅编了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尉饮食不同”，以此来形容红军中官兵平等的关系。朱德率先做出了榜样。陈毅说：“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35)这是保持红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础。红军当时如此弱小，物质生活如此艰难，怎样才能稳定军心，保证士兵不逃亡，不哗变呢？毛泽东、朱德营造一个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局面，让大家心理平衡。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自古以来的道理。由伙食尾子达到经济民主，由官兵一致达到团结奋斗，这是最朴实的思想政治工作。

红军内部要搞好团结，还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要想在井冈山站住脚，必须取得百姓的信任和支持，没有群众，红军就没有生存的土壤。毛泽东建立新型军队，特别要注意军纪。1927年10月底，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前，在遂川对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攻占遂川县城后，毛泽东要部队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地方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当时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发现了群众的抱怨，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36)

“上门板”“捆铺草”是毛泽东在桂东县沙田镇制定的纪律。当时部队住宿村里，常借用老百姓的门板作铺板，用稻草作铺草。各家的门板高矮大小不一，部队撤走时如果不物归原主，一大堆的门板就对不上榫，故规定了每日出发前给老乡上好门板、捆好铺草再走。为了让“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深入人心，毛泽东让部队开始教唱《红军纪律歌》，歌词是：“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损坏东西要赔偿，借人东西要还清。”后来林彪建议补充两条，即“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

林彪的建议，据说出自1929年12月在福建连城县的新泉整训期间。当地有温泉，很多战士在里面洗澡。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有的红军战士训练完后，太阳还没下山，就光着身子在河边洗澡。当地妇女还在河边洗衣洗菜，很不像样子。毛泽东就在八项注意中，加上第七项“洗澡避女人”。

经过多年的演变，到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军队的好作风和严格的纪律，都需要组织保证。如果没有党员和干部带头执行这些政策和纪律，红军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创建的“支部建在连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和完善，并引到朱德的部队中。毛泽东说：“四军之所以艰难百战而仍不溃散者，‘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叶挺部犹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真是岂有此理！现在军中党员和非党员之比，约为一与三，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37)

在士兵中培养党员，就是培育骨干。每个党员入党时，都要宣誓：“1.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2.绝对忠实为党工作，永不叛党；3.保守党的秘密；4.服从党的一切决议；5.经常参加支部生活和活动；6.按期缴纳党费。如有违上述各项，愿受党的严肃纪律制裁。”(38)

杨开明的报告说：“红军中的党组织，由上而下说，由军委而团委、营委连设连支部，各班自成一小组。这个组织，我们很觉得法，很能适用于斗争。因为作战大部以连为单位，每一个作战单位有一个支部，去处理和指挥一个作战单位的事，很觉便当。我们的军队其所以打败仗而不至于溃散，这个组织的好处，应为主要的原因。事实告诉我们，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党代表好，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就好，就会作战，问题也少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代表弱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也要坏些，作战也不行些，问题也多了。所以红军中实行党代表制是很好的。”(39)

这套政治制度，形成了红四军中的各级组织，有效地贯彻了党的决定和路线，有力地掌控了部队。萧克提到叶挺独立团是靠干部一级管一级，层层节制的方法管理部队。毛泽东则是依靠党的基层组织来管理部队。以支部组织取代长官的个人威信，以连队党员士兵形成核心骨干，比叶挺的办法更为扎实。毛泽东对在红四军中建设完善的组织体系，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从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召开第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选举军委，到11月中旬已经召开了六次党代会。红四军六大选出23人组成的军委，朱德为书记。但是毛泽东强调，红四军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于前委”。(40)这个组织关系表明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为了体现红军中的政治民主，毛泽东还创建了士兵委员会。陈毅报告说：“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杨开明的报告说：“官长有不是处，他们可以开会说话反对甚至处罚之（士委会中官长也参加在内），有了士委会可以解决军中许多的麻烦问题，如经济公开（军中的经济由士兵委员会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长士兵同等待遇，没有什么差别。管理上士委会可以负相当之责。有了士委会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会督促自动的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士委会是由兵士选出代表，由代表会议产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组织，在我党影响之下，去做一切工作，参加军事管理。”

士兵委员会，是由士兵直接参与军队管理，打破了官长指挥一切的老规矩。这使红军战士感觉自己真的是当家作主。但是士兵参加管理，给军官的权威造成了麻烦，出现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29团士兵委员会决定去湘南，是造成“八月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朱德对士兵委员会很不满，下令撤销29团的士兵委员会。陈毅报告中强调：“士委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置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或处理。士委开会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41)就是基于这个教训。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对陪同的干部讲起井冈山的传统：“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毛泽东把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在座的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问毛泽东：“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毛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毛泽东强调：“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了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42)

建设革命军队，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领导，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监督，这是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应该说，毛泽东当年的想法是好的，但在实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长与士兵的矛盾。如果给士兵太多的民主，军队就没法指挥了。所以士兵委员会的产生和消亡，也是红军建设中一个至今需要探讨的问题。

在井冈山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建立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军队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创建。这些思想集中在他1928年11月25日给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选集》改名为“井冈山的斗争”）。这些思想是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那些领导们想不出的，可谓实践出真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举措，也逐渐赢得了朱德部队干部的尊重。

毛泽东在井冈山建设根据地，做了很多工作，但当时的客观环境是很艰难的。从朱毛会师后，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就没有停止对井冈山的“围剿”，红军一直处于四面包围的压力之下。如果与国民党硬拼，红军的力量很快就会消耗殆尽。王佐、袁文才在井冈山，与“追剿”的官军采取“打埋伏”的办法。在山上兜圈或隐藏起来，待官军粮食吃完了，只得收兵下山。萧克回忆：“朱毛会师不久，我听毛泽东讲过打圈子的政策。他说：打圈子是个好办法，这是过去井冈山的山大王朱聋子的战法。他有句名言，‘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我们红军不能这样，应该是又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当时我们是作为故事听的，现在回想起来，有深刻的道理。即游与击的统一。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在莫斯科学习，教官问他回国以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43)

在机动灵活运用游击战术方面，朱毛的思想是一致的。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红军多次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最典型的是1928年6月龙源口之战和8月的黄洋界保卫战。

龙源口之战已见前述。1928年8月下旬，当朱毛红军主力从湘南返回井冈山途中，湖南国民党第8军吴尚部趁井冈山兵力空虚，以四个团的兵力从酃县进犯。江西国民党军王钧、刘士毅部从古城、罗浮配合进攻。湘赣敌军出动了七个团的兵力。此时守卫井冈山的红军仅一个营，得到消息后，31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同边界特委的负责人在大井讨论对策。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撤，敌人来势凶猛，我们人少、武器差，要守比较困难。不如把伤病员分散转移到深山里，部队下山打游击，等大部队回来后再打回来。二是守，认为井冈山上有许多军队和地方的重要机关，还有几百名伤病员在山上，一定要保住这块阵地。我们虽然人少，但占据着有利地势，只要坚决斗争，守住井冈山是不成问题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坚守井冈山。

作战部署：将31团1营放在黄洋界哨口，其余四个哨口由袁文才的32团2营把守。31团1营接到命令后，留下张宗逊的2连在永新牵制敌人，1、3连在营长陈毅安的带领下，背着三天的干粮，于29日下午赶回井冈山，进入黄洋界哨口阵地。在赤卫队和百姓的帮助下，在小路上铺设竹钉，构筑工事，进行作战准备。

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1300米，距小井15里，只有荆棘丛生的小道可通。黄洋界哨口陡峭不可攀，下临万丈深谷，极为险峻。山间弥漫的云层宛似汪洋大海，故又有“汪洋界”之称。山下的源头、桥岭、陈家全、大陇，是从湖南酃县上山的必经之路。山上另有一条路通往茅坪，是袁文才部队守卫。黄洋界哨口与小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哨口构成井冈山五大哨口。各哨口都筑有防御工事。黄洋界是主阵地，31团1营虽说是主力，但武器装备很差，每个战士只有三五发子弹。大家准备好檑木、石头，严阵以待。

8月30日上午，云雾散后，国民党军吴尚部开始向黄洋界发动进攻。由于地形限制，国民党军无法展开，只能一个接一个地向上爬。每个兵又保持一定距离，否则无法射击。红军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前沿阵地只放一个排，其余当预备队。待敌人接近有效射程距离，我军一声令下，弹无虚发。为了节省子弹，石块也成了武器。敌军四次冲锋都被击退，1营的子弹也将耗尽。为了虚张声势，何挺颖下令山上的老百姓到处挥舞红旗，高声呐喊。阵地上的红军都以为是主力部队回来了，士气高涨。下午，朱云卿团长命令把28团留在茨坪修理的一门迫击炮抬来了，向山下打了三发炮弹。有两发没响，只有一发落在敌军中爆炸了。敌军看见红旗，听见炮响，以为红军主力真的回到井冈山，吓得连夜撤退，跑回酃县去了。井冈山保卫战取得了胜利。(44)

9月8日毛泽东回到井冈山，得知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赋《西江月》词一首。其中“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话，让人感觉战斗气势的宏大。过程着实惊险，一是依靠了天险，二也有运气的成分。此战之后，国民党军也不敢轻易上井冈山来了，改为层层围困，井冈山根据地的生活更加艰难。

当时在28团当连长的粟裕回忆：“本来井冈山的经济基础就差，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更困难了。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布很难买到，军衣都是自己动手做。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我第一次做裤子时，不会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条裤子拆开来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做一条裤子缝两次。穿着自己做的裤子格外高兴。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号召共产党员、团员不穿棉衣，让给伤病员穿。所有干部、战士都会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涨肚子，不好受。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不吃盐，行军、作战没得劲。后来自己熬硝盐吃。硝盐就是把房屋墙角下长的一种白毛刮下来，用水熬。那东西又苦又涩，但毕竟比没有盐好一些。”(45)

毛泽东也意识到井冈山可能坚持不了很久，他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以赣南为退步”的想法。他说：“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46)

“万不得已”的时刻不久就到来了。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上了井冈山。彭德怀原是湖南独立第5师周磐手下的团长，受共产党员段德昌的影响，于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2日，彭德怀在黄公略、李灿的协助下，发动平江起义。国民党军队组织围攻，彭德怀部损失很大，李灿牺牲，剩下的人枪不满1000。商议之后，彭德怀等决定去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合。12月14日，红四军、五军在宁冈新城举行会师庆祝大会。

彭德怀虽然只带来了800人，但加重了朱毛的负担。冬季来临，井冈山的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粟裕说：“井冈山经济基础薄弱，地区比较狭小。西边是湘江，最近距离五十多公里；东边是赣江，最近距离也只有约五十公里。两江水深，不能徒涉，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城市，不能求得发展。所以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47)

经济上无出路是朱毛红军要离开井冈山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井冈山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始终不得力。毛泽东本想依靠王佐、袁文才在周边几县建立党的组织，配合红军的行动，但他遇到一个特殊情况：土籍与客籍的矛盾，令他头痛不已。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

无论土籍还是客籍，在当地都是家族社会。毛泽东说：

（边界）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48)

井冈山地区土、客籍的矛盾，实际上是以王佐、袁文才为首的客籍与边区特委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矛盾。说起来都是共产党员，但彼此之间怨恨很深，毛泽东用什么革命道理也不能使这两派团结起来。从感情上说，袁文才、王佐为毛泽东提供了井冈山这个根据地，红军才能生存下来。但土籍党组织的势力强大，一致要把袁、王除掉。曾任湘赣特委书记的杨开明站在土籍一边，还向中央告袁、王的状：“毛部初入宁冈时，用尽种种手段才将他二人拉住，介绍入党。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才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49)

1928年底，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和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调集两省军队共6个旅、18个团，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会剿”。命令各路部队于1929年1月10日前进入指定地点，采取层层包围，步步进逼，最后合击的战术，企图一举消灭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50)

面对严峻的局面，1929年1月4日，由前委召集四、五军军委及各团干部、边界特委及各县的代表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袁文才、王佐、何长工、谭震林、陈正人等6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传达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2.通过毛泽东以前委名义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3.讨论如何迎击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会剿”。

彭德怀第一次与毛泽东一起开会，他回忆：“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逐段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决议。前委对反对盲动主义解释得很详细，平江起义后，我对于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很有反感。觉得把房子烧了，人民住到哪里去？红军也没有房子住。反革命是人而不是房子。‘六大’解决了这些问题，是使人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讲了烧房子脱离群众。他讲了在遂川的故事，说开始农民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站在旁边看了。他又讲到红四军对宁冈反水的群众，是采取一系列办法去争取群众回家。我当时听了这些，印象是特别深刻的。这次直接接触了毛泽东同志，使我对他更加敬仰。”(51)

在讨论如何应对国民党军的“会剿”时，会议产生了激烈争论。陈毅说会上有三种意见：“第一派以守为攻说：积极准备边界八县群众的力量，凭借井冈天险，引敌人到山下来攻。俟其疲敝，然后夹击消灭敌人。第二派死守主义：断定井冈天险敌人不能攻破，因此主张红军死守井冈，准备两月时期即可得最后胜算。第三派抛弃边界说：红军应打圈子，到别处另图发展，不要在边界死守。如此才能保存边界党及群众组织。”

毛泽东分析了形势，指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是不利的。加上冬季已到，我军物资困难，虽有群众援助，也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根据地又不能放弃。要保住井冈山根据地这块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于是决策：

“我们对敌人要取积极的进攻态度。一切保守、死守、脱逃、悲观、最后一拼的办法都不对，都足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失败的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我们断定敌人的崩溃，反动政局的混乱，加上红军内部团结及群众拥护，边界地形险要，我们可以对付敌人，至少敌人不消灭我们。”“决定以二分之一兵力加上边界群众总动员应付边界四周敌人的进攻力量，以三分之二（我军的主力）的兵力出间道，以迅速手段占领江西敌人后方。乘虚而入，使江西军队因兵救援，则此次敌人之会剿计划可以打破了。”(52)当时毛泽东把这个策略称为“围魏救赵”。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同意，会议决定红四军、五军合编，五军三纵队编为四军30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30团团长，滕代远任团党代表。由彭德怀率30团和王佐的32团防守井冈山。袁文才升任红四军参谋长，随朱毛出赣南。何挺颖任28团党代表，29团因湘南受损，缩编为一个营，纳入28团序列。(53)

柏露会议后，各部分头行动。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了井冈山，向赣南行动。毛泽东在井冈山共计一年零三个月。

(1)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2)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3)　《欧阳毅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4)　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载《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页。

(5)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6)　《龚楚将军回忆录》上册，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第150页。

(7)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8)　毛泽东：《关于红军改编为四军及目下各种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由吉安县委转中央），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9)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10)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77页。

(11)　余伯流、陈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12)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致红四军军委信》（1928年6月26日），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13)　萧克：《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讲述》，1979年1月4日给军事学院高级系学员的讲课稿。

(14)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15)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日本北望社1971年版，第29—31页。竹内实的版本，为毛泽东文章的原始版本。《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井冈山的斗争》有删节。此处均引用竹内实版。

(16)　《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存件，张明金整理，见《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

(17)　参见应国斌：《杜修经访谈录》，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六章杜修经回忆井冈山斗争的有关内容。

(18)　杨得志：《“八月失败”的回忆》，载《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19)　《欧阳毅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20)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21)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22)　杨得志：《“八月失败”的回忆》，载《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23)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日本北望社1971年版，第31页。

(24)　林彪口述，叶群记录在林办《工作手册·七·军事摘记》上，编号“林字215卷25号”，军事科学院藏。

(25)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26)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日本北望社1971年版，第65页。

(27)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日本北望社1971年版，第31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井冈山的斗争》删去了这些内容。

(28)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29)　有当事人回忆：红军从外地运来的粮食，集中到宁冈，国民党军即将“围剿”井冈山，所以要抢在敌军到来之前将粮食全部运上山。部队全体挑粮，实际用了三天时间。到第三天下午敌军到达永新之前，粮食已全部转运完毕。说明朱德挑粮不是经常的事情，而是临时应对紧急情况。参见杨兴顺：《在井冈山上》，《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30)　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经多方调查研究和考证，认定范树德的回忆是正确的。为了复制这个文物，派专人带着一根毛竹扁担，前往桂林市（范树德是桂林市政协委员），请他在扁担上重新题写这八个字。范在扁担上书写后，一位细心人突然发现“朱德扁担，不准乱拿”的“亂”字，当年必定是繁体字，而范树德却写成了简体字，一看便知不真实。为了还历史原貌，又第二次派人赴桂林让其重写。然而范树德已经去世，井冈山博物馆展出的朱德扁担后来撤展，给人们留下了遗憾。参见耿兵海：《范树德：我军历史上第一任后勤部长》，《党史博采》2011年第10期。

(31)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日本北望社1971年版，第40页。

(32)　黄达：《跟随毛委员上井冈山》，载《星火燎原》丛书第1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33)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日本北望社1971年版，第41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文字有改动。

(34)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35)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36)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37)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日本北望社1971年版，第42页。

(38)　福建长汀博物馆藏文物。

(39)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40)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日本北望社1971年版，第42页。

(41)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42)　《王卓超回忆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期间的一次谈话》，《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43)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44)　刘型：《黄洋界保卫战回忆》，载《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45)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46)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日本北望社1971年版，第64页。

(47)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49)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50)　余伯流、陈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

(5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52)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80页。

(53)　《龚楚将军回忆录》上册，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