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白色恐怖下的抗争
◎ “虎狼成群”的恐怖上海
◎ 陶钧“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 人”
◎ 清乡队、挨户团如狼似虎
◎ 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
◎ 向警予被叛徒出卖牺牲
◎ 任卓宣失望叛变
◎ 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 礼”
◎ 方志敏愤而反抗
◎ 无锡暴动
◎ 湘南暴动农民反水
◎ 彭湃海陆丰暴动失败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相继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和镇压，中国进入一个白色恐怖时期。
“恐怖”的说法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是新闻界喊出来的。1927年“四一二”上海“清党”，杨虎任上海警备司令，陈群任“清党”委员会主任，在上海大肆搜捕并杀害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十多天时间，杨虎下令杀害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就达50多人。当时上海人民对杨虎、陈群这两个刽子手恨之入骨，称他们为“养虎成群”。1927年4月26日《大公报》以“呜呼恐怖时代：空前未闻之东南党祸”为标题，报道：“传闻连日深夜，在特务处枪决共产党人不少。预备空棺，枪决后即抬埋，姓名罪状概未宣布。”
杨虎杀害的诸多共产党员中，最著名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之子陈延年。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秘密迁至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恒丰里90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三层楼石库门新式里弄住宅。由于交通员被捕叛变，6月26日下午陈延年等正在开会时，大批军警包围了该地，陈延年等四人被捕。叛变的交通员不认识陈延年，而且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国民党军警将陈押往龙华监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因与陈独秀相识，也认识陈延年。得知陈延年被捕消息，立即写信给杨虎，先说陈的相貌特征是“发生额下，厥状甚陋”，然后大骂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杨虎原本不知道这件事，吴稚晖的信引起他的重视。陈延年身份被查出，7月4日被杀害于上海龙华刑场。随后，杨虎、陈群又到浙江指挥“清党”。他们先后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杀害宣中华、何赤华、杨眉山、王鲲、宣中禅、董子兴、卓兰芳、胡蕉琴、吴子衡等多名共产党人。
国民党“清党”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陈立夫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时，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以此判断。
这样，“清党”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激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也受到牵连。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上海“清党”时，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杀害，市党部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当时任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秘书的吴开先向陈立夫控诉“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
白色恐怖时期，武汉最为恐怖。大家都熟悉一句话，“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其实这句话不是蒋介石说的，也不是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而是出自桂系军阀陶钧。
胡宗铎、陶钧都是湖北人，当时任桂系第19军的正副军长。1927年宁汉分裂，南京派的李宗仁讨伐唐生智，桂系19军于当年11月占领武汉，胡宗铎自任武汉卫戍司令。
当时的武汉，共产党的力量还在。各种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此起彼伏。为了镇压革命运动，胡宗铎成立全省清乡督办公署，自兼“督办”，升陶钧为18军军长、兼公署“会办”。二人携手合作，将大革命中心的武汉变成黑暗、恐怖的世界。
为了抓捕共产党，胡宗铎动辄宣布戒严，出动军警全城大搜捕。1928年1月初，胡宗铎听说共产党要暴动，在武汉三镇实施十天戒严。《申报》1928年1月6日以“武汉防制共党阴历年暴动”为题报道：“自阴历腊月25日起，至明年正月初五日止，特别戒严十日。在此戒严期间，武汉居民均需悬挂檐灯。每晚七时以后，各马路五步一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虽属武装人员，且有口号者，以无通行证故，亦不准通过。其他市民，则无论矣。又下令武汉禁止阴历年燃放爆竹。武汉市公安局亦出有布告，望各市民举发共党，以期杜绝根除。”
在严酷的气氛下，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和屠杀遍及三镇，无一日停息。报纸上经常刊登共产党机关被破获，若干人被枪决的消息。有些知名人士虽不是共产党，却也难以幸免。中共早期党员李汉俊，曾为中共一大召开的东道主。因与陈独秀政见不同等原因，后来脱离共产党。以后李汉俊以左派身份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任湖北省教育厅长。詹大悲是辛亥革命先驱，一直追随孙中山，从未加入过共产党，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任省财政厅长。汪精卫分共后，李汉俊、詹大悲在关键时刻，利用职务之便，将在汉口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二三百人全部释放，并写文章痛斥国民党的“清党”行为。胡宗铎进驻武汉后，李、詹二人躲进汉口日租界避难。但他们认为胡宗铎和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程潜都是故旧，还不至于对他们下手，所以还经常外出会友。
尽管李汉俊、詹大悲不是共产党员，但也没逃过胡宗铎的毒手。胡认为二人亲共产党和唐生智，是自己的对头。当时詹、李住在汉口日租界内，国民党不能进去抓人。卫戍司令部向日本领事交涉，得到支持。在日本警察配合下，将詹、李二人抓获，当天就被胡宗铎下令枪决。
詹大悲、李汉俊的被害，是中日反动派联手所为。民主人士都被公开枪毙，可见武汉白色恐怖的程度。胡宗铎和陶钧当时杀人如同儿戏，据武昌卫戍司令部副官郭亚屏说：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长余良才拿着一张军法处的犯人名单向陶钧请示，名单上案情轻重不等，有的可以交保，有的可以定案，有的还待继续侦查。陶钧接过来信笔一圈，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八个字。谁知圆圈画大了，把写公文的军法官姓名也圈了进去，余良才用手一指说“这是法官”，他才意识到圈圈没有画准，便一边改画一边说“法官不杀”。陶钧草菅人命，可见一斑。
胡宗铎和陶钧在武汉大开杀戒，激起民愤。陶钧在“总理纪念周”上拍案大叫：“有人说我陶钧乱杀人，我姓陶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狂言一出，震惊天下。这句话就成了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标志。
湖南、江西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农民暴动，在乡村普遍建立“挨户团”。1927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后，各地豪绅与省清乡会办何键相呼应，自筹款购买枪械，招募团兵，“清乡剿共”。1928年，各县根据湖南省清乡督办署颁发的《湖南省各县挨户团暂行章程》，先后建立挨户团。“挨户”之意，就是百姓必须都参加，归当地豪绅掌控。每个县设挨户团局，主任由县长兼任。各乡（镇）设分局，各保（村）挨户抽壮丁，组成守望队，以每正户壮年男丁（18—40岁）三抽一、五抽二进行编组，以牌长、甲长、保董率领，负责防止共产党暴动，维护乡里安全。有事集合，平日无事则各务其业。从守望队中挑选“确无共产党嫌疑”并有乡绅担保者，编组挨户团常备队。相当于地方武装，服役期三年，期满轮换。队数名额各县不一，有数百者，有上千者。土地革命期间，江西、湖南的挨户团是红军的大敌，是国民党控制乡村的重要力量。
共产党的秋收暴动失败后，湖南地主豪绅卷土重来，向共产党和农民进行疯狂报复。1928年7月，湖南制定了《没收共产条例》，规定：凡参加共产党和领导暴动者，其家财产予以没收。宜章暴动失败后，红军和宜章农军撤往井冈山，当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5月初，宜章县建立清乡委员会，把原来的“铲共队”改为“清乡队”。7月，恢复县挨户团，在全县范围内大肆清乡查户，烧杀掳掠。国民党县长发布告，全县有共产党1359人被列入另册。
清乡队、挨户团如狼似虎，要把共产党和农会主要干部及其家属都斩草除根。白沙区欧家凉亭一次就有革命干部和群众90多人被杀。有的百姓只因身上系了根红裤带，走在路上就被枪杀。农军领导人陈东日的家人被捉去4次，胡少海的岳父被挨户团捕捉后，先在祠堂毒打，后押到宜章杀害；妻子坐牢，女儿被杀，田产房屋没收。湘南“剿共”民团军大队副姚珉，先后率队到栗源、长村、东溪、坪家塘等地，亲手杀死50多人，指挥下属杀死180多人，烧房460栋，抢猪牛590头，抢衣物财产900多担，许多家庭被他灭绝。清乡队还到栗源村比赛谁放火烧房子多，狂叫“今天栗源堡，明天铲成芝麻土”。血腥的清乡和屠杀持续一年多，全县被杀害和迫害死的农民达2000余人。(1)
江西镇压共产党和农民暴动，实行联保连坐制度。南昌自1927年“八一”暴动后，江西公安局警备队挨户检查，捕入狱者约150人，被枪毙者30余人。自1928年4月起，住户、旅客、教员、学生均须五家联保连坐，街市、码头、车站均布满侦探。全省各县、区组织靖卫团，实行十家、五家或三家联保连坐。靖卫团的经费分为清乡、钉门牌、抽捐三等。佃农每月300文，自耕农每月1000文。在暴动区域内除小孩外，每人均须领靖卫团徽章一枚，缴费500文。没有徽章便不能行动，如有假冒徽章者便遭枪毙、入狱、罚款、痛打等。水陆路均满布军队或靖卫团检查，夜间不得通行。(2)
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中共各地组织都受到严重摧残。骨干党员被捕被杀，许多城市和县党组织陷于瘫痪。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在严峻的形势下，有些党员经不起考验，自首叛变，当了叛徒。在那个时期，叛徒对党组织的破坏是致命的。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捕，却因叛徒的出卖而壮烈牺牲。
“清党”之初，叛徒为害尚不严重。一些知识分子早年加入共产党，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有的是民主主义者，还有的是出于浪漫或激进的思想参加革命的。工农武装暴动，他们不愿参与。国民党一翻脸，形势紧张，有的人害怕被逮捕杀头，便宣布脱离共产党。代表性的人物是施存统。
施存统在建党初期，曾做过重要贡献，是上海建党最早的成员之一。1922年施存统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受中共中央的委派，着手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5月5日，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选举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等为团中央委员，施存统是团中央第一任书记。
1923年秋，施存统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与瞿秋白同事。1926年施来到广州，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1927年2月，到武汉中央军校任教官。后来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改编为独立师，恽代英任党代表，施任政治部主任。
然而，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施存统动摇了。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不满共产党的暴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写了《悲痛中的自白》，刊登在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
他在文章中表示：“中国目前的革命：国民革命，由中国共产党来统一革命领导权是不可能的，只能由中国国民党来统一。所以我赞成邓（演达）先生的主张，牺牲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来扩大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强有力的革命工具，名符〔副〕其实地担负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以免分散革命的势力。”
所以，施存统说：“我认定共产党在中国决不能担负集中一切革命势力，统一革命领导权的责任，即不能解决目前政治经济种种实际问题。因此，我不能再留在共产党。然而，中国的革命是不能停止而且是不应停止的。革命必须有党来领导，什么党能领导中国革命呢？在客观上只有中国国民党。”
施存统的转向，激怒了他的战友们。瞿秋白怒斥他是“现在的有理论的叛贼，比任卓宣死去还魂后的叛贼更‘理直气壮’些的叛贼”。(3)恽代英愤怒地写了一篇4万字的长文《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对施的言行进行了激烈的批驳。恽代英的文章火气十足，批判了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动摇、软弱，在关键时刻背离革命的行为，表现了恽代英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战斗到底的决心。
施存统的文章在理论上对共产党产生很大的离心和分化作用，影响很坏。但他的行为只能说是脱党，他没有在组织上出卖同志，所以不能称为叛徒。白色恐怖期间，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捕。他们因为怕死或忍受不住严刑拷打，交代了组织，并出卖了同志。用同志的鲜血和生命换取自己的苟安。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发生多起，对城市中党的组织造成巨大的破坏。
1928年5月1日，著名的共产党员向警予在汉口被枪决。向警予（1895—1928），湖南溆浦人，她的父亲是当地富商。当时县里建立新式学校，向警予是新式学校中有名的女学生，会写文章，会做体操。在学校以及全县学生比赛运动中，她是“文武双全”的第一名。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从小想做“天下第一个伟人”。辛亥革命之后，向警予到长沙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她与蔡和森、蔡畅等同船赴法勤工俭学。向警予与蔡和森交往，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并与蔡和森结婚。这对夫妇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创建了旅法的共产党组织，也成为中共早期的党员。(4)
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上，她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是第一任妇女部部长，开始领导妇女运动。1924年，她参与领导了上海14家丝厂1万多名女工的大罢工。她组建“妇女解放协会”，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向警予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期间，向在湖北省委宣传部工作，主持《大江报》，写了很多文章，并领导当地的妇女运动。
在武汉如此出名的向警予，白色恐怖时期竟然还隐蔽在汉口。192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三德里的住所被捕。按照治外法权，法国人可以自行处理，不必引渡给国民党当局。胡宗铎闻讯后，坚持要法国领事引渡，还引起了一场风波。据当年与胡共事的卢蔚乾回忆：
“1928年春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处直属的稽查总队里有一名叫黄佑南的稽查员，系共产党的叛变自首分子，他密报了匿住在法租界的易夏氏、易向氏，稽查总队奉武汉卫戍司令部命令前往逮捕。但法巡捕房奉法总领事陆公德通知，以租界领事裁判权关系，拒不引渡二人。并由该领事馆中传出消息，说陆公德向两易姓女子敲诈巨款若干万元。胡宗铎获悉之后，即通电全国斥责陆公德的罪行并企图趁此收回法租界。各方面复电响应，主张武力收回。只有蒋介石和南京外交部没有复电。陆公德由九江调来兵舰两艘，沿华法交界地点布满电网，荷枪实弹，只准华人迁出，不准华人迁入，并向武汉卫戍司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否则将断然处置。情势异常紧张，震惊了外交部和各国驻南京的使节。外交部派外交次长徐漠到汉，与英国领事、汉口交涉员甘介侯和武汉卫戍司令部秘书长涂允檀密商妥协。结果由法国公使将上海总领事约尔根调汉，将陆公德调沪，由约尔根签字引渡两个易姓女子。武汉卫戍司令部亦遂取消当时‘武汉各界收回法租界后援会’这一群众组织。”(5)
为了一个女子，竟然引起一场外交斗争，如果国民党没有掌握准确情报，断不会如此大动干戈。向警予被押解到武汉卫戍司令部，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与法官周旋。
于是法官把叛徒叫来，当庭对质：“据已投诚之共党宋岳林、丁启汉、刘金山当庭指认，易夏氏即向警予。并称去年国共未分之时，宋岳林曾与向警予同在友益街住。当时向警予担任女运工作，接头极多，认识故熟。国共分家以后，向警予任《大江报》编辑。此次改名为易夏氏，绝不承认曾入党及工作。惟查宋岳林等当庭质证，历历如绘。易夏氏除开口骂宋不讲良心东西，我不认识你外，面红耳赤，无词置辩。情节已属显然，则其为向警予正犯无疑。基以上情形，向警予参与共党谋议，执重要职务之所为，拟依陆军刑律第三条及第十八条第二款，处死刑。”
以上过程表明，向警予并不想白白送死，一直否认自己的身份。国民党当局叫来了叛徒，使向警予无法再隐瞒下去。她怒斥叛徒的出卖行为，准备就义了。新闻报道说：
“向警予判处死刑后，决于（五月）一日上午六时枪决。五时五分许，即由看守士兵将其唤起。向即起，着油绿色旗袍，扎羊角小辫。盖因向在法租界，恐人认识，故将剪去之发蓄长也。卫戍部将向绑出后，连同张汉藩，由监刑官及士兵押赴余记里空坪刑场。自鼎丰里一带经过，沿途观者人山人海。行走时，犹高呼口号。至坪后，先行枪决张汉藩，次即枪决向警予，七时始收殓。”(6)
优秀的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就这样牺牲了。她死得很有气节，表现了为革命献身的高尚品德。叛徒的出卖，对共产党危害极大。所以后来中共对叛徒的惩罚非常严厉，皆因于此。
还有一些党员的叛变与牺牲，是临时中央“左”倾盲动路线的结果。最奇特的例子是湖南省委的任卓宣。
任卓宣（笔名叶青），1896年出生于四川南充一个贫农家庭。在老家念完私塾，进入南充县立中学，该校校长是后来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的革命家、教育家张澜。中学毕业后，张澜推荐任卓宣进入北京法文专修馆，1920年，任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负责宣传。
1925年任卓宣组织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勤于读书，理论文章写得很好，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好，这都为他成为中共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1926年底，任卓宣回国，在党内受到重用。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被派往湖南，与毛泽东、郭亮等组织秋收起义。失败后，瞿秋白下令改组湖南省委，王一飞任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领导长沙一带的暴动。1927年11月上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责成湖南、湖北两省同时发动暴动。12月10日，王一飞身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袭击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暴动失败。国民党当局展开大搜捕，王一飞、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同时判处死刑。
难以置信的是，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任卓宣，竟然中枪不死，逃过一劫。任卓宣曾把这段在刑场死里逃生的奇遇，向徐业道（曾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讲述过：
“押至刑场，死囚排成一列，跪地受死，只听见砰砰砰……枪声响了七响，我突然感觉有一股力量把自己压倒，倒地之后，动弹不得，模糊之间，我听见执行死刑的人员喊着：这个人还没死，应补枪。又听见几声枪响，所幸没打着我。行刑完毕，刽子手呼啸离去。那时我意识愈来愈模糊，完全不知是死是活，感觉身上疼痛至极，僵卧地上，不久我就晕过去了。
那天夜里，天降大雪，雪花覆盖住了尸体，这时我冻醒过来，并且听见谈话声，有人冲我问：你没有死啊？我说我没死，你们补我一枪，让我痛快的死去吧！这人说，我们不是刽子手，而是所谓的‘剥鬼皮’，发死人财的。这人告诉我，你不用怕，我可以救你。这人问我家住何处，可通知家人来救你，带我到附近农家暂时歇息。
我老家在四川，湖南当地只有一个表妹。天亮以后，表妹将我送到湘雅医院，院方尽人道急救义务，未深究我的底细。但是，城里已经谣言满天飞。有人说，浏阳门外刑场十命九尸，一具尸首被地虎吃了，也有人传言是死而复生。”(7)
任卓宣死里逃生，一要感谢发现他的那个“剥鬼皮”，二要感谢教会医院，虽然知道他的来历，还能救死扶伤。在医院调养期间，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在党内领导湖南各地的暴动。但是，他对中央盲动路线越来越反感，而且上级要把他的住所当联络站，这等于是让任卓宣再去送死。所以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他对国民党长沙“铲共”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
任卓宣的叛变，令上海中央的负责人都感到震惊。郑超麟说：“任卓宣为了保存性命，不仅投降了敌人，而且帮助敌人捕捉自己的同志。以后省委组织部长袁笃实（达时）也被捕了，他把湖南全省组织的名单和地址和盘托出，让敌人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任卓宣和袁笃实及其他几个叛徒在长沙发表宣言，劝其他同志投降。”
对于任卓宣的叛变，陈独秀很难理解。郑超麟回忆：“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作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为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8)
“左”倾盲动路线不仅造成暴动的连续失败，甚至会断送党的组织和干部的生命。“刑场上的婚礼”就是中共党史上一个悲壮的故事，讲的是中共广州市委负责人周文雍和夫人陈铁军一起被国民党杀害，英勇就义的事情。
1928年2月15日，《申报》以“广州枪决共党首要续讯”为题报道：“广州连日破获共党机关不少，枪决共党分子计不下数百人。本月2日下午4时，卫戍司令部谍报队长何荣光，督队驰往西关荣华西街17号2楼，搜捕共党首要周文雍，及其妻陈影萍。翌日审讯后即行枪决。兹息当何队长往捕时，周匿于浴室。后被谍捕员认识其真面目，遂将周与其妻逮捕。谍捕队在其室中，搜出秘密书件甚多。”
“翌日，卫戍部执法处长开庭研讯，周直认为广州共党领袖三人中之一。所谓三人者，为张太雷、黄平，及彼是也。初时周力证其妻无罪，及再三研鞫，周乃亲笔写供状，洋洋万余言，对于共党内容关系，颇多直白。此种供状，政府认为有守秘密之必要，遂不宣布。至6日法官遂将周判决死刑，提出郊外执行枪决。”
“是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二人摄影存案，是时周夫妇尚无惧容，二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处决罪状。周又发言，谓前供尚有不实处，请更正。法官许之。周遂指其妻曰：陈影萍者，实伊之伪名。伊原名陈铁军，为中大学生。此时法官遂问11日暴动之情形，周复侃侃而谈。其后周妻亦略有所供，谓伊在‘清党’期内，始离去中大学校，进行实施工作。周夫妇续供既毕，法官即将原供令周陈署名。是日下午二时，法官遂令卫兵将周陈绑赴郊外红花岗执行枪决。周陈临刑前，容色不变，沿途均呼共产党万岁之口号。”
“又据粤报载称，周夫妇摄影后，执法官传令提周夫妇出堂。周遂偕妻昂然直出。周文雍服杂绒西装，颈围冷巾，双手插裤袋中，侧手作睨视状。其妻则手持纸烟，且吸且微笑。至宣读陈影萍罪状时，周复力争改为陈铁军。宣判既毕，即令捆绑。周乃将围颈之巾转绕其妻颈上，并与之握手。其妻则手持周颈部之绳，使勿缚急。一并押赴刑场，并执行枪决。”
周文雍与陈铁军
当年拍摄的照片，留下了周文雍与陈铁军最后的合影，从容镇定，大义凛然。成为共产党员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经典形象。但我们也要问：周文雍作为广州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当时领导工人赤卫队，多次公开抛头露面，广州有很多人认识他。为什么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周文雍还要在广州市内活动？
前面说过，广州起义失败时，参谋长徐光英把黄平和周文雍扔下了。周文雍一度被广州公安局捕获。当时敌人还不认识周，黄平立刻想法营救。他说：“营救周文雍出狱我是参与其事的，我们在探监的时候通过一个罪名小一点的同志，通知周文雍吃大量辣椒，把体温提得非常高。再要求送到一个离公安局较远的监狱医院医治，我们是在那里营救他的。周文雍照这样办，公安局上了当，果然把他送到监狱医院。一位省港罢工的香港司机梁梅枝借了一辆汽车，带了几个人，便直奔医院，把周文雍抢走了。”(9)
黄平、周文雍脱离险境，到了香港。李立三代表中央来领导广东省委。他在香港召集会议，把领导广州起义的干部都给予处分。黄平、周文雍被撤职，派做基层工作。黄平不服，向上海中央申诉。瞿秋白、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也感觉李立三这样处理不对。黄平没有返回广东，暂时保住了性命。
李立三在香港把参加过广州起义，失败后遭到国民党通缉，已经逃到香港的幸存干部，再次派回广州，让他们“戴罪立功”，重新组织暴动。这种盲动主义做法不但极不现实，而且是不顾他们的死活，断送他们的宝贵生命。
李立三在香港决定：以麦裕成为书记，重建广州市委。麦裕成参加过广州起义，在此时回去是极其危险的，结果麦裕成与市委委员周文雍、季布高等返回广州后不到一个月，市委机关就被破获。1928年1月下旬，麦裕成等40余人相继被捕遇害。但李立三不是及时让这些干部撤回香港，避免更大损失，而是任命季布高继任广州市委书记，周文雍任市委委员。由于叛徒告密，周文雍于1928年2月2日被捕，6日英勇就义。广州市委共有10人被捕牺牲。
广州党组织屡遭破坏，负责干部相继被捕遇害。从外因来讲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但从内因来说，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是毁灭广州党组织的主要原因。广州起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革命力量已经遭受重大损失，广东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党应该采取隐蔽的方针，逐步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李立三错误地估计形势，还认为广东仍会继续革命高潮，组织第二次暴动。这种做法把广州仅存的力量完全暴露，很快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由于临时中央“左”倾盲动错误路线的影响，广东干部蒙受了巨大损失，导致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牺牲的优秀干部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最直接的方式。国民党“清党”之后，共产党员时刻处在被追杀的威胁之下。他们起来反抗国民党，领导群众暴动。江西的方志敏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县人，出身中农家庭。1919年考入南昌甲种工业学校，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因参加和组织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痛恨旧社会的压迫和不平等，1922年7月来到上海，加入青年团。1924年3月，在南昌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地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先后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中共江西省委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下旬，他化装成贫苦农民从吉安步行回到弋阳，组织农民暴动。他回忆当时的思想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重起炉灶，再来干吧！”
干革命要有枪杆子，方志敏决定利用关系，到鄱阳去搞枪。“鄱阳原有一个警备团，有枪一百支，团长为共产党员胡烈同志，可以说该团是共产党的。我从吉安回弋阳时，途经鄱阳，曾在船上找到鄱阳的同志来说话，要他们将警备团带到弋阳去，以保存实力。哪知到了鄱阳，那班名为共产党员而实则反动派的鄱阳佬，早就以牺牲警备团为与劣绅妥协的条件，将警备团断送了。胡烈同志撤了职，警备团里面的党员悉行开革。”虽然方志敏身边只剩下十余支枪，但他见到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听到了关于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传达，得知“党重新决定了正确的策略，决定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决定秋收暴动”，便也准备秋收暴动，计划先攻下弋阳城，即以弋阳县为根据地。
回到家乡，队伍还没组织起来，国民党就来进攻。大家只好逃散，方志敏说：“白军进攻的第二天，就到我村放火烧屋。我村家家都放了火，但放火后即开走了。群众躲在山上，看到白军开走了，马上一拥下来救火。还算灌救得快，救起了一小半。八十余家中，就有五十余家被烧个干净！被烧了屋的群众走回家来，不见房屋，只见一片断墙碎瓦，哪能不伤心！女人们都大哭起来，边哭边骂。男人都咬牙切齿，指手顿脚的骂劣绅，咒白军，要与他们拼命。”经此挫折，他懂得了要事先组织发动群众，才能进行暴动。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几个共产党员在弋阳、横峰走乡串户，用喝鸡血酒、拜把子等方式串联群众，在一些村子里建立农民革命团。团员要宣誓遵守纪律：绝对保密，利用亲戚邻居发展新人，各人准备武器，听从上级指挥。
1928年1月，方志敏到横峰，在蓝子坂、楼底村一带秘密活动。楼底是一个有小煤窑的山村，这里为暴动起点，具有一些优越条件：一是这里群众靠挖煤推车为生，非常贫困，全村只有一户富农，没有地主；二是这个村的民风剽悍，不胆小怕事；三是地形好，群山环抱，地势险峻，道路崎岖，既没铁路，也没有公路，看不到汽车、火车，只有独轮车一类原始的交通工具，反动统治基础薄弱，属于“三不管”的地方。即使敌人队伍前来进犯，也不那么容易；四是武装基础好，打鸟的很多，家家有鸟铳，并有煤洞便于隐藏。方志敏决心在这里大干一场。他豪迈地说：“横丰（峰）像一个革命的火药箱，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丰（峰），把这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革命的暴动很快就爆发起来了！”
方志敏没有强迫群众，而是等待群众的觉悟和暴动的时机。他说：“中国旧历年关，正是工农劳苦群众最难过的鬼门关。那时正当旧历年关迫近之时，豪绅地主都纷纷向工农群众逼租逼债。起初还设词拖延，愈逼愈紧，无法尽着拖延下去。于是各村农民革命团的群众，每天都有十几班跑到我跟前来催问：‘什么时候暴动呀？’‘还早啦，准备还不够得很！’我答复他们。‘赶快动手，实在忍不住了，要逼死人呵！’他们再三说。总要和他们说许多话，才把他们说回家去。但过了几天，他们又来催问：‘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暴动？’有一天，县里的官员到楼底煤矿来收捐钱，被农民革命团团长张长金打跑。张长金怕官员回县城派兵，决定提前暴动。”方志敏看时机成熟，同意了大家的要求。附近村子的农民一起行动，抗捐抗债。他们拿着刀枪绳索到地主家里，逼迫地主把借字契据全交出来。横峰暴动持续了两个月，直到省里派了两营国民党军来镇压，暴动才失败了。(11)暴动虽然失败了，方志敏却有了宝贵的经验。他领导的暴动在交通不便的山区，使革命有生存的条件。如果要将革命坚持下去，就必须有健全的党组织，有正规的红军，有巩固的根据地。这就是方志敏为什么后来能成为江西赣东北红色根据地创始人的原因。
但是，盲动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上海中央领导人，当时命令各地党组织展开暴动，既不考虑能否成功，更不考虑失败了怎么办。经历了南昌失败的张国焘，对此十分反感。他说：“我并不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纳兹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分。”(12)
1928年初，王若飞作为江苏省委书记，先后到无锡、宜兴、奉贤等地领导暴动。曾协助王若飞领导无锡一带秋收暴动的徐彬如回忆：“四一五反革命大搜捕之后，我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先在中央军委后到中央农委工作。我到农委时已经是1927年下半年了，这时农委刚刚成立不久，由王若飞负责，机关设在上海北四川路桃源坊。11月6日，王若飞通知我到无锡搞暴动。他说：搞暴动是江苏省委的决定，各县都要搞。宜兴已经动起来了，无锡要赶快发动。只要无锡一动，常州、江阴、苏州都发动起来，京沪沿线的总暴动就开始了。他还说要我去是秋白同志的意见，叫我第二天就动身，到无锡的当天就把暴动搞起来。”
动身之前，农委秘书俞泽鸿派两个人来送徐彬如，向徐谈了一下无锡的情况。说无锡是江苏省农运基础最好的一个县，领导人一个叫严朴，一个叫杭果人，都是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的。徐彬如说：“临走时，来送我的人还要我想法子搞20万块银元回来，因为革命正需要经费。他们说：无锡的土豪很有钱，想法搞到保险柜的钥匙就可以搞到钱。就这样，我匆匆忙忙接受了任务，在火车站化了装，带着几名助手离开了上海。车到无锡。一下火车就觉得气氛不对，敌人戒备森严，到处架着机关枪。原来在一个星期以前，无锡的近邻宜兴发生了暴动。宜兴暴动使附近县、市的反动派十分恐慌，因而无锡反动派的戒备加强了。”
徐彬如一行被联络员带到预定的暴动地点梅村，见到了杭果人。他当时是江苏省委特派员、无锡农民革命军总司令。杭是知识分子，当地人，很年轻，不到30岁的样子。杭果人向徐介绍了当地的情况，他认为在无锡组织暴动是可以的，但无锡是京沪线上的重镇，乡下虽然没有敌人驻军，城里敌军几个小时就可来到，敌人决不允许在他们眼皮底下搞暴动。徐问杭有多少枪，他说农会只有20多支枪。把可以调来的枪加在一起，能有300多支，实际上远没有那么多。
1927年11月9日晚上，暴动开始了。暴动的中心在安镇。杭果人身挎盒子枪，带着卫队，领头喊着口号，唱着歌冲向安镇街头。参加的群众有2000多人，个个颈系红布，手拿锄头铁棍，情绪很高昂。起义群众在安镇镇公所门前举行了群众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接着就向地主豪绅的住宅冲去。其实，那时大点的地主早已躲进城里去了，所以只捉了他们的家属。打开保险柜，也没见银元。当夜，暴动的群众把从地主家搜出来的地契、借据，连同地主的房屋、家具都点火烧了。火光冲天，欢声雷动。
第二天敌人就出动军队镇压。保安队、水上巡逻队纷纷下乡抓人，徐彬如、杭果人被迫躲到一条船上。撑船的是位妇女，敌人盘查时都由她答话。徐、杭根本无法和群众联系，成了“光杆指挥部”。一直到常熟县境内，风声不紧了，才敢上岸买吃的。下一步怎么办？杭果人主张集合起来再干。可是群众已经散了，与王若飞又联系不上，大家认为再干很困难，决定回上海。无锡暴动就这样结束了。
徐彬如回忆：“回上海后不几天，在静安寺路静颐里开会。瞿秋白、邓中夏（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俞泽鸿、杭果人和我都参加了。会上瞿秋白批评我们不该逃跑，骂我们右倾。杭果人和我则认为发动这次暴动就是盲动。瞿秋白责问我：那里有没有群众？我说有。他又问：群众是不是拿着武器？我说是。他说：有这两条就不是盲动。我不服，还要争下去。邓中夏怕我会被开除党籍，就把我拉到一边，劝我不要再争。王若飞在会上作了检讨。这次会议不欢而散。”(13)
瞿秋白临时中央搞暴动的初衷，是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但是中央号召杀尽一切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使各地暴动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烧杀情况。这种行为使一般百姓很难接受。暴动组织者让百姓这么干，很多百姓都畏惧不敢。1928年4月，共产党在苏北淮安北乡组织暴动，后来报告说：
“各村决定要杀的人，可说都没有杀。有的刀架在头上，不敢下去。不但砍不下去，反把自己的手颤动得战战兢兢。参预杀人的同志，事后问他，他说：‘我几夜都睡不着觉。好似某怎样被拿，怎样枪打进去，怎样的流血，怎样微微的颤动，怎样的死，呈现在脑海中。每到睡觉的时候，一惊就醒了。’后来听说乱刀砍杀我们同志，烧房子拿人，才悔恨少杀了人。以后这也要杀，那也要杀。”(14)
烧杀政策不仅不能动员群众，反而会招致群众的反感。如果危害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还可能起来反对暴动，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1928年初的湘南暴动，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1928年3月，朱德率领南昌暴动的部队经过湘南，郴州、衡阳地区党组织配合掀起湘南暴动，一时占领了郴州和耒阳、酃县等地方。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他们调兵遣将“围剿”湘南工农革命军，重点进攻郴州。驻耒阳的朱德部队受到南北夹击，北面是衡阳的白崇禧部，南面是广东范石生部。国民党军人多枪多，对郴州苏维埃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面对敌人进攻，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特委书记陈佑魁提出了一个极左的“焦土政策”，下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烧衙门、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甚至要把从宜章至耒阳一线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使敌人来进攻时无房可住，阻止敌人的进攻。
当时领导永兴农民军的黄克诚回忆：“农民对这种乱烧的做法非常反感。我哥哥是个同情革命的老实农民，他曾悄悄对我说过：你们为什么要烧房子呢？把这么多、这么好的房子烧掉多么可惜！即使是土豪劣绅的房子也不应该烧掉，可以分配给穷人住嘛。我哥哥的这席话，是人民群众的心里话。我本就对这种做法有怀疑，很抵触。听了我哥哥的话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当永兴县委开会讨论贯彻湘南特委的指示时，我坚决反对烧房子。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地指责我右倾，并责成我负责烧县城，我拒绝执行。李一鼎以组织名义命令我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我被迫服从了，但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只在县城烧了衙门、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地烧，最后永兴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商店还是保留下来了。”(15)
郴县、耒阳县委都按照湘南特委的指示，把县城焚烧一空。郴县县委在城郊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烧掉城郊的房子。在大会上讲话的是曾志的丈夫、县委书记夏明震（夏明翰的弟弟）。那天曾志也在会场，感到形势不对：
“那天我起得早，九点多就来到会场。只见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八九百人。同往常召开群众大会不同的是，郊区的农民们手上都拿着家伙，有锄头、扁担、镰刀，还有枪、梭镖和大刀。个个紧绷着脸，有的怒气冲冲，整个会场上弥漫着一种恐怖紧张的气氛。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你们烧了房子，国民党部队就吃不成饭啦？就能把他们饿死？’‘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住，要我们烧了房子到乡下投靠亲友，我们的亲戚都很穷，让我们投靠谁去呀？’这时，讲台上此时出现了一个人，大声说着：‘乡亲们，鸟都有一个窝，我们是人！上有老下有小，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不搬家还有一条活路，烧了房子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反对烧房子的站在这一边。’他的话音刚落，参加大会的农民、居民几乎都站过去了。”(16)
会场顿时大乱起来，农民冲到台上将夏明震等一批干部打死。直到陈毅率部队前来，才将骚乱平息下去。这就是湖南省委向中央报告的“湘南农民挂白带子攻击我们”的群众“反水”事件。
烧杀的湘南暴动，引起了农民的反抗，不少村子的农民“反水”了。国民党军队开过来，对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大捕大杀。黄克诚带领的永兴农民军失败了，他只好和战友李卜成躲在山里。黄克诚回忆：“到了深夜，我们估计敌人已经撤走了，才下山摸进村子里探听动静。经过了解才知道，白天我弟弟给我们送饭回去的路上，就被敌人抓住了。敌人指名要抓捕我。来到我家附近，我弟弟把我家的房子指给他们，敌人就冲入我家搜查，我弟弟趁机溜走了。敌人在我家里翻腾了一阵子，没有找见我，就逼迫全村男女老少到打谷场上集合，在人群中逐个辨认，并派兵在全村逐户逐屋搜查，折腾了大半天，还是没有抓到我。敌人就把我父亲抓起来拷问。我父亲确实不知道我的消息，敌人要把我父亲带走。有个豪绅说：这老家伙一点油水也没有，带走也没有用，还得白管饭吃。众乡亲又一再说好话求情，敌人才把我父亲放了。”
黄克诚在家乡待不住了，就和李卜成筹措了几十块钱路费，离家上路了。他说：“临走前，我回家去见了父母一面。父亲一见到我，气得暴跳如雷，指着我大骂一通。骂着骂着，气噎胸喉。我母亲在一旁讲风凉话，她说：‘这都是你们让他出去读书的报应！这下可好，读书读成气候了。读得好，读得好嘛！’我一见这种场面，不能再说什么，就扭头走出家门。从此，我再也没有见父母的面。”(17)
烧杀的暴动是不得人心的，不要说在革命基础薄弱的地区，就是在革命基础雄厚的根据地，也同样会导致失败。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根据地，本来是革命基础最好的地方。南昌、广州起义的部队都是奔向那里，以为在彭湃领导下可以坚持下来。但是彭湃也执行了盲动路线，在当地掀起了烧杀之风，导致海陆丰根据地的彻底失败。
大革命时期，彭湃在海陆丰地区发动农民革命，建立基础党组织和农会，号称“农民运动大王”。1927年11月8日回到海丰，兼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当时南昌部队余部千余人在董朗和24师党代表颜昌颐领导下，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师（又称红2师）第4团。这是彭湃手下最有战斗力的正规军。10月底，2师在农民武装配合下，攻占海丰、陆丰县城，取得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彭湃回到家乡，决心打出一片红色天地来。
11月20日，海丰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彭湃主持下通过了《没收土地案》 《杀尽反动派案》 《取消苛捐杂税案》 《禁止米谷出口案》等一系列红色法案。彭湃当时是很激进的。在21日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式上，他讲话说：“我此次回家，在汕尾起船，看见海丰的工农兵已得到政权。但是这种政权，是由张（发奎）李（济深）斗争，各反革命派逃走，才乘机会来得到政权的；不是大家执行土地革命，起来杀土豪劣绅、地主及反革命军队夺来的。这种政权很危险，我料定以后还要失败一次。必要让反革命军队再入海丰，然后我们再暴动起来，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那时所得的政权，才能够稳固，才能够万年不倒。”(18)
杀戒一开就控制不住了。罗浮（绮园）的《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海陆丰工农兵的大暴动》写道：“自海陆丰先后克复后，工人农民及一切贫苦民众，第一视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自己动手的铲除一切剥削阶级的势力。他们毫无顾惜的搜捕各处的豪绅地主及重利盘剥者。他们完全站在阶级观点上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所以在海陆丰境内，可以说差不多没有一个豪绅地主的踪影了。”(19)
彭湃在海陆丰搞的盲动政策，不但没有巩固住根据地，反而引起了群众的恐慌。陆定一后来反思：“就海陆丰的情况来说，当时采取一些过‘左’的政策。比如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在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又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仅规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敌探要处以极刑，就连通信员、税务人员、各机关一般公职人员也要处死，这就严重地脱离了群众。”(20)
1928年2月起，广东国民党军陈济棠、钱大钧、陈铭枢等部，从四面包围海陆丰。面对强敌，彭湃采取了拼命主义的方针，与国民党军队硬拼。当时由广州起义余部组成的红4师，在叶镛、袁裕、徐向前等的带领下抵达海丰，与红2师一同向反动派展开战斗。
徐向前回忆：“不久，敌军进攻忠来。忠来城守不住，我们就退到普宁的三坑，作为我们的根据地。三坑是山区，在那个地方也打了不少仗。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彭湃不懂军事。确是这样。彭湃反对上山主义，有一次部队在山下一个地方遇到了敌人。敌人比我们强，地势又对我不利，我们决定撤退上山。这时，彭湃赶到了。他说：怎么能退？要进攻。说着他一个人往前冲，我们只好跟着。本来在山上打仗对我们有利，打不赢也可以跑嘛。可当时就不是这样，由于这样与敌人拼消耗，损失很大，我们红四师只剩下四五百人了。”(21)
徐向前反思：“彭湃在海陆丰那段，政策上他是‘左’倾的。本来海陆丰的群众基础是不错的，之所以失败，就是不善于运用军队的力量，在壮大自己，消灭敌人，尤其是在战略战术方面运用得不好。对这点，以前我是这么看，现在也是这么看。在军事上，开始时是打了胜仗的，但由此产生了盲目乐观主义情绪，不是避实就虚，而是老想怎样去夺取城市。还有，见到地主、反革命就杀头。红四师虽然知识分子多一些，但他们都很能吃苦，是一批骨干力量，在海陆丰牺牲那么多，很可惜。那时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补充红军的兵力，消耗得不到补充。结论是：搞得好，可以在海陆丰坚持久一点。但由于它南面是海，背后是山，是不能坚持长久的，应往粤北发展才对。”(22)
“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和彭湃的拼命主义思想，终于导致海陆丰根据地的失败。1928年7月，国民党军对海陆丰地区发动新一轮的“围剿”。这时红4师、红2师残存的人员不过300人，无力抵抗。彭湃退到潮阳县的雷岭山区，队伍越来越少。周围同志都知道不行了，劝彭湃离开到中央去。彭湃丢了根据地，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还不想走。直到9月底一天，突然被敌人包围。彭湃只身突围，与队伍失去联系。这样，彭湃离开海陆丰，经香港于1928年11月到了上海。
彭湃在海陆丰的事业，就这样失败了。从当时条件说，彭湃领导的军队及其所处环境与毛泽东是差不多的，完全可以依靠当地的革命基础，搞出一块根据地来。但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了呢？当然，敌强我弱是客观事实，但彭湃自己也有很大的失误。陆定一后来总结说：
“幼稚还表现在当时只知前进，不知后退；只知进攻，不知退却。如果在敌人步步向海陆丰进逼的时候，起义的领导人主动退却，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当时认识不到。即使认识到了也办不到。因为中央、省委当时整个的指导思想是进攻，而不允许退却。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率领部队不攻长沙而上井冈山，这在当时也只有他能够办得到。这是战略上非常英明的一幕。但他竟因此受到处分，被撤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这说明进攻需要勇气和谋略，退却也同样需要勇气和谋略。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谋略。该退的时候就要退，不但善于进攻，而且也要善于退却，这是脱离幼稚状态、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海陆丰的失败中，我们所能得到的经验中，我想这一点是很宝贵，很宝贵的。”(23)
(1) 《中国共产党宜章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2) 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1986年印，第347页。
(3) 《瞿秋白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4)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传》（1928年7月），《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5) 卢蔚乾：《胡宗铎、陶钧统治湖北的情况》，载《湖北文史资料》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6) 《易夏氏在汉枪决续闻》，《申报》1928年5月6日。
(7) 《中华日报》（台湾）1955年3月27日。
(8) 《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9) 黄平：《广州暴动》，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30页。
(10) 曾旅湘：《“左”倾盲动主义对广州起义失败的影响及危害》，《传承》2012年第13期。
(11)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载《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9页。
(12)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13) 徐彬如：《回忆无锡秋收暴动》，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苏沪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页。
(14) 《淮安北乡暴动报告》，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苏沪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15)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16)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17)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18)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2页。
(19)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8期。
(20) 《回忆海陆丰的斗争》，载《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6页。
(21) 徐向前：《彭湃与红四师》，载刘林松、蔡洛编：《回忆彭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22) 徐向前：《彭湃与红四师》，载刘林松、蔡洛编：《回忆彭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23) 《回忆海陆丰的斗争》，载《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7页。